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初期英法的綏靖政策，是對德國的縱容還是挖坑？_風聞

讀二戰史，感覺希特勒一直被縱容，一步一步膨脹，最終走向毀滅。但希特勒的野心膨脹，是不是英法美共同有意給他挖坑讓他跳進去，以便最後摧毀他？

這個問題正好反映了‘大眾對綏靖政策的認識’和事實相差有多遠。

首先一個經常被搞混的問題是：‘綏靖政策’究竟發生在什麼時間。‘綏靖（appeasement）’政策，按照‘綏靖’這個詞的定義，結束於1939年張伯倫和達拉第政府對德最後通牒/宣戰的時間內。所謂‘appease’，指的是通過出讓經濟、政治、帝國和其他小國的利益來換取和平。在1939年張伯倫和達拉第拒絕允許納粹瓜分波蘭的那一刻，最晚在兩國對德國正式宣戰的時刻，其政府就停止了綏靖選擇了戰爭。

所以不存在什麼‘戰爭初期的綏靖政策’，戰爭根據定義就終止了綏靖；這一政策開始於拉姆斯·麥克唐納德和史坦利·鮑德温——而被張伯倫結束。同樣在法國戰敗前夕5月25-27日之間丘吉爾和哈利法克斯有關是否對德何談的矛盾和‘綏靖’沒有任何關係。戰爭中戰敗和對手和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就算是整個30年代中沒有任何‘綏靖政策’，雙方在35-38年直接開戰後盟軍戰敗，同樣可能會有是否何談的問題。

其次，有關綏靖的‘historiography’。在學界的角度來説，綏靖的功過是非甚至背後的原因，仍然在辯論中。到今天因為檔案逐漸得以公開我們應該説對很多問題都有了比較好的認識，但是仍然有很多問題壓根就沒有檔案留存，所以只能猜測。

對於綏靖的認識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戰爭爆發後直到60年代。在這段時期裏，和法國、蘇聯、美國或者大多數參戰國一樣，‘正統’史觀仍然把戰爭描述為不可侵犯的‘聖戰’。這一時期非常典型的大眾作品是《罪人（Guilty Men）》，作者筆名‘加圖’，實際上是三個記者/議員的合書（保守黨的Peter Howard, 自由黨的Frank Own, 工黨的Michael Foot），丘吉爾的二戰史和各種傳記，以及諸如John Wheeler-Bennett, Namier之類的早期作者。

這一時期對綏靖政策的結論非常明確：這是無能的政客施行的錯誤的政策。典型的例子是丘吉爾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戰爭（unnecessary war）’；而《罪人》裏面的秦檜們包括張伯倫，麥克唐納德，史坦利鮑德温全部三位三十年代的首相和一系列高級公務員/政客。顯然，在這個敍事角度裏，丘吉爾和艾德禮是‘贏得了戰爭的偉人’，而綏靖罪人們：1，沒有認識的希特勒和納粹的危險性和野心；2，對和平主義和外交手段存在幻想，對再武裝沒有足夠的重視；3，外交手段低劣，未能成功在滿洲危機（入侵東北）和阿比西尼亞危機（意埃戰爭）中保住國聯，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組建法俄英同盟。

自1960年代著名的Taylor Thesis開始，6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系列的對戰前歷史的‘revision’，綏靖的傳統主義觀點也收到了一系列挑戰：

首先，‘希特勒真的比其他戰爭發起人更加危險嗎’？或者説，1939年的戰爭究竟是本質上就有‘獨特性’，還是本質上和其他的戰爭沒有質的不同只是擴散到了全球呢？戰爭是否被勝利者神話了呢？Gunter Moltman和Andreas Hillgruber與Fischer等本來就對希特勒是否有歐洲之外的征服野心存在正義，而‘意識形態論’主義者也有納粹主義是否真正相信自己鼓吹的意識形態的討論。到了60年代泰勒之後，對於綏靖問題來説，如果希特勒本人並不是一個早有預謀早有龐大計劃的野心家而是一個普通的機會主義政客，那麼1939年因為波蘭問題對德宣戰的選擇本身就有問題了。泰勒本人對此的論述就非常典型：他認為1935的阿比西尼亞危機中，英法的軟弱和退讓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但是到了慕尼黑，在此時的情況下選擇讓步卻不比1935年更加糟糕，而到了1939年英法出乎希特勒的意料突然停止了讓步而變得不惜宣戰的時候，戰爭已經無可避免的進入到加速軌道了。

這個角度有時候也被叫做‘結構論’：問題不是或者説不只是希特勒這個‘駝亂’，而是戰前的國際外交存在結構性的根本問題。並不是‘世界大戰註定爆發’，而是‘一場本地戰爭和外交摩擦被失敗的系統變成了世界大戰’。David Gillard，這一觀點的極端主義者，認為1939年對波蘭的保證才是外交敗筆。

其次，拋開上面這個爭議性的話題不談，傳統的‘綏靖’觀點裏面也有很多事實性的錯誤。

比如丘吉爾和‘加圖’都指控張伯倫在職期間‘沒有有效組織再武裝’，這一點就是事實性錯誤的。最典型的例子是：Paul Kennedy和John Ferris，兩個在大多數問題上意見相左經常拆台的重要歷史學家，在1930年代中後期再武裝問題上都認為張伯倫進行了非常有效的積極戰備。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點，在純粹‘軍事’的角度上來説，雖然法國在1935-1941年間的‘再武裝’速度（遠遠）落後於德、蘇、英、日；但是英德之間對比35年後英國再武裝的速度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Marder就指出，1935年時查特菲爾德的備戰狀態並不好，而此後一系列國防缺口都得到了修正。Ferris認為，進入30年代時，UK有最好的再武裝起點而37年的再武裝形勢要好於史坦利·鮑德温的任期。Andrew Boyd進一步非常樂於指出，1935年到1942年間，UK自己的海軍產量可以和整個軸心國匹敵。1935-1937年的海軍計劃和三個最終成為軸心國的國家的總和相仿在各個大的艦艇類別下也基本相仿。而1939年到法國淪陷，大西洋之戰危急（或者説反潛戰突然從大戰的北海/東海岸之戰變成了‘大西洋’之戰）以後至少4艘主力艦和2艘艦隊航母的工程放緩，資源被投入護航艦後，雖然35-42年間的主力艦產量不再能夠和軸心國總量相比，UK和加拿大卻建造了數倍於軸心國的護航艦。在美國參戰時，每一艘處於戰鬥狀態的U艇此時要對應4艘處於戰鬥狀態的護航艦，遠遠（遠遠）大於戰爭爆發時的數字。在航空和陸軍方面，再武裝尤其是UK的再武裝要失敗一些，但是陸軍從始至終只是法國陸軍的補充，而RAF的轟炸機優先政策和間戰期間的戰略轟炸思想息息相關，並不是綏靖主義者能夠改變或者解決的（丘吉爾本人對此深信不疑，順便一提1927年新加坡基地工程延緩他也是重要鼓吹人；他和艾德禮或者説所有人在這件事上手上都不乾淨）。

簡言之，‘再武裝的速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30年代後期UK的綏靖主義者絕對沒有忽視再武裝。無論在慕尼黑之前還是之後，‘盟軍’的再武裝速度是快於軸心國的，而德國反過來決定性地快於法國。戰爭早期的失敗不是簡單的‘沒有準備’，而是‘什麼地區在準備，這些地區的參戰時間如何’的問題。

其次，在‘經濟戰’的角度上來説，Paul Kennedy反對傳統敍事裏‘1937年應該進一步擴張（已經異常龐大的）再武裝計劃’的觀點，他認為這是此時期凱恩斯主義的荼毒而進一步增加再武裝計劃不但不會刺激經濟，反而會影響戰爭時期的長期續航力。1937年UK已經出現了大蕭條後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結束’的跡象了。雖然此時再武裝刺激了全面的國防增產，但是當年年底的經濟指標還是達到了峯值出現回落。肯尼迪認為‘張伯倫的行政能力毋庸置疑’，他對經濟的把握和管理讓UK和帝國有了支撐過世界大戰的能力。

最後，則是法俄+英的‘大聯盟（Grand Alliance）’在此時是否可能的問題；

今天我們對此時日英和英蘇關係因為檔案解封有了比50年代時好得多的認識。Keither Neilson，Hugh Ragsdale和Geoffrey Roberts都在英蘇關係上發力而Antony Best有一本非常非常詳細的英國對日情報研究。

簡言之，對日關係的問題上，雖然海軍部有軍事決策的錯誤，但是很難認為在內閣層面上存在什麼間戰後期的政策問題。在1923Corfu危機到1935阿比西尼亞危機的時候就已經非常清楚了，Uk及其帝國不可能有同時防禦歐陸（德國）、遠東（日本）和地中海（意大利）威脅的能力。這既不現實，也不太可能會改變。而如之前反覆提到過的，日本最終走向戰爭深淵是自中國戰爭爆發以來一系列錯誤決策積累的結果，即便如此也需要法國淪陷這種改變歷史走向的支點事件才最終推動了戰爭的爆發。在對蘇關係的問題上，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必要’而是‘有沒有可能’。蘇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如果莫斯科決定投入資源保護歐陸穩定，其又有多少能力真正投送部隊保護沒有共同邊界的捷克斯洛伐克。另一個問題是30年代末期蘇聯的軍事形象先被波蘭戰爭之後是北方戰爭嚴重影響，如果其軍事力量不能真正投送到德國威脅的位置，那麼單純法俄同盟可能會做出反應的‘潛在可能’能夠阻嚇希特勒的侵略行為是很不確定的。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海軍部擔心可能會立刻引發‘瘋狗’式的反擊（指的是‘如果長期來看軍事優勢在慢慢消退，一方可能會選擇立刻發動戰爭；最典型的特點是1914和1941’）。

總的來説，雖然整體上來説所有人都認為30年代末期日後將要成為盟軍國家的各國沒有能夠有效地組建聯盟（如果盟軍參戰國從始至終同時參戰戰爭會很快結束），綏靖主義的批評者們卻沒有什麼統一的‘連橫方針’，不同的人批評不同的國家間沒有能夠有效建立共識：比如英法，英蘇，英美，日英之間。所以雖然在事後的角度上來説，外交上顯然存在問題——‘作為時人還能怎麼做呢？’傳統敍事中認為‘哪怕是平庸的政治家也能做得更好’是不是不合適的呢？

到了90年代，和大多數歷史問題一樣，最終結果當然是revisionists和傳統主義者重新‘靠攏’。93年Parker的《張伯倫和綏靖政策》開始，到最近19年Tim Bouverie的新書《綏靖主義》都選擇了更加‘融合式’的敍事。

這就回到了題目中的問題了：

‘綏靖’，尤其是張伯倫和達拉第時期的綏靖，是‘挖坑’嗎？

答案是非常明確而不容辯駁的：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張伯倫的個人文件。注意支持綏靖的人，就好像反對綏靖主義的人一樣，有非常複雜的組成。軍方支持綏靖很大程度上單純是為了爭取時間，戰爭每晚爆發一天在此時都意味着新的戰艦、火炮和航空器入役。而此時真正的‘絕對和平主義者’也是存在的，這些人在任何情況下絕對反對軍事衝突。同樣也存在希望再武裝可以阻嚇納粹分子避免戰爭爆發的人——比如張伯倫本人。

Samuel Hoare, John Simon, Horace Wilson，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毫無疑問地不是在用綏靖‘挖坑’或者‘拖延時間’。張伯倫本人和他的姐妹們定期寫信，在信中很明確地能看出來他真真正正希望外交妥協可以換得和平（反而再武裝才是換取和平的工具，他希望‘我們不需要再武裝下去’）。

和平就是最終目的。(進一步應該指出波蘭問題時希特勒的信譽低到了什麼程度，以至於張伯倫和達拉第對他宣戰)

除非他無時無刻不戴着面具生活，在全國，選民，同事和家人面前演繹了一出不同的人格，那麼綏靖主義的‘大頭目’們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陰謀論。認為存在什麼挖坑，是反歷史的，是反智主義。

而至於這是不是縱容，就不得而知了。

John Simon曾經問過‘What else could Chamberlain do, other than what Chamberlain did？’

而雖然我們今天有非常豐富的個人文件作為資料，有越來越多的解封的各國檔案和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如Andrew D Stedman指出的，‘至今卻沒有太多材料記錄內閣研究過的替代方案’。為綏靖辯護者有之，批評綏靖者有之，但是這是不是縱容，就很難評説了。本質上來説，如果這是縱容的話，那麼‘還能做什麼’？35年的阿比西尼亞危機或許應該封閉蘇伊士河口，但是35年以後尤其是抵達慕尼黑的時候，‘還能做些什麼呢？’立刻開戰兵發柏林？國內政治會允許他們這樣做嗎？這樣做又會不會重演1914年的悲劇把本來可以避免的戰爭提前引爆？還是應該徹底孤立主義坐看世界盃火焰吞沒？

在今天哪怕對泰勒年代的‘週年反思特刊’都汗牛充棟的環境下，對綏靖主義的整體評價應該説反而要一致一點：這是個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做出的可以理解的選擇。雖然那些在30年代中葉意識到戰爭將至的人（比如，丘軍棍，一個1927年反對加速新加坡要塞建設但是35年認為要加強馬耳他塞得港防禦的人）確實有遠見卓識，但是那些不認為一場阿瑪吉頓式的戰爭必然爆發的人——沒有任何必要以陰謀論的視角審視之。後者才是時人正常的反應，不能以預知‘39年一定會爆發一場世界大戰’的角度來看待。39年戰爭就不一定會爆發，哪怕一定會，時人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