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首次大扭轉: 美國民主黨為何突然向內開刀“反白左”? | 文化縱橫_風聞

Julius Krein |《美國事務》雜誌

​慧諾 (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這幾年的美國之變引發全球關注。在媒體報道中，極化和撕裂往往是形容當前美國的兩個核心形容詞。但微妙的是，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中，民主黨開始調整其白左路線，發起“反極端主義”動員，這對其選舉保衞戰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共和黨內的政治新星也因採取更具中間路線色彩的競選策略，而獲得成功，並大幅提升了政治聲望。

那麼，此次兩黨對中間路線的選擇，是曇花一現，還是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為便於國內各界把握美國內政最新變化，繼此前2篇編譯後，本篇編譯進一步分析美國民主黨正在發生的**“內部重組”：**中間派（centrist）或許將重回主流。

本文指出，**比分析當前美國政壇頭面人物更重要的，是剖析兩黨正在進行的內部重組。**兩黨內部重組，涉及選區劃分和執政合法性等基本政治問題，對未來美國政治走向有着深遠影響。在民主黨內，受到拜登政府暗淡前景、大企業金主態度轉型、進步主義文化衰落這三大不利因素影響，“中間派”可能會取代激進“進步派”，重新引導民主黨的重組改造。

當前，**民主黨中間派已逐步構建自己的新理論基礎、競選策略及經濟政策。**第一，民主黨高級智囊組成的“自由愛國者”羣體，已提出所謂“自由民族主義”，要求重申美國民族身份，摒棄極端的文化戰爭和兩極化，整改那些意識形態作秀式的政策。第二，在競選策略上，提出“大眾主義”（有意區別於民粹主義），更重視民生問題，而非點燃“文化戰爭”。第三，通過“供給側進步主義”的經濟綱領，彌補當前美國研發和生產體系的短板，既反對共和黨無休止的減税路線，也反對用無節制的補貼來提高社會福利。

本文指出，相比還在逐步崛起的共和黨“新右派”，**民主黨“中間派”背後是其強大的建制派，因而具備很大潛力。但作者也毫不諱言，中間派缺乏宏大的政策抱負，而且依然不願意直面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也提不出除了自由主義之外的新合法性願景的能力，因而可能繼續淪陷，成為左派和右派間接操縱的傀儡。**只要這種情況存在，美國可能會永遠困在“自大又自我放逐”的左派精英和拒絕承擔政府責任的右派之間。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中期選舉背後的美國政治之變”系列之三，編譯自《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雜誌2022年第3期，原題為“另一種重組”（The Other Realignment）。由於機構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這些內容可能也僅僅反映局部特徵，**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媒體對“新右派”（New Right）的熱切評論表明，共和黨內可能正在發生某種“重組/洗牌”（realignment）。儘管到目前為止，新右派對美國政策的影響有限，但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其他共和黨政客針對所謂“警醒資本”（woke capital）所做的反抗努力正在逐漸見效。（譯者注：當前，德桑蒂斯一般被認為是美國共和黨“新右派”的代表）事實上，新右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在近期的選舉中獲得了勝利。

在民主黨主流中，左派的重組可能也在進行中。不論成功或失敗，這另一種政治重組都對美國政治產生同樣巨大的影響。

自克林頓政府（1993-2001）以來，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新民主黨人”開始控制該黨。與此同時，民主黨內的“中間派”（centrist）自由主義者則開始尋找新的敍事和政策路線，以將自己區別於當時所謂的“進步派”（progressives）。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間派的努力集中於打破“羅斯福新政”（New Deal）和“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時期遺留的大政府經濟政策上。如今，中間派的主要議題則是反對“削減警察經費”，呼籲在“覺醒文化”下捍衞言論自由。在經濟問題上，中間派民主黨人已經從曾經的新自由主義後備隊，轉變並崛起成了所謂的“供給側進步派”（supply-side progressives），開始公開反對進步派無節制的福利主義。

在民主黨內部，中間派和進步派之間的衝突其實是長期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黨內分歧和辯論的基本條件已發生變化。在過去幾十年裏，中間派和進步派曾經的區分標準通常是發展路線，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換言之，中間派曾聲稱，其支持與進步派相同的目標，只是他們實現這些目標路線更加成熟、認真和現實。這種態勢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和伯尼·桑德斯的初選中尤為明顯（例如，希拉里將桑德斯的提案描述為其在向美國“畫大餅”），這在奧巴馬和希拉里的初選中，也有體現。**起初，**中間派並非否定要追求“進步”，他們只是強調自己的路線更加實際。

但在最近，民主黨內兩派的動向都已經轉變。在“削減警察經費”運動、“警醒文化”影響下，美國發生了強烈的文化撕裂；此外，通貨膨脹下福利政策難以維持等嚴重問題相繼凸顯。為此，中間派如今表現出一種態度：他們不僅責備進步派缺乏政策的實用性，並且還會公開否認對方的政策前提。（譯者注：中間派認為，此時美國“進步派”推行的政策和議題已經極端意識形態化。）在2022年3月的國情諮文中，拜登明確對警察部門的支持；在2021年底的紐約市長競選中，埃裏克·亞當斯（Eric Adams）也表態會恢復警察部門預算，並在此後成功勝選；德克薩斯州州長候選人貝託·奧洛克（Beto O’Rourke）表示，他反對在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譯者注：以上提及3名民主黨政客都是所謂“中間派”）

此外，在今年早些時候，舊金山學校董事會的幾位成員也被撤職了——正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的，即使在美國“警醒文化”運動最活躍的城市之一，推動意識形態下的“種族政治”（racial politics）運動也開始遭遇明顯的阻力。此外，舊金山隨後還撤職了“對犯罪問題態度温和”的地區檢察官切薩·布丹（Chesa Boudin）。（譯者注：舊金山地區是美國“警醒文化”運動的重點區域。此前，該地區在所謂“進步”意識形態下推行了大量政策，例如用抽籤製取代考試錄取制，激起了當地亞裔的強烈反對。近年來，該地區也在大量削減警察預算，導致警方人員配置或將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同時犯罪率也在飆升）**當媒體大肆報道民主黨國會與拜登政府“擴張性支出法案”的反對和衝突時，事實上該黨內部還醖釀着中間派和進步派之間的更大分歧。**同時，更多的警告性文章層出不窮，指出民主黨人發起的“警醒運動”已經開始失控，而新的政策範式也在開始醖釀。

**自2016年以來，黨派“重組”（Realignment）已成為美國兩黨的重要話題。**此前有人曾設想，基於早期特朗普和桑德斯競選活動的重疊議題，將會出現一個跨黨派的“民粹主義聯盟”，或者兩黨直接被黨內的“激進分子”所接管。此外，民主黨的中間派/建制派也可能通過重新設定議程，實現黨內的重組——但在現實中，這似乎只是一種幻想，特別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最新判決，更讓美國人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墮胎和槍支權利等傳統的兩極化問題上。然而，民主黨內的重組依然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無論是供民主黨內部參考，抑或是將其與共和黨的重組進行對比。

(本文發表截圖）

▍民主黨的新理論基礎相比共和黨“新右派”的熱度，**民主黨的“新中間派”及其理論基礎暫時只收到了非常有限的關注。**然而，這個新興運動其實一直以來受到了多方面的持續支持。****迄今為止，“新中間派”中最具理論野心的團體是“自由愛國者”（Liberal Patriot）博客，其由約翰·哈爾平（John Halpin）、魯伊·特謝拉（Ruy Teixeira）、彼得·尤爾（Peter Juul）和布萊恩·卡圖利斯（Brian Katulis）領導，**他們都長期擔任民主黨的高級智囊。**自由愛國者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挑戰進步派的極端政策、目標和預設，包括經濟政策、醫療保健、氣候、犯罪、移民和其他問題。

正如該博客的名字所示，該團體主張“自由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不僅重申共同的美國民族身份，更提倡摒棄警醒運動帶來的文化戰爭和政治兩極化。**在政策方面，“自由愛國者”經常主張要加強製造業和其他關鍵部門的產業政策相關議程，同時對“綠色新政”等高度政治化（作秀）的項目持懷疑態度。作者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呼籲鞏固福利國家，但也對“全民醫保”等“白左”路線持批評態度。他們對“削減警察經費”和“開放邊境”運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許多議題上，自由民族主義與共和黨民族主義有共同之處；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兩者能在某些情況下開展合作。

自由愛國者也高度關注民調，並密切分析了在關鍵選區（特別是西班牙裔選民中）民主黨人支持率的下降情況。他們認為，民主黨的失勢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咎於其進步派的極端文化和政策傾向。

新中間主義背後的第二股思想潮流是所謂的“大眾主義”（popularism），其主要集中在選舉問題上，其最初的推手是奧巴馬競選團隊的資深成員大衞·肖爾（David Shor）。（譯者注：按該思想團體的解釋，其與一般的民粹主義populism不同，並不會完全被民意綁架並走向極端）大眾主義認為，民主黨人應該更重視投票率高（羣眾關心）的議題，而避免那些不受歡迎的話題。例如，大眾主義建議民主黨人少談“削減警察經費”或綠色新政，多談聯邦政府的藥價談判或設置信用卡利率上限等民生議題。

與“自由愛國者”們相比，大眾主義的支持者對“白左們”的敵意要少得多，他們沒有明確地拒絕其“進步”的目標；通常，他們聲稱自己也有這些目標。但在實踐中，由於進步派活動家的議程是如此不受歡迎，大眾主義也經常對白左進行批判：白左知識分子和組織已經脱離了羣眾。

可以歸入新中間主義的第三個運動是“供給側進步主義”（supply-side progressivism）。他們認為民主黨應該以政策為導向，而不是以競選為導向——**公共政策應該是去增加公共產品的供應，而不是無休止地補貼醫療保健、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私營供應商或消費者。**紐約時報的知名評論家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指出，供給側進步派優先考慮的是對關鍵領域進行公共投資，例如通過支持新藥開發來控制藥價，通過優化城市規劃並增加住房來提供住房保障；換言之，其對簡單的撒錢補貼政策持懷疑態度。

在民主黨經濟學家中，供給側進步派的政策傾向已經醖釀多年。最近，由於供應鏈問題凸顯，通貨膨脹下福利政策擴張面臨更大經濟和政治障礙，供給側進步派的主張獲得了更大動力，也偶爾體現在拜登政府本身的經濟政策方向上。

事實上，供給側進步派及其思想的時代或許已經到來。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等國際背景下供應鏈問題凸顯，另一方面，通常號稱繼承了“供給側改革”衣缽的共和黨人，也已經有兩代人沒有認真思考過相關問題。**對共和黨人來説，所謂“供給側改革”已經基本上被簡化為了減税，但無休止的減税並沒有考慮到，自里根政府以來商業行為和金融市場已發生巨大變化。**特朗普政府的減税政策，未能有效增加商業投資，就已經説明共和黨路線的不足。事實上，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針對美國供應鏈的新解決方案也是至關重要的——自2020年至今，這一挑戰則變得更加緊迫。

綜上，**供給側進步主義、大眾主義和自由民族主義提供了一個有希望的政策議程，一個明智的選舉戰略和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框架，它們也或許將成為重組出一個“新民主黨”的堅實基礎。**然而，無論是單獨還是作為一個整體，這些思想和運動尚未主導民主黨的政策、傳播或公共形象。與共和黨一樣，任何潛在的重組都面臨着巨大障礙和反對者。然而，也有相當多的力量可能利於民主黨的重組，而且這些力量也在不斷增強。

▍民主黨重組的主要動力

當前，民主黨尋找新議程的最明顯動機，是幾近崩潰的**拜登政府聲譽****，以及該黨的選舉前景。**這些事態的發展已經無需贅言。共和黨人準備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奪取眾議院，並可能奪取參議院，而且在此後的國會選舉中也將享有更有利的地位。面對2024年的總統選舉，民主黨的勝算也變得渺茫，其最好的結局也只能是“不確定”。（譯者注：截止今日，美國共和黨獲得了跨過眾議院多數門檻的218個席位，重掌國會眾議院；此前，民主黨在參議院獲得50席，鎖定了對參議院的控制權）

拜登政府不僅面臨着低支持率，而且其國家治理可謂無章可循、無所適從。在2020年的競選中，拜登一方面投機取巧地承諾會走温和路線並“迴歸正常”，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變革性”執政願景。至今，這兩個承諾他都沒有兑現。拜登競選議程中最雄心勃勃的部分遭到了民主黨國會的否決，而他的執政團隊內部，也保持着高度的分化。（譯者注：競選期間，拜登喊出了“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號，並原本計劃推出總計3.5萬億美元的有關法案。然而，該法案2021年剛推出時，遭到了當時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眾議院的阻礙，導致法案法案久久不能通過，並且預算支出金額一降再降）

在經濟嚴重惡化的情況下，民主黨人及其媒體盟友不斷攪動投票權、學生貸款豁免、烏克蘭、“1·6國會暴亂”、槍支管制和墮胎等問題，試圖激發人們的熱情，但都沒有取得多大成功。支持意識形態鬥爭的信號，加上實際政策上的幾無建樹，可能正在疏遠中間派人士，並在實質上影響拜登的民意支持率。

例如，在就任美國總統首日，拜登一口氣簽署17項行政令，其中一項就是叫停美加之間的“拱心石”（Keystone XL）輸油管道項目。這些行動似乎印證了一種説法：拜登政府更關心如何實現所謂“進步派”的願望清單，而不是在努力地推動政策，或贏得温和人士的支持。（譯者注：“拱心石”管道項目在美國國內長期飽受爭議，其審批和建設幾經反覆。一方面，該項目規劃的最短路線將穿越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原住民保留區，遭到原住民的強烈反對。另一方面，該項目也一直是美國國內環保人士的抗議對象。根據《國會山報》等美國媒體報道，該項目的取消“標誌着環保人士的勝利”）

雖然，評論者能夠很容易地將民主黨的失敗歸咎於拜登個人，但民主黨現在也很難找到能更有效地駕馭有關問題或管理民主黨聯盟的政客。在這一點上，拜登可能的繼任者，似乎比他更不受歡迎。

不過，選舉可能並不是民主黨當前最擔心的問題。純粹從選舉角度來看，民主黨或許只需要等待下一次共和黨讓人失望，就可以重新獲得多數席位。但中左翼聯盟面臨的其他問題要深得多。在選舉政治之外，美國自由主義左派的兩個動力源可能正在枯竭。

第一個源頭是大公司的“政治行動主義”（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sm）。過去幾年，大公司（尤其是科技行業的大公司），一直在利用其經濟實力來推動進步派的政治目標：他們威脅，將抵制那些在性少數問題上立場保守的州，並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對共和黨人物（包括前任總統特朗普）進行言論審查。同時，主要的資產管理公司和大型企業也提出了嚴格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投資準則，以符合進步派的優先事項，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並且推進所謂“職場多樣性”。

此前，出於對市場和商業原則的尊重，共和黨人無法使用政治手段來對抗大公司。如今，這種情況正在慢慢改變。今年，為回應迪斯尼公開倡導要抵制該州立法，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終止了該公司的特別開發區及配套的税收和許可特權；即使州長的政策最終被法院阻止，但他的回應也相當具有政治意義。至少，大公司高管們終於有了一個“現成的藉口”來應對其員工的意識形態要求。

此外，**隨着越來越多的知名公司將其總部遷往共和黨州，這種趨勢可能會加強。**自上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以來，經濟力量一直集中在自由主義下的“明星城市”。如今，相對於更保守的地區，民主黨佔領的大都市正在明顯衰落——猖獗的不平等、無家可歸的人羣、不斷惡化的公共基礎設施等，都象徵着所謂“進步主義”治理的失敗。

利率上升、增長放緩和反壟斷審查的加強，也可能削弱企業採取爭議立場的意願。例如，陷入困境的流媒體公司奈飛（Netflix）最近告知員工，如果他們反對該公司製作的內容，那就請“另謀高就”；與此同時，奈飛也順理成章地開始裁員，並砍掉一些製作項目。此外，一些共和黨的州政府官員也威脅，他們將抵制那些“以綠色環保為藉口”從化石燃料中撤資的基金經理。就與大公司的合作而言，民主黨在推動“警醒運動”時，與其緊密結合，但共和黨則仍然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為其依然要堅持市場或政治“中立”的虛假借口。

但是，進步派和大公司的“警醒資本”可能會面臨更大膽的、有組織的反對，並遭到其他限制。

如今，**進步主義的文化魅力正在被削弱。**從好萊塢到學術界，過去幾代自由主義者曾主宰着美國的文化系統，同時保持着1960年代“反抗文化”（adversary culture）中的自由主義和反建制的觀念。這種文化體系下，用詹姆斯·麥克羅伊（James McElroy）的話説，高雅藝術和流行娛樂都圍繞着“永久的、寡頭認可的反叛”，並“對已被推翻的等級制度繼續革命”。

顯然，這種進步文化現已變得無一例外地令人窒息：沒有幽默感，而且無聊。保守主義並不潮流，但無節制的“進步主義”卻讓人崩潰。“奧巴馬時代”或“伯尼·桑德斯運動”越來越令人尷尬，而那些攻擊美國中部、宗教信仰、父權制的無數藝術抗議項目則更顯荒唐。

進步主義文化衰落的政治意義很難評估。至少從明面來看，右派藝術或文學運動仍然沒有產生可以爭奪文化主導權的作品。然而，就當前任何“跨時代的文化先鋒”而言，即使沒有被公開認定為右派作品，其或多或少地都在與激進的右派進行互動，甚至對所謂“進步”的教條進行公開嘲諷。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在《紐約時報》的一篇題為《反動時尚的可怕來臨》（The Awful Advent of Reactionary Chic）的專欄文章中感嘆到，“反擊政治可能以某種方式成為時尚”，並且“反對極端的‘進步’意識形態的文化能量正在上升”。“近年來，左派可以依靠的是其文化資本”，戈德堡補充説，“一旦這被揮霍掉，將會發生些什麼呢？”

▍**一個****思想實驗：中間派何以穩住大局？**自由主義者似乎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重大問題，他們也或許擁有解決問題的新政策和知識框架。在某些方面，民主黨的重組前景可能比共和黨更有希望。在右派，重組的支持者在試圖取代其黨內的“建制派”，因此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要的保守派金主、政治家和機構的反對。

相比之下，當前的中間派民主黨人就是所謂黨內“建制派”：他們不僅有充分的機會為自己的事業獲得金主和支持者，而且很有可能將資源從逐漸不受歡迎的進步派中轉移出來。

共和黨的精英們通常對支持他們的“草根”持懷疑甚至蔑視的態度，而自由派的金主近年則愈發重視“行動主義”（activism）。例如，阿德勒-貝爾（Sam Adler-Bell）在《紐約時報》上寫道：

4月20日，由克林頓政府成員埃裏克·凱斯（Eric Kessler）創立的阿拉貝拉諮詢公司（Arabella Advisors），在“介質”（Medium）平台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倡導“社會運動很重要……，捐助者必須願意接受直接行動的策略，儘管這帶來了訴訟和聲譽受損的風險”。文章還在最後大張旗鼓地指出：“我們可能面臨被清算的風險。這種清算將是痛苦的，但也將創造機會，讓我們能想象和建設一個更公平和靈活的社會。”阿拉貝拉諮詢公司為富有的自由主義者提供政治捐贈方面的建議，並頗具影響力。

但與此同時，過去幾個月中，左派媒體也逐漸出現文章指責“社會活動者癱瘓了左派組織”。老一輩的民主黨人或左派文人也多次批判所謂“社會運動家”的胡攪蠻纏。這些或許表明，民主黨社會運動趨勢將要改變。

除了意識形態和選舉方面的考慮，當前左派社會運動的自身特徵往往也會影響其活動效率。一方面，組織問題無處不在；另一方面，任何參加過活動者主導會議的人都知道，各種詭異的儀式性召喚，也會浪費大量的時間。此外，各種討論總是有陷入身份政治和爭端的危險——任何政策或觀點如果忽略了這個或那個身份羣體，整個想法都可能遭到批判和拉黑。儘管這種這種嘴仗並不能實際幫助到相關的受益羣體，甚至很多時候適得其反，中間派民主黨卻幾乎總是缺乏抵制它的信心。

然而，一旦自由主義者確立行動決心，局勢可能很快發生變化。**大多數所謂“進步主義”的基金會、大學行政部門和類似機構的上層都由務實的經營者組成的，而他們的意識形態很靈活，態度和策略也都很温和。**對於他們而言，沒有鐵律要求其必須持續資助具有反作用的極端警醒文化運動；相反，其工作中心反而可以去圍繞“供給側進步主義”的嚴肅政策而展開。

**民主黨寡頭的態度似乎已開始轉變。**在社交媒體上，《華盛頓郵報》的老闆、亞馬遜公司的創始人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已經表現出攻擊拜登政府的意願。同樣，《紐約時報》的控股股東也不像其基層員工那樣激進。如果新中間派獲得了自我意識和動力，那麼這些媒體也將制定新的編輯路線，而有爭議的媒體人則會被“重新分配”靠邊站。“1619計劃”這種在政治和教育上都有巨大問題的項目，也會被新中間派的“自由民族主義”的新敍事和政策所取代。（譯者注：所謂“1619計劃”是《紐約時報》在2019年搞出來的項目，該項目把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達弗吉尼亞殖民地，視為“美利堅民族的誕生”，目的是“通過敍述奴隸制的後果以及黑人對美國的貢獻作為民族敍事中心，重塑美國曆史”）

在此背景下，也許一些極端的左派教授會被調離教學崗位，就像一些右派教授被調離一樣；左派網站也會從亞馬遜的網絡服務中消失，其他左派內容受到資助和展示的次序可能會改變；同時，在整個左派機構中，象徵性的“多樣性、公平和包容”的活動和儀式也會消亡。

一個有活力的中間派會主張重組進步派。這麼做，會有什麼影響呢？進步派會咬牙切齒地發出一些哀嚎，提出一些性騷擾指控，搞一些破壞雕像的機會主義活動，但也就僅此而已。

進步派的成員都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階層，這既是優勢也是其弱點——大多數活動家都是規避風險的職業主義者，**他們在採用進步主義時還是接受精英贊助，並期待個人社會地位的攀升。**無論這些人在不在進步派陣營，他們的行為方式都不會變。阿德勒-貝爾引用了丹尼爾·施洛茲曼（Daniel Schlozman）對這種不接地氣的行動主義的辛辣評述：“如果你是普通的基金會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你可以把自己標榜為‘社會運動’；但是，其實資金來源依然是福特基金會或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等大機構。”

因此，**當充滿活力的中間建制派們真正開始動用自己的權力時，這些所謂“活動家”中的大多數人會要麼跟着錢走，要麼退隱。**一個無法贏得舊金山罷免選舉的“進步運動”，又怎麼敢號稱自己有任何實質性的民眾基礎或政策成就作為依靠呢？

此外，如果民主黨徹底擺脱當前對其不利的意識形態包袱，特別是在犯罪、開放邊境、性別、教育等領域的遭到的“道德主義”批評，他們將有更大的機會，奪回近年來投奔共和黨的工人階級選民，並且將不再有失去左派選區的風險。至今為止，共和黨還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將其新選民永久地納入右派選區，而且仍然被困在一些不受歡迎的“里根時代”的政策範式中。

相反，民主黨中間派對可以利用“自由民族主義”，承接新自由主義的敍事變化，再通過更新的供給側進步主義政策，獲取廣泛的羣眾支持。正如埃茲拉·克萊因所言，“有趣的是，右派民粹主義者想要的似乎與當前的民主黨很相似”，即左派可以在政治經濟政策上採取模糊定位。此外，隨着右派的文化戰爭逐漸轉向共和黨內部，不在“警醒文化”運動中的民主黨人可以在文化問題上將自己定位為“温和派”。

當然，在可預見的未來，上述的思想實驗，幾乎沒有成為現實的可能。即便民主黨的中間派面臨着相對較少的財政和選舉障礙，**但因為缺乏政策抱負和意識形態動機，這個羣體總體也依然會受到嚴重的抑制。**目前看來，民主黨建制派似乎更專注於資助共和黨初選中的“特朗普主義”候選人，在選舉中安排更輕鬆的對手，而不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若要理解當前的美國政治，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追蹤兩黨的重組過程和障礙，要比分析其現在的頭面人物，更有啓發性。

▍缺乏政策抱負在政策方面，大眾主義和供給側進步主義為民主黨重組打下了一個有希望的基礎。但就其目前的進展而言，這兩個派系都缺乏足夠的政策抱負。

大眾主義的基礎在於“強調受歡迎的政策”和“避免不受歡迎的政策”這一常識性理念。換言之，這是一種競選風格，而不是一項政策議程。因此，即便面對指責，大眾主義者一直不願意與已遭公眾嫌棄的極端進步主義決裂。在利用温和姿態作為一種選舉態度外，他們也不願意強調温和政策自身的價值。

然而，在一個急劇分化的社會中，僅僅迴避不受歡迎的問題，往往不夠；相反，**政治家必須公開地批評錯誤。**例如，在弗吉尼亞州的州長競選中，中間派民主黨候選人特里·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只是簡單地説，要淡化學校對所謂“批判性種族理論”的過度使用，這並不能真正贏得民眾的認可和支持。任何有能力的共和黨戰略家都知道，只需要追問該候選人其對“性別”“種族”的定義，就能迫使其在堅守所謂“進步”立場和獲得輿論支持間做出選擇。

由於不同的原因，目前供給側進步主義還不夠“旗幟鮮明”。這套理論，常常被認為是兑現傳統福利主義承諾的另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旨在促進增長、提高生產力、加強供應鏈、增強工業和國家能力的新經濟範式。

針對鄰避主義和糟糕的醫保措施提出解決方案，似乎有可能吸引到廣泛的支持者。但是，無論這些建議的優點是什麼，或者其支持者的聲量有多大，狹義的“供給側改革”都面臨着政策挑戰和政治風險。（譯者注：“鄰避現象”最先發端於發達國家和地區，其英文表述是“Not In My Back Yard”，即“不要在我家後院”，指的是政府推行某項政策或者審批設立監獄、工業區、遊民收容所、核電廠、垃圾焚燒廠和污水處理廠等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項目時，目標地域的公眾發動的不願意接納該項目的運動。）一方面，就像此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一樣，有效的供給側改革必須改變整個經濟中的資產配置激勵，而不能僅僅在少數地區搞作秀式的試點。另一方面，僅僅關注傳統的福利目標，或試圖在不同的幌子下繼續推動所謂“綠色新政”計劃，將被共和黨一如既往地抵制。也許，與此相反的是，更具結構性、主要以加強經濟基礎為目標的改革，可能更有機會吸引温和派甚至整個右派。

通過與正在復興的反壟斷運動的更緊密合作，供給側進步派可能從中受益。這可能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遺產：在一個缺乏競爭性投資的高度集中的經濟中，至少反壟斷政策偶爾還能成為基本的供給側改革方案。

此外，供給側進步派也沒有展現出能動員企業並支持其更廣泛議程的能力。與克林頓時代的“民主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相比，實力還差得很多。例如，兩黨此前針對供應鏈問題提出《美國競爭法案》，在通過後的幾個月一直沒有實質進展。在近期一次立法會議的最後幾天，該法案中最具雄心的建議被刪除，只留下一個閹割版本，允許就半導體企業在美國建立工廠提供補貼。即便如此，在最後一刻，民主黨人在半導體工業協會的要求下，還在法案中插入了一個漏洞，允許接受補貼的公司更容易地繼續在中國投資。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其實並不符合與該法案的一個重要前提。民主黨在如此重大法案的關鍵修訂上都不上心，很難説他們有能力將行業團體整合成一個更大的聯盟**，進而推動更系統性的經濟改革議程。**鑑於這一糟糕的先例，推動強有力的供給側改革政策，在未來可能會更加困難。

▍自由主義自身的侷限性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侷限性，進一步抑制了任何中間派的重組。如果民主黨中間派要克服其前進道路上的重大政治障礙，並解決美國一直以來的重大政策失誤，他們要做到一點，就是理解外界對當前全球（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基本批評，並加以內化。

首先，中間派自由主義者未能正視美國和西方主要經濟體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也許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要對現行制度的建設和維護而負責，他們更願意避免對其進行系統性的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法理解，為什麼投資門檻與資金成本相背離，亦或為什麼金融收益和整體增長也相背離——儘管這些就是經驗事實。傳統經濟學從根本上誤解了知識產權、亞洲發展模式和其他基礎性問題。因此，中間派的自由主義政策議程只是對過去税法和福利制度進行微調，並且無休止地補貼一些公共服務。顯然，這些政策在智力上和政治上都遠不及格。

或許公共政策也需要專業人士逐步調整，而**中間派繼續主導着技術官僚體系。但是，如果這些技術官僚的基本知識框架都跟現實脱節了，再“專業”的治理恐怕也是無能的。**在這個時代，中間派自由主義者的任務是建立一個適合於非全球化的新的國家發展範式，而不是支撐已經失敗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它的堅持不應該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而是對創造私人財富的承諾。當新自由主義的創富能力似乎正在消退，其他的政治經濟模式可能會更有前途。

同時，從極端右派那裏，自由主義者或許還能學到一個關鍵教訓：不是每個人都渴望成為一個（城市專業階層的）自由主義者。自“歷史的終結”以來，自由主義者已經開始認為：任何不接受他們的價值觀、制度和政策的人，一定是遭遇了某種外部力量或不可救藥的罪孽的阻礙。事實上，基於合理的利益或同樣值得尊敬的價值體系，任何正常人都有可能有意識地反對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不能“容忍”或“同情”其他合理利益和價值系統的能力，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責任的缺失。**這種缺失不僅排除了普通的妥協和聯盟建設的可能，而且讓中間派面對右派民粹主義運動還是極端左派的新敵人時都出現巨大誤判。面對極端左派的挑戰，自由主義者未能利用其自身任何的財政或制度優勢；相反，他們的主要反應是重述十九世紀對言論自由等“自由”的論點，以及四十年前保守派關於後現代主義的箴言。

顯然，這些過去的口水話，已經不能解釋或解決任何物質或制度問題，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工作場所，看不到希望的大學生連同衰落的中產和工人階級都在採取某種激進主義（或左或右）。即便通過更大的“警醒運動”來重建大學和職場，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的精英資格認證體系，只會繼續重複近幾十年來保守派的類似失敗。這些老調重彈似乎也只能證明，中間派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結構性思考的能力。

自由主義者，從霍布斯和洛克到哈耶克和羅爾斯，他們在建立神話、進行普遍化抽象等方面展現出了獨特的天才，並且在掩蓋權力規則和責任分配機制上更有着特殊才能。但是，自由主義傳統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來理解多層次的社會現象，但正是這些現象讓“自願”和“非自願”之間的區別變得複雜（例如，新自由主義至今難以理解“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概念）。

如果要重組中間派自由主義，其領導者就必須克服自由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侷限性，以便為那些尚並不認同自由主義預設的人進行對話溝通。畢竟，自由主義最初只是一種政治制度，它的宗旨是確保和平和物質繁榮等實際需要，而不需要得到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學等原則問題的普遍認同。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義的“自我實現”，始終是一個“高尚的謊言”，它雖然曾經以一種方式令很多人信服，而現在已經不再適用。**如今，自由主義者不能僅僅號稱其價值觀的所謂“道德優越性”，而是必須證明他們的制度和政策，能夠真正為不一定贊同其基本世界觀的人，提供實際利益。

▍停滯不前的重組

無論在政策還是思想理論上，人們越深度思考中間派自由派的重組，似乎越能感到其前景的暗淡。除了涉及人事、政策和意識形態等基本問題的障礙外，最近幾十年的文化戰爭的加劇以及特朗普的總統競選，都不利於左派-中間派聯盟的任何重新調整。

另一方面，當代進步主義的明顯缺陷，以及後工業化西方國家中正在發生的“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將繼續推動美國左派和右派進行更大範圍的政治重組。（譯者注：“巴西化”的鮮明特點是“Belíndia”，即“比利時”與“印度”兩個詞的合寫——少數人像生活在比利時這樣一個小國中，過着富有的日子；而大多數人過着不穩定和不富裕的生活，就像在印度一樣。之所以選擇“巴西化”一詞，是因為這個國家被視為上述現象的一個典型案例）

此前的一系列思想實驗，已揭示出美國左右兩派政治重組的關鍵差異。即便美國兩黨的重組尚未完成，這個重大轉型過程也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影響美國政治，因為其關乎選區劃分、執政合法性等最基本的美國政治問題。

在現代社會，右派基本上缺乏提出積極議程的意識形態基礎和理論自信。相反，各種間接的機制，掩蓋了右派的實質性目標，譬如（古典理論想象下的）“看不見的手/市場”、權力分立、聯邦制、狹義的憲政主義等等——其從所謂自由主義的程序主義中獲得合法性。總的來説，右派並不會自己提供全面的、實質性的願景，更沒有詳細的計劃，例如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現代政府應該如何運作，資本應該如何分配，或者什麼是優化的實際市場結構。事實上，當前大部分右派的“民粹主義者”，反而在提供意識形態和政治基礎，以直接和積極地代表其選民和整個國家而採取行動。

**左派的進步人士則面臨着一個不同的問題。與右派不同的是，他們有能力採取積極的行動來推進積極的議程，即使這種行動主義的中心已經轉向非政府組織或大公司，而不是正式的政府機構或羣眾組織。**問題是，這種行動中心（NGO和大公司等）已經逐漸脱離了實際政治權力的來源和工具（包括美國選民和美國國家），並公開對羣眾和國家表示出敵意。

學術界對合法性的討論往往集中在“人民認可的精英階層具有合法性”。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一個精英如何看待自身的合法性——是什麼使其有信心作為一個精英，領導甚至脅迫人民去實現一些更高的目標。當精英階層對自身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與大眾認知的精英合法性相悖時，政治危機就會爆發。

中間派自由主義者認識到，這樣的危機正在發生，他們也認識到，保守派退而求其次，採取純粹消極和間接的治理方式是不夠的。然而，中間派目前還不清楚他們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進而來擺脱其自己製造的后帝國、後宗教和後物質“監獄”。**對於前幾代人而言，他們依然能夠定義一個有界限的政治共同體，並代表其行事。**如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沒有能力找到自由主義概念之外的合法性來源。

然而，如果沒有一個可識別的政治共同體作為表現合法性的基礎，自由主義將成為眾多價值體系中的一個候選人，而無法成為超越文化、意識形態衝突的一種手段。如果沒有一個關於共同過去或共同未來的可信願景，中間派就會繼續淪陷，成為左派進步主義和右派間接操縱的傀儡，以維護一個合法性缺失的現狀。只要這種情況存在，美國就會永遠困在“自大又自我放逐”的左派精英和拒絕承擔政府責任的右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