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有哪些深遠影響？_風聞

中國企業有什麼改變？， 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的發展對比有多大區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什麼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加入世貿對中國發展有哪些影響？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入世是近代以來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那些帶領中國成功入世的人從真正意義上改變了中國，這一事件直接塑造了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實現全面工業化，入世居功至偉。

入世對中國的影響太多太深，它是中國自近代以來首次主動接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主動參與到世界市場的競爭中，主動成為全球產業大分工的一員，這種主動接入和主動參與，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運轉方式，並對中國的社會意識構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這種影響總體上看是極為有益的。

入世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直接好處，是中國經濟得以從世界市場上獲取現金流，這極大緩解乃至部分根治了中國自建國以來長期面臨的資金絕對不足問題。

這一進程始於1994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開始實行匯率並軌，將匯率從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並存的雙軌制進行統一合併，並將匯率與美元掛鈎。

從後世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可以説是挽救了中國經濟。

在匯率改革的前一年，也就是1993年，中國經濟由於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角債問題而陷入嚴重困境之中，1990年到1992年的三年三角債清理時期未能解決問題，巨大的連環債務超出了當時中國金融體系的承載能力，當時中國的銀行系統超過三分之一的資產成為壞賬，整體無法估值，金融層面事實破產，資金的絕對短缺狀態成了懸在頭上的一把刀，甚至引發了1993年慘烈無比的銀行支付危機。

但和銀行系統缺錢缺到破產相對應的，是社會面的嚴重通貨膨脹，1993年第一季度，中國的CPI漲幅達到了歷史性的14%，物價飆升，各地就像是錢被大風颳來一樣的猛上項目，那時的經濟主要表現為“四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股票熱)、“四高”(高投資膨脹、高工業增長、高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高物價上漲)、“四緊”(交通運輸緊張、能源緊張、重要原材料緊張、資金緊張)，當時項目審批約等於無，審批部門被戲稱為簽字廠，銀行放貸快如流水，各地亂上項目，亂開公司。

一邊是銀行的極度缺錢，另一邊是經濟層面的通貨膨脹，這種兩極對立的亂象實際上折射出的是中國宏觀經濟層面資金的嚴重匱乏——各地資金匱乏，因此本着有錢快花，有水快流的原則猛上項目，爭取把資金以項目形式留在本地，而銀行放貸如流水，則是因為社會面資金短缺，經濟社會運轉對資金的需求幾乎全部來自於各種債務，甚至中央組織部都一度落魄到要向銀行借貸發工資， 有限的資金從銀行中被抽出來，集中到各地亂上的項目和亂搞的建設中去，於是形成了全社會都缺錢，但建設投資卻過熱到通脹，整體通縮而局部通脹的怪異局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急需獲得新的，穩健的資金渠道，大量印鈔是不可取的，那樣只會重蹈80年代中期瘋狂印鈔，隨後資金回籠困難的覆轍，屆時只會鬧出第二次三角債來，在內部提取死路一條的局面下，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於是，有了1994年人民幣匯率改革。

1994年匯率改革幾乎治癒了當時中國經濟對資金的嚴重飢渴，這個改革起到了這麼幾個作用：

一是讓人民幣從美元身上獲得了信用擔保，當時中國的外貿蓬勃發展，大量外匯進入中國，中國實行外匯強制結算兑換制度，每有一筆美元進入國內，就按照掛鈎後的匯率發行一批人民幣將這些美元買下，這樣一來，美元和人民幣實現了剛性掛鈎，人民幣事實上成了美元的輔幣，二者的信用就此實現了部分捆綁。

二是幾乎消滅了匯率雙軌制下的匯率黑市，實行匯率雙軌制時，中國存在巨大的匯率黑市，當時官方的美元兑人民幣匯率大約是1：5，市場匯率大約是1：8，而黑市上一度達到了1：10，而並軌後的單一匯率，則是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綜合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協商後共同制定的，具有極高的市場認可度，這幾乎一夜之間摧毀了黑市的生存空間。

三是讓蓬勃發展的中國外貿成了中國經濟最大的現金牛，外匯進入中國進行強制結算兑換後，外匯就成了新發行的人民幣事實上的準備金，這種以外匯作為準備金新發行的人民幣叫“外匯佔款”，外匯佔款伴隨着中國外貿的興旺在中國新發行的人民幣的總量中佔比越來越高，從1993年開始籌備匯改時的10%，到2014年時一度超過80%，這一雄厚現金流進入了整個中國社會，而且這些現金流與80年代核動力印鈔印出來的貨幣不同，它們有外匯做準備金，信用紮實，根基厚重，幾乎治癒了中國經濟的資金短缺問題。

嚴格來説，讓人民幣成為美元的輔幣，是在貨幣主權乃至金融主權上做了讓步，是把一部分主權質押給了美國以換取現金流，但我以前説過，質押乃至出售主權並不是問題，對於很多發展中經濟體來説，質押和出售主權是獲得發展機會的唯一辦法，重點根本不在於有沒有出賣主權，而在於主權有沒有賣出一個好價，很多發展中經濟體的問題是他們的主權連賤價賣都賣不掉，根本無人問津。

歷史證明，這一次中國把自己的貨幣主權質押給美國，換來的不是賤價，不是好價，而是溢價，乃至天價，中國把自己貨幣主權哄抬到了一個本來達不到的極高溢價質押給了美國，換來了人類文明史上有最巨大的現金流，實現了貿易，投資，金融的三順差，財富如同洪水般湧入中國，助推了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

但僅僅是自身的制度層面做出了改革還不足以做到這一點，《八次危機》裏有這麼一句話，在沒有外來資源輸入的情況下，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既做到高積累，又做到高消費。這句話可謂至為貼切，1994年匯率改革只是打通了讓外貿成為現金牛的內部制度通道，但要想讓這個通道發揮作用，中國還需要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來獲取外部資金，於是，入世成為必然選擇。

你有登雲功，還得有上牆梯。

在中國進行匯率改革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世貿組織取代了關貿總協定，成為世界市場的入場券，中國從1986年開始就在爭取恢復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身份，當時稱之為“復關”談判，1994年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之後，“復關”談判也變成了“入世”談判。

入世談判從1994年到2001年，歷經7年之久，整個過程艱難無比。

彼時的中國產業發展水平還很薄弱，與接入世界市場所需的配套制度建設還極不完備，財政困難，人口多底子薄是當時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尤其是農業和乘用車行業，是當時中國入世談判中最着力於保護的行業，1994年中國開展入世談判時，中國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農業國，超過71%的人口為鄉村人口，中國的農業孱弱單薄，廣大鄉村依然維持着小農經濟，卻吸納了巨量的就業人口，而美國的農業極其強大，產品質優價廉，技術水平高，集約化程度高，物流倉儲體系完備，一旦直接對接，美國農業可以輕易摧毀中國廣大鄉村薄弱的小農經濟。

與之類似的還有乘用車行業，中國的乘用車行業是從1985年引進桑塔納之後才算是真正起步（在此之前的乘用車行業可以基本忽略不計），乘用車行業利潤豐厚，上下游配套行業廣泛，戰略意義重大，但中國的乘用車行業起步不久，比農業還孱弱，此時如果和世界乘用車市場直接對接，直面德國日本和美國等國家的乘用車巨頭的正面競爭，將絕無幸理。

但要命之處在於，這兩個行業恰恰是美國重點進攻的領域。

美國農業利益集團在美國國內是樹大根深的大型政治山頭，在美國政治版圖中有着極其廣泛而深厚的影響力，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農產品消費潛力極大，因此美國的農業利益集團極其渴望打開中國市場。

而汽車行業則是另一個情況，美國的乘用車行業在80年代被日本和德國的乘用車行業打的丟盔棄甲，以至於美國直接以計劃經濟的方式要求日本汽車企業搞配額生產和配額出口的地步，當時灰頭土臉的美國汽車企業急於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打開銷路，把美國車企重振雄風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市場，對美國的決策層進行了積極遊説。

因此美方在談判過程中，在農業和汽車領域態度極其強硬。

然而當時的中國領導層頂住了這種壓力。

入世談判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中方在其它領域態度靈活，很多市場都樂意做出讓步，唯獨在農業和汽車這兩個美方重點進攻的領域寸步不讓，態度強硬到寧可讓談判停擺也絕不退讓的地步，這一點令當時美方非常詫異，但又無可奈何，入世談判之所以長達七年之久，與此密切相關。

美方志在必得的關鍵方向毫無進展，其它領域則態度靈活，這種姿態讓美國方面非常難受，當時美方負責人巴爾舍夫斯基説過一句話：我們都想得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但我們至少應該有一輛開往月亮和星星的汽車，在談判桌上，你的最終目標就是得到那輛必不可少的車。可中方就是在美方最強勢的領域抵死不鬆手。

“精鋭？老子打的就是精鋭！”

那一代中國領導人常給人以靈活務實，態度圓滑的印象，但實際上他們在原則問題上從不放手，不論是清理國內銀行間互相拆借搞出來的各種爛賬，還是面對美國人在談判桌上的強硬要價，原則面前沒有選擇是他們的一貫作風，我甚至懷疑如果96台海危機進一步升級，就算當時中國手裏只有平板船放着自行火炮，他們也真敢打，畢竟當時一線部隊已經收到了集體寫好遺書的命令，所有能用的傢伙什都搬出來了，甚至漁船和貨輪都接到了動員命令。

但與美國方面在談判中的得寸進尺相比，入世談判最大的阻礙其實在內部。

當時國內對入世前景根本就不看好，市面上充斥着美國企業只要一進入，就能摧枯拉朽整垮中國企業的種種都市傳説，這類傳説的離奇程度和抗美援朝之前關於美軍戰鬥力的傳説不分伯仲。很多在計劃經濟統購統銷旱澇保收的大環境下襬爛了幾十年的國內企業懼怕市場經濟，懼怕參與競爭，視世界市場為畏途，把外國企業當做戰無不勝三頭六爪的八臂哪吒，對主動接入世界市場，參與世界產業分工，加入世界經濟大循環視為吃砒霜喝百草枯的取死之道。

國人抱有這種想法並不奇怪，中國的近代史始於被列強以堅船利炮打破國門，隨後被工業化國家的產品沖垮市場，伴隨着小農經濟的解體，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經濟崩潰，社會瓦解的絕境，社會財富基本枯竭，社會發展水平嚴重倒退，整個民族陷入近乎亡國滅種的絕境。

可以説近代中國是大大吃了對外開放的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近代以來始於開放的災難，直接導致國人對打開國門滿懷恐懼，主動入世在當時國人的腦子裏實屬自投火坑。

近代的苦難甚至讓很多人遺忘了，中國曾經是大航海時代最大的獲益方之一，明朝時，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品供應商，西方國家將從美洲獲取的黃金白銀拿到中國，對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有多少買多少，中國人依靠把持全球消費品供應鏈的有利地位，坐在家裏就有無窮無盡的西班牙銀元像洪水般湧入國內，以至於中國作為一個貧銀國，竟然因此建立了一套銀本位的財政制度，全地球一半的白銀都在中國手裏。

海洋和全球市場本應是我們的印鈔機，可我們卻因為近代以來的苦難而對其退避三舍，甚至在社會意識層面對海洋產生了深深的畏懼，進而走到另一個極端，想盡辦法以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黃泥巴里刨食吃的莊稼人自居，這是歷史的悲哀。

當時的中國領導層除了要和美國人鬥智鬥勇，還要想盡辦法説服國內放下思想包袱，勇於直面競爭，當時最常見的一種宣傳口徑就是“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場危機，但危機既是危，也是機，我們還是有機會的”，你看，即使是勸説國人接受加入世貿的宣傳，也只敢把加入世貿組織説成是五五開，既是危也是機的程度，你要是和當時的國人説，加入世貿組織能讓中國經濟井噴式爆發，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貿易國和航運國，當時的國人只會覺得你腦子不正常，吃錯藥了，就像你和1949年的中國人説志願軍能從鴨綠江一路打到漢城一樣，根本就沒人信。

但他們依然把事情堅持做了下去。

後來發生了什麼我們都知道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社會沉寂已久的經濟活力在全面接入世界市場，參與到世界產業大分工之後被全面激活，整個中國社會突然發現，那曾經令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世界市場居然到處都是經濟機會，居然有如此廣袤的空白有待填補，居然有如此無能的競爭對手有待擠垮，居然有如此多的市場有待佔領，世界市場哪裏是什麼十死無生的火坑，那分明是吃用不盡的金山銀海，我們甚至後悔自己來的太晚，對自己入局太遲悔不當初。

曾經的中國一提起外匯就頭疼，資金短缺到一些地方官員甚至因為善於拖欠債務而獲得提拔重用的地步，而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中國就迅速到了另一個極端——外匯太多，以至於匯率的變動對自己影響太大，資金過剩，以至於要想辦法消化的地步，曾經令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幾乎在數年之間就變得不再是問題，2010年，中國的農業人口首次少於非農業人口，從那一刻起，中國社會從此不再是一個農業社會，中華民族從此不再是一個農耕民族，這是五千年未有之改變，五千年未有之進步。

而這距離入世成功，還不到十年。

我要是美國人，我估計腸子都得悔青。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人對世界市場早已沒有了當初的畏懼和驚恐，甚至深深的依賴上了世界市場，當初我們為了即將打開的國門而擔驚受怕，現在反而必須自己想方設法去把全球化進程繼續維持下去，我們看向海洋的目光不再像近代那樣充滿畏懼和警惕，而更像是我們明朝時期的先祖那樣，滿是渴求和計算，我們看向那些拒絕打開國門的地區的目光，逐漸帶上了列強曾經打量我們的色彩。

錢，更多的錢，無窮無盡的錢！我們要賺盡世界的每一分錢！我們的！都是我們的！

我們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我們沒有錯過第三次工業革命！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那些無遮無攔直接接入世界市場，直接參與到世界產業分工中的行業，成了中國最具競爭力，最能佔領市場，甚至可以直接把競爭對手挨個擠垮的行業，其他國家只能靠貿易保護主義才能擋住中國企業的競爭，而當初花了大力氣才保下來的農業和汽車行業，卻一直有萎靡不振的問題，像是扶不起的阿斗，尤其是汽車行業，入世談判時花了很大的功夫保護乘用車行業，結果這種保護反而成了國內合資汽車企業擺爛的安樂窩，他們的表現如同國足一般丟人現眼，直到新能源汽車異軍突起砸了這羣飯桶的鐵飯碗，把他們驅趕進市場去參與競爭，情況才算有所好轉。

荒野中的雜草，長成了擎天密林，温室裏的花朵，成了半死不活的病秧子，這其中的諷刺實屬耐人尋味，終究是不經戰陣，不成虎狼。

入世，是近代以來中國做出的最重要經濟抉擇，在面臨這個抉擇時，中國社會表現的戰戰兢兢，畏首畏尾，而那位長者拉着中國社會的手，像老媽子一樣充滿耐心的勸説着——不要害怕那深海中的巨獸，你就是巨獸，不要害怕那時代的洪流，你就是海嘯。

他帶領我們重新審視自己，重新發現自己，找到了我們應該邁步向前的道路。

他從不表露勇氣，卻充滿勇氣，他看似從不堅持，卻始終堅持。

他拉着我們的手，讓我們從泥土中起身，踏浪而行，他治好了我們對海洋和世界的恐懼，他趕走了我們的心魔，他改變了我們。

願他的旅途步履輕快，鮮花盛開，願我們所向披靡，一往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