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編撰《史記》時，所使用的“素材”、“評論”都已經嚴重的脱離了“時勢”？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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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評價（不管是褒還是貶）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的人都是諂媚之人，甚至可以直接定性為齷齪小人。

要想讓今天的“客觀和真實的時事”在未來的歷史中能“儘可能的客觀且真實”的予以呈現，那就必須也只有在“時勢”階段儘可能客觀且真實（可以主觀）的留下並公開時人（既當時的人）的記錄、評論甚至是褒貶定性（這個好像難度很大喲）；如此後人才能夠得到更多的借鑑或者參考。正所謂：前車之鑑後事之師嘛。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階段，其所使用的“素材”、“評論”都已經嚴重的脱離了“時勢”，而且在編撰過程中還受到司馬遷本人的主觀（他的主觀受他所處時局對他的影響）影響，但這並不影響該著作在我們的文明史中的權威，之所以能夠成為權威，是因為時事真偽和時間尺度真偽的客觀及真實性後人無法（或者説很難）去佐證（包括司馬遷也難以去佐證）。

對於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對其進行評價（褒或貶）、定位是沒有意義的，歷史的最大作用（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比如記錄一個民族或者文明興衰之類的作用）是供後人借鑑，目的是為了人們能夠更好更快更有效的去創建、實踐、、延續、修正人類（或者某個民族）社會文明。

再不濟，你拿着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借古諷今，含沙射影也比你去褒貶一個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要有價值的多；這顯然要比你通過對一個歷史事件或者人物的褒貶評價來給大家展現你博覽羣書要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多。

對於歷史真實性的高低度，因為我受從小就聽到“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真相只有親歷者才知道”的影響而導致我極少相信歷史書中的內容，但這並不影響其所表達出來的道理被我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