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部西書入中華,明清兩朝卻“厭學”?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2-11-25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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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西洋傳教士金尼閣,帶着7000本當時西方最先進的哲學宗教和科技文化書籍來到中國,不僅為了傳教,也希望將當時西洋的先進技術帶入華夏。然而歷經明清兩代王朝,這批7000本書籍卻基本沒被重視,中國錯失了開啓技術變革的機遇,如今再讀這段歷史,真叫人感慨萬千。

明末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生前兩次來到中國,死後葬於杭州西郊桃源嶺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

金尼閣:不遠萬里送書來
明末清初,一批批西洋傳教士進入中國,其中最知名的是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他們仨都進入過中國皇帝的朋友圈,還在朝廷裏混過一官半職,影響很大。

位於北京宣武門天主堂利瑪竇雕像。利瑪竇(MatteoRicci,1552年—1610年)是最早來中國傳教士之一,他成功地覲見皇帝,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啓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他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被稱為“利瑪竇規矩”。
而另一位傳教士金尼閣,雖説知名度低一些,卻做過一件前無古人的大事,他曾不遠萬里,從歐洲運送7000餘卷書籍到中國。
這事得從1610年説起,那年,金尼閣按照耶穌會總會安排,來到中國傳教,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走遍了江南六省,還曾去過北京。除了傳教,他也對這個文明古國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除了運輸7000卷書,金尼閣的另一項成就,是撰寫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漢字的羅馬字注音字彙,影響很大。
當時,從歐洲到中國的路途充滿了艱險,傳教士們,要麼死在了來中國的船上,要麼在傳教過程中死在了中國,偶爾有能回到歐洲的,也因各種原因不再來了。
但是金尼閣不一樣,他不僅回到了歐洲,居然還想再回中國。
1613年,金尼閣歷經艱險回到歐洲,他把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作的回憶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翻譯成拉丁文刊發,在歐洲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以至於在歐洲掀起了一股到中國傳教的熱潮。
隨後,他用了幾年時間進行環歐旅行,每到一地,他都要講講中國的風土人情、文化傳統、傳奇故事……等觀眾們都聽得入了迷,他就開始“植入廣告”,“有沒有想和我一起去遙遠的東方傳播福音的啊?有沒有人給贊助一些書籍啊?”
一套大師級的“營銷”下來,金尼閣不僅招募了22位傳教士和他一起回中國,更重要的是,還收集了7000餘套各類書籍,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大型圖書館,真叫一個收穫滿滿,事實上,他確實想在北京建立一座圖書館。
1618年4月,金尼閣開啓了他第二次來華旅程,雖然又有7名傳教士在船上患病死亡,但是好在活下來的人中湯若望、鄧玉函、羅雅谷後來都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
而那7000卷書,也在1622年安然無恙的在澳門下了船,隨後又被分批運到了北京的教會圖書館,就此開始了它們的中國之旅。

明朝:書雖好,沒時間看了
這7000卷書一到中國,就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重視,當時的京兆尹楊廷筠就認為,這7000卷書,都是當時西方文明的精華,而且數量龐大,比玄奘從印度帶回來那幾卷書有價值多了。
金尼閣也是信心滿滿,他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王徵、李天經等明末科學家、翻譯家,想早點把這批書翻譯成中文。

徐光啓墓內的雕像。徐光啓(1562年-1633年)是明代著名科學家,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曾與利瑪竇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前6卷),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原有的數學學習和研究的習慣,改變了中國數學發展的方向。另外,徐彙區和徐家彙的地名皆源於他的家族。
然而,那時候的明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1623年,黃河決口;1629年,李自成起兵,同時皇太極親統大軍攻明……可以説,那時候的明朝已經半截兒身子埋進了黃土裏。
雖然李之藻等人早早就把這批書來華的消息彙報給了崇禎帝,但得到的答覆卻是永遠的“方在候旨”。
當時的明朝內外交困,雖然從澳門購買的紅夷大炮,曾經在寧遠之戰中大發神威,把八旗官兵打的血肉橫飛,屍積如山,讓明朝認識到了西洋火器的威力,但是當時的明朝已經剩下最後一口氣了。

位於北京景山公園內的明思宗殉國處,一顆老歪脖子樹,訴説着歷史的滄桑。

清朝:傲慢自大失機遇
明末的動亂,加上主事者金尼閣在1629年早早去世,讓7000卷書的翻譯工作就此停滯。
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天下安定,康熙登基,開啓“康乾盛世”,更難得的是,康熙帝早早就被西洋科學“種了草”,他居然在宮廷裏養了一堆傳教士。

康熙(1654年—1722年),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執政時堅持大規模用兵,以實現國土完整和統一。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挫敗沙俄侵略軍、三徵噶爾丹,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絕後的遼闊。
這些傳教士有的是掌管負責曆法的欽天監,有的擔任使臣,有的則是康熙的私人醫生。他們為康熙帶來了曆法、醫學、數學等科學知識,還帶來了望遠鏡、顯微鏡、放大鏡、西洋鐘錶等新奇物件。
康熙很愛搗鼓這些西洋物件,也很聰明,各種科學原理一學就會,康熙説一句“沒有人比我更懂科學”,大概是沒有人敢反駁的。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幾暇格物編》,是康熙皇帝關於當時科學文化現象的記述以及見解與思考的著述。
然而,即便是這樣一位西洋科學的“頭號粉絲”,也沒有想過要把7000卷書翻譯成中文,這又是為何呢?
實際上,康熙始終是站在“為我所用”的角度來看待西洋科學的,有了“曆法之爭”,我就學習曆法;生病了,我就學點醫學;學的多了也雜了,還能給漢族官員“秀一把”,“朕讓你們看看什麼叫千古一帝”,滿足一下虛榮心。
而康熙和之後的皇帝內心卻始終認為:這裏是“天朝上國”,在這兒不能背離儒家傳統,中國文化才是中心,西洋的制度、哲學和宗教是萬萬不能學的。
再加上羅馬教廷強令傳教士改變傳教方式,不尊重中國國情民情,更迫使康熙、雍正採取了禁教政策,影響了西洋科學在中國的傳播。
因此,翻譯7000卷書、傳播科技、改變華夏,是不可能的了。

餘聲:《奇器圖説》的慘淡經歷與七千部書的不了了之
歷經明清兩代,7000卷書還是沒能被大規模的翻譯,再加上時代變遷,這批書籍大量散失,終究沒能發揮出它們應有的作用。
假如這批書能被翻譯出來,能否給中國帶來變革,能帶來多大變革呢?以管窺豹,或許我們能從一本叫《奇器圖説》的書中,找到答案。

《奇器圖説》中的代耕之圖。來源於 1578 年在里昂出版的法國學者貝松的著作《數學儀器和機械器具圖冊》(見下圖)。貝松這種耕田機械並不實用,屬於達·芬奇那種奇思妙想的“奇趣”傳統。在繪圖上,王徵把原圖中的焦點透視畫法改為傳統的平行畫法,另外畫上了中國式的農具和田園景色。
《奇器圖説》是7000卷書中僅有的幾本被翻譯出來的書之一,它由晚明中國學者王徵與傳教士鄧玉函合譯,是一部介紹西方機械工程學的漢語著作。
這部書以“奇”冠名,主要是因為它的內容在當時、甚至現在看起來都很“奇”。這本書先講原理,再講應用,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當時西方力學的一些基本知識 、各種定律和原理,還介紹了西方複雜、先進的實用機械構造、製作和使用方法,並附有圖解。可以説是一本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都很高的科學書籍。

貝松《數學儀器和機械器具圖冊》中的《耕田設施圖》。
然而就是這麼一本書,清朝雖然將它收入了《四庫全書》,但是評價卻不高,“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誇飾”,也就是認為這本書“看看得了,不必太當真”。
由此不難看出,在那個時代,中國要追趕世界的步伐,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書。
參考文獻:
1、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壯舉——1618年歐洲萬餘部圖書移贈中國始末,羽離子。
2、明末在華傳教士金尼閣墓誌考,計翔翔。
2、金尼閣與中西文化交流新考,鄭錦懷 嶽峯。
3、《奇器圖説》與中外文化交流,毛瑞方。
4、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插圖的傳播對本土美術的影響——以《奇器圖説》為主要線索,徐振杰。
5、“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 ”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馮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