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程化路徑破題，中國系統三管齊下推動數據要素化_風聞

光陰似箭，大數據產業已走過十餘載。

如今，人們在各種數字化場景中深刻感受到數據所藴含的巨大價值，也深深為數據濫用、數據竊取、數據非法交易等各種亂象而擔憂。似乎，數據安全與和數據流動、共享與使用已成一對天然的“矛盾”，並陷入不可解開的“死結”。

雖然各地陸續建立起多個數據交易所來規範數據交易，甚至業界視隱私計算等技術為解決“矛盾”的一副良藥，但似乎治標不治本，真實效果難盡如人意。“根本原因在於，上述手段屬於數據資源化的利用，而沒有真正解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中國系統周崇毅如是説。

那麼，數據要素市場化的難點在哪裏？業界逐漸形成共識：除了技術之外，數據要素化必須在理論基礎、制度研究、市場模式有所突破與創新。

毫無疑問，中國系統是當下探索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化的排頭兵，經過近年來的探索與實踐，率先從制度理論、技術架構、市場模式等多個維度取得突破，推出了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化工程方案，真正為數據要素化探索出一條價值落地之路。

數據要素化創新刻不容緩

當下，隨着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使用場景、數據消費人羣今非昔比，使得數據的流動與利用需求日趨旺盛。

因此，推動數據的確權、流通、消費和分配等環節步入正軌，加速數據要素市場化創新已是刻不容緩。今年六月，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強調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中國系統國麗認為，數據要素市場化主要面臨三大挑戰：數據確權難、定價難和計量難。

目前地方上的交易所依然採用撮合式的交易方式，交易標的物無法科學合理進行計量與定價，交易中的收益權、所有權並不清晰，實質上並未解決數據確權、定價等難題；同樣，僅靠數據+技術+應用固然在某些業務場景規避了數據安全問題，一定程度推動數據的流動與使用，卻同樣並未解決數據規模化流通的難題。

“要素化意味着全社會的流通，因此流通標的物的產權必須清楚，否則無法流通。另外，數據交易很難定價，很多交易都想拿着原始數據資源交易，這本身就不符合要素化的邏輯。”周崇毅表示道。

在周崇毅看來，解決數據要素化需要制度、技術和市場三管齊下，這其中制度性又最為關鍵，“從過去四大生產要素的發展歷程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一定不能僅僅依靠技術來驅動，而是需要通過制度來定義市場，再由市場去選擇技術路線。”

為此，中國電子聯合清華大學多個學院聯合攻關，圍繞數據安全和數據要素化，從制度、法律、技術、經濟、安全和應用等方面開展系統性、跨學科研究，並探索出制度+技術+市場的工程路徑，定義了數據金庫和數據元件，推出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化工程系統系列產品，讓數據要素的流通、市場化配置真正走向落地。

數據要素市場化的破解之道

何為數據金庫，即由主管部門監管，統一標準、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數據基礎設施，用於核心數據、重要數據、敏感數據和數據元件的存儲計算和互聯互通。顯然，數據金庫是從數據安全的角度來滿足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等用户的需求。

而數據元件則是數據要素市場化的關鍵突破點。所謂數據元件，是通過對數據脱敏處理後，根據需要由若干相關字段形成的數據集或由數據的關聯字段通過建模形成的數據特徵，數據元件是數據資源、數據應用的“中間態”，擁有安全屬性和價值屬性，解開了數據安全與數據流通的這對“死結”。

事實上，數據元件的設計思路有跡可循。像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均不是直接進行資源的流轉與交易。例如，土地需要經過徵收之後轉換為土地地塊的使用權才能進行流轉。因此，數據元件本質上對數據資源與數據應用進行解耦，以“中間態”的形式來解決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各種難題。

“數據元件是可析權、可計量、可定價且風險可控的數據初級產品，讓數據交易市場有了一個交易的標的物，也是一個計價的基本單元，從而解決確權、計量和定價等一系列問題。”國麗介紹道。

但光有數據元件還遠遠不夠，就像土地、技術這些生產要素有一整套機制來維持流轉與交易一樣，數據元件也需要在技術、制度上為數據元件的流轉與交易提供保障。數據要素加工交易中心是大規模、全流程、智能化的數據元件生產交易流水線，可實現數據要素的安全流通。

國麗介紹，數據要素加工交易中心主要包括數據要素操作系統、數據要素支撐系統和數據要素業務平台。例如，業界首個數據要素操作系統，其為數據要素生態產業鏈的能力基座，為整體數據要素生態提供任務調度優化、數據資源支撐和計算進程管理等核心能力支持，實現流程、任務、進程、資源、接口的統一標準化管理。

做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先行者

如果説基礎理論制度的突破為數據要素市場構建起完善的政策環境，那麼數據要素市場的長遠發展則離不開業務場景與技術的長期實踐與探索。

事實上，隨着中國數字經濟的繁榮，數據要素市場近年來夜取得了持續增長。國家工信安全中心測算數據顯示，預計到2025年，我國數據要素市場規模將突破1749億元，整體上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這其中，政府機構將會是極其重要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參與羣體，政府機構的數據要素化突破對於整個數字經濟長遠發展極具意義。

一方面，政府機構擁有豐富的數據、場景和數據消費者，對於數據要素市場化有着強烈的需求，數據要素市場化不僅能夠盤活政府機構海量數據，更可以為民生保障、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與科技創新注入更多活力。

另一方面，在政策法規的驅動下，數據要素化是各級政府機構的一門必修課。例如，國務院在今年十月發佈的《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設指南》就指出，在2023年底前，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需要初步形成；到2025年，政務數據資源需實現有序流通、高效配置，數據安全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

為此，中國系統近年來率先與武漢、德陽、大理、江門等城市開展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化工程試點，通過不同地域、不同規模、不同經濟水平的城市進行針對性試點，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例如，在四川德陽，試點階段完成入庫140張表、2.5億條數據，開發了248個元件，支撐了10個數據產品應用。

“在德陽，中國系統不僅僅提供了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化的方案，更是從數據要素生態的角度，為市場的創新注入活力，引入了多家數據資源提供商、數據元件開發商、數據產品開發商等。”周崇毅介紹道，“在當下一些試點中，中國系統所扮演的角色是設計者和運營者。後續，中國系統還會與更多城市、行業用户進行試點合作。”

當被問道，數據要素“制度、技術和市場”三位一體方法論是否會被其他公司借鑑或模仿時，周崇毅最後表示道：“數據要素是一個新的市場，從市場化長期發展的角度看，理論制度、技術產品、應用場景都會不斷迭代與優化。現階段，在行業用户和場景中的驗證是最為關鍵。如果有其他公司做了類似的制度方法論，恰恰是對中國系統創新的認可，對於整個數據要素市場化制度環境的營造也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