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卷好伐!“我這輩子卷夠了”:美國博士生大舉逃離學術界，PI們遭不住了_風聞

隨着生命科學產業的蓬勃發展，在美國，畢業後不願留在實驗室的博士越來越多。根據美國一項年度普查數據，2021 年只有 31% 的理工科博士畢業生選擇繼續做科研，而進入公司的比例則高達 49%。這種趨勢，對以博士後為核心生產力的生命科學實驗室產生了強勁衝擊：PI 們招不到優質勞動力，曾經靠年輕學者辛勤工作堆起的學術金字塔，開始動搖了。

雷恩·格拉西（Rayyan Gorahi）還不想那麼快為自己的前途做決定。畢竟她還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UC San Diego，UCSD）生物工程專業的博士二年級學生，職業探索空間依然寬廣。自上大學以來，進入專利法行業始終位於她的職業清單首位，還有監管工作。哦，對了，科學出版聽着也很有意思。

對於 24 歲的年輕人來説，可以想象的工作有很多。除了下面這一選項。

“我進研究生院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想進入學術界。可悲的是，這個殘酷的系統只會對擁有結構性特權的人微笑。”格拉西説，她是蘇丹移民的女兒，年收入只有 3.6 萬美元。僅租住學校的打折公寓，就消耗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

“如果你計算一下時薪就知道，這個待遇只比最低時薪高了那麼一點，太荒謬了。”她説，“我這輩子真的‘卷’夠了，不想再繼續了。”

她不是個例。年輕的生命科學研究者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逃離學術界，進入私企從事高薪工作。和格拉西一樣，他們中許多人在進入研究生項目之時就已知道自己不會長久留在學術界，對他們來説，象牙塔只是中轉站而非最終目的地。

圍繞這一結構性轉變的數據“響亮”而又清晰。STAT 採訪過許多人，從在讀博士生到博士後研究員，從研究生項目主任、勞動經濟學家和生物醫藥產業的招聘經理，他們的説法也是如此。

學生和博士後們抨擊着這個體制，在這個世界裏，他們耗費漫長時間坐着實驗室的冷板凳，只為提升教授們的職業生涯與名聲威望。留給自己的，只有弱勢的地位、令人燃燒殆盡的工作，以及不至於活不下去，但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少得可憐的薪水。不過，這樣的批評早在幾十年前就出現了。變化的是這個世界——生物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私人企業對生命科學人才的需求似乎永無止境，並且他們願意提供六位數的薪水和福利。許多年輕科研人員難以抵禦如此誘惑。

多年積弊如今終於走到了緊要關頭。高校教職人員報告説博士後的招聘越來越難，科研項目不得不推遲，儘管經費在縮水，大學迫於壓力仍開始考慮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

變革的需求還來自體系內部。不久前，加州大學系統內的研究生、博士後以及成百上千的研究職員以壓倒性的票數做出表決：如果他們提高工資、為需要撫養兒童的在職父母提供支持的願望得不到滿足，工會有權從 11 月 14 日起號召罷工。（編者注：當地時間 11 月 14 日，加州大學 10 個校區 4.8 萬名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和其他學術工作者，發起了近幾年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要求更高的工資、兒童保育支持和其他福利。）

面對這種情況，許多專家和大學領導都在努力思考科學未來長久的發展方向。唐·伊斯特蒙德（Dawn Eastmond）是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itute）教育和推广部高級主任，從改革生物醫學的學術訓練以更好地滿足學生需求，到維持建立在博士後和研究生勞動力基礎上的學術體系的持續運行，都是他要面臨的挑戰。

“拐點正在到來。”伊斯特蒙德説，“關於我們如何前進，眾説紛紜，因為我認為目前的做法並不具備可持續性。”

學界“工蜂”

如今發生的一切問題，根源埋藏得很深。30 多年前生物技術還未爆發的時候，博士後不短缺，研究生也沒急着罷工，但專家們早已看到了矛盾的端倪。

問問雪莉·蒂爾曼（Shirley Tilghman）就知道了。

她知道現在這麼説聽似奇怪，但上世紀 70 年代，作為一名年輕的分子生物學家，蒂爾曼從不擔心自己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實驗室出現資助問題，當時政府對科學家的資助相當充盈。但 1991 年，她受美國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託調查新獲教職者的資歷時，意識到情況已經變了。

“這些可能比我更有才華的年輕人，不僅僅是多疑且恐懼了，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不久後開始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蒂爾曼如此説（她的任期從 2001 持續到了 2013）。“（這些年輕人）自認工作非常努力，有很棒的研究思路，能寫成一篇出色的論文，但還是申不到基金——我認為沒什麼比這更可怕的想法了。”

出了什麼問題？“僧多粥少”。1994 年蒂爾曼發表了第一份報告，但研究過程充斥着不和諧，導致蒂爾曼組織了第二個委員會以更好理解問題的根本。

他們發現的結果更讓人不安。生命科學研究生和博士後的數量不成比例地大幅超過大學可提供的教職數量。近幾十年來，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從 1963 年到 1964 年，大約 **60%**獲得博士學位的生命科學學者能夠在 10 年內得到終身教職。到了 70 年代初，這一數字下降到 54%。80 年代中期，所有博士畢業生中只有 38% 的人能在 10 年內得到終身教職。

根據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viersity）經濟學家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看法，這是勞動市場崩潰的結果，市場向研究生和博士後做出誘人但虛假的承諾：這些學界“工蜂”終有一日會因自己的辛勤勞作而收穫屬於自己的蜂巢。

“整個體制對這一理念存在極大的認同感。”斯蒂芬説道，她與蒂爾曼一起合作撰寫了報告。“拿到教職的人於此受益匪淺，然後他們就開始自欺欺人。”

1998 年發表的第二份報告結尾提供了一系列建議：阻止研究生項目不受約束地增長；給學生提供正確的職業前景信息；減少通過研究基金資助研究生的途徑，而是更多地利用培訓基金和獎學金作為支點，這就要求學術機構跟蹤學生多樣性、教學質量以及就業結果。

14 年之後，在一份被諮詢委員會提交給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主任的報告中，蒂爾曼仍在提出幾乎相同的建議。

與此同時，她還爭辯説學術界實驗室需要增加更多永久性的科研職位，並提供有競爭力的薪水。這樣做會得到雙倍的好處。這些職位將為身處學術界的人提供更多研究機會。此外，有了永久性科研職位，就能讓教授不再有理由無止境地拖住博士後和研究生。

NIH 已經針對其中一些建議展開行動。如今，NIH 已經有了專門幫助科研生涯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基金，那些希望越過博士後階段直接啓動自己實驗室的博士生也在其資助範圍內。許多接受 NIH 資助的研究生和博士後如今會定期與自己的學術顧問見面，交流自己的短期科研進展和長期事業目標。

“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NIH 外部研究副主任麥克·勞爾（Michael Lauer）説，“利用我們有限的資源，這一點和其他所有機構是一樣的。”

但蒂爾曼感覺到進展緩慢。她總共撰寫了近 500 頁的報告，多篇與此相關的主題文章，但她和同事提出的絕大部分建議仍未被採納。

“文化是最難改變的事物。”她説，“長期以來我們形成的文化是錢比人多，但突然之間，錢不夠分了。”

2015 年，蒂爾曼集結了一些對此問題關心的同行，成立了一個非營利性團隊，試圖引起人們對這一情況的關注，團體名為“拯救生物醫學研究小組”（Rescuing Biomedical Research）。

幾年後，由於缺乏資金支持，這個組織也偃旗息鼓了。

逃離象牙塔

雖然蒂爾曼、斯蒂芬以及其他人都表示這麼多年來學術界毫無變化，但來自學生的決定明顯變了。

根據美國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展開的年度普查——《既得博士學位調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下文簡稱《調查》），從上世紀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美國獲得生命科學博士學位的畢業生計劃進入產業界工作的人數比例徘徊在 20% 到 30% 之間。與此同時，獲得與學術界工作的畢業生人數在 40% 與 50% 之間。

但從 10 年前開始，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投身產業界的畢業生人數穩步上升，2019 年首次超過了投身學術界的人數，此後幾年，這種趨勢逐步增長。

深藍色為進入工業界工作的博士畢業生比例，從 2019 年開始該比例超過了選擇學界工作（淺藍色）的人數佔比。製圖：STAT

該調查並沒有明確顯示學生們從事的工作類型，而是使用“產業界”這一統稱指代任何營利性企業，用“學術界”概括描述所有教育性機構，但這一趨勢緊隨美元快速流入生物技術產業的趨勢：根據商業數據分析機構 PitchBook 的統計，2012 年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年度風險投資金額約為 50 億美元，而到了 2021 年這一數量增長到了 380 億美元。

生命科學公司籌集到大筆資金，很快就開始大量招募人才。位於加州灣區的生物技術公司 10x Genomics 就是其中一家。這家基因測序公司成立於 10 年前，如今僱傭了 1200 名員工，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博士學位。

“我們的人才永遠不夠。”公司聯合創始人本·新德森（Ben Hindson）説，“你在哪裏上的學，不重要。你在博士階段研究了什麼課題，也不重要。只要你有學習能力，有做出成果並與他人協作的能力，我覺得就是你了。”

製藥和生物技術獲得的風投規模在過去十年中顯著增加 製圖：STAT

熱情似乎還是雙向奔赴的。研究生項目主任們已經注意到，在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越來越多的學生對非學界工作表現出了興趣，有時甚至在申請階段傾向就很明顯。但情況也不總是如此，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主持 2014~2021 年研究生項目的伊斯特蒙德表示，離開學術界進入產業界曾被視作可恥和背叛。

“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學生們並不想如實坦白自己想做什麼。”伊斯特蒙德説道。

但之後發生了變化。部分原因可能是越來越多的新生早就在產業界工作過。生命科學專業的學生在本科畢業之後，開始讀研究生之前，會有一兩年的間隔年。斯坦福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免疫學項目主任奧利維亞·馬丁內茲（Olivia Martinez）發現，越來越多的申請人會把間隔年用在公司工作上，而非大學實驗室。

“他們知道自己喜歡，這就是他們所見到的。”她説，考慮到灣區蓬勃的生命科學產業，“情況尤為真實”。

這些工作能夠讓年輕的研究者接觸到應用科學知識的新方式，也帶來了將論文和發現轉化為實際產品的挑戰。此外還有金錢報酬。根據《調查》統計，生物醫學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進入產業界後，起薪中位數預計在 10.5 萬美元。與此相比，博士後的起薪中位數只有 5.3 萬美元。

2020 年秋季，夏洛特·勞倫茲（Charlotte Lorenz）和丈夫加入 UCSD 同一個神經科學實驗室當博士後時，各自的起薪大致如此。第一年也算順利，但到了 2021 年夏季，他們的房租突然漲到近 3000 美元一個月，同時兩人還有了第二個孩子。很快，用來支付房租、照顧孩子，繳納個付人所得税的費用越來越多。

除了最基本的開銷，他們削減了一切其他支出。兩人甚至不買車，每天步行一小時往返託兒所。消費降級失敗之後，他們耗盡了自己的積蓄。“那時我真的要瘋了。”勞倫茲説。

今年初，夫妻倆離開 UCSD，頭也不回地加入了生物技術產業。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喪失了對學術研究的熱情。勞倫茲表示，如果他們能付得起住房費用、找到免費的託兒所，就像在他們的祖國德國那樣，他們可能就留在學術界了。

問題迫在眉睫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在離開學術界。對許多年輕研究人員來説，學術生涯體現了他們對科學的熱愛：一生致力於追求真理，瞭解我們體內以及周遭眼花繚亂的複雜世界。

這也是讓勞拉·魯普雷希特（Laura Rupprecht）激動的原因。作為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博士後，她正探索我們腸道和大腦之間的細胞如何交流，並塑造我們特定食物偏好的機制。她最期待的就是某天能夠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搜尋新方法控制諸如肥胖症和糖尿病等疾病。

魯普雷希特天性樂觀，熱愛與學生一起研究，也正如她所説，這樣有點書呆子氣。有時候，她也會考慮離開學術界。

“外面有一大堆初創公司，朋友開着特斯拉或者其他豪車，掙得比我這個做科研的多。我也會想：‘這樣的生活一定很棒。’”魯普雷希特説，她生活在北卡羅林納科研三角園（North Carolina’s Research Triangle，位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三個主要城市之間的交接地帶，並被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杜克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三所名校環繞，形狀類似一個不規則的三角形，最終得名三角區 。現為全美國最大的產業園區之一、全美三大科研中心之一），這是一個熱鬧繁華的生物技術中心。“但對學術的熱愛讓我留在了大學裏。”

然而，年輕研究者離開學術界的整體轉變已經真切影響着現實世界。許多院系越來越難以招到博士後，今年初《科學》（Science）和《自然》（Nature）同時對這一趨勢做了報道。STAT 回顧了《調查》，為這一趨勢添加了更堅實的數據：生命科學畢業生明確表示有具體計劃做博士後的人數比例穩定下跌，從 2010 年的 70% 跌至 2021 年的近 58%。

生命科學博士生的職業選擇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準備做博士後了。製圖：STAT

像薩拉·扎卡拉（Sara Zaccara）這樣的青年教師則承受了****最沉重的打擊。今年 9 月她加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啓動了自己的實驗室，但至今實驗室中只有她一個人。

扎卡拉希望招募兩名博士後。職位空缺可能會拖延她的研究進展，並危及她最終獲得終身教職的機會。但到目前為止，仍然難以找到能力出色、有經驗的候選人。

這毫不意外。她的研究涉及科學界最熱門的領域之一：信使 RNA（mRNA），渴望挖走這一領域中才華出眾科學家的企業不在少數，扎卡拉本人在博士後期間就曾拒絕過兩家公司的工作邀約。

她曾試圖説服學生們，無論日後他們的發展方向如何，都先將博士後視作構建知識和技能的好機會，卻始終沒有贏得任何人，甚至自己一同讀博的朋友們都直接進了產業界。

實際上，學術界的終身教職需要有博士後研究經歷，但有證據表明，這要付出代價。一項發表在《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的研究發現，對於做過生物醫學博士後的研究人員來説，與拿着博士學位直接進入產業勞動市場的同齡人相比，前者往往需要花 15 年的時間才能趕上後者的薪資水平。

“我們束手束腳，”扎卡拉説，“無法像企業那樣給出高薪。”

還有跡象表明這些問題已經從整體上影響到了學術機構。伊斯特蒙德説，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拉霍亞校區（La Jolla）如今只有 267 名博士後，而 10 年前博士後的數量是 609 人。她還補充説，原因很多，教職人員退休，疫情期間難以招募海外研究者，但和產業界的競爭也是重要因素。

為了彌補人手上的不足，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招入了更多研究生。但這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研究所免疫學系主任丹尼斯·伯頓（Dennis Burton）承認道，因為博士後受過完美的培訓，已經知道如何獨立研究，還常常能協助指導博士生。就在 10 年前，伯頓的實驗室內博士後人數要多於研究生，但如今情況恰恰反過來。

“這產生了劣勢。”伯頓説，“博士後給實驗室帶來的研究質量的提升是很特別的，無法被輕易取代。”

就在知名研究機構與這一趨勢艱難搏鬥的同時，伊斯特蒙德和其他人還就研究生教育的未來問題展開了更加廣泛的討論。這意味着他們要處理以下棘手的問題：我們還應該鼓勵學生做博士後嗎？又或者説我們直接讓他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博士生項目是否應該更注重培養學生們工作中可能需要的實踐技能，例如團隊合作以及談判技能等等？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何提高人們的待遇？最近，麻省理工學院（MIT）宣佈，從明年開始，博士後的最低薪資將從 5.5 萬美元提升至 6.5 萬美元。而田納西州的聖猶大兒童研究醫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則將博士後的起薪調整至7萬美元。儘管這樣的增長廣受好評，但仍然不夠。例如，生物技術公司 Genentech 的博士後第一年工資就有 8.6 萬美元。

另一方面，NIH 將很快啓動一個研究團隊，以更好了解博士後短缺的原因：這個問題的驅動因素是什麼，這是否對學術生產力產生可測量的影響，以及 NIH 該採取哪些措施更好地支持博士後。該團隊將於明年 6 月向 NIH 的領導提交初步建議。

答案並不簡單。但對像蒂爾曼這樣的人來説，學術界如今必須嚴肅認真地處理這些問題，這着實是個好消息。

“為了讓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術實體受益，沒什麼比實實在在的競爭更好的了。”她説，“我認為這是非常良性的環境。”

來源 STAT

作者 Jonathan Wo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