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節與苦節——漢末魏初的風氣流變_風聞

    西漢振興，崇經術之士。東漢光武帝繼之而起，尊節義，勵名實，風氣頓時隨之一變。東漢末年，朝政紊亂，國事不堪，黨錮之人和獨行操守之士仍然遵守仁義，捨命也不變其節。

    然而人雖知名節，卻不懂得在求名道路上有所節制，最後變異成苦節，造成的弊端和衝突無數。苦節終將至極端，曹操和諸葛亮採取“法治”手段，但再也找不回從前的質樸風氣。

（一）

    東漢社會的典型風氣是崇尚名節。清代史學家趙翼（公元1727—1814年）在其傳世大作《二十二史札記》（下文簡稱《札記》）卷五中對此有專門的分類論述。

    據該書記載，兩漢的士風因襲了自戰國以來的傳統。戰國之士尚義氣，尊重那些做事一干到底、敢為他人不敢為之事的人。《史記-刺客列傳》中所記的那些事蹟受到尊重。這種風氣盛行至漢初，在漢初演變為遊俠之風，也就是為了他人能夠忍耐任何困苦的風尚。這種風尚在東漢日益流行。當時舉薦、起用官吏時，都要選用有名望的人，因此一般士人都為了得到名而竭盡全力，努力想要做出別人不能做到的事情。這樣，該書認為東漢的尚名節之風，源於戰國時代以來的刺客遊俠。

    當然，我們不能將此視為當時風俗的全部。有不同意見的史學家指出，由於尊重學問的結果，把刺客遊俠之風引導到好的方向。這一點通過以下事實即可知曉，即遊俠在漢初十分興盛，而到了西漢末期便不再有勢力了。這是因為當時政治的秩序業已建立，而破壞規矩的人受到了嚴打。漢武帝時，算是俠客鼻祖的郭解就被當作壞規矩的人處決。其後，刺客遊俠隱入江湖草莽間。

    東漢末思想家荀悦的《申鑑》中記載了對復仇的議論，復仇不像戰國時代那樣可以任性妄為了。古代的經學，特別是公羊學鼓吹復仇為美德，例如，讚揚齊襄公滅九世之前的仇人紀國，並且認為即使是百世之仇也應當報復。然而，到了漢代，天下統一，秩序稍安定時，復仇被當作有害的行為而受到了限制。説戰國漢初的風氣一直殘存到東漢，這是《札記》言過其實了。當時風靡社會的還是一種順從秩序的、從學問禮儀中產生的風氣。

    值得注意的是，《札記》中也認為，單純為了回報朋友而輕視受之父母的身體，這是極大的錯誤。但是，這樣的行為也等於是在培養國家危機時能夠支撐國家傾危的預備力量。有人將這種氣節的興盛看作是政治缺陷，是個人心懷不滿的結果，但也應該看到，在某種程度上，有這種節氣總比沒有強。

    總之，《札記》中分類列舉了尚名節的事例。其中有一條是盡力而仕，彰著忠義。本來秦漢建立一統天下以後，與封建時代不同，天子之外不再有君主，但是由於一些封建的遺風殘存於至漢代，郡吏對太守還是採取了對君主一樣的態度。這種現象在宋代以後是沒有的。在漢代，上自三公，可以自設下級官吏。地方官也可以隨意使用管制上所設的下級官吏，即可以自己任命椽吏等。

    在這樣的風氣下，被任命的人受到家臣一樣的待遇。這樣的下級官吏往往捨命而仕，再困難的事也盡力去做，並且把這樣的行為視為忠義、名節，他們要為自己的長官服喪三年。不僅如此，當時的事務官中還有一種要向把自己舉薦給朝廷的人盡人情的風氣，有時還會為這樣的人服喪三年，也就是為感謝其知遇之恩而服喪三年。可是當時有的人連自己的父母死了也不會服喪三年。因此《札記》也認為這種行為過頭了。

    還有“讓爵”現象。“讓爵”現象在西漢就已存在，東漢則十分流行。一般是把爵位讓給兄弟，但卻效仿伯夷、叔齊，以此為高尚。還有的是主動請讓而得到允許，但也有未被允許的。這似乎多少是為了追求某種名譽。《札記》中也説，即便得不到允許，在提高名譽這一點上也是有所收穫的。

    當時，社會上流行服侍受尊敬的有德之人的風氣，即年幼者侍於年長者，缺少德行的人侍於賢人的事不復存在。可是到了東漢之際，這一美俗又復興了。

    據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所撰《困學紀聞》記載，有一位名叫魏昭的少年找到東漢末期的名儒郭泰，請求當他的僕人。郭泰問他：小小年紀應當讀書，為什麼要到我的身邊來呢？魏昭回答説：“我聽説‘經師易遇，人師難求’，像我這樣潔白如絲的人，希望能夠染上美麗的顏色。”於是，他被允許留下來作僕人。有一天，郭泰在半夜裏三次讓魏昭為自己煮粥，魏昭始終臉不變色。

    此外的例子還有，荀爽（128年—190年）甘心為名士李膺作侍者；黨錮名士範滂（137年—169年）獲准回家期間，同樣獲准回家的同鄉殷陶和黃穆為其當侍衞。史書中列舉了這些名士尊崇備至的實例，並説孔子的門人侍奉孔子的情形也不過如此。

    在《東漢書》中，記載了以前的《史記》和《漢書》中沒有記載的人的傳記，即《獨行傳》和《逸民傳》。

    《獨行傳》中列舉了孔子所説的“狂狷之人”、即不為中庸之人，但這種人卻能夠把自己的事幹到底。就是説，《獨行傳》替代了前代的《遊俠傳》。《逸民傳》中記述的是以不做官為榮的人們。雖然這些人中有的並非沒有想借此出名的傾向，卻難逃後世的批評，將他們的行為視作“不作為”。然而，實際上，他們確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自己從事體力勞動，以崇尚道德為樂，而不去當官。

    這些可以説都是東漢的學問營造出的一種特別風氣。最初，東漢時期，學問的興盛是因為它開闢了士人向上流動的渠道。為此，司馬遷等人對此還表示了不滿，稱官吏中沒學問的人雖然減少了，可是像從前那樣崇尚道德、遵守道德的學者風範卻喪失了。然而，由這種風氣，不久又相反地產生出了因作了學問而不能做官的風氣。

（二）

    到了東漢末期，學問的普及大體上帶來了好的後果，但也給當時的社會狀況製造了衝突。光武帝鑑於西漢的政治，試圖剷除其弊端。而東漢的政治，大致上説，又逐漸陷入了同樣的困境。

    西漢時期出現了外戚專權和宦官的專橫跋扈，而宦官的跋扈在元帝時就已露出苗頭。為此，光武帝決定宦官只用受過宮刑的人。即便如此，還是留下遺患。西漢幾乎是亡於外戚。光武帝和明帝當時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明帝的馬皇后曾不許外戚干預政事。可是，這樣的限制，後來逐漸鬆懈了。東漢天子大多夭折，沒有後代子嗣。每逢這時，就要由天子的親屬立年幼的天子。和帝的鄧皇后曾數次立年幼的天子，自己常年執政。這樣一來，宦官和外戚又開始得勢。後來，出現了外戚梁氏的專權跋扈。桓帝要打倒梁氏，可前後左右都是梁氏的天下，無人能與桓帝謀事。最後，桓帝與宦官相謀，剪滅了梁氏。

    那時，宦官一度被封為五人侯（即所謂的五侯），他們都作了中常侍。這樣，宦官得勢，其自身的弊端日趨嚴重。就這樣，一邊是宦官危害人民，一邊有重視名節的士人，兩者“互掐”不可避免。

    《札記》卷五中，詳述了漢末朝廷內外的大臣們竭盡全力追究宦官的惡行，並加以壓制。這種情形可以説是由同一原因導致的兩種極端後果，並且相互你死我活地爭鬥起來。也就是説，在東漢，由於學問的興盛，天子從名門望族中挑選皇后，導致了外戚的權力興起。為了摧毀這種權力又起用宦官，為此招致了宦官之害；另一方面，學問在民間普及，產生了重名節的文人，他們又起而要打倒宦官。

    這樣，宦官和名士的衝突最終發展成為黨錮。這種現象不僅是由宦官造成的。學問興盛，學者開始設立門户，其結果就表現為黨錮。

    門户之見，在西漢時期就已存在，但那是經師的流派，是家法之爭，集團小圈子的內部矛盾。在東漢，為了融會那些流派，產生了《白虎通》等著作。於是，通學興盛，家法之爭減少了。可是，由於東漢的士崇尚名節，所以又發生了其弟子為老師的名譽而爭論的事，這類事和今天名藝人的粉絲互毆有幾分相似。

    當時，與周福同郡出身的房植十分有名。當地的人因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褒房植、譏周福，兩人的門下生互相爭執不下。這件事成為當時名士的黨派之爭的根源。那時候，在太學裏學習的學生有三萬多人，他們各自尊崇老師，砥礪名節。他們當中，李膺（(110年—169年）是有很高聲望的名士。當時，河內有一個名叫張成的行巫術者，他的兒子殺了人。他是事先知道要公佈大赦令，才讓兒子殺人的。李膺將其抓獲，不顧赦令而斬之。然而，張成與宦官有關係，得到他們的後援，到處揚言説，李膺等人結成朋黨，譏諷朝廷，攪亂風俗。當時宦官和天子很親密，於是開始驅逐李膺的黨人。這些黨人後雖得到赦免，但被禁錮終身。

    這件事並未使黨人有所收斂，反倒成了對他們的一種獎勵。黨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禍為恥。據説，此後蒙受迫害的黨人張儉，被人藏匿於家中，而藏匿他的人卻絲毫不顧自己一家會遭受滅頂之災。

    這些不如説是學問的後果起了異乎尋常的作用，變成了一種毒害。就是説，當時雖知崇尚名節，卻不知以禮法節制名節，勉強去做他人難為之事，而就成了苦節。

    當時的名士中，也有人抵制這種過激現象。據説，黨人岑眰被人追趕逃到太學生首領賈彪處，賈彪閉門不見，因而受到責難。可賈彪卻説，為了樹立自己的名節而麻煩別人，是不好的。要言之，賈彪指出的正是學問的毒害，特別是倫理學的毒害。

    大體上説，從漢末到魏初，是古代風氣顯著變化的一個時代。正如以上所説的，如果把尚名節推行到極致，就會成為苦節，當它走到極端時，就出現了弊端。另一方面，與這種尚名節的時代相對應，出現了偽君子。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1613年—1682年）曾引《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其中談到東漢桓帝時期胡亂舉薦人時，用了一句諺語，即“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本來，國人是把兄弟父子分居視為無德，把同居視作體面。本來，品行端正的人才能被舉薦為孝廉，然而這樣的人恰恰是分居的，由此可以瞭解到當時的虛偽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東漢思想家王符（約85年—約163年）創作的政治著作《潛夫論》之《務本篇》中也説：“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為列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度，誇末之徒從而尚之……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與此同時，尚名節的教育自然地有一種使人變得優柔寡斷的傾向。東漢末年，黨人為自己取了“三君”“八俊”等稱呼，並以此互相吹捧。這當中有一位大人物，就是一直生活到曹操時期的、被譽為“八俊”之一的劉表（142年—208年）。

    劉表作過荊州牧，在當時他是有學問的人，可是後人評價他是“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每當發生大事件時，便疑慮重重，不能決斷。《三國志》卷六的註釋中，載有他的《遺袁譚書》和《遺袁尚書》。據説，劉表的文章不遜於蔡邕（133年—192年，才女蔡文姬之父），他的書法也很出色。作為當時的一位優秀的紳士，劉表具備了所有的修養。但是，當曹操和袁紹爭天下時，儘管他沒有依附於任何一方，但最終還是在曹操的征伐中死去，他的兒子投降了曹操。

    在太平盛世有作為紳士的修養，可是一旦發生大事卻不能決斷，這是一種流於虛名的弊端。當時，在蜀地方面，有漢代宗室劉焉和劉璋父子，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紳士，父子二人相繼作過益州牧。但是，他們也是發生大事時，採取措施失當或者説很少採取措施，無法平息自己轄內發生的張魯反叛，而是稀裏糊塗地找來劉備，此舉無異於引狼入室，結果反被劉備奪去了地盤。

（三）

    這樣的風氣自然被視為流弊，因此就有人想要糾正它。於是，在這方面乾的最為出色的有兩個人，曹操和諸葛亮。

    關於曹操，《三國志-武帝紀》評價他是“攬申、商之法”。史家總結了曹操的政治方略，評論他採用了戰國時期刑名家申不害和尚樣的政治觀點。另外，在建安十九年曹操頒佈的詔令中，也記載了他打算讓懂得刑罰法理的人在軍中執法的想法。所以，晉代傅玄在談到曹操時説：“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晉書》卷四十七）。

    由於採用了這樣的方針，因此也湧現出了不少與之相應的人物。在漢末建安年間，曹操掌握實權之後，他大力推行這樣的政策治理天下。明末思想家王夫之（1619年—1692年）的《讀史鑑論》中説，提拔崔瑛、毛玠、陳羣、鍾繇之流，“任法課能”，即根據法律KPI政治，把工作交給有實際能力的人去做。曹操通過這樣的政策一度整肅漢末鬆懈的綱紀，使建安時代得以延續。如果像東漢時期那樣，彼此只重視名譽，僅靠名譽來錄用人才，那麼一個人有無業績就變成次要。

    曹操的政治是與名譽關係微弱的，一個人即便是品行較差，只要能作出期望中的成效，就可以被錄用。這樣的政治，完全是依仗法律。

    關於諸葛亮，《三國志》中曾有這樣一個名段子，説的是，劉備從劉璋手中奪取益州後，諸葛亮採取的政策是“刑罰峻急，刻剝百姓”，致使君子小人都心懷怨恨。為此，劉璋原來的手下，在劉備奪取益州過程中作為內應的一個人法正，他站出來向諸葛亮進諫説：“過去高祖入關時，約法三章，秦民都以此為恩德。今天你剛奪下益州，未能惠撫人民。你是作為外來人來治理當地的，所以希望你減緩刑罰。”對此，諸葛亮回答説：“你講的不對。秦時實施苛政。高祖在這樣的情形下入關，所以採取了寬大的方針以安撫人民。可是當前的益州，由於以前的劉璋是個愚蠢的人，法度鬆弛，而百姓既不知恩德的可貴，也不知刑罰的可怕，散漫不嚴。所以，我今天要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過去的史學家曾對這段記事表示懷疑，並列舉反證，説法正進諫的年代有誤。但是，諸葛亮在益州實施了他的嚴格整頓的方針，這一點大體上是不會錯的。

    《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評語稱他“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利……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同時，還説他“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其政策大體上與刑名家相同，與小説經常將諸葛亮描寫成擅長奇門法術的形象存在天壤之別。評語還説他“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真若是這樣，説明諸葛亮起碼做到了公平、誠信。

    在整治漢末的政治散漫上，曹操與諸葛亮的英雄所見大同。不過，這樣的政治只有益州那種小地方，即在命令可以下達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地方實施，才會取得一定成效。如果換成比之廣大十幾倍乃至幾十倍的大神州實行這樣的政治，是否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呢。

    《日知錄-兩漢風俗》中就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曹操不拘品行、唯才是舉的做法，給當時的社會帶了怎樣的影響呢？顧炎武認為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其證據是，在曹操死去十餘年後的魏明帝太和六年的董昭上疏（《魏志-董昭傳》中陳末流之弊時説：“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曹操政治的初衷是想排斥偽善之人，但當時的年輕人不以學問為本，而專以建立“小圈子”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而以趨勢遊利為先。而且，他們還拉幫結派，互相吹捧或互相攻擊。這些行為，與曹操要清查當時的士大夫的做法是相背離的。

    《三國志-諸葛誕傳》中記載了明帝時期，諸葛誕、夏侯玄、鄧颺等人互相搞浮華虛譽，結成幫派的事。也就是説，依據法律整治社會的目的，是要恢復東漢的、也就是偽君子出現之前的質樸風氣，然而，乘此機會卻形成了與東漢時期虛偽地相互吹捧的現象相類似的傾向。

    三國時期還是謀略家輩出的時代。然而，謀略家們大多見利忘義，是不可信賴的人。這可能是曹操和諸葛亮等人沒有預料到的矯枉過正的表現。

    此外，“建安七子”開啓後世文人的浮華輕薄之風氣。史書記載：曹丕與“建安七子”等人是同夥，他在作太子時，曾設宴招請同夥的文人。酒筵正酣，曹丕讓自己的夫人、當時著名的美人甄氏出來向眾人問候。當時在座的人都俯下身，沒有人敢抬頭看，只有劉楨直勾勾地看着她。後來，魏文帝在招請吳質、曹休飲酒時，讓郭太后出面行禮問候，並讓吳質等人觀看她的面容。在古代，天子如此破壞禮法是極為罕見的。

    還有，那時期的陳留（今河南開封）太守夏侯惇曾錄用一個叫衞臻的人當會計官。當時，他讓自己的妻子招待衞臻。衞臻稱這種禮法是奇怪的末世之俗，於是當場被夏侯惇綁了起來。

    這些例子顯示了當時的風氣是打破常規的。在這樣的風氣背後，存在着打破以往禮法的一夥人。遺憾的是，這種打破並不是要返回從前的質樸，而是變成了另一種不良之風，隨後吹起的便是魏晉時期的清談之風。因此，魏晉之士變得曠蕩，尚虛無，沒了禮法。禮法若不存，和夷狄就沒了區別，於是“五胡亂華”接踵而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