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疫情的一些感慨_風聞

最近有關防疫的輿論風波挺喧囂的，對此，我想説説個人的一些看法。

1. 分清楚真正的民意表達與輿論戰之間的區別

局部地區過度的防疫政策，為老百姓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不便，也對國民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其中摻雜着相關產業的利益鏈條，以此形成的民怨，我覺得是應該得到正確表達的。

不過輿論場並非一個理性的環境，總會有人在其中煽風點火。這幾天看外網的偽軍報道，從烏魯木齊火災到大學生舉牌子，一副中國就要變天了的騷樣。國內很多渴望瞭解外面對中國的看法的人一定會對這些奇葩的聲音感興趣，但對於我這種在國外待久了，成天打開Google跟油管就能看到一大堆奇葩言論的人來説，着實就沒有什麼新鮮感了。

表達民意，抒發民怨，核心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表達，而在於是否能夠實事求是地去表達。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我想説的是，當我們站在道德的珠穆朗瑪峯上要求中國政府實事求是地面對問題時，是否應該反過來也嚴格要求自己在表達民意，抒發民怨的時候，也實事求是那麼一點呢？

實事求是地説，因為客觀環境的差異，因為當事人的差異，不同地方的防疫所體現出的“一刀切”程度是不一樣的。

成都封控的那兩週的期間，因為要去醫院陪家母做手術，所以去當地社區辦理通行證。在聽到是家屬入院陪護的時候，社區工作人員很誠懇地跟我説：“只要是醫護需求，這邊都會盡最大努力去批准”。當時成都市原則上不允許私家車進入五城區，但跟社區人員闡述了家母的情況之後，他們還是替我想了辦法，讓我拿着醫院的住院證明，出示給關卡看，後來這個方法確實也受用。

當然，社區工作人員對我良好的態度，也與我對他們的工作表示理解和尊重有關係。去申請出行證明那天晚上，現場有一個同小區的鄰居與社區人員發生了爭執。原因是他有幾個重要的投標文件要在兩天內搞定，但公司的電腦、打印機、公章這些都放在了已經被封控的錦江區辦公樓裏，而社區這邊則對於批准他的出行申請很為難，因為上面的文件並沒有交待可以允許這類事情。

這位老兄確實也是急了，就非常暴躁，出言有點不遜，氣氛一度很尷尬。我在旁邊實在看着蛋疼，就跑過去跟他説，這個時候，鬧和罵都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就要清楚對方為什麼不願意給你批，到底是他們真心為難你？還是上面政策不允許？

然後我又跟他説，我們換位思考一下，這些工作人員難道不曉得你的困難？他們也是人，又不是變態，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的共情是有的。但是為什麼事情辦不下來？是他們沒有這個權限。如果你是社區工作人員，在上面的文件沒有明確指示出允許這種事情的前提下，你敢給別人破例批准？他們本身也是基層執行的人員，沒有決定權。所以你就算把他們罵得體無完膚，對於解決你的燃眉之急也是無濟於事。與其如此，不如反過來想想，他們顧慮的是什麼？如何想出一個方案能夠既打消他們的顧慮，又能實現你的目的。

他聽我這麼一説，情緒有所平靜，然後我把他拉到一邊，悄悄跟他説，其實很簡單，你就在網上掛個號，説是自己要去看病。他説這事是不是太假了。我説其實人家社區工作人員都懂得起，只是你要給別人一個台階下嘛。他們也不想聽你在這裏扭着鬧，只要理由合情合理，人家也巴不得馬上讓你出去。他聽了覺得有道理，然後就按照我的方法做了，果然獲得了批准。

最後我還補充了一句：“疫情防控，無論是居民還是政府其實都是煎熬的，社區工作人員加班幹活與你去不了公司投不了標都是在熬，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理解，靈活應變，遇到事情多想辦法解決問題，少抱怨，這樣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老百姓是人，政府工作人員也是人。學西方身份政治，貼一個“必要之惡”亦或是“烏合之眾”的標籤，把對面當成異教徒，遇到點矛盾就往死裏鬧---這其實是非常缺心眼的。

什麼叫做“協商式民主”？前提是你要協商，你協商都不協商，逮着點不滿就口吐蓮花，遇到點不順就上街搞行為藝術？那請問，如何解決問題？

協商的核心在於換位思考，換位思考是為了搞清楚事情矛盾的痛點在哪裏，然後圍繞矛盾本身，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

而協商的藝術在於，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如何恰到好處地拿捏利益與情感，就是協商的藝術之所在。這種藝術與直接貼標籤懟人的二極管式的發泄相比，顯然要複雜一些，靠手法一些，但相對的，它對於一個社會的和諧就自然是要更有益一些。

中國社會存在矛盾，但此矛盾遠沒到不可協商的地步，恰恰是西方那種“選舉民主”所帶來的動不動就掀桌子罵街的“愜意”，使得我們在處理社會矛盾時，巴幸不得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

我為什麼痛恨二極管？因為二極管實在是侮辱我的雙商。從俄烏戰爭在B站上的輿情反應就可以看出，中國這個互聯網是氛圍是極其的浮躁。要麼就是一堆某香港新聞電視台出來的媒體大V逮着俄羅斯一點點小問題往死裏渲染，要麼就是反過來給你操作一遍。總之為了博取二極管們的流量，媒體大V們把自己也打造成了二極管。

從理性角度來説，流量就是利益，過度在於利益，特別是短期利益的人，一定會屈服於流量；從感性角度來説，你發表一個跟某個二極管羣體不一樣的聲音，就會立馬被這個羣體無差別地aoe，久而久之，那些被這些二極管刺傷到的人也會採用二極管的方式反擊回去，就變成了“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重要”，“懟你們這些二極管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這種國內的輿論亂象之上，境外的輿論戰勢力又通過“內部拱火”等種種方式對之添油加醋。

面對這種現象，我們有腦子的公民應該自覺，應該分清楚哪些是合理的訴求，哪些是輿論戰的部分，哪些是撒潑的部分。

合理正視民意和民怨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而合理地表達民意與民怨則是每個公民該做的事情。

人與人之間，只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協商，才可能在非暴力革命的前提下解決問題。如果只是為了發泄情緒，只是為了博一時之眼球，即便你遵循的是“鬧得越兇關注越大”的媒體傳播原則，但是不恰當的“鬧”的方法，也會徹底將公民與政府撕裂，最終一步步向西式二極管民主靠攏。

此外，再説句題外話，油管上面那些偽軍我真的是見慣不怪了，以前在國外的時候，還經常懟他們，現在早已索然無味，因為其業務能力以及話術水平着實有點拉胯。相對而言，國內的新型公知的戰鬥力不知道比他們高了多少，跟這些高級怪刷刷經驗，對我的提升更大。同樣，在互聯網上如果遇到二極管懟人，完全沒必要跟對方一樣二極管化，如果安於懟二極管，甚至在懟二極管身上獲得了某種優越感，那就只能説你在思想上躺平了，開始吃老本了。

2. 如何看待疫情產業暴利

一句話：嚴格限制核酸相關企業上市。

為什麼？因為從資本角度來説，核酸檢測產業的暴利是基於短期內的防疫強度所致，這並不是一個長期穩定的產業。類似於張珊珊這種多點開花的事情，説穿了就是核子公司為了趕在政策調整之前，為了IPO而狗急跳牆的操作。

既然是圖短期上市牟利，那麼對於相關企業的上市限制就應該加大。説白了就是**：提供產品提供服務賺錢可以，上市撈錢的話就沒那麼容易。**

此外，追逐利益是人性使然，而任何社會羣體裏也都會存在那些為了追逐利益而不擇手段，毫無底線的人。我們面對這些事情時，不要過於地眼睛裏進不了沙子。總想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逮着自家垃圾桶裏的幾隻蒼蠅就大罵這個家不乾淨。

其實人很多時候是很雙標的。就比如我一個搞企業的朋友，最近頻繁給我發一些微信公眾號裏的小作文，還有油管上的鏈接，各種宣傳負能量。最後深入交流才發現，原來是國家金税四期上線了，針對高淨值人羣的直接税有落地的趨勢了。

他説中國政府這是要殺富濟貧。我跟他説直接税這事兒媒體層面一直有人提，我在幾年前就從盧麒元的視頻中瞭解到相關事宜，並不新鮮。你平時要多瞭解瞭解國家的大政方針，要帶着腦子去看，自然就不會這麼大驚小怪。

然後他又説收税是該收，但是收了就被腐敗掉了，所以是在浪費納税人的錢。我説你這就是睜着眼睛説瞎話，腐敗肯定是有，但中國這麼多年投入的基礎建設是實打實地用納税人的錢優化公民的生活環境。

反觀德國那十多年不變的基礎設施，反觀美國社會那種畸形的貧富分化（關鍵他還是帶着霸權搞出貧富分化的，這就好比你玩原神滿命滿精，300分聖遺物打出了屌絲一般的傷害）。要談腐敗，這天底下就沒有乾淨的地方。我們反腐敗沒問題，但做任何意見表達，要做到起碼的實事求是，不要睜着眼睛説瞎話，褒獎可以敷衍，但批判請一定深刻。

最後我又説，其實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辛辛苦苦掙的錢捨不得給，人之常情。但為了美化這種利己的行為而選擇去甩鍋政府，這就是對自己的不實誠了。有些事情，要麼悶聲發大財，要麼就言行一致，什麼不學，偏要學資本主義這種又當又立的勾當，這不是給你自己找麻煩嗎？

人是一種很雙標的動物，要做到實事求是地對待自己的屁股和腦袋，需要一定的修為。對於利益的追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種道就包括不要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而説出一些過於雙標的話。

西方的民選政治放大了雙標這種惡性，使得人們以自説自話，各説各話為榮。這種惡性偽裝在“自由、民主”之下，其實成為了一種極為低級的民粹。

大家最近都在罵核酸企業，這本身是對的，對於這種短期牟利的行為就應該罵罵。但反過來大家也應該想想，核子公司這種為了趕在政策變化之前饕餮的擴張，恰恰説明，在中國，這種投機牟利的資本只能跟着政策的尾巴走，這與某些標榜民主自由，但其資本卻可以直接決定政策的國家相比，還是要靠譜那麼一點的吧。

難道不是嗎？一個槍擊問題這麼多年都解決不掉，我怎麼沒有看到美國槍械有關產業在追着政策的尾巴瘋狂擴張？

記住一點：細水長流、心平氣和的腐敗，才是真腐敗。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始終能夠對這個國家的健康發展起到主導作用，那我們就應該少一些定體論，而是多把批判放在實事求是的地方。就問題説問題，帶着一定的格局和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動不動就“people singing”這種CIA老橋段，講真的，很low的好麼。

3. 要貫徹協商式民主，拒絕選秀式民主

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的意見能夠得到政策的反饋---這是民主的底層邏輯，也是根本目的。

那麼實現這個目的的途徑其實是多元化的。而意見的表達與實施之間又是動態而變化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的兒子想在過生日的時候讓你給他買一個三體人的脱水皮。這是你兒子的意見，表達出這種意見，視為其民主的表達。

但對於你來説，因為三體人的脱水皮確實有點小貴，家裏的條件不允許，於是乎你跟兒子提出要不買一個便宜點的，比如買個水滴模型。

然後基於你跟孩子之間的協商，最終他接受了這個建議，將自己“民主的訴求”從“三體人的脱水皮”變為“水滴模型”，這個過程中，你兒子的意見得到了表達，只是表達的內容經過協商發生了改變。

這個例子説明的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即個人意見與現實環境發生碰撞之後，它一定會產生一些調整，這個調整的過程，類比到政治之中，就是基於民主意見表達的協商。

西式的選舉民主本身也要遵循這個協商過程，只是其表現形式為“通過主體與客體的尖鋭對立來達成協商的目的”。

而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協商本身如果可以通過相對和睦的方式進行，那又為何不可呢？

我們很多知識分子糾結的“民主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其實遵循的並不是民主的核心目的、底層邏輯，而只是追求一種西式選舉民主中的，通過尖鋭對立來達到協商表達的效果。

因為這種尖鋭對立是能夠博人眼球的，是能夠煽動情緒的，它能為當事人帶來熱度，這與當下互聯網的流量邏輯極度契合。

但這種尖鋭對立是否是表達民主之核心目的的必要？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就拿我上面舉的例子來説，如果你可以笑眯眯地和你兒子達成買水滴模型不買三體人脱水皮的共識，那又何必拿一把刀指着他的脖子逼他就範呢？

同樣，人與人之間的很多事情，能夠和氣地商量着來，中國老百姓大多數就會和氣地去商量。實在是迫不得已了才會撕破臉去大打出手。這點其實也不全是中國文化，即便是在德國，我所接觸的德國人，特別是年級大一點的，也都懂得“和氣生財”的道理。

而真正被所謂的“尖鋭對立”所影響的人羣，大多數是血氣方剛的學生，還有就是被西方意識形態深度洗腦，將這種動不動就對立的行為作為一種美德的公知。

其實協商民主是一個根植在生活中的很樸素很簡單的道理。因為人類是一種有着強烈情感訴求的動物。那些動不動就鼓勵“觀點尖鋭對立”的人，卻根本忽略了人只要跟一個人起了衝突，那多多少少是會有些情緒跟矛盾在裏面的。

勸人大度在這裏是個偽命題，大度的人不過是有着更好的情緒管理能力罷了。更重要的是要讓大家更有藝術地進行協商跟溝通，避免尖鋭對立，這是大前提。而在大前提之下，在那些不可避免的對立面前，再説大度的事情。

西式選舉式民主鼓勵尖鋭對立，鼓勵用貼上標籤，各説各話，鼓勵無節制的個人權力伸張，這背後的邏輯在範勇鵬老師最新的一期節目裏講得非常精彩。

政治學的本質就是人與人、羣體與羣體之間打交道的藝術。如果你懂得協商的藝術，能處理好自己與家庭的關係，處理好自己與同事的關係，那你自然也就具備處理好你作為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那些在網上搞尖鋭對立搞得起勁的人，除開精神分裂的狀態，普遍來説一定是在家庭生活與工作生活中都極度不善於與人協商的類型。是一種自我人格缺陷在看待宏觀社會問題上的外延。

很多人不願意承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不足，總是喜歡把問題扔給外界，扔給環境，這種生活態度在我看來是有些消極的。

這就讓我想起了65歲還在直播間拼命賣貨的張蘭女士，雖然她養了一個不成氣候的兒子，但她本人面對挫折面對困難時那種積極向上，事有不成，但求諸己的態度，我覺得還是挺令人欣賞的。

總的來説，西式選舉民主，放大了此種人格缺陷，使其在意識形態上獲得了一種合理化。就如同信仰基督合理化了屠殺印第安原住民，在耶路撒冷大肆劫掠的野蠻行徑。但無論怎麼合理化，站在天道主義的高度上來看，這始終是一種自欺欺人。我們拒絕西式選舉民主，選秀式民主，追求合理的協商民主，説白了，就是為了讓這個社會少一些不必要的撕逼，多一些和和氣氣。

4. 官本位與輿論戰

官僚體系、官本位的中國，在面臨輿論鬥爭時有一個非常容易被滲透的薄弱點，即官與民之間的距離感。

大多數老百姓其實並不缺乏與政府達成協商民主的理性，只是因為官民之間的距離感太強，最終從感性上生出了一種疏遠感來。

所以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官僚體系，一定要去嘗試系統性地拉近官民之間的距離，不能讓老百姓覺得當官的高高在上，這樣即便你真做了實事，老百姓一樣會因為對你的疏遠而誤解你。

少説套話，少説空話，少搞形式主義，合理地融入到新媒體之中，用年輕化的方式去做思想建設工作。

這些地方其實已經在逐步改善，比較明顯的就是我們外交天團的表現，很接地氣。

儒家的禮樂制度本意是通過不同階層的生活規範來限制人無節制的慾望，但禮樂制度所製造出的客觀差距會導致階層之間的嚴重脱節，最終與社會主義中國的“以民為本”的立國精神相沖突。所以對於禮樂的改進，在於**“有差距，但差距不要太大”，在於“説人民聽得懂的話，做人民看得明白的事情”。**

信息技術革命給社會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普羅大眾能夠無差別地接受大量信息。這與信息交流相對閉塞的時代是不同的。因為每一串信息流都是與人民的一次交流行為。如果你不善於與人民交流溝通，那麼那些別有用心的信息流就會替你交流。

因此，面對信息爆炸的今天，無論是法家的嚴法愚民，還是儒家的禮樂分化民都無法適應信息扁平化的現代社會，我們應該賦予老百姓最基本的，相對理性、全面且追求和諧協商的輿論環境。

而構建這個環境的很基本的一點就是，降低官本位所帶來的官民距離感。

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通過無節制地釋放個人慾望，最終在“自由”這個理念上，對於東方的官本位形成了壓倒的輿論戰優勢。那我們如何反擊？我們要從老莊的思想中找答案，要在心中淡掉官與民之間的鴻溝。

5.結語

看穿煽風點火背後的流量邏輯，看穿好事的人性，有利於我們冷靜地對待輿論場的亂象。人生苦短，有些人選擇及時行樂，有些人選擇靜觀思辨。這些都是屬於每個人的，命運石之門的選擇。其善其惡，局中去判。

而事皆有因緣，人皆有命軌。種瓜得瓜，因果循環，此乃天道。對此自覺與否，全看個人。

而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我始終希望這個社會多一點共識，少一些分歧，14億人儘量團結起來，為這個民族偉大的復興而發力。

人生苦短，冷暖自知，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魚之樂為樂，鯤鵬之樂亦為樂，心寬之處，則天人合一。

戲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