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焦慮 走向分化: 中國城市白領的“不上不下”與“可上可下” | 文化縱橫_風聞

廉思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袁晶 | 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

【導讀】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驅動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孕育了大量的城市白領羣體。他們作為中等收入羣體抑或中產階層的主體，長期以來都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不過，白領作為“穩定器”角色的前提，是其自身處於相對平穩狀態，且與更高階層保有一定的流動性；如果這一社會羣體長期處於“不上不下”的狀態甚至時刻擔憂自己會向下跌落，則可能會引發一定範圍內的社會焦慮與不滿情緒。

本文認為，中國城市白領是具有中國國情特點的獨異性羣體。他們**具有高文化資本、高專業技能；中等收入水平，顯性消費標籤；高工作壓力，低自我評價；弱階層認同，強發展意願。**與此同時，中國城市白領的焦慮集中反映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具體來看，其一，城市白領羣體向上流動的渴望與向下跌落的焦慮並存；其二，在市場風險與監管趨嚴背景下，其發展預期受限；其三，代內累積不足，且要應對代際傳承的壓力；其四，個人權利意識的增長與公權力邊界的延伸之間發生對沖。

白領羣體的內部結構分化加劇了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作者認為，白領羣體內部的新老代際分化塑造了不同的社會態度與情緒；“金領”與“灰領”的分化，加劇了失落感在羣體內部的蔓延；白領羣體在不同業態、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差異，加速影響了青年羣體的權利意識、發展意願甚至政治態度。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原題為《陷入焦慮，走向分化：當代中國城市白領》，**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的“白領”羣體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興羣體。本文討論的白領羣體指從事管理、專業技術、辦公室辦事以及商業服務工作的羣體，主要為腦力和半體力勞動者，與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羣體相對應。因其主要在城市工作，又被稱為“城市白領”。

作為中產階層的主體，白領羣體長期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不過，**白領作為“穩定器”角色的前提是其自身處於相對平穩狀態，且可與更高階層保有一定的流動性；如果這一羣體長期看不到向上流動的希望，且時刻擔憂自己會向下跌落，那麼它就可能演變為既有制度的對立面。**因此，如何通過有效的社會整合機制和常態化渠道，促進以白領羣體為主的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發揮其積極作用，是新時代凝聚社會合力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本文結合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2019年調查數據（下文簡稱“CSS2019”)，對當前城市白領羣體進行了深描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白領不僅是一個社會學普遍意義上的社會羣體，更是一個具有中國國情特點的獨異性羣體，其特徵與發展是特定時空階段與特定發展路徑的產物，這是我們正確理解不同社會狀態與不同文化背景下城市白領的邏輯起點。

**********▍**********城市白領羣體的主要特點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伴隨經濟結構的巨大轉變而發生的職業結構的巨大轉變，為城市白領的成長提供了重要條件。當前城市白領羣體規模仍處於不斷擴大的態勢，其主要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文化資本，高專業技能知識與技能是白領羣體賴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根本，也是白領羣體區別於藍領羣體享有更高社會聲望的關鍵。一般認為，中小企業主、民營和外資企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新媒體從業者、自由職業者等都屬於城市白領的範疇，其中有的屬於他僱，有的屬於自僱，內部差異較大。但共同的一點是，**城市白領的功能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所掌握的文化資本。**他們擁有制度性的文憑或從業資格證書，通過家庭環境、學校教育或社會培訓獲得了超出社會平均水平的知識、教養和技能。在高等教育大眾化乃至普及化的背景下，白領羣體的職業門檻也呈現出水漲船高的態勢。2021年艾瑞諮詢的數據顯示，中國職場白領中，專科及以上學歷佔到98.5%，本科及以上學歷佔到82.4%。城市白領大都通過激烈的競爭考入大學，並進入某一行業工作，常年奮鬥拼搏的經歷造成他們的成就動機很強，城市白領一方面希望追求更為實用的知識技能（如擁有多類資格能力證書），渴望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他們又比較關注自我，期待在風險最小化的原則下儘快實現收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他們的一切努力都圍繞着是否有利於個人的職業發展，是務實的個體理性主義者。

（二）中等收入水平，顯性消費標籤白領是城鎮化的先鋒，亦是促進消費、擴大內需的主體。**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白領與中等收入羣體的重合度較高。根據CSS2019數據，城市白領人均月收入為5602.22元，收入中位數為4000元。有數據顯示，白領平均支出佔收入的比例達到42.4%。相較於工人、農民工等社會羣體，城市白領在服裝配飾、房租房貸、子女教育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支出佔比較高，對商品和服務的要求更加個性化、品質化、差異化、精細化。相較於老一代白領的生存性邊際消費傾向，青年白領表現出發展性邊際消費傾向，更加關注消費的符號價值，在與文化品位相關的領域消費意願更強，其已經成為各類展覽、音樂會或博物館等文藝文化場所和活動的主體消費人羣。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白領對品位的追求具有刻意突出身份標籤、彰顯個性符號的主觀意圖，消費的象徵性意義更為突出。這實質上反映了城市白領依然缺乏穩定的階層認同，其階層身份需要依賴於特定的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才得以實現自內向外的再建構。（三）高工作壓力，低自我評價城市白領工作的常態是“時空並行”與“碎片化”，呈現出節奏快、並行多、協同雜、全天候的特徵，必須不斷與外在社會環境保持密切溝通協作。**城市白領在市場中依賴自我能力與社會資源謀得生存，單位更多地扮演着一個展示和加持個體價值的平台，而非傳統意義上具有身份歸屬效應的“公家”，他們必須持續地進行“再學習”，以保證自己在行業內“不脱節”“不掉隊”。課題組調研表明，城市白領的壓力感知很強，工作對於生活擠壓的效應尤為突出。以互聯網工程師為例，該羣體中認為“壓力大”的佔比達到72.27%；認為“壓力小”的僅為0.8%。移動互聯技術的高度嵌入使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帶來的後果是工作深度地滲入個人生活，“996”“內卷”是城市白領經常談及的話題。越來越被壓縮的業餘生活也讓白領倍加珍惜對休閒時間的利用，他們試圖重新奪回對身體和時間的支配權。馬拉松、徒步走等健身運動的盛行並非偶然。與此同時，城市白領的自我評價較低，不少城市白領長久困惑於工作意義的喪失，糾結於個人夢想的實現與被資本裹挾的無奈之間的痛苦。現代管理制度將白領羣體的技術性工作予以降維，進行分解、量化、監控，並將之與責任和績效綁定，使得個體的不可替代性降低。白領羣體渴望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財務自由並擺脱高速運轉的生活狀態，但職業競爭的壓力、同事關係的冷漠、上級績效的考核，讓他們不得不重新面對現實。當他們為了未來而犧牲當下時，始終伴隨着較強的自我懷疑和較低的成就感。（四）弱階層認同，強發展願景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白領多將自己歸入社會中層、中下層乃至下層，自我認同呈現出明顯的向下偏移傾向。根據CSS2019數據，城市白領認為自己屬於社會中間層、社會中下層和社會下層的比例分別為45.76%、33.45%和13.59%，而認為自己是中上層或上層的比例僅為6.27%和0.46%。高等教育的普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動了城市白領規模的不斷擴大，其身份優越性和獨異性不再凸顯，羣體所享有的社會聲望有所跌落，一些城市白領將自己調侃為“碼農”“打工人”，這是對自身“無產階級化”的自我描繪，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作為“被剝削者”的心態日益突出。在很多城市白領看來，自己受教育時間長、工作壓力大，但在現實中既無法享有體制內工作者的“安穩”保障，又難以像企業所有者那樣獲得別人勞動的“剩餘價值”，學理意義上的中產階層與白領自身心理認同之間出現了較大鴻溝，以至於相當一部分白領認為自己並不屬於中產階層，且明確表示自己不願意“被中產”。但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社會羣體，城市白領對於未來的願景仍充滿期待。CSS2019數據顯示，城市白領五年後認為自己仍屬於社會中間層、中下層和下層的比例分別為35.31%、16.38%和7.20%，呈明顯下降趨勢，而認為自己是中上層或上層的比例分別為29.04%和5.57%，呈明顯升高趨勢。這表明城市白領對於向上流動的預期十分樂觀。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教育這一自致性因素是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主渠道，拉高並強化了城市白領對於文化資本的“估值”。**********▍**********城市白領羣體的核心焦慮

焦慮大多指向的是個體性的情緒。而當某種焦慮情緒普遍存在於某一社會成員當中時，就具有了一定的社會性。中國城市白領的焦慮也具有中國發展階段的典型特點。**當前中國城市白領的焦慮更多體現為一種高速變動的社會環境下孕育而出的“懸空感”，突出表現在工作上的患得患失以及生活中的進退失據。**它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的城市白領尚未真正成形，自身積累有限；另一方面也源自該羣體對中國未來發展預期的不確定感。

（一）向上流動的渴望與向下跌落的恐懼並存

城市白領進一步向上流動的難度很高，但向下流動的風險始終存在。不同於藍領內部相對同質化的羣體特徵，白領羣體內部是一個疊加起來的金字塔。這與工業社會企業崗位的層級制設定密切相關，每一個層級都有一定的人羣規模及與之對應的收入水平。這意味着雖然頂部和底部的差異較大，但從整體來看仍具有一種分佈上的連續性，每一個層級的白領都能看得到在其上部的人羣，城市白領逐層向上看齊，用上層的身份符碼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企業也通過制度性的績效和獎勵制度激勵推動白領沿着層層向上的路徑攀爬。

對於城市白領而言，其職位晉升通常有技術路徑和管理路徑兩條通道，技術路徑需要其不斷更新自身技術，提升能力水平。並且越往上技術路徑的通道越狹窄，競爭壓力越大。大部分人會在技術路徑遇到障礙時轉入管理路徑。然而管理工作的可替代性較高，隨時面臨被淘汰的風險。同時，在行業競爭壓力極大的情況下，同輩壓力也更為突出。隨着大學畢業生的大規模湧入，白領羣體還將面臨着更多的來自後輩的競爭壓力。白領羣體“不上不下”的現實境遇和“可下可上”的未來預期都讓他們經歷着地位威脅帶來的高度焦慮。

（二）市場風險的增加與政策監管的趨嚴疊加

城市白領成長於社會分層快速形成的時期，他們感知到國家政策對個體直接而深刻的影響，親歷了政策紅利和市場紅利的“造富”效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很高的敏鋭性。行業發展的不穩定性、資產結構的脆弱性和市場的高風險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白領羣體的心理狀態。一方面，城市白領大多屬於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雖然收入不低，但並未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在企業的話語權有限，一旦企業經營面臨困難，城市白領失業的概率並不比普通員工小。同時，金融產品創新的豐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運用，使得市場風險更具隱蔽性、複雜性和傳染性。城市白領曾趨之若鶩的P2P資產、槓桿類資產、非官方備案資產等最終都造成了其財富的大量流失。

當前，國家改革進入深水區，國家政策的調整帶來社會羣體利益的大幅度變動，更加劇了白領羣體的集體焦慮。此外，生活在大城市的白領羣體其資產構成是以房產為代表的，多數已經購房的白領自身承擔着較高的“房貸”，其抵禦風險的能力較低，資產的脆弱性較高。

（三）代內累積的不足與代際傳承的壓力共現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流動速度較快，大量底層羣體通過教育獲得了向上流動的通道，但這種流動的基礎僅是這一代人的積累，缺乏來自上一代人的支持和依託。隨着社會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的變化，作為先賦性因素的資產增值速度遠大於勞動收益的增值速度，這使得階層的代際再生產以一種新的方式實現。隨着房價的日益抬升，城市生活成本社會條件的快速變化正在“形塑”新一輪的社會階層結構，城市白領進一步向上流動的基礎性條件已然變化。此外，中國的城市白領與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具有天然而緊密的“血緣”聯繫。很多城市白領的原生家庭屬於農民階層或工人階層，他們父母的工作生命週期在國家並不富裕時期度過，屬於終生低收入羣體，他們常需要在經濟上對其進行扶持；一旦遇到父母重疾等風險，城市白領的代內積累會被進一步消耗。

父輩佔有的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本會影響到子女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自身的成長經歷使得城市白領對於子女的流動預期充滿了擔憂。在他們來看，為子女教育進行投資，不僅是一種消費行為，更是延續自己家庭社會地位的必要手段。“雞娃”現象在城市白領中尤為突出，而這種內卷式的競爭又反過來對自身形成了持續投資的壓力。

（四）個人權利意識的增長與公權力管理邊界的延伸對沖

相較於其他社會羣體，城市白領較為崇尚個體的自由獨立，具有更強的權利意識。CSS2019數據顯示，很同意和比較同意“我有能力和知識對政治進行評論”之和的比例為47.74%，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國家大事有政府來管，老百姓不必過多考慮”之和的比例為64.69%，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受到社會不公正待遇時，最好是能忍則忍”之和的比例為67.48%。同時，城市白領是互聯網的積極參與者，網絡不僅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重要的訴求表達渠道。CSS2019數據顯示，很同意和比較同意“與電視、廣播、報刊相比，互聯網的信息更全面深入”之和的比例為80.72%，很同意和比較同意“互聯網是目前最能表達民意和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渠道”之和的比例為66.09%，很同意和比較同意“互聯網對政府工作的確能夠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之和的比例為83.68%。這反映出城市白領對於政府權力介入個人事務具有較高的敏感性。

**********▍**********城市白領羣體的內部分化

相較於其他社會羣體，城市白領的邊界較為模糊，是一個相對鬆散的集合體。內部的異質性較大，多重交叉的結構性因素共同塑造了白領羣體的分化。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行業領域、不同城市規模的城市白領面臨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條件和發展背景，使得該羣體缺乏一致的羣體認同、羣體歸屬和集體意識。

（一）年齡層次的分化——新生代和老一代

從年齡層次來看，筆者將35歲以下的青年白領稱為新生代“白領”，以“85後”和“90後”年齡段為主。與之相對應的是36～60歲之間，多出生於70～80年代的老一代白領。老一代的白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中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職業結構的變化，專業技術人員與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規模迅速增加，老一代白領憑藉着自身的專業技術水平，在市場中較早佔據了先機，獲得了有較好市場回報的體面的職業身份。同時，他們在相對低位的價格時期購買了住房，且房貸已大部分還清，基本已步入穩定的中產階層，中產認同度較高。其所面臨的個體壓力主要源於對子女教育和階層身份傳遞的憂慮，即子女如何實現其家庭所處社會位置的再生產。

相較於老一代白領，新生代白領則面臨着完全不同的結構性條件，他們獲得穩定的中產階層地位的難度加大，其內部的分化也更為迅速和劇烈。在職業發展上，絕大多數新生代白領在職業流動和個人生活的過程中面臨着比老一代白領更艱難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個人生活層面，新生代白領面臨着更大的來自職業發展和個體生活的衝突，單身的青年白領存在不斷推遲婚育的現象，已經組建家庭的青年白領則面臨着個體發展與養老撫育的壓力博弈。在社會交往層面，新生代白領的社交圈較為狹窄，與其他社會羣體的互動機會較少。基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新生代白領大量犧牲和透支當下的生活，這使得他們在面對來自資本和僱主的壓力時，慢慢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成為在勞動力市場上更為弱勢的一方。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老一代白領由於對新技術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更傾向於在實質性的社交圈子中互動並形成政治態度，而這種實質性的社交有助於緩解心理和精神上的焦慮，同時也弱化了對社會政治的批判態度。而新生代白領因為社交圈子的匱乏，更傾向於通過互聯網構建陌生人社區來表達社會政治態度，而這種在虛擬空間的表達，往往因迎合網絡輿論的極化特徵，通常更具批判性和負面性。

（二）收入水平的分化——金領和灰領

儘管城市白領從整體來看，屬於中等收入羣體，但其頂部和底部的收入分化較大。其中，收入頂部的人羣又被稱為“金領”，該羣體多就職於勞動附加值較高的高盈利產業，例如房地產、互聯網、生物醫藥和金融科技等。“金領”對生活品質有一定要求，其工作和生活狀態是底層羣體和普通白領嚮往的對象，其行為方式和消費品味對社會大眾有一定的示範效應。然而，高收入並未轉化為金領對生活的高滿意度。互聯網工程師是典型的“金領”羣體，但筆者調研發現，在生活整體感受上，該羣體比較滿意的佔比為24.2%、非常滿意的佔比為2.6%；在社會地位方面，比較滿意的佔比為17.6%，非常滿意的佔比為2.6%。近年來，為了預防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堅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國家加大了對高附加值行業的治理整頓，“金領”所在的一些領域盈利率明顯降低，超額回報機會迅速減少，這些行業未來將進入常態化發展階段。但過去的高速發展極大拉高了他們的社會流動預期，他們可能因為高流動預期和低流動現實之間的落差，從積極力量轉化為消極力量。

白領羣體裏收入底部的人羣被稱為“灰領”。“灰領”的收入水平與藍領相差不大，甚至低於一些高技術藍領。事實上，在一些高端製造業，技術藍領的收入超過普通白領已是常態，但對於白領而言，這種收入的反超卻挑戰了白領堅信的“成功夢”，加劇了他們的焦慮心態。隨着高校的擴招，批量生產的大學生羣體使得灰領僅存的教育優勢逐漸消解，其在就業市場中的地位面臨着更大的競爭壓力。“灰領”羣體雖然算不上教育制度的勝利者，但他們畢竟通過激烈的競爭考入大學，然而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後發現向上流動通道並非如他們設想的那般開放和暢通，繼而出現了較強的失落心態，其社會不公感和不安全感都較普通白領更為強烈。職業發展的迷茫加上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使這一羣體對“知識改變命運”產生了懷疑，而這種懷疑很容易引發社會底層羣體的共鳴。

（三）行業領域的分化——新興業態和傳統業態

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蓬勃發展，顛覆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組織形態，一些新產業、新業態和新職業層出不窮，城市白領的職業構成日益多元。因為這些行業大都還處於初期探索階段，其發展面對着因市場環境變化而帶來的不確定性。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以室內空間、線下體驗等生活新業態為主業的城市白領，其收入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大，職業發展充滿了更多不確定性。這使得新興業態白領具有較強的危機意識，對於自己的前途存在較大程度的壓力和擔憂，更容易因為社會心態的不穩定性，陷入一種聯結匱乏、孤立邊緣的狀態。

傳統業態白領在收入水平、價值觀念和組織聯結等方面都呈現出不同於新興業態白領的特徵。傳統業態白領是工業化過程的產物，主要以服務業、房地產、製造業的從業人員以及小企業主為主，他們所處的行業環境相對流動性較小，與之相對應的是邊際收益遞減帶來的收入水平降低。他們伴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形成發展，這恰恰使得他們與體制的聯結性更強，部分傳統業態的白領已經隨着時間的變化以及行業的穩定性成長為“組織穩定聯繫的羣體”。總體來看，傳統業態白領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行業發展越成熟，與組織聯繫越緊密；行業規模越擴大，謀求走進體制的意願越強烈”的特點。這一特點既有傳統業態白領自身的原因，也有近年來黨政部門和羣團組織主動作為的因素。傳統業態白領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國家發展前景”具有較高的期待，也渴望擁有政治參與和貢獻現實社會的機會，將個人的人生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結合。

（四）城市規模的分化——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居留在大城市的白領享有更為廣闊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平台，更為豐富的教育和醫療資源，更為發達和繁榮的休閒娛樂生活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這些特點無不與城市白領的拼搏精神與獨立意識相契合，很多白領希望能夠在大城市尋找機會。但相應地，他們也要受到大城市住房壓力較大、生活成本較高、户籍准入限制等方面的約束，以及忍受交通擁堵、空氣污染、宜居條件較差等現實狀況。在特大城市，住房在白領羣體的生活機會中尤其發揮着關鍵作用；住房往往對白領的日常消費形成擠壓效應，城市白領為了儘快籌齊首付或償還月付貸款，不得不壓縮自己的日常開支，甚至放棄自己在繼續教育投入方面的開支。**住房已然成為階層分化的關鍵指標，成為阻礙年輕白領中產化的“階層壁壘”。**面對“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境況，一些城市白領選擇離開大城市，回到故鄉或中小城市謀求發展。

相較而言，中小城市的白領羣體的生活壓力要明顯小於大城市，尤其是工作壓力和住房壓力較小。在消費意願和消費行為方面，由於其在當地的收入優勢更為明顯，其消費意願更強、消費水平也較高。在階層認同方面，中小城市白領生活滿意度更高，自我認同感和羣體歸屬感更強。在職業發展方面，由於中小城市產業結構相對較為單一，諸如IT、金融、國際貿易、影視傳媒等白領從業集中的行業在小城市難以發展成熟，白領的就業空間相對較小。此外，中小城市的白領更容易受到“關係社會”的束縛，其資源獲取渠道也受此影響。這對很多向往自由、個性與私密生活的城市白領來説是一種“人際折磨”。中小城市“庸墮型生活方式”的存在，也使得白領羣體容易出現躺平心理和避世心理。但無論如何，在中小城市，城市白領賴以為傲的文化資本仍能發揮較大作用。有對“洄游青年”的研究表明，城市白領回到家鄉後，大多實現了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原來大城市的“灰領”晉升為中小城市的“金領”，或進入體制內成為“國家幹部”。這表明：知識能否發揮作用，不僅受到知識儲備量（學歷）和儲備方向（專業）的影響，也受到空間地理位置的影響；城市白領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的最終價值取決於當地知識存量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