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周旺｜國家發展：超越“國家建設”理論_風聞

陳周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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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世界發生了極為廣泛、深刻和深遠的變化，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國家的地位和重要性不降反升。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對國家的傳統地位和作用曾帶來不少衝擊，一度動搖了人們既有的國家觀念。但是，隨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帶來不可預知且無所不在的挑戰，尤其是一場全球疫情造成的各國公共衞生危機，國家在自我生存和發展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新被認識。在這個關鍵時刻，重新思考國家，建立新的國家理論，成為政治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何謂國家建設

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之一就是國家的發明。國家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但是主動將國家作為一種制度體系來建構的世界性行為出現於近代，源於西方民族國家的誕生和發展。這樣一個建構性的進程，被西方學者稱為“國家建設”。“國家建設”的英文為state building，有時也被譯為“國家建構”。國家建設並不簡單等同於“國家締造”（state making）或者“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與“民族建構”（nation building）更有着顯著的階段性區別。這些術語的混淆不是發源於中文世界，而是在西方理論界就已經存在。比如比較政治學者阿爾蒙德和小鮑威爾，就將國家建設等同於國家締造，並在此基礎上試圖區分國家建設與民族建設，而引發其他學者的不同意見。

**對於本文而言，我們更願意將國家建設視為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布羅代爾聲稱，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力量的支持。正是國家權力作為資本的後盾，推動了資本在全球的擴張。查爾斯·蒂利指出：“資本主義和國家形成構成了社會史研究最基本的框架。”現代國家的建設和成長，與現代化和資本的全球擴張密不可分。由此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國家建設，對應的是現代化和資本全球化的一個長期歷史發展進程。

**從歷史上看，整個西方世界的國家建設主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國家主權體系建設，旨在賦予現代國家主權地位，建構主權國家相處的國際體系。**這一努力以威斯特伐利亞公約為標誌，一舉解決了西方世界長期無法擺脱的領主國家間戰爭頻仍狀態，獲得了西方國家之間無大戰事的所謂“長和平”，該局面以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宣告終結。**第二步是國家制度建設，主要是構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兩大制度體系，這業已成為西式國家標配。**從次序來看，是先有市場再建民主。資本需要通過強化國家去開拓全球市場，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國民納入常備軍體系，為此就要構建民族認同一定程度上推動公民權建設。隨着戰爭規模擴大和戰爭威脅的上升，加上民眾抗議的高漲，通過擴大普選權來獲取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就成為必然結果。總而言之，西方所進行的國家建設主要是建設主權體系、市場體系和民主體系，這一進程相當漫長，並且是有步驟、按次序實現的。

與之相應的是，為了實現以西方的價值和模式統馭世界，西方思想界圍繞國家建設建構了一系列理論、制度和經驗模式，引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把國家建設作為其現代化發展的前提和主線，使其國家建設同西方所建構的世界體系相銜接，進而實現西方文明對世界的一體化建構。然而，誠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那樣，西方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這個現代化進程只是讓東方從屬於西方。西方圍繞主權體系、市場體系和民主體系進行國家建設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是主權不平等、市場掠奪和反民主的霸權。這不是人類文明的理想圖景，而是一個非均衡的、不平等的世界。

建基於早期歐洲現代化實踐的國家學説，充其量只能把國家理解為資本向全球擴張的強制工具。這樣的國家在功能上是千篇一律的，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服務於資本的利益。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國家並未呈現出“資本主義的多樣性”，目光所及，只是國家強制的片面增長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樣的現代官僚國家是“不可改良的”，“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國家不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根本性的轉型，唯一可能的變化，是國家的統治術將隨着技術進步而愈發精良。現代化表現為安東尼·吉登斯筆下的國家對社會監控能力的增長。

**換言之，資本主義社會片面的國家建設並不能帶來相應的社會發展。**查爾斯·蒂利非常清楚這一點。早期西歐國家因應地緣政治競爭而構建的“財政-軍事國家”已經失去了發展動力，只是處於一種自我強化之中，用國家權力這個變量已經無法解釋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因此，蒂利轉向了社會和一系列民間抗爭議題，並且大膽地假設，西方社會後來發生的民主化建設，其動力並非來自國家的革新或者資本的“善意”，而是來自社會抗爭。正是民眾反抗上層權力精英的鬥爭，接續了國家建設最後一塊短板——民主體系，與之相呼應的是公民權的建設，以及福利國家體制的興起。民主與福利體制的建設，使原本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暫時緩過氣來，但是代議制這一權宜之計並不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矛盾。

實踐表明，西方世界開啓的現代化，雖然使人類文明發展躍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創造的國家制度模式就是現代文明的普世標準。即便歐美世界本身也不是一個統一概念，各國現代化的具體路徑、具體制度、建設進度和文化留存不盡相同。這就是整個西歐國家建設進程給人一種“多樣性”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從巴林頓·摩爾到戈爾斯基，農業商品化、戰爭、地緣政治競爭、貴族聯姻和宗教文化這些因素，都已經分別用於解釋西歐早期國家建設。即便如此，也不可否認早期歐洲國家建設存在着某種內部統一性，而最能反映這種內部統一性的國家原型，正是查爾斯·蒂利概括的“財政-軍事國家”，也就是資本集中與強制集中結合的國家建設模式。儘管“財政-軍事國家”未必窮盡西歐國家建設的所有可能性，但是從查爾斯·蒂利、加州學派到戴維·斯塔薩維奇，這個解釋具有較強的理論延續性，反對者迄今仍未提出有效且廣為接受的替代模式，因此沿用“財政-軍事國家”概念來認識國家建設仍然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做法。

這種建立在早期西歐國家經驗基礎上的國家建設模式，儘管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為世界歷史的推動者，實現了經濟的飛速增長和科技的巨大進步，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碾得粉碎，國家作為戰爭機器的一面被無情地凸顯出來。**這證明西方國家建設模式的邏輯推導至盡頭，很可能就是大規模戰爭。幸運的是，經歷了戰火的西歐國家大部分倖存下來，而沒有被徹底摧毀。**這些國家在馬歇爾計劃下重建，經濟上雖有起色，但是國家安全則牢牢控制在北約手中，完全屈從於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基本喪失外交自主權。西歐民族國家建設走到這一步，殊為可嘆，實在不知道還有何值得效仿之處。**戰後興起的福利國家體制，一定程度上是對早期“財政-軍事國家”模式在政策上的修正，意味着西歐國家也曾努力走出片面國家建設的困局。**但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就已經預見到的那樣，把解決“社會問題”的希望寄託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身上，只是一廂情願的“拉薩爾的幻想”。以希臘債務危機為標誌，歐洲福利國家體制深陷泥淖，證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福利政治體系。

**非西方社會在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上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它們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異比西方世界內部國家間的差異要大得多。罔顧這種差異性，而一味按照西方早期國家建設經驗提供的模板和方案來進行現代國家建設，不可避免會遭遇頓挫和失敗。**第三世界按照西歐樣板打造的現代國家，從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到巴西，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東歐，已經紛紛步入“失敗國家”的行列。在經歷了軍人政權的官僚威權主義迎來一波經濟增長之後，有些國家陷入“拉美化陷阱”，失去了發展動力，留下遍地廢墟和巨大的經濟窟窿。這些後繼的“財政-軍事國家”，主權、市場和民主三大體系無不齊備，但是經濟長期停滯，貧富分化懸殊，社會治理失效。“失敗國家”其實就是西方國家建設模式走向失敗的悲劇。

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

近代中國在建設現代國家的實踐上，確實也經歷過類似的曲折。在鴉片戰爭中被西方國家打敗之後，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財政大量流失，致使國家貧困化，同時官方上層盲目效仿西方“堅船利炮”的“財政-軍事國家”建設模式，最終隨着甲午戰爭的潰敗而宣告國家建設徹底失敗，財力和軍力均難以維繫，清王朝最終垮台。這也證明不能將“財政-軍事國家”模式簡單套用於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使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説，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既涵蓋了早期西方國家建設的經驗，更重要的是走出了國家發展的自主道路。中國成功的根本就在於，現代化發展不以建構現代國家為目的，而是以在現代文明水平上創造人民幸福和推動社會進步為目標，以此來推動國家發展，進而形成能夠同時為個人、社會、國家發展提供保障的相應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

因此，在研究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發展問題上，不能簡單因循已有的理論解釋，而應該從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出發，來解釋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指導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這個大背景下，提出“國家發展”的概念，超越、替代一直以來簡單套用的“國家建設”理論解釋，可謂適逢其時。在世界大變局中掀起的發展潮流，已大大超越西方實踐和理論範疇，迫切需要更為開放的探索、更加科學的理論發現，激發世界各國更具主動性、創造性的國家發展道路實踐。“國家發展超越“國家建設”理論解釋，正在於它強調基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來引導各國建設和發展，尊重並激發各國自有的現代化發展主導權和創制權，形成自己的國家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目標。

**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表明，真正的國家不是一個單純的強制機器，也不單是資本擴張的工具而是一個能夠推動整體社會發展的總體性、整合性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識的國家，恰恰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異化”，也就是被商品化了的、淪為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軍事-官僚國家。在中國的語境中，國家概念藴含了“國”與“家”的雙重含義，國家既是一個政治機構也是一個生活共同體。即便在封建時代，中國的君主制也與歐洲君主制存在巨大差別，後者建立的是一種基於土地佔有的領主權力。通過戰爭來爭奪土地所有權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幾乎就是歐洲君主最大的本能，在這裏幾乎沒有公共產品的任何財政餘地。而中國的君主君臨天下，更像是一位大家長，對天下蒼生負有無限責任，按照“民貴君輕”的原則治國養民。從中央到地方國家機構都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職能，包括河道疏浚、市場運輸、賑災扶貧和社會治安，等等，公共財政支出在國家財政中佔了大部分。

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夢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富國強兵”。“強兵”不是單一目標，而是與“富國”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説，中國人要求的並不是國家政權強制能力的片面發展，而是更渴望國家整體的富足和實力增長，這個“國”不僅僅是指國家政權，而是指國民所處的政治和生活共同體。以此觀之，國家權力並非一個自足的力量，**國家權力的作用是“造福於民”，國家體系的發展並不是國家權力尤其是強制力的片面增長，**而是通過國家機構提供一系列公共產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務，更好地滿足社會大眾的生活需要。國家體制越是健全，國家提供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強，國家治理就越有效。因此，在中國不存在單一的、片面的國家建設，而是“國”與“家”共同成長的國家發展。

兩相對比，何以認為“國家發展”概念就比“國家建設”更為適用於描述現代國家的成長呢？

**首先，從術語本身來看，“國家建設”的前提是存在一個既有的國家模板或者説標準藍圖然後根據這個藍圖築牆砌磚，將國家體系建設起來。**在歷史上，西歐早期國家正是通過效仿成功者的模式來建構的，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模仿，從西方到東方逐漸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主權國家體系，那些後發的國家只不過是先發國家的模仿者。相反，“國家發展”這一術語，並不強調是否應存在一個成功的樣式作為效仿對象，而是主張每個國家特別是後發國家都有探索其發展道路的自主權利和方式，他們應該根據本國的國情和人民的需要來選擇自己的國家模式，每一種選擇都增加了國家的多樣性。正如非洲的國家模式不可能真的完全因襲歐洲早期國家，因為他們的領土邊界很多是被殖民者強加的，無論是在主權建構還是民族建構上，非洲都應選擇自己的模式。

**其次，“國家建設”就其術語本身而言，比較注重靜態的組織制度框架，即一整套現代國家權力體系，以此來評判不同國家的成熟程度。**與之相比，“國家發展”不預先設定目標，更強調在發展進程中根據實際情況的動態調整和自我完善。與制度框架相比，對於“國家發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動力問題，也即國家發展的動力何在。發展與動力在理論上是一對雙生關係，要發展就需要動力，如果缺乏動力，發展也就停滯了。國家發展的動力是全方位的，人口、經濟、科技、社會文化和政治等都可以構成國家發展的動力。比如人口一項，在當前的國家發展中就佔據了突出地位，出生人口減少以及由此帶來的青年人口比重的下降將是約束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當然，即便存在大量青年人口，這些人能否構成國家發展的動力，還取決於一國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對於勞動和知識貢獻的激勵。在中國的國家發展中，黨的領導構成了最為根本的國家發展動力，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以及在組織上的強大推動，使中國國家發展能始終走在自主探索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成功。就此而言，“國家發展”在理論上可拓展的空間比“國家建設”要大得多。

**最後，“國家建設”的研究對象就是國家權力本身，反觀“國家發展”，則可以不斷給“國家”加前綴，用這些前綴來規定國家發展的內容、目標和路徑。比如，我們可以稱致力於推動國家衞生事業發展的進程為“健康國家”的發展，“健康”成為國家的前綴，也就規定了國家發展的重心。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中國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2020年的77.3歲，這意味着通過健全國家公共衞生體系、醫療隊伍的職業化、提供醫療基礎設施等措施，中國建立了一個真正的“健康國家”。在健康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力圖將國家發展與公共衞生體系建設結合在一起，其中典型就是“愛國衞生運動”，把衞生事業視為國家發展的一部分，真正造福於民。同樣的國家發展努力，也出現在經濟、教育、工程和民生福利等領域，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糧食大國、工程大國和教育大國，未來中國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大國和環保大國。大國不僅是總體規模大，而且着實讓民眾感受到了其中的巨大好處，生活水平有了質的大幅提升。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公共教育、識字率、公共醫療衞生等民生福利領域的發展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同時，中國還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最平安的國家之一。所有這些成就，都只能用“國家發展”來概括，而不能簡單地稱為“國家建設”。弗朗西斯·福山討論的“國家建設”雖然已經藴含了國家發展的籲求，看到了問題所在，但他囿於西方學統而無法擺脱原來的國家理論話語體系，也無法理解中國國家發展的真正貢獻。“國家發展”是對“國家建設”的揚棄。國家發展當然也涵蓋了國家建設的內容，但絕不侷限於國家建設。只有運用“國家發展”這一概念，才能充分凸顯國家在不同領域促進社會發展的主導性作用。“國家發展”之所以區別於“國家建設”，就是因為：後者主張國家獨立於社會的自主性，是一種自我強化，國家成為絕對的主體，後果很有可能就是國家與社會的分立；而國家發展在於將社會發展的目標藴含在國家發展的基本內容之中，國家與社會是一種共生、共強的關係，國家發展與社會發展兩個進程有機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割、對立。**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國家發展無論在哪一個領域，最終都會轉化為社會生活的改善。比如，由國家去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從根本上不是為了強化國家的能力，而是促進人民大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總而言之，國家體制的健全、發展，目的是在不同領域促進人民羣眾整體性、根本性利益的發展，建立的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發展的理論前景

“國家發展”概念的提出，不僅是對已有國家理論的發展，而且意味着政治學理論的重大創新。依託國家發展理論，從中國自身現代化實踐出發，可以對政治學的三個重要命題提出新的構想，形成新的理論解釋。

**第一是國家和社會關係理論。**在國家發展理論體系中，國家發展與社會發展不是對立，而是雙向互動的。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發展呈現出來的並非社會資源簡單的集中壟斷，相反是資源開放和再生產且不斷創造革新的進程，用於解決根本性的發展難題，促進民生幸福，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過去在西方國家理論的影響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理解，一直都被“國家-社會”二元對立框架所支配，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來認識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增長，比如戴慕珍、許慧文等都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就在於國家權力退卻，放鬆對市場的管制。這就是所謂要麼“國進民退”、要麼“國退民進”的零和解釋的依據。他們將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簡單解釋為社會力量特別是市場力量的成長，國家則被視為改革的對象，要做病理學的分析。姑且不論這種將國家與社會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對立起來的解釋是否合理，中國的國家與社會是否存在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商榷的假説。

從歷史上看，中國從來就不存在完全自主於國家之外的社會，也不存在絕對超然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國家”與“社會”都是現代化之後理論話語轉變製造出來的“理想類型”。在傳統社會中，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真實圖景，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會中有國家，因為國家權力對社會的干預與滲透是無處不在的；國家中有社會，因為社會關係網絡已經無孔不入地攀附在國家機構運作的機理之中，國家權力的實施也常為社會規則所左右。這就是傳統中國實行“禮法共治”的基礎。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反思並非什麼新理論，米格代爾的“社會中的國家”似乎提出了一個替代性解釋：“‘社會中的國家’這一方法使研究者注意國家和社會彼此之間分組整合及其合縱連橫等互動過程，以及國家同其試圖控制、影響的社會羣體之間的互動過程。”但是，立足於中國場景可以發現，不僅存在“社會中的國家”，同時也存在“國家中的社會”。無論是米格代爾，還是要將國家安放到社會中的傑索普，歸根結底其理論出發點還是一種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機構中由社會規則主導的空間已經不復存在，該做法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倫理和法律制度。在國家權力的基層，國家與民間社會則存在一種交叉或者粘連的關係，兩者的界線相當模糊。市場社會力量的興起，是國家不斷釋放政策紅利、有意識加以培育的結果。要説市場社會作為一種單獨的力量在經濟振興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則違背了基本的事實。中國經濟騰飛是國家有意識地培育市場，健全市場法律法規，通過各種政策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的結果。市場社會的興起，其實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部分，正是國家與市場的雙重驅動帶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第二是現代化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已經是老生常談，包括國家建設在內的比較研究，都試圖摒棄現代化理論的模式。但是這並不能否認現代化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重點在於我們針對已有現代化模式存在的理論困境能否提出一種替代方案，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解釋。中國國家發展的實踐經驗在理論上的重要貢獻，就是建立了一種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現代化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無論是亨廷頓、白魯恂還是艾森斯塔特，主流的現代化理論一直認為發展和穩定是一對主要矛盾，發展會帶來不穩定，如亨廷頓所説：“現代性孕育着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着動亂。”而穩定每每要以不發展為代價，即所謂超穩定體，一定是高度封閉、停滯的。然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打破了這一理論困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持續多年達到兩位數的增長，社會結構的分化和進化也在持續進行中，然而中國在推動社會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總體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中國創造的發展奇蹟，當然可以從不同側面和角度來解釋，比如產業結構優化、產業政策對路、人口紅利、中產階級的壯大，等等，但是這些解釋最終都要歸結為一個總體性的理論認知，那就是中國的國家發展模式是以國家發展來帶動社會整體發展，國家在培育、創造市場的同時，通過體制變革調適來應對新的社會變化，保持動態穩定，實現總體社會的穩健發展。

**從國家發展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奇蹟是有啓發性的。基於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國家從本質上應該是一種“治理型國家”，承擔現代化使命和治理責任，帶動社會整體的發展。**反觀西方，雖也曾經嘗試從“財政-軍事國家”向治理型國家轉型，這就是他們的福利國家體制，但是福利國家體制沒多久就遇到了不可解決的矛盾，要麼是陷入不發展狀態，要麼是政府負債沉重，更多的時候是兩者交織在一起。福利危機證明資產階級支配的國家體制從根本上無法建成治理型國家，而只能充當資本的工具。福利國家不過是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用發展獲取穩定的一種權宜之計，其實還是沒有走出穩定和發展兩相對立而不得不做出權衡的怪圈。中國的國家發展，直接就是建立和發展治理型國家，穩定和發展兩手同時抓，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藉助強大的國家調節功能和有效的政策體系，一方面在經濟上進行宏觀調控，主動尋找發展機會，通過金融、產業政策等手段來調節市場，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則通過政策引導，在穩健增長的前提下，尋求改革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使不同階層的利益都能得到發展、照顧和整合。要同時實現這兩個方面，與治理型國家在體制上的體系化和健全化是分不開的，因此，治理型國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始終保持了隨社會經濟條件變化而進行自我革新的可能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機構及其職能的調整和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每一次重大的政府再造都是對社會發展變化的功能調適和國家的自我革命、自我發展。

**第三是國家間政治理論。**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看來，國家之間就是一種權力政治關係。這事實上就是國家建設的邏輯使然。一國的崛起勢必對區域內原來的霸權體系構成威脅和挑戰，這就是所謂“大國政治的悲劇”。通過國家建設來推動資本的全球擴張，一方面導致國家間競逐權力的格局，最終的結果就是戰爭，戰爭成為決定大國興衰的決定性事件；另一方面藉助國家軍事力量，資本在世界範圍內製造出“中心-邊緣”的二元區分。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不是一個平等的、民主的世界，而是邊緣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依附於中心國家的世界，是帝國主義藉助於軍事、金融和科技優勢建立的全球霸權體系。

如何才能打破帝國主義的全球霸權呢？陳其人先生提出了他的觀點：“民族獨立國家有少數已實現工業化，其餘的也在努力這樣做，這將減少和終於切斷發達國家大部分壟斷利潤來源……客觀上將使發達國家內部矛盾加深。”中心國家絕不會允許後發展國家挑戰他們的霸權，視其自主發展為一種威脅，不惜動用一切手段進行遏制、打壓。可以説，20世紀的國家建設歷史，就是這些中心國家打着多邊主義的幌子、行帝國主義之實的時代。

表現19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諷刺漫畫

**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發展模式打破了帝國主義迷夢。**中國的國家發展不僅體現在中國的持續力和活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極大增強，也體現在世界各國聯繫越發緊密的當下，中國的發展對於世界各國自身發展的促進作用，其基本途徑就是通過以經濟合作帶動政治合作，以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秩序的建立。中國的和平發展證明了，國家間政治不是隻有地緣競爭一種現實，這種所謂的“現實主義”不過是資本藉助國家強權在全球擴張的產物。如果不同的國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國家發展道路，他們發展的自主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那麼，借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來説，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發展的條件，而不是障礙和約束。如果從國家發展重新審視國家間政治，就可以認識到，國家和平發展，由此帶動國家間的合作和共同發展，將是一種嶄新的、不同於舊的以地緣競爭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現實，這也是最有利於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圖景。

兩種國家模式

與近代以來國家僅僅充當資本擴張工具，而成為千篇一律的、“不可改良”的戰爭和強制機器不同，21世紀國家最大的變化是國家的多樣性發展。有的國家強，有的國家弱，而國家的強弱直接決定了國家的治理能力、社會發展機遇和競爭力，因此國家發展勢必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選擇什麼樣的國家發展道路，成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時代主題。

顯然，美國和中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國家模式：帝國擴張和國家發展。前者作為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從國家建設起步，藉助兩次世界大戰建立起世界霸權。特朗普上台後堅持“美國優先”戰略意味着美國這個大帝國已經決定重新出發，試圖啓動發達國家新一輪的國家建設，其邏輯是不斷強化其軍事優勢和金融科技優勢，維持美國的領先地位，以便繼續剝削全世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則以其快速發展和成功經驗，讓世界各國看到國家發展的新路徑、新方向，意識到不同國家完全能夠根據自身的探索和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和社會建設好，解決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發展挑戰。對此，應該深刻認識到，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競爭，並不是原來國家建設邏輯上的“競逐富強”，實質上是兩種不同國家模式的競爭——是延續帝國體系，還是走各國自主發展的國家發展道路、最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場競爭無疑將對世界未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樣一來，國家發展動力的問題便凸顯出來。哪一種國家模式更具有發展動力，持續發展動力來自何方，將直接決定該國家模式的成敗。美國的帝國擴張模式是從國家建設邏輯中產生的經過帝國主義，重新回到國家建設立場，來鞏固其帝國霸權，這是一個強權的循環。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種國家是“不可改良”的，也就是説，國家權力的完善只是讓它更好地充當資本全球擴張的工具，因而會更多聚焦在對軍事、科技和金融領域權力的壟斷方面，隨着“美國優先”的國家建設再出發戰略的開啓，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阿瑞基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就已經指出在20世紀後期，美國在科技創新等領域其實已經落後，之所以能繼續維持其競爭優勢，全賴美國二戰後在全球範圍建立的軍事霸權，使之能對崛起的日本和歐洲進行持續打壓。阿瑞基還預言美國在其他領域的優勢越是後退，美國對其軍事霸權的依賴程度就會越高，但是所付出的代價也會越來越大。從中也不難理解，美國的帝國模式是不可複製、也不可持續的。

對於中國國家發展的實踐而言，中國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就在於，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凝聚了全社會的發展共識，全方位激發社會活力，形成一種有序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保證了整體戰略性規劃、有效組織實施和自主創新動力的有機統一，通過黨的政治引領、體制驅動和組織嵌入，全面推動現代化進程和國家治理，應對未來在人口、產業、科技等一系列重大領域的挑戰，以強大的社會組織力從根本上打破美國的權力壟斷格局。中國發展經驗，歸結起來，就是通過強有力的黨的政治建設，確保國家發展進程持續不斷向前推進。

國家發展的動力是持續和不斷增強的。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以及全球產業鏈合作的關鍵一環，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構成了世界發展拼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通過發展動力的聯動與外溢效應，中國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發展的重要依託力量之一。應該認識到，中國作為依託力量，並非自封的或者強加於人的，而是中國國家發展及其外溢效應的客觀體現。世界各國通過積極擁抱中國國家發展，可以進一步提升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換言之，中國的國家發展可以極大提升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持續力、活躍力，產生出國家發展的疊加效應。

更重要的是，國家發展模式不是用一種特點取向和模式來引導各國建設和發展，而是基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來引導各國建設和發展，尊重並激發各國自有的現代化發展主導權、主動權、創制權，使各國發展就像當年西方社會發展一樣，都能從自己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出發，自主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共同朝着人類文明發展規律指明的方向前進。唯其如此，國家發展方有持續不斷的創造力和推動力。

**中國和世界各國自主的國家發展，將建立一個全新的、朝氣蓬勃的全球治理體系。**在這裏，國家發展不僅體現為自身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多層次能力的全面提高，而且可以為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提供治理能力的強化、治理模式的革新、治理思維的拓展。以中國的國家發展為例，中國的和平發展就是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有力推動和極大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來自發展中國家以及體現傳統東方智慧的推動力量。中國國家發展具有強大的外溢效應，不僅補充完善了現有治理體系的不足之處，其更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在於，中國通過自身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非西方國家未來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實踐、積極應對全球治理挑戰，提供了不同於傳統西方解釋模板、解釋路徑的嶄新思路與全新視角。

在這樣的理論和道路指引下，各國自主的國家發展將真正成為其他國家發展的條件，而不是阻礙。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倡議表明，中國國家發展道路在世界範圍內的投射，就是一種建立全球市場、實現共同發展的願景。中國國家發展為進一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打造更為和諧有序的人類家園創造了更為完善可行的指導路徑。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國家發展進入特定階段後主動提供的理念類公共產品，既體現出中國通過自身發展積極推動全球合作的外溢效應，也體現出中國國家發展引領全球合作所具備的強大動能與堅定意志。中國國家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創造新動能，有助於推動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系統、發展體系、合作平台，進而依靠各國聯動發展共同創造人類社會發展的新形態。

在中國成功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上不斷成熟的國家發展理論，將給世界未來發展提供新的方向、新的理論和新的經驗。國家發展理論將使以“民主化”“市場化”為核心的研究轉向以“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為核心的研究，為構建一個新的學術體系提供新的價值導向、理論範式、實踐路徑和創新天地。這應該是中國的成功及其偉大實踐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