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58：環保政策與ICT產業鏈_風聞

如前所述，深圳及深莞惠地區的高科技產業主要是ICT產業（佔到80%以上的比重），而ICT製造產業鏈在全球的產業轉移，環保政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本篇探討環保政策對深圳地區創新網絡的影響。

眾所周知，ICT產業鏈中的諸多核心的零部件、元器件，無論是芯片，還是面板，還是它們的上游比如PCB（印刷線路板）產業，其生產過程都是高耗能、高耗水，且會產生各種對空氣、水等的污染物。當一個地區經濟成長之後，逐步就會提高對環保的認知，ICT製造環節因此被迫不斷遷徙到對相關污染相對更寬容的地區。

而深圳就是從最初對此類污染相對寬容，到人們的環保意識和環保要求不斷上升的過程。這也是逼着深圳ICT產業不斷升級（同時將污染環節不斷外移到其它地區）的過程。深圳不過是重複了硅谷、台灣的路徑而已。

一

在《硅谷密碼》一書中有一小節題為“灰谷”，描述了硅谷的污染狀況，以及環保政策迫使硅谷將製造環節轉移向亞洲的過程：

“20世紀80年代初，公眾已經逐步瞭解硅谷這個被隱藏的存在。當時有新聞爆出，劇毒的化學物質已經滲入仙童半導體公司位於聖何塞洛斯帕索斯工人街區的製造廠下方的排水管中。…硅谷的高科技宣傳者們一直在鼓吹這一行業‘清潔與無煙’的優點，而有毒的地下水與他們所宣稱的並不符合。”

“從生產微芯片所需的化學浸泡到所有計算機設備內部都存在的有毒金屬，硅谷從一開始就進行着污染極其嚴重的生產。…EPA最終將硅谷中的23個地區指定為污染異常嚴重的超級基金治理地區，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學中一大片充滿田園風光的研究園。”

“糟糕的公眾形象使帕洛阿爾託這樣的城市開始實行嚴格的環境法規。於是高科技公司開始尋找其他地方來生產它們的產品。有的公司選擇了當地的備選方案，象徵性地向東遷移，來到了海灣另一側地價便宜的平原上，那裏是公認的工業區，土壤與水早已被煉油廠、鹽池、汽車組裝廠、化工廠污染。…而在需要目光敏鋭的監督人員和精細的操作技術的崗位上，人們逐漸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將公司遷至海外來削減成本。”

“現在美國的高科技生產已經從新加坡與台灣擴散到了中國南方與印度，那裏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與私有化為外國公司創造了巨大的新機遇。這些工廠通常被急切甚至唯利是圖的分包商所擁有並經營，這使得高科技品牌的實際生產活動進一步遠離了灣區的陽光。…在亞洲勞動力市場的誘惑下，把高污染的高科技製造業轉移到看不見的遠方極其容易。

《硅谷密碼》只是籠統地説了美國IT製造業溢出到亞洲的情形，事實上，這些製造業在後來的30年裏循了“美國-日本-台灣及韓國-中國大陸”的遷徙路徑，最終將上述地區聯結為一個具全球性的價值鏈網絡。而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是中國大陸其中一個主要的落腳點之一。

這樣一個遷徙過程，每離開一個地方，並非連根拔起，而在在當地留下一個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基礎，並支撐起若干個IT巨頭，成為全球產業鏈的一個環節，而將勞動密集型的、高污染的環節繼續向低成本的地方轉移，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全球IT產業的總規模也越來越大，產業也循着家電-電腦-智能手機-智能網聯汽車這樣一個順序不斷延伸，這也是IT產業總體規模擴大的原因之一，此外也有市場普及的因素。我也一再強調，這就是深圳成為全國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的核心秘密之一。

這個不斷遷徙過程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一個途經國和地區，在產業發展成熟之後必然會提升其競爭力和技術含量，而當地社區居民的環保意識在經濟發展之後也往往提升，最後迫使當地環保政策對高污染產業的容忍度降低，於是污染環節只必然外溢到為了自己經濟增長而降低提高環保容忍度的地區。他們已經看到了前路的國家和地區的整個過程，並且抱着同樣可以產業升級的願望，因而願意付出環境代價。

可以跳過代價嗎？一路走來似乎定律是：不可以。

後面的部分，我將分三節，簡單介紹深圳過去40年的環保政策（以國家的環保政策演進為背景），並以ICT產業鏈中污染最嚴重的PCB產業為例，敍述其遷徙到深圳並逐步遷出（正在進行中）的過程，以及在深莞地區PCB產業最集聚的茅洲河流域，兩市治理流域污染的情形。

二

按照董戰峯、杜豔春、陳曉丹、程翠雲等人在《深圳生態環境保護40年曆程及實踐經驗》一文的描述，可以將這40年劃分為4個階段：

一是1980—1992年，屬奠基起步、建章立制階段。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之初，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速度遠超出預料。由於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環境管理與審批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建設項目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手續就興建的現象十分普遍。特別是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一大批規模較大的電力、建材等項目建成投產，工業廢氣排放爆發式增加，氮氧化物、降塵、酸雨等污染加劇。

相繼成立市級環保局、各區級環保局、各主要工業區和企業集團環保機構、各種社會性的環保組織，逐漸形成覆蓋市、區、鎮（街道辦事處）、企業的多層次的環境管理網絡。

逐步確立了以《深圳市環境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為主的基礎性法規制度，同時，1985—1988年完成的《深圳特區區域環境影響評價及環境規劃》是深圳市第一部區域性環境規劃，也是全國較早的規劃之一。

不斷加大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先後建成蛇口污水處理廠、濱河水質淨化廠和全國首個垃圾焚燒廠等環保基礎設施。

二是1993-2000年，屬局部創新、全面推進階段。

1992年獲得特區立法權後，至2000年先後制定頒佈地方性環保法規6部、政府規章6項、規範性文件61件，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環保法規體系。

1994年9月16日通過《深圳經濟特區環境保護條例》成為全市環境保護的綜合性基本法規。國家早在1989年就頒佈了《環境保護法》，但該法主要是確定部門環境執法權力，規定企業的環境守法義務，對政府的責任和公眾的權利，則多停留於原則性規定。《條例》則根據政府、企業和公眾三類法律主體，圍繞各自的環保職責、權利和義務，設計具針對性的法規制度和措施，比如首創按日計罰、查封扣押制度，後被國家立法吸收；首次將排污許可證“一證式”管理納入法例。

1994年12月26日通過《深圳經濟特區飲用水源保護條例》是在全國具有創新性的法規，最大的亮點是規定市政府對重要飲用水源地劃定一級、二級和准保護區。

1997年2月26日通過《深圳經濟特區水土保持條例》。

1999年11月22日通過《深圳經濟特區防止海域污染條例》。在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和船舶修造、保養、作業等方面強化了管理制度，規定了船舶在轄區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標準，還明確了船長在防污方面的責任，規定排污處理不合格的船隻不允許進港，同時加大了處罰力度，罰款額度由原來的10萬元提高到50萬元。這是我國防治海洋污染的首部地方立法。

1999年8月5日，市政府通過《深圳濟特區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辦法》。

此外率先探索實施土地、水等資源的有償使用，相繼出台《深圳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出讓辦法》《深圳經濟特區土地使用權出讓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水資源管理條例》《深圳市水資源費收取辦法》等制度文件。

加快補齊環境基礎設施短板。這期間，共建成6座城市污水處理廠、3個垃圾填埋場和2座垃圾焚燒廠，截至2000年全市工業廢水處理率達到99.9%，排放達標率達97.80%，工業廢氣處理率達98.9%。1997年榮獲全國首批“國家環保模範城市”。

三是2001-2011年的“綜合調控、轉型跨越”階段。

開始以“生態立市”戰略推動城市生態環境建設。2006年發佈了首個生態市建設整體規劃——《深圳生態市建設規劃》，2007年以市委市政府1號文件印發的《關於加強環境保護建設生態市的決定》對建設生態市做出了戰略部署，2008年率先制定出台了《深圳生態文明建設行動綱領（2008—2010）》，2011年發佈了《關於加強深圳市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方案》。着力推動產業循環低碳綠色發展，2009年與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簽署了《關於共建國家低碳生態示範市合作框架協議》。

2005年，建立了“基本生態控制線”制度，頒佈《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明確了深圳城市建設的生態底線，控制保護範圍近深圳市域總面積的50%。此後又頒發了《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優化調整方案（2013）》，對基本生態控制線做出進一步明確規定。目前，深圳市將超過20%的國土面積納入生態保護紅線範圍，開展“鐵線保護”。

2009年制定《深圳經濟特區循環經濟促進條例》。

在此階段開始探索生活垃圾分類模式，是全國首批8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之一。成立了治污保潔辦公室，實施污染減排年度控制，基本關停或外遷了全部的工業廢水重污染行業，建立危險廢物大户檔案管理制度。

2009年組建了市人居環境委員會，開展黨政領導幹部環保實績考核，修訂了《深圳經濟特區環境保護條例》。這一階段，榮獲“國家生態園林城市”稱號，被原環境保護部批准為首批生態文明試點地區。

四是2012年至今的系統改革、優化發展階段。

先後制定出台了《關於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深圳的決定》《深圳市生態文明建設規劃（2013—2020）》《深圳市生態文明行動計劃》等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在全國率先建立生態文明建設考核制度和領導幹部自然資源離任審計制度，制定“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生態環保責任清單；全面實施大氣、水、土壤環境質量提升行動計劃；組建“環保警察”，實施最嚴監管執法、網格化監管，組織開展生態環境“利劍”系列執法行動，構建形成生態環境保護領域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位一體”的責任追究體系；力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環保主任以及違法企業道歉承諾等制度，開展全市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試點工作。

更加重視公共參與作用，全面完善市場機制，實施補貼、補償、交易、金融等環境經濟政策。這一階段，成為全國首個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成員城市和首批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

2013年，作為國家首個碳交易試點城市，在全國率先啓動碳交易工作，建立排污權交易信息系統和配套政策，先於廣東省兩年啓動主要污染物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制度的建設和運行。2015年，全面啓動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試點。

自2014年起，市財政連續5年每年集中5億元，設立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用於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發展。

2015年之後推進實施超常規、大規模水環境治理。全面建立並落實河長制，市委主要領導擔任污染防治攻堅戰總指揮部第一總指揮、市總河長，將治水作為“一號民生工程”和“一把手工程”。全市“十三五”累計投入水污染治理經費1212億元，完成河流整治長度522.49km，新增污水管網6274.6km，新增污水處理能力268.8萬t/d，新增水質淨化廠污泥處理能力4435t/d（含水率80%）。

從上述資料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深圳的環保政策過去40年裏有一個從寬鬆到趨緊的過程，大量重污染傳統產業（如皮革、化工、印染、傳統電池等）逐步被排擠出深圳，因此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生態環境保護質量，深圳在全國均處於領先地位，這一點無庸置疑。從深圳市民的觀感來説，2008年之後，深圳的空氣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霧霾天氣越來越少，海域和許多河流的水質得到了改善。

但僅從官方角度的制度建設甚至立法角度來觀察深圳的環保政策，其實是遠遠不能看到真實狀態的。因為建章立制、立法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執法，是環保監督與處罰，是建立全面的污染物處理系統。

而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還必須給一些重要產業（比如ICT產業鏈）留出一定的環境冗餘，允許其在本地生存。

所以倘若我們看過去40年，特別是2000年之後這20年的過程來看，深圳，乃至全國的環保政策，都呈現出某種執法的特點。這種往往是由國家層面親自指導，對地方政府形成強大壓力之下，不得不採取的嚴厲措施，往往對經濟和產業造成直接的影響。

三

我們可以把PCB產業作為一個觀察的切入口。

PCB是印刷電路板(即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簡稱，是組裝電子零件用的基板，主要功能是使各種電子零組件形成預定電路的連接，起中繼傳輸的作用，是電子產品的關鍵電子互連件，有“電子產品之母”之稱。印刷電路板作為電子零件裝載的基板和關鍵互連件，任何電子設備或產品均需配備。其下游產業涵蓋一般消費性電子產品、信息、通訊、醫療，甚至航天科技產品等領域。

按層數來分，PCB分為單面板(SSB)、雙面板(DSB)和多層板(MLB)；按柔軟度來分，PCB分為剛性印刷電路板(RPC)和柔性印刷電路板(FPC)。業界一般按照上述PCB產品的基本分類，將PCB產業細分為單面板、雙面板、常規多層板、柔性板、HDI(高密度燒結)板、封裝基板等六個主要細分產業。

PCB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主要為覆銅板（CCL）、半固化片（PP）、銅箔、銅球、金鹽、油墨、幹膜等材料。通常來講，PCB成本構成中覆銅板佔37%左右、半固化片13%、金鹽8%、銅箔銅球5%，人力成本佔比也相對較高約11%左右，不同種類產品原材料佔比略有調整。根據覆銅板板材薄厚不同，其成本構成中玻纖布佔成本的25%~40%，樹脂成本佔比25%~30%，銅箔佔比30%~50%。

從上述材料構成即可知，PCB產業在產品生產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重金屬廢水及有毒氣體。故雖然其並不像造紙、印染、皮革、冶金等產業那樣屬於重度污染行業——中國政府2007年發佈的《電子信息產品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中國RoHS)，並未將PCB列入重污染行業，但作為相對耗水、耗能產業及存在廢水、廢液、固體廢棄物排放，PCB工業仍是環保部重點監測的行業之一——但在整個ICT產業鏈中，其與電鍍產業卻是污染最嚴重的環節之一。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家電、電腦、手機、通信等不同電子產品層出不窮，不斷驅動着電子行業持續攀升發展。PCB作為電子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四升四落，歷經四段行業週期，每一週期都由創新要素驅動行業攀升、緩增直至衰退，繼而新的要素出現，推動行業進入下一循環週期。

第一階段：1980年至1990年，是PCB行業的快速起步期，家用電器在全球範圍內的普及第一次驅動了PCB行業的蓬勃發展。直到1991-1992年，隨着傳統家電增長觸頂，以及日本經濟的衰退，全球PCB產值累計下滑10%左右。

第二階段：1993年至2000年，是PCB行業的持續增長期，主要受台式機的普及和互聯網浪潮的驅動，新技術HDI、FPC等推動全球PCB市場規模持續增長，PCB行業整體複合增長率達10.57%。2001-2002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導致全球經濟緊縮，下游電子終端需求放緩，PCB行業需求遭受打擊，其產量連續兩年累計下滑25%左右。

第三階段：2003年至2008年，PCB行業保持持續增長（CAGR=7.73%）。這主要受益於全球經濟的復甦和下游手機、筆記本電腦等新興電子產品需求的增加，激發了通信和消費電子對PCB行業的刺激作用。然而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打亂了PCB行業良好的增長態勢，2009年PCB行業經歷寒冬，總產值下降約15%。

第四階段：2010年至2014年，PCB行業呈現小幅波動增長的態勢（CAGR=2.29%），主要受益於全球經濟逐步恢復，以及下游各類智能終端產品的驅動，隨着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需求減緩，2015-2016年，行業總產值出現小幅滑落，累計值-5.62%。

從2017年開始，隨着5G、雲計算、智能汽車等新的結構性增長熱點的出現，PCB行業有望迎來新的增長驅動，邁入行業週期發展的第五階段。

在PCB產業歷史上，歷經了三次地區性繁榮和兩次地區性（正在進行第三次）轉移，都會在其主力承接區域出現多個百億級的企業，這個繁榮期往往會持續十年（所謂“黃金十年”）。如同前述IT產業在全球轉移擴散的情形，過去30多年PCB產業轉移路徑同樣是：美國（1990年代達到頂峯）-日本（2000年代達頂峯）-台灣（2010年代頂峯）-大陸（仍在從中低端向高端爬坡）。

如前所述，由於PCB產業是整個IT產業鏈條中污染最嚴重的環節之一，所以在IT製造業從美國向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陸轉移擴散時，最先轉移的往往就是PCB產業。

2000年時，美國PCB產值佔全球的約26%，歐洲佔16%，日本佔28%，這三個地區合佔70%：到2017年，美國PCB產值約佔5%，歐洲佔3%，日本佔9%，這三個地區合佔17%。由此可見到美國、歐洲、日本逐步退出PCB產業特別是中低端部分的明顯過程。

1970年代末，台灣開始承接美國、日本的IT製造業轉移，在台灣建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於1976年開始籌建，到1980年建成。迄今為止，台灣已建立了新竹科學園區（共1470公頃）、中部科學園區（共1485公頃）、南部科學園區（共1964公頃）三大核心園區計有17個基地（共計有5171公頃），完整的科技產業鏈條。其中“竹科”包括新竹、竹南、龍潭、新竹生醫園、銅鑼、宜蘭6個園區，2020年營業額12439億新台幣，包括集成電路8910億新台幣，光電產業1171億，電腦及周邊1186億，通訊543億，精密機械396億，生物技術146億；“中科”包括台中、后里、虎尾、中興、二林5個園區，2020年營業額9360億新台幣，包括集成電路7493億，光電1493億，電腦及周邊33億，通訊1.86億，精密機械242億，生技29億；“南科”包括台南、高雄、橋頭三個園區，2020年營業額8477億新台幣，包括集成電路5466億，光電2123億，電腦及周邊221.5億，通訊127億，精密機械386億。

雖然三大園區羣皆涉獵集成電路、光電、電腦及周邊、通訊等產業，但基本形成了“北芯片（集成電路）南面板（光電）”的格局，而PCB作為IT產業的核心電子元件，也在桃園形成集聚。

中國大陸PCB產業的建立，基本上是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始興於香港、台灣此一產業向大陸轉移，之後大陸業者不斷進行進口替代、從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結果。

中國於1979年開放後，從1980年代中期，港資PCB產業開始投資大陸。1984年第一家港資皆利士電子在中山設廠，開PCB產業向大陸轉移先河。香港電子工業主要轉移方向在廣東珠三角地區。

1990年代中期，看到了港資PCB產業成功轉向大陸並獲得大發展之後，台資PCB產業已開始在大陸建廠，主要在廣東和江蘇。事實上這是台灣IT產業投資大陸的先頭部隊。1990年代後期，大陸已有幾十家台資PCB企業。

到2002年，大陸前10大PCB企業中，台灣和香港資本各4家，美資企業2家；前30大中，則有台資19家，港資5家，美資2家，日台合資2家，日資1家。由此可見，不僅僅是港台PCB產業向大陸轉移，就連殘餘的美、日資PCB產業也在向大陸轉移。

2002到2012年，是外資特別是台資PCB產業大舉進入大陸的十年，到2013年，台資PCB企業落腳大陸至少超過200家，而當年中國PCB產業的年產值中至少有7成來自台商的貢獻。台資PCB廠家家擁有上百萬平方米的月產能且年年擴產，讓產業長期處在供給過剩的危機中，但也因新產能不斷開出，提供台商在營收上年年大躍進的動力。也正是這一轉移擴散，使得台灣PCB產業自2006年起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一，並保持了所謂“黃金十年”的繁榮期，同時帶動大陸PCB產業從幼小到逐步發展提升。

台灣加大陸這兩個地區的合計產值佔全球之比從2000年的19%到2017年65%（外資廠在中國設廠的產出也計算在中國大陸的整體產值中），大陸本土廠商的產值佔比也從2000年的不到5%提升到2017年的超過20%。

《2021年版中國印製電路生產廠商指南》的數據顯示，全球PCB製造工廠數有1250家，若以公司數計算估計約有1150家（再減去外資與台資集團公司約50家，則約有1100家），那麼中國擁有全球PCB製造公司數和PCB製造工廠數都約佔50%。無疑，中國大陸是全球PCB製造企業最多的國家或地區。

中國（大陸內資與港資）進入全球年銷售億美元的頂級PCB製造公司排行榜（百強榜），2021年度上榜的中國大陸企業39家，佔比近四成，台灣地區企業23家，佔比超過二成；日本企業19家，約佔整體二成；韓國企業12家，佔整體約一成多；其餘國家及地區企業總計7家，佔比不到一成。

2021年，全球PCB市場在手機、個人電腦、汽車電子等領域帶動下，規模達到了804.49億美元，增長23.35%，其中中國大陸（含外資）產值442億美元，佔比達55%。當然這其中包含了台資和外資在大陸設廠的貢獻。如果從產權角度統計，台資仍是全球最大的PCB產業集羣。據TPCA統計，到2022年，台資PCB生產仍以大陸為主，比重為59.7％，但是已連續多季下滑，第二大生產基地在台灣，約佔37.8％，呈現連續攀升。

從總量上看，目前“中國大陸+台灣”已經是全球最大的PCB生產基地，但是從結構上看，中國大陸承接的主要還是中低端產值，高端產值上依然顯著低於外資企業。國產替代是拾級而上的過程，就現狀而言，內資PCB企業主要還是賺第二級階梯——多層板市場的錢，此後將逐漸面臨向三級（高端FPC、高端HDI）、四級階梯（載板）過度的過程。從產品細分來看，多層板佔比我國PCB產品的47.6%，HDI版佔比16.6%，單雙面板佔比15.5%，柔性版佔比15%，封裝基板佔比5.3%。

筆者查閲到的2017年數據，細分市場中，多層板產值，目前美日歐韓等大陸及台灣以外的地區合計佔比約48%，台灣佔比31%，大陸佔比約21%。國內多層板領域生產水平達到國際領先的大陸廠商包括，深南、滬電、依頓、勝宏、景旺、崇達等，這些廠商已經成功進入戴爾、惠普、華為等核心供應鏈，無論是技術還是產能都在趕超外資和台灣廠。

FPC和剛撓結合板產值，美日歐韓等大陸及台灣以外的地區佔比約63%，台灣佔22%，中國大陸佔15%。

HDI產值，日美歐韓等大陸及台灣以外的地區佔比約53%，台灣佔比38%，大陸佔比9%，其中臻鼎、奧特斯、TTM、欣興、華通等廠商產品較為領先，主要是給高端智能手機供貨。大陸廠商中，超聲電子、方正科技、依利安達（建滔旗下）等也具備生產HDI產品的能力，但尚無法進入到高端智能手機供應鏈。

封裝載板產值，日美歐韓等大陸及台灣以外的地區佔比約60%，我國台灣佔比38%，大陸佔比2%。封裝載板是目前技術含量最高的PCB品種之一，日本、韓國及部分台灣廠商佔領技術至高點，國內僅深南電路實現大規模量產。

從2017年到2022年這5年時間，大陸企業在迅速提升自己的全球市場份額，並且逐步從中低端技術水平向中高攀爬。

前述台資PCB產業中，近年大陸生產佔比在下降，而台灣生產佔比在提升，原因主要就是，台灣PCB總產值中，硬板的佔比逐漸下滑，從2008年的95%下降到2017年的74%；軟板佔比逐漸提升，從2008年的5%提升到2017年26%。而台資中低端的硬板主要以大陸為生產基地，而台灣則為其相對高端的載板主要生產基地。

説回深圳。

深圳和東莞地區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外資PCB企業在大陸投資的重點城市之一，包括台資鑫華寶訊、柏拉圖電子（屬欣興電子）、雅新電子東莞、欣興電子、欣強線路板，港資的至卓飛高、紅板電路、恩達、生益電子、美維集團東、世紀電路，以及日資的紫翔電子、日東電工、COSMO電子、旗利得電子、大昌微細線路等都在深莞地區設廠。

2007年中國PCB產業（包括內外資）以1000億元的產值居全球第一，佔全球28%，這其中深圳地區企業約800多家，相關配套和材料企業約500家，從業人員超過50萬人，產值超過330億元，佔全國30%左右。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茅洲河流域，由於在兩市皆屬於遠離中心城區的邊緣地帶，遂成為兩市擺放PCB產業的主要基地。這也是造成茅洲河嚴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PCB產業污染嚴重，所以到2008年，深圳市境內茅洲河、深圳河、龍崗河等8條河流均受到嚴重污染。環境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市90%河流受到嚴重污染，主要河流中下游水質均屬於劣V類，達不到規定的地表水功能要求。以PCB板行業為代表的電子設備生產及製造業是重金屬的主要污染來源，也是工業COD排放大户。據2010年發佈的污染源普查公報，其所屬大行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工業COD排放2623.70噸，是深圳工業COD排放量最大的行業，被納入推行“重點污染行業優化升級”政策的目標行業。由於大部分PCB廠商位於茅洲河流域(其中77%為小規模企業，僅6%為大型企業，比如鵬鼎科技就位於松崗的茅洲河南岸邊)，造成該流域水體嚴重污染。據2007年綜合污染指數顯示，深圳市境內8條河流中污染均值最高的河流即為茅洲河。

2007-2009年，在全國颳起環保風暴的大背景下，深圳也開始針對PCB產業進行各種環保督查和限制發展。這是深圳PCB產業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環保風暴，之後2018-2019年，又有第二次環保風暴。這兩次環保風暴對PCB產業的影響至大，迫使深圳PCB業者遷出深圳或者異地擴產。這也正是本文前述的，環境立法和環保政策的宣示，遠沒有環保執法行動（運動）對產業的影響更為重要。

在2007-2009環保風暴中，深圳要求在2009年底，行業重金屬污染物排放總量在2005年基礎上削減40%，廢水重複利用率超過60%。為此深圳開始對電鍍和印製電路板企業污染防治進行績效評估，確定電鍍和印製電路板企業的減排指標和期限。對評估結果不合格的企業，不予通過排污許可證年審，將責令其限期治理，逾期仍不能達到要求的企業，將依法責令其限期停業或關閉。其實從2005-2007年起，深圳部分流域進行環保限批，明令不再給PCB企業發放新的環保批文，利用這一手段切斷線路板企業在深圳擴產的念想。

2008-2010年，僅珠三角地區的PCB企業，選擇外遷或將生產基地向廣東兩翼和內陸地區遷移的就有一百多家。PCB產業從珠三角出走成為行業共識。

據深圳PCB業者敍述，從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已經於那些有污染事實的企業，會毫不留情地關停或重罰，存在污染隱患的企業，也會經常去“管理”，環保部門一天到晚的圍着企業轉，達不了標就限期整改。據説為了確保企業排水達標，深圳環保部門曾經根據企業每天允許的排水量設置其排水管道的直徑，企業即使想多排水也無法實現。

嚴格的環保政策導致PCB企業大都選擇保留深圳現有產能，而將擴產放到內地。深圳永捷電子跟隨其上游企業建滔集團遷韶關。深圳崇達遷江門，金百澤遷惠州和西安，五洲電路遷梅州和江西龍南，深聯電路在贛州設廠，景旺電子在龍川設廠。博敏電子、奧士康、蘇菲克等，也紛紛遷出。富士康搬遷也讓許多PCB企業下決心跟着走。

但由於深圳的產業鏈完整性，和深圳相對優質的營商環境，企業大都希望與深圳形成“前店後廠”模式。

雖然在深圳地區PCB產業不再是香餑餑，反而成了政府眼中的包袱、拖累，必欲驅趕之而後快，但中國內地卻仍然極其歡迎它們的到來，出台各種政策招引珠三角、長三角PCB產業遷移或投資擴產。

比如，深圳超遠精密電子在深圳飽受環保困擾，外遷到安徽銅陵，銅陵是全國第一個承諾把PCB環保責任歸為PCB產業園區做的事，所以PCB企業不用自己單獨做污水處理，製程產生的廢水通過管道排到園區統一的污水處理廠。開發區投資2億建成日處理能力2萬噸污水處理廠。

2018年，大陸官方環保單位祭出新一輪的污染排放管制規範，針對華南珠三角地區及長三角地區的工業區進行嚴格稽查，作為高污染生產族羣的PCB產業首當其衝，尤其是大陸本地中小廠商，在缺乏足夠資本投入環保措施的情況下，紛紛關門大吉。即便是一些大型廠商，也不幸被波及。2018年9月，銅箔基板大廠港資建滔集團旗下的老牌PCB廠深圳達信，便以難以承擔環保政策帶來的巨大成本為由，宣佈關廠，深圳達信無論是技術水平還是產能都已經可以算是大型的廠商，可見環保政策的嚴峻。

有意思的是，在2018-2021年這一波環保風暴中，中國內地的一些省份反而表現得較長三角、珠三角更為激進，對PCB產業採取了簡單粗暴的關停措施，如2021年12月，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等四地發佈文件推進鐵腕治理污染，祭出限產或停產方式。反而深圳、蘇州這些ICT產業基地，由於環保政策已經常態化，並且會為了保證產業鏈的穩定運行，而對PCB產業採取積極穩妥的做法。由此形成了環保政策的倒掛。即便是在珠三角內部，據説東莞市的環保政策就比深圳更為激進。

在經歷兩次大規模的環保風暴之後，深圳仍然是中國重要的PCB產業基地之一，特別是中國高端線路板生產基地，包括高端的IC基板，高精密HDI線路板。

台資深圳鵬鼎控股（富士康子公司）自2017年以來穩居全球最大PCB企業，2021年總營收達333億元人民幣。在去年全國10大PCB企業中，深圳佔居4席，除鵬鼎外，還有深南電路（內資，2021年營收138億）、聯能科技（台資欣興電子子公司）、景旺電子（內資，2021年營收95.3億）。

根據深圳市線路板行業協會的數據，2021年深圳市億元以上PCB企業的總營收，為1170億元人民幣。倘若按照前述中國大陸PCB產業共442億美元這個數據，則深圳所佔比仍高達1/3。考慮到1170億這個數據包括了所有深圳PCB企業在全國或全球工廠的總額，深圳本地的PCB產業產值數據，應該低於100億美元，在全國佔比估計在10-15%之間。

四

最後一部分，以茅洲河流域的污染治理為例，管中窺深圳環保政策之一豹。

茅洲河是深莞邊界地區的一條珠江支流，幹流長41.69公里，干支流共有55條河道，流域面積388平方公里，流域橫跨深圳、東莞兩市，其中深圳側流域面積311平方公里。其下游11.9公里為深莞界河（又稱東寶河）。

如前所述，由於茅洲河是深莞邊界地區，在兩市均為遠離中心區的邊緣地帶，所以1990年代起，兩市均將ICT產業鏈中污染最嚴重的PCB、電鍍等產業擺放在該流域。實為鄰避效應之一例也。

也正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茅洲河流域進入了飛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到2008年前後，流域內已生活着近400萬人口，有5萬多家工業企業分佈。

2007年深圳市對全市進行工業污染排查，其中重金屬污染主要是深圳河、茅洲河流域。前者主要是福田區，重金屬污染佔全市的超過50%，當時某電子及通訊設備企業的六價鉻和鉛的排放量比較大，佔全市的46.4%。而茅洲河流域則主要是電鍍產業和PCB產業排污所導致。

當時茅洲河已成為廣東省污染最嚴重的“墨汁河”—流域內55條幹支流全部為劣Ⅴ類，其中40條黑臭，可謂“有水皆污、有河皆黑”。

早在2007年，在廣東省水利廳協調下，深莞兩市簽署聯合整治茅洲河備忘錄。但由於兩市責任不清，所以2007-2009年這波環保風暴，茅洲河流域污染狀況並沒有根本性改觀，且這一階段整治茅洲河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防洪等水利方面。

到2013年，廣東省排查的數據，茅洲河沿岸有2.2萬家工業企業，納入市區兩級監管的重污染企業250家（深圳235，東莞15），2013年日排污水100萬噸，其中工業污水8萬噸，其它是生活污水。當時茅洲河流域深圳側共有三個污水處理廠（沙井、燕川、光明），污水日處理能力60萬噸，僅為排放量的6成，實際處理量僅為53.8%，其中深圳側為45.1%。

2013年，茅洲河納入國家環保部督辦的十大環境案之一，廣東省將之排在全省第一環保大案，才導致深莞兩市下決心治理茅洲河流域污染，而真正的大規模行動展開，要到2016年，其時由廣東省生態環境廳牽頭，深莞搭建了“省生態環境廳+深圳市、東莞市+寶安區、光明區、長安鎮”的茅洲河綜合整治“1+2+3”工作框架，建立聯動治理制度。

2017年7月，深圳市水務局發佈《茅洲河流域綜合治理方案》。其中涉及到水環境治理的措施主要包括：

1，污水管網建設。其中污水乾管269公里，總投資20.6億元，在2017年已全部建成；支管2273公里，總投資需116億元，當時已建成161公里。

2，污水處理廠建設。截止2016年8月，深圳流域內污水集中處理規模達55萬噸/天，已建成運行4座，包括沙井廠（15萬噸/天）、松崗水質淨化廠（15萬噸/天）、光明廠（15萬噸/天）、公明廠（10萬噸/天）。計劃到2020年擴建污水廠4座，總處理能力達120萬噸/天。

3，沿河截污系統。2016年已完成沿河截污系統主要集中在茅洲河干流洋湧水閘及其上游處，左右岸合計，總長約45公里。計劃全流域建立截污系統，總長232公里。

4，清淤，計劃到2020年完成517.8萬立方米。

5，面源污染防治。規劃在流域內雨水入河排放口處設置旋流沉砂和雨水過濾系統，共計789處。

此外還有水生態保護與修復體系、文化景觀體系等。規劃的目標是一、三、五、八，一年初見成效，三年消除黑臭，五年基本達標，八年讓碧水藍天成為城市名片。

在2017年之前多年裏，深圳市投入茅洲河治理的資金已高達212億元。之後深圳市投入這一事業的資金超過500億元。成本不可謂不高昂。

這其中包括江碧環境生態產業園。

2008年，深圳市決定在松崗街道建設西部電鍍線路板產業基地，規劃面積3.28平方公里，並配套建設13.68萬平米行業循環經濟示範園。基地由寶安區政府籌建，位於松崗碧頭第一工業區和江邊工業區，示範園由市環保局負責籌建，位於江邊社區犁頭嘴。

由於這一計劃進展並不順利，2016年，寶安區將其調整為“江碧環境生態產業園”項目，規劃佔地面積1.39平方公里，計劃將寶安區既有的電鍍、線路板企業299家（約佔全市73％，廢水許可排放總量約8萬噸/日，佔寶安區許可排放總量約60％）的大部分集中入園，集聚發展。

按寶安區政府的計劃，江碧環境生態產業園分三期建設：一期是環保科技創新產業園，佔地面積5.6萬平方米，投資7億元；二期、三期為改造區，佔地面積100.43萬平方米；此外江碧環境生態產業園還包含佔地面積5.5萬平方米的寶安環境治理技術應用示範基地。江碧環境生態產業園將提供廠房總建築面積約160萬-200萬平方米，整個園區總入駐企業265家，入園企業產生的污水統一排入工業廢水集中處理廠處理。

2021年7月，首批20家企業入駐江碧產業園。不過到現在為止，江碧一期工程尚未完成全部建設。從2008年到現在，已過去14年。

無論如何，到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40週年時，廣東省已對外宣稱，茅洲河流域水環境實現整體性、根本性、歷史性轉好，其成就包括：四年補齊40年的水環境基礎設施短板，“十三五”期間，茅洲河流域累計新建污水管網2053公里，完成小區、城中村正本清源改造2628個，涉及500萬户家庭，新增污水處理能力81萬噸/日，出水水質穩定達到地表水Ⅳ類；深圳側的40個黑臭水體和304個小微黑臭水體全部消除黑臭，深圳側24條一級支流均達地表水Ⅴ類；“清水綠岸、魚翔淺底”的水生態環境逐步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