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邁向混沌：新冠紀元的世界_風聞

如果從未來回望人類歷史，那麼公元2020年必然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這一年，“大流行”不僅導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還使得世界進入了罕見的“大封鎖”狀態，可以説人類本輪全球化在此通過頂點。

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再見全球化（goodbye globalization—the dangerous lure of self-sufficiency）》所説的：

“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無政府狀態。法國和英國在隔離檢疫規則上爭論不休；美國則繼續為貿易戰磨刀霍霍。儘管在疫情期間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聯儲貸款給他國央行— —但美國並不願意擔當領導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拋棄全球化。”

筆者認為，本質上我們這一代人是生長於“美國治下的和平”的一代，具體在政治哲學、文化思潮、流行元素、技術進步、資本派生、商品生產的最終消費，等等，美國是一切的開始，也是一切的終點。然而，當這樣的秩序展示出他的生命力衰頹時，大家以為的崩解（普遍認知中的崩解）比真實的崩解來的還要快。

可是必須要指出，萬事萬物不是線性變化的，特別是“世界秩序”這種極度非具象化的抽象事物，他幾乎只存在於我們的想象之中，自從拜登登台以來，似乎2019年之前的世界“又回來了”，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自由、人權，特別是今年以來西方世界幾乎是團結一致“捍衞烏克蘭”，彷彿之前四年川普的衝擊只是短期衝擊，世界“依舊是平的”。如何分析這些變化，仍需要從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來下手。

全球化的基礎不再

筆者在《不平等的世界終將走向“脱鈎”》一文中，將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矛盾進行了分析，這裏簡單再回溯一下，全球化時代，通過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中國全面加入國際分工，人類世界的生產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而整個人類世界總體上看，是得益於此的。

然而，全球化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它帶有自身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我們用三個層次的不平衡來描述：

1.金融國家和實業國家的主權間嚴重失衡；

2.科技互聯網行業和其他部門行業之間的嚴重失衡；

3.同一行業內部的成果分配嚴重失衡，社會貧富差距分化。

即從最宏觀的地球視野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嚴重失衡，金融國家一本萬利、實業國家按勞分配、資源國家賤賣祖產而失敗國家失去一切；

視野從全球縮小到國家（經濟體），各經濟體內部同樣如此，科技、金融和互聯網等掌握全球化時期分配權力的行業富得流油、賺得盆滿缽滿，而實業部門出汗賺吆喝，大概是賺了錢、下了苦，至於其他的夕陽產業、邊緣地區、邊緣產業，則不可避免走向衰亡。

然而，饒是富足的互聯網行業，也並非是所有人都一夜暴富、暴得橫財；同樣，傳統的夕陽產業也並非人人破產，仍有一些實體老樹開新花，通過集約調整、吸收重組，重新煥發生機，當然，代價可能是其他的實體加速“應死盡死”。

我們説，這樣的不平衡，本身就是飛速發展所帶來的的“另一面”。當年高呼“世界是平的”的時候，正是全球化邁向高潮，而其實也就是（本輪）全球化走向尾聲之時。“世界是平的”帶來了“地球村”的美好想象，彷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空前拉進，特別是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國際性社交媒體讓國籍、地域、國境，乃至語言、文化本身都變得不再是人和人之間的障礙，似乎人和人之間相親相愛的美好世界，可以在這種氛圍中不斷發展，乃至於臻至大同。

這就是“普世價值”一度獲取了輿論普遍認可的基石。全世界的人們似乎認為，全球化將永遠加速發展、加速推進，直到真正讓“世界是平的”，那麼深度融為一體的人類社會，其形態必然具有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的組織基礎範式是西方社會，所以提取於西方社會的“普世價值”自然就成真了。

然而這樣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如果説，川普發動貿易戰，還只是美國國內“紅脖子”不理性、腦抽、意外黑天鵝；那麼無論是俄烏衝突，還是今年以來海灣國家集體偏離（遠離）美國的外交立場，都意味着全球化的基礎在“搖搖欲墜”，所謂拜登“撥亂反正”以來的“重回正軌”不過是迴光返照罷了；更不要説近來隨着俄烏衝突降調，上半年被俄國與西方矛盾掩蓋的美歐矛盾正重新浮出水面。

歐盟指責美國以《通脹削減法案》中的“對新能源產業投資補貼3700億美元”等一攬子政策，試圖掏空其產業，而美國則回以不屑一顧。

2020年時，本號曾發《想徹底遏制中國，美國還有比無限印錢更狠的辦法》一文，裏面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前沿研究，就認為美國必將深度學習中國的產業政策運行模式，採取“以補貼降成本”的方式來作為其“再工業化”的抓手政策，而這將最終導致國際金融體系的解耦和重構。

在上半年時，我們展望全球化的解耦，並以“美歐亞”三大供應鏈體系的遠期前景為結論（見《不平等的世界終將走向“脱鈎”》），在當時來看這還早得很。因為當時來看，我們還處在石油-工業-金融體系裏，國際宏觀恆等式中，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淨需求的創造者和淨債務的供給者，以其經常項目赤字的方式構成等式的一邊**，而等式的另一邊，是兩個基礎美元循環，石油美元循環和製造業商品美元循環。**

然而，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樞紐和世界工廠都是中國，特別是新冠疫情對全球工業生產的巨大沖擊，唯有中國通過建立符合社會組織生產需要的治理體系，實現了工業生產的有序恢復，這使得中國巨大的力量展露無疑，而美國則提供了遠遠超出經常項目赤字的貨幣，反而為國際體系製造了更大的不穩定性。

那麼同樣的，歐洲雖然衰落，但歐洲的力量並沒有真正消失殆盡，產業的轉移並非朝夕可得。如果圖謀以金融手段和外部危機為政治壓力，來搬空歐洲的產業重振製造業，必然引起歐洲的危機反應。這恐怕是拜登政府意料之外的。畢竟你不能假定可以在賭桌上將對手清零。

而原本的石油體系中，美國是有相當的話語權的，但烏俄衝突的爆發，和西方體系全力施壓俄羅斯的結果，是所有的國家對美國都突然有了談判籌碼了。就連在美國後院的委內瑞拉，以及多年糾葛的伊朗，拜登政府也擺出了談判並極大讓步的姿態，但這些歷史問題，真的能迅速解決嗎？恐怕只會按下葫蘆浮起瓢吧。

僅僅俄烏衝突烈度下降，美國以產業補貼為形式試圖重新工業化的努力，就已經讓拜登上台特別是烏俄衝突以來的“西方世界團結一致”的迴光返照迅速黯淡，如果加速以產業鏈控制、供應鏈安全和價值鏈重構等三方面為核心着眼點的國際循環體系重塑，那麼我們回到19世紀絕不僅僅是一句空談。

這也並非筆者腦補或者聳人聽聞，因為美國下手其實不僅針對歐洲，也包括亞太“盟友”，特別可以舉例的就是台灣。由於美方控制了台積電70%的股份，並且台灣當局政治上的“去勢化”，政治經濟兩方面的手段都無法阻擋，這才有了被直接安排搬遷到美國亞利桑那的台積電3nm和5nm生產線。

而新興國家在今年以來屢屢與“國際慣例”對着幹，不是一天兩天了。看似是在拒絕一貫的“經濟科學”“金融常識”“國際慣例”，實則是自保爾。我們將看到，隨着金磚國家組織將進一步擴容，並且海灣國家立場進一步調整，新興國家-資源國家的直接經貿和金融關係的確立，以西方作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為中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以西方文明為價值觀秩序的全球化，將發生深刻嬗變。

新自由主義退潮和文明體秩序的“在地化”

那麼，世界的物質基礎在走向巨大的變化同時，文化體系、價值觀等必將被隨之深刻重構。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思潮、價值、認知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構。看起來是“普世價值”光輝不再，本質上則是塑造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世界喪失了對外輸出範式的能力，合法性下降，乃至在原本世界的邊緣地帶變得合法性衰微。

譬如以顏色革命為例。從蘇聯解體開始，人們開始認識和平演變，以及思想對政權演變（regime change）的影響，而“阿拉伯之春”則讓美國自由派第一次能動的實踐了從思想觀念入手的方法。以至於所有非西方國家對此萬分小心，而美國也在外交對談中加入“不尋求改變XX國家政權”的字樣。這些正是美式價值觀的“侵略性”的體現。

筆者在談及現代性時曾引用李懷印老師的一句話，即“現代化這個概念體系是西方國家發明來忽悠非西方國家的”。這裏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性來理解，①萬事萬物是普遍聯繫的，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以美國、西方為中心的國際循環體系，誕生了以美國、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是這一循環體系生產、消費、潮汐運動所需要的穩定態，是這一循環運動所需要的河牀，因此這一循環體系本身誕生了當下的“國際價值觀”“國際文化潮流”和“國際性”。

在當今的時代，有許多文化現象，如果用邏輯思考發現這些文化現象本身不符合文化的邏輯，甚至可以説其本身是極其荒誕的，那是因為它符合的是更深層次的權力邏輯。

在近日的卡塔爾世界盃上，圍繞世界盃的周邊出現了大量的“社會議題”，許多議題看起來都是“推動世界更美好”的，譬如説關於修建世界盃產生的大量的勞工傷亡。對此，筆者認為這當然是國際資本主義乃至海灣國家的封建資本主義所犯下的罪行；同時還被報道的，包括如伊朗球員不唱國歌，為國內女性主張權利；看見德國球員捂嘴，看見英國球員戴彩虹臂章，等為“多元化性別人羣”發聲主張權利，許多傳媒在報道時產生了蓬勃的旺盛的道德優越感，都跟見了親孃似的。

然而，在中東，海灣國家的人民，他們最深刻的“我們（阿拉伯人）被欺負了”的感覺，是巴勒斯坦問題。當觀眾席拉起橫幅、大合唱為“被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發聲時，媒體不發聲了，而且這個媒體秩序，具有高度的國際一致性。

那麼，是巴勒斯坦人民不符合當代“國際文化和國際價值觀”下的道德嘛？根本不是吧。大概只能在媒體不是人和巴勒斯坦人民不是人裏面二選一了。

我們再以主張權利現象來説。我們看到，關於性別權力/權利的辯駁在賽博空間（微博微信抖音小紅書）打得如火如荼，前兩年主流還是“被欺負了的女性”，到現在已經變成了“魔怔男大戰魔怔女”，沉思錄之前的文章也介紹過東亞近鄰國家的相關歷史。其實從理性來説，片面主張權利本身是有危害性的，這個是指個體都逃避、乃至放棄承擔義務，而絕對的追求權利，甚至試圖建立起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權力結構的社會關係）。

但是這樣的現象似乎愈演愈烈，一大羣人由熱心羣眾變成“樂子人”，由樂子人再變成“主動加速師”，概因這個世界的基本循環是錯誤的。當前人類社會所持有的世界觀，是原子化個體、經濟理性人，其本質就是在鼓勵個體向社會排放負外部性（即好處歸我，成本、負擔、困難歸你，歸父母、妻子、丈夫，歸單位、學校，歸國家），當負外部性排放到顯著的程度，就必然產生加速現象。

**這種負外部性排放，遍及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不討論外國，即便以國內來説，以購買勞務代替僱傭，以勞務派遣代替勞動關係，這種行為在基層組織、國資企業同樣大行其道。在抗擊疫情之中，筆者瞭解到其中基層的厭倦情緒，即與之部分相關，畢竟艱難困苦的工作我做了，然而政治執行力的嘉獎和光榮卻與我無關，而我們需要的、期盼的、想象中的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般的“利維坦”，不可能建立在這種“同股不同權”的結構裏。

歸根結底，當代的世界不是一個“和平純真美好”的世界，而當代世界根據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不可能建設起來這樣一個世界。無論是我們建設人類文明的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踐行中國式現代化，**都需要在經濟基礎和文化認知、制度構成上，開拓出新的道路。**而這些有益探索，才是我們對抗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有力武器。畢竟，“嘴上批判終覺淺，絕知此事要實踐”。

P.S，附帶説下，無論是否認真學習過高中物理學，筆者都認為熱力學應該得到每個賽博時代“讀書人”的認真尊重，畢竟那些我們晚輩們眼裏沒怎麼讀過書卻“很厲害”的社會人叔叔阿姨，其實他們“重劍無鋒大巧不工”的思維方法，是貼合了熱力學的。“唸經”之所以變成愚蠢，就是因為在佶屈聱牙的經文中掰扯，完全不符合熱力學規律。如果再來點動力學的演化知識，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