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險些滅絕的民族，卻誕生了最偉大的音樂_風聞

　　你一定在網上刷到過這樣一段街頭演出的視頻，甚至很多人對“印第安人”的印象，可能就來自於視頻裏的這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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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奏者亞利桑德羅（Alexandro Querevalú），在異國街頭，他穿着傳統民族服飾，極其虔誠地跪在地上，半裸着身體，用民族樂器“蓋納笛”演奏着《最後的莫西幹人》。身前放着的木偶小人，彷彿是他唯一的聽眾，又似乎代表着他為數不多的族人。

　　他的演出視頻在B站上收穫了過百萬的播放量，可以説，亞利桑德羅為傳播美洲傳統原住民音樂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讓人們有機會聆聽到瀕臨滅絕的藝術。

　　然而，我們對美洲原住民的音樂仍然知之甚少，這來自大洋彼岸的傳統音樂也常常被神秘化和刻板化，鮮有人知，這個險些消失的民族曾誕生過怎樣偉大的音樂。

　　在歌聲中抗爭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是美國的感恩節。

　　在這一天，美國人闔家團圓，慶祝豐收，購物狂歡，以此感恩上帝的饋贈。然而，感恩節卻被美洲原住民稱為“國家民族清洗日”，並常常引起原住民的抗議。

　　因為最初感恩節感恩的，並不是名義上的“上帝”，而是美洲的原住民。但正是由於美洲原住民的慷慨相助，卻招致了一場種族滅絕危機。

　　1620年，滿載着英國清教徒的“五月花號”從普利茅斯開往馬賽諸塞州。當年寒冬，不少人飢寒交迫，染病身亡。在當地原住民的幫助下，這些躲避宗教迫害，開闢新大陸的新移民學會了狩獵，種植當地作物，並迎來了豐收。

　　同時，原住民又與英國人結盟，以此對抗敵對部落。勝利後，清教徒婦女拿出珍藏的食物和酒，用來慶祝他們的友誼，這就是感恩節的起源。

　　但在數年之後，隨着新移民的人口越來越多，移民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戰爭開始爆發。

　　在一些音樂中，透露着侵略者的自大和傲慢。

　　1868年，作曲家塞普蒂莫斯·温納 (Septimus Winner ) 為一場吟遊詩人表演創作了《十個小印地安人》的完整版。

　　“十個小印第安人站成一排，一個蹣跚着回家，然後有九個；九個小印第安人在一扇門上搖擺，一個掉下來然後有八個；

　　八個小印第安人在天堂是最快樂的。一個人睡着了，然後有七個；七個小印第安人砍掉他們的把戲，一個摔斷了脖子，然後是六個；

　　六個小印第安人都還活着，一個踢了水桶，然後有五個；地窖門上有五個小印第安人，一個跌跌撞撞地進來，然後是四個；

　　四個小印第安人狂歡，一個喝醉了，然後是三個；三個小印第安人划着獨木舟，一個掉到海里，然後有兩個；

　　兩個小印第安人在玩槍，一個向另一個開槍，然後有一個；一個小印第安人獨自生活，他結了婚，然後就沒有人了。”

　　這首歌充滿着白人對美洲原住民的蔑視和詛咒，卻成為了流傳最廣的數數兒歌。後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懸疑小説《無人生還》中引用了這首歌，但“印第安人”被改為了“黑鬼”（Jigaboo boys），又因為用詞敏感被改回了“印第安人”。

　　種族歧視鏈可能是流動性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原住民的聲音越來越弱了。

　　到了21世紀，五月花號上新移民的後裔已經達到3500萬人，成為美國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原住民卻從上千萬人驟降到幾百萬人，失去了土地和家園。

　　正是在航行過程中，五月花號上的殖民者簽下了《五月花號公約》，該公約也成為了美國成立的憲法基礎。“五月花”被浪漫化的同時，美洲原住民的血淚卻被掩蓋了。

　　最早來到美國的殖民者，並不是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而是一羣為了黃金和殖民掠奪的男性資本家。

　　他們在弗吉尼亞開拓了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敦。不同於代表着“自由，契約，民主”的五月花號精神，詹姆斯敦象徵着貪婪、暴力和壓迫。

　　他們在這裏種植煙草，封鎖並屠殺原住民波瓦坦人。這並不是一段光鮮的歷史，但在迪士尼後來的電影中，卻成為了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在電影《風中奇緣》中，波瓦坦酋長的女兒寶嘉康蒂救了高大帥氣的殖民者約翰·史密斯併產生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愛情。

　　事實上，寶嘉康蒂在遇見約翰·史密斯時只有11歲，而約翰·史密斯已經28歲，身材矮小，滿臉鬍鬚。二人也並沒有傳奇式地相遇相愛。歷史上，寶嘉康蒂被英國殖民者兩次俘虜，為了部落和殖民者的和平，被迫和英國殖民者結婚。

　　在一些音樂中，記錄了殖民者的罪行。

　　《哭泣的女人》(La Llorona)是一首墨西哥民歌，起源於墨西哥東南部特萬特佩克地峽。

　　相傳，在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時期。一個西班牙士兵跟原住民女子結婚，然而，孩子生下後，西班牙士兵拋棄母子返回西班牙。母親精神崩潰，抱着嬰兒來到河邊，把孩子丟落在河裏，自己也跳河自盡。從此以後，她的幽靈飄到在城市上空，哭泣着控訴負心漢和自己悲慘的人生。

　　後來，這首歌也被用作皮克斯電影《尋夢環遊記》的插曲。

　　當年前往南美殖民的西班牙多為25歲上下的男性，他們到了墨西哥後，開始和原住民女子交往或者強姦，甚至衍生出一個人種——梅斯蒂索人，專門指歐洲人與印第安人的後裔。像如“哭泣的女人”這樣被男方拋棄的故事屢見不鮮，釀成大量社會悲劇。

　　由於長時間的殖民，目前，墨西哥人口中有60%為歐洲人與原住民的混血。殖民心理仍然影響着現在的墨西哥社會。社會等級以有無白人血統而評判，這片土地上原來的主人——印第安人，卻成了最受歧視的一類人。

　　除了北美洲，美洲大陸各地都寫滿下了歐洲殖民者與原住民血跡斑斑的歷史。

　　哥倫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登上巴哈馬島後，用刀劍和十字架征服阿拉瓦克人；埃爾南·科爾特斯到了墨西哥後，摧毀了阿茲特克古文明，破壞城市和廟堂，並傳播天花病毒，讓與世隔絕的阿茲特克人倒在病榻中。

　　19世紀的雕版畫描繪歐洲征服者在1521年對阿茲特克皇帝夸特莫克（Aztec emperor Cuauhtemoc）施以酷刑

　　皮薩羅踏上印加帝國的土地後，利用流感、天花、麻疹削弱國力，掠奪財產，導致地處安第斯山脈，曾跨越南美洲多國的印加帝國覆滅。

　　在西班牙人殖民統治之前，美洲原住民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了上千年，但正是由於殖民者的大規模屠殺和疾病傳播，原住民從上千萬下降到幾百萬。

　　諷刺的是，美洲原住民們更廣為世人所知的稱呼“印第安人”，是侵略者賦予的。由於哥倫布錯誤地將他遇見的美洲原住民認成“印度人”，於是，在未來的幾百年，這些生活在美洲大地上，文明各自璀璨的原住民都被籠統地成為“印第安人”。

　　在抵抗外侮的過程中，即使美洲原住民們的武器、技術落後，他們也從沒放棄過鬥爭。這些英雄故事也被記錄在了歌裏。

　　El Condor Pasa （《老鷹之歌》）最初是由秘魯作曲家Daniel Alomía Robles於1913年基於傳統安第斯音樂創作的管絃樂曲。

　　當年，《老鷹之歌》的詞曲作者在安第斯山礦區目睹了秘魯勞工反抗外國企業主壓榨的血淚鬥爭之後，寫下了這首歌曲，作為一部説唱劇的配樂。在秘魯利馬的馬奇劇院，這部説唱劇在5年內演出了3000餘場，深受當時觀眾的喜愛。

　　據傳，《老鷹之歌》的原型是秘魯自由戰士Tupac Amaro。1780年，他在領導一場反抗西班牙人的起義中被害，死後化作一隻雄鷹，永遠翱翔於祖國的安第斯山上空。秘魯人民憑歌寄意，表達了對英雄的懷念以及對自由的不息追求。

　　後來，美國民謠歌手Paul Simon在巴黎劇院的一場演出中聽到了印加樂隊演奏的《老鷹之歌》並以此為靈感，填上了英文歌詞，創作了If I could, 表達對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目前更流行的版本，是由厄瓜多爾演奏家利奧·羅哈斯(Leo Rojas）用印第安排簫演奏的傳統管樂。2011年，利奧·羅哈斯參加了德國達人秀，在半決賽時演奏了《老鷹之歌》並一炮而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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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老鷹之歌》已經被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也是秘魯的“第二國歌”，象徵秘魯人民的獨立自由精神。

　　消失原住民，消失的聲音

　　在後殖民年代，原住民依然處於邊緣位置。這和以保護為名的種族隔離有關。

　　在美國，大量原住民都搬去了預留地，讓其學習“居住管理辦法”，讓原住民接受白人的價值觀和文化。加拿大開辦了加拿大印地安人寄宿學校系統，專門為梅蒂人，因紐特人設立。

　　在1894年至1947年間，強制讓所有的加拿大印第安人兒童就讀，表面上為了幫助原住民融入當地社會，實際上進行文化清洗。而在南美洲，由於土地長期被剝奪，大量原住民只能做着最卑微的工作，如農場種植採集，挖礦等等。

　　儘管法律上已經實現了形式上的平等，原住民的酗酒、抑鬱、肥胖、自殺率仍然遠高於其他族羣，即便如此，原住民歌手仍然是現代音樂史上不可繞開的一部分。

　　**20世紀60年代，南美洲掀起了一場“新民歌運動”。**在阿根廷、智利、西班牙等地，創作者盡情控訴社會不公：獨裁政權，戰爭，通貨膨脹，經濟下行，人權危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來自阿根廷的原住民後裔梅賽德斯·索薩（Mercedes Sosa）。

　　在上世紀60年代，她投身民權運動，發掘阿根廷民間音樂，甚至一度被豪爾赫·魏地拉集權政府驅逐出境，流亡多國。因有長而黑的秀髮，她被稱作“黑女士”（La Negra ）。

　　因為極具社會意識，她也被譽為“無聲者的聲音”（the voice ofthe voiceless ones）。

　　在北美，原住民歌手巴菲·聖瑪麗 (Buffy Sainte-Marie)從未停止為原住民發聲。她不僅是一名歌手，還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是北美婦女協會的創始人。

　　1941年，巴菲·聖瑪麗出生於加拿大薩斯喀徹温省的Piapot保護區，被一個在馬薩諸塞州的白人家庭收養長大。鎮上唯一的其他土著人是郵遞員，因此，巴菲·聖瑪麗在矛盾的自我認同和不安全中掙扎。

　　大學畢業後，她開始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館裏唱歌，從而獲得了關注，發表了自己第一張專輯It’s My Way!（《這是我的道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反戰歌曲Universal Soldier。

　　80年代，巴菲·聖瑪麗通過為電影《軍官與紳士》創作配樂Up Where We Belong獲得了奧斯卡獎，這也是奧斯卡第一次授予美洲原住民。

　　當然，創作成功的流行歌曲並不是巴菲·聖瑪麗的主要目的，她還是最早的原住民形象代表藉此增加原住民話語權。

　　70年代，她為“傷膝大屠殺“遇難的印第安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運動發聲，創作了歌曲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並多次參加印第安人民權運動；在出演廣受歡迎的西部電視劇“弗吉尼亞人”時，她極力要求所有原住民角色都由原住民演員扮演，以此提高原住民的關注度。

　　很久以後，她才知道，正是由於她積極參加印第安民權運動，她被美國官方列入黑名單，歌曲被長期禁播。

　　此外，享譽樂壇的還有傳統莫西幹吹管樂演奏家比爾·米勒Bill Miller，玩電子樂的The Halluci Nation（原名A trible called red)，演奏部落風格的印加黎明（Alborada Del Inka）等等，他們都用自己的方式延續着自己部族的文明。

　　結語

　　很久很久以前，由北向西旅行的莫希幹人定居在一條富饒的山谷中，那裏的水域與他們原來家鄉的水域一樣，從未平靜過。

　　他們將這條河命名為 Mahicannituck，並將他們自己命名為 Muh-he-conneok，意為“永不靜止的水的民族”。

　　美洲原住民也正如一片水域，曾是一條巨河，奔騰咆哮，如今飽經滄桑，只剩涓涓細流，但河網密集，永不靜止，曲折向前。

　　聽着這些音樂，正是河水翻湧的聲音。

　　（完）

　　文中圖片視頻均來自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