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思想和人都是簡約的 | 展卷_風聞

邦格是一位被嚴重低估的科學哲學家。他用一生的時間在哲學的荒野上開闢不同的道路，形成了這本小書，此書可以看作是為科研工作者量身打造的開啓科研之旅的系統攻略——塑造個體的世界觀。在這條幽深的探尋真理的道路上，我們會遇見邦格的思想火花，也會讓自己走得更遠更深。

《搞科學——在哲學的啓示下》（馬里奧·邦格著，範岱年、潘濤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

撰文 | 李俠（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前些日子，潘濤先生寄來兩本譯作，其中有一本是加拿大哲學家馬里奧·邦格（Mario Aughsto Bunge，1919-2020）2017年出版的新作《搞科學：在哲學的啓示下》，一下子勾起筆者的很多往事。

筆者年輕時曾讀過一些邦格的文字，對於他的實在論還是很認可的，這也許是我們多年受唯物主義教育所形成的一種認知偏好吧，而人的認知框架一旦形成，其內部的認知圖式也就隨之被確定下來。至於它是否正確很難評判，這就是人類為認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説，為了擁有一個進步的認知圖式，我們在接受任何新理論的時候都必須是從多個理論中選擇的結果，否則根本無法保證你所接受的理論是進步的，一旦你接受的理論事後被證明是退化的綱領，那麼由此形成的認知圖式也將是退化的，未來你的所有投入都將成為沉沒成本，至少會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筆者曾對自己的學生説過：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説以後仍固執地捍衞托勒密的地心説，那不是心智的勇敢，而是理智的愚蠢或罪惡。既然認知圖式對於個體的未來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那麼科研工作者在踏上科研之旅前該準備些什麼呢？

邦格這本小書可以看做是為科研工作者量身打造的一套順利開啓科研之旅的系統攻略，而這套攻略的核心所在就是塑造個體的世界觀，用邦格的話説就是構成世界觀的哲學母體，它包含六個維度：唯物論、實在論、合理性、科學主義、人道主義與系統論。其實，可以把邦格的説法整合成三部分：本體論（唯物論、實在論）、認識論（合理性、科學主義、人道主義）、方法論（系統論）。從功能上看這三部分就構成了一個人的認知框架，在此基礎上才能生成特定的認知圖式。反之，如果沒有這個認知框架或者存在嚴重缺陷，那麼由此形成的認知圖式也註定是存在短板的。美國科學哲學家達德利·夏佩爾稱這種現象為頭腦中的四種預設主義，即本體論的預設主義、方法論的預設主義、邏輯的預設主義、概念的預設主義，他認為這種預設主義是一個人開展科研工作必須事先具備的，否則根本無法開展工作。

如在本體論層面，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曾認為天體是由無色透明的以太構成的，這個預設幫助牛頓解決了萬有引力的超距作用，直到1887年邁克爾遜-莫雷通過實驗否定以太的存在。試問如果沒有這個本體論預設，牛頓將如何解決他遇到的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之所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相比總是感覺缺點什麼，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哲學母體的落後。為了把這個核心問題闡釋清楚，邦格在這本小書中把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包括科學知識社會學）三門學科的知識駕輕就熟地有機整合起來，利用這些知識全方位展現了當代科學活動的特點與內在機制，實在是大家手筆。

另外，邦格曾耗時20年時間研究公理系統，他認為公理系統可以避免以往的直觀的方式或啓發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理論所存在的困難，這種認識對於改造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尤其具有現實意義。誠如英國科學思想史家勞埃德（G.E.R.Lloyd，1933-）所言：公理化的優點是，它清晰地表明達至結論需要什麼樣的假設，但主要問題是怎樣去鑑別具有重大價值的、不證自明的公理。中國注重指導性原則和聯繫的優點是能夠促進外推法和類推法，但相應的不足是，一切事物都依賴於構設各種類推法，因為中國人沒有嘗試賦予事物以公理性基礎。直至16世紀耶穌會士到來之前，中國數學當中一直缺乏公理概念。

邦格的一生中也做出了很多名片式的工作，除了有些泛化的關於實在論的論述之外，我個人認為，他的“逆問題”研究絕對稱得上是原創。所謂逆問題是指：給定一個系統的輸出，求出它的輸入、作用機制或二者。在邦格看來：正問題是往下流的，即要麼從原因，要麼從前提，到結果或結論；逆問題是往上流的，即從結果或一般原理到原因或前提。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裏，所遭遇的問題中逆問題佔比可能比正問題佔比多很多，就如同20世紀科學革命以後我們發現確定性的事物是少數，而不確定性事物則是常態一樣。對於人文社科領域來説更是如此，我們經常看到一些結果或現象需要倒推是什麼導致這個結果的。

邦格的另一項名片式的工作是他對研究計劃的結構性分析，研究計劃是所有從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做過的，但是從來沒有人去分析研究計劃都包括哪些要素。筆者也經常感嘆，為何自己的研究計劃總是顯得單薄，但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原因就是缺少對於研究計劃的結構性分析。為此，邦格提出了一個研究計劃十要素模型，即研究計劃=<哲學，背景，問題，領域，方法，材料，目的，計劃，結果，影響>，有了這樣的要素結構，從業者就可以有針對性地檢視自己的研究計劃，而評審機構也可以按照這個要素模型評價計劃的優劣，從而避免好的研究計劃被否決，而壞的研究計劃被資助，這類教訓在我們的各類基金評審中應該已比比皆是。

依筆者看來，在二十世紀的科學哲學家譜系中，如果説以石裏克、卡爾納普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算作第一代科學哲學家的話，那麼，邦格（1919-2020）則屬於第二代科學哲學家。他這代科學哲學家大多活躍於20世紀60-70年代，大多都提出了名片式的觀點，如庫恩（1922-1996）的“科學革命”、拉卡託斯（1922-1974）的“研究綱領”、漢森（1924-1967）的“觀察滲透理論”、費耶阿本德（1924-1994）的“怎麼都行”、普特南（1926-2016）的“缽中之腦”、圖爾敏（1922-2009）關於科學理論的“地圖隱喻”、夏佩爾（1928-2016）的“科學的域與場”模型等，這些同代學人光芒四射，而且觀點很快被社會接受並得到極大的傳播。相比之下，邦格彷彿生活在這些人的陰影之中，他的很多有價值的觀點被遮蔽了，從個人獲得承認的角度來説，邦格也算生不逢時，估計他內心肯定是很鬱悶的。在這本小書出版的時候，上面提到的那些“網紅”哲學家都已過世，所以，我們看到邦格對他同時代學人的很多觀點都有比較直接的批評，如上面提到的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圖爾、福柯、道金斯、波普爾等。客觀地説，邦格也是有自己名片式工作的哲學家，只不過在羣星璀璨的二十世紀中後期，他的光芒不如那些人顯眼而已，但他絕對是一位被嚴重低估的哲學家。

值得提一句的是，本書的兩位譯者範岱年先生與潘濤先生都是知名學者，範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我是2005年在第十二屆全國科學哲學會議上第一次認識範先生的，老先生德高望重，待人隨和，後來多次開會遇到並與他交流；潘濤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投身出版行業，他早年組織出版的《哲人石系列叢書》，對於中國科學普及以及科學文化建設影響深遠，這套叢書已成新世紀中國出版界的地標性工程。由於兩位譯者的專業素養，邦格的這本著作譯文質量實屬上品，閲讀體驗非常棒。

哲學是一項沒有盡頭的事業，邦格用一生的時間在哲學的荒野上開闢了很多道路，有些走着、走着就放棄了，留下一條條半截子路的痕跡，有些則走了很久很久。對於他而言，那些走了很長久的路主要有兩條：實在論與心靈哲學。幸運的是，他走過的某些道路，有些我們也曾走過，也曾來到過他曾來到過的地方，同樣發現無路可走，有時會固執地繼續堅持走一段，而更多的時候則和他一樣，走着、走着就放棄了。在那些曾經交叉過的路上，我們還是讚歎他在我們很早以前就曾來到過這裏，並留下一些或喜或悲的記號，人類就是這樣在探尋真理的征途上萍水相逢而又相互激勵着，並希望能把一條路走得更深遠一些，為後人留下一些記號。恍然記得，蘇東坡在臨去世前寫的最後一首詩：心似死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自題金山畫像》）。相隔遙遠時空的人們有時又是多麼相似啊。如今我們可以告慰邦格的是，他曾走過的那些哲學小道，如今仍然有人在走，而且人聲鼎沸。

【加】馬里奧·邦格著：《搞科學，在哲學的啓示下》，範岱年、潘濤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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