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華人反華記者的師太、新秀及其墮落的根源_風聞

日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幾個大城市出現了畫風明顯不同於以往的聚眾鬧事，其中不乏港台腔、洋麪孔。鬧事者還建立了多個「聯絡羣」，勾結境外勢力搞起了典型的顏色革命。

西方媒體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袁莉很快發表了一篇對參加鬧事者的「訪談」，大肆渲染了幾個鬧事者在擔驚受怕中的「勇敢」形象。《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王月眉將違法的抗議活動稱為「守夜」。CNN 駐亞洲記者甘露純和王詩琳也撰寫報道歌頌「呼喚自由的年輕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這四位媒體人都是華人女性，她們長着中國人的面孔、流着中國人的血液、説着中國人的語言，但是卻以抹黑中國為職業。按理説人類作為一種羣居動物，擁有共情能力，人們天然地會對同類感到親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給西方媒體打工的華人以反華為己任，這個現象還是很值得探討的。

一、華人反華記者的「滅絕師太」——袁莉

華人反華記者的典型就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袁莉。此人於寧夏出生國內長大，還曾經在新華社當了6年記者。2002年，她被國家公派出國留學，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分別取得新聞學和國際關係學碩士學位。到了2004年，袁莉卻拋棄祖國移民了，她起初加入了《華爾街日報》報道電信業和移動互聯網。2008年，袁莉到中國擔任《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主編，之後的7年時間裏都在北京寫文章罵這個生養她的國家。2015年，袁莉跳槽到《紐約時報》成為專欄作家，開始常駐香港。

在中國出生長大並曾擔任新華社記者的著名反華媒體人袁莉

袁莉反華可謂不遺餘力，一切和中國擦邊的國際新聞或者中國國內的熱點議題都可以被她拿來用作抹黑中國的材料。我概括列舉一部分她的奇文讓大家欣賞一下：

國內禁止藝人展露紋身，她寫文章説中國「對快樂開戰」；

美國無端打壓華為，她寫文章説華為的「共產主義文化」妨礙它「被西方認可」；

內地年輕人不同情香港暴徒，她寫文章説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為了經濟增長可以犧牲個人權利」；

中國官方媒體批評香港的地產霸權破壞民生，她寫文章説中國利用「鬥地主」來使香港屈服；

……

新冠疫情爆發後袁莉更是火力全開：

疫情爆發之初地方出現一定的慌亂無措，她寫文章説中國「穩定的外表下出現裂痕」；

2020年夏天國內疫情基本消退的時候，她寫文章指責中國是「迅速遺忘災難」的「失憶之國」；

到了去年年初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完全恢復正常，她寫文章稱中國人現在可以相對自由活動的「代價」是「失去其他幾乎所有的自由」；

等等等等。

袁莉的文章幾乎囊括了所有西方媒體反華論述的主要範式。總結一下大概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類：如果中國實行了和西方不一樣的政策，那麼就直接認定中國是錯的；如果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哪怕一點的負面效果，那麼就以偏概全無限放大反對的聲音，用利益受損的極少數人代替全部中國人民，下結論政策是錯誤的；如果政策執行的結果無可挑剔，人民都很滿意，那麼就質疑中國的數據或者指控中國人都被洗腦了。反正無論如何都是中國的錯。

二、華人反華記者的「後起之秀」

除了袁莉這類「河殤一代」的人之外，很多年輕的反華華人「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例如從2019年開始擔任《紐約時報》中國通訊記者的秦穎（Amy Qin）。此人屢次抹黑我國的港、台和新疆政策。2020年，中國吊銷了秦穎的駐華記者證件並令其限期離境，但是在那以後她又被發現再次出現在了北京。去年6月，秦穎參與撰寫文章，藉助專訪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的機會為美國政府的「新冠病毒來自實驗室泄漏論」帶節奏。今年8月起，秦穎的報道重心轉向了美國國內新聞，其工作地點也改成了華盛頓特區。

《紐約時報》記者秦穎（Amy Qin）

《紐約時報》接替秦穎的駐華記者為美籍華人王月眉（Vivian Wang）。她在今年春天之前在香港報道中國新聞，此後常駐北京撰寫反華報道。王月眉是一位十分高產的媒體人，從去年6月到今天的530多天裏，她寫了100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平均每5天就能製造出一篇反華報道。她在香港期間大部分文章着重描寫中國如何破壞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到北京之後開始大肆抹黑內地的防疫政策和我國的領導人，其反華的範式與上文介紹的袁莉有很多相似之處。

《紐約時報》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

相比駐香港的袁莉，王月眉最主要的優勢在於她人一直生活在北京，「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零距離的接觸內地的社會。她的反華文章中有較大的篇幅用於描寫某個特定的「內地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和個人情緒，藉此引出她想要放大的「民意」。例如關於疫情的報道，她在很多篇文章中記錄了「餐館老闆」「市場攤販」或「個體户」的觀點，以推動「抗疫影響民生」的政治議題。

王月眉還會積極利用新技術，與《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合作製造了很多影像資料豐富的反華報道。例如在10天前的一篇報道中王月眉與出生於武漢的另一名反華華女肖慕漪等人摘出10段國內防疫的視頻，製作了詳細的圖解和文字描述，讓讀者感受到什麼叫「一刀切」。以斷章取義的方式利用個別地方的僵化防疫措施抹黑中國整體的防疫政策。

同樣是美籍華人的《洛杉磯時報》和《經濟學人》駐中國記者蘇奕安（Alice Su）在北京大學燕京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後不久就開始活躍從事反華活動，她曾屢次製造關於新疆的謠言，兩年前還因為在內蒙古從事非法活動被當地警方拘留和驅離，鄭州暴雨期間蘇奕安被發現又回到中國收集負面素材。她抹黑中國防疫的報道在去年獲得了美國「奧斯本 · 埃利奧特亞洲傑出報導獎」。

《經濟學人》駐中國記者蘇奕安（Alice Su）

出生於甘肅、隨後移民澳大利亞的許秀中（Vicky Xu）在擔任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研究員」期間捏造了污衊新疆「強迫勞動」的著名「報告」。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許秀中（Vicky Xu）

還有屢次撰寫文章攻擊中國扶貧、防疫和港台政策的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駐中國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曾在澎湃新聞工作過3年的德國之聲、《紐約時報》和《外交政策》供稿者劉文（Tracy Liu）；CNN北京分社社長蔣欣（Steven Jiang）；CNN中國記者甘露純（Nectar Gan）等等。本文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反華媒體人馮哲芸（Emily Feng）、劉文（Tracy Liu）、蔣欣（Steven Jiang）和甘露純（Nectar Gan）

三、華人反華的歷史文化根源

彙總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些供職西方媒體的華人有幾個明顯的共同點：第一、大部分出身西方名校的新聞和傳播專業，並且語言能力過關，基本都能熟練使用中英雙語，其中不少人雙語都達到了母語水平；第二、意識形態非常強硬、鮮明和同質化，反華的熱情讓很多白人都望塵莫及；第三、絕大部分是女性。

關於第一點，我們要正視中國新聞業發展的現狀。目前來講我國的媒體在報道的深度和廣度、派駐海外的人員規模以及從業者薪資待遇等方面相比美英等西方傳統強國都有較大的差距。這就意味着西方學校新聞傳播科班出身的人更容易在西方找到對口的工作，而不像理工醫商等領域的留學生或華人可以選擇回到中國繼續從事本行業的工作。

第二點，意識形態的問題。西方的新聞傳播領域有着極為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這點眾所周知，國內的情況則比較複雜。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出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取消了與傳播研究密切相關的社會學、政治學等專業，設立了階級性和工具性較強的新聞學。80年代後，傳播學隨着社會學等西學一併復興，強調「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平等的交往作用」的西方傳播理論進入國內，整個新聞傳播行業也出現了疏離新中國的文化政治、淡化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傾向，直到近些年來才逐漸改善[1]。也就是説，無論國內外的新傳專業都是在為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培養護教者。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國內從業多年的媒體人或者新傳專業的畢業生到了西方反華如此得心應手了。

第三點，在反華的華人記者女性佔了壓倒性的多數，我們當然可以把部分的原因歸結為一些女性的「慕強心理」以及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加傾向自由主義的統計結果[2][3]。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女性在學校的學習成績以及語言學習能力平均要略強於男性[4][5]。這就意味着存在一部分男性不是不想反華，而是沒有得到合適的平台施展。

繼續往深了挖掘，部分中國人的這種「逢中必反」的逆向民族主義思想也不是當代的新發明。自從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開始到現在，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就從未停止進行自我反省乃至自我仇恨。

四、中國的應對措施

對於以上三點，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認為現在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將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經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新中國70多年發展取得的成就進行系統性地歸納總結，形成一套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話術相抗衡的理論。這個事情不是幾個人就能完成的，也許需要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努力才能達成。但是至少我們應該開始着手做一些的工作了。

其次，我們應當大力發展立足本土、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新聞媒體，「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目前我國大部分新聞媒體在對外工作方面較為欠缺——對於國外重大社會事件和熱點議題的報道基本都是來自於對西方媒體報道的二三手轉述，一些官方媒體的對外部門不僅沒有有效地向外國宣傳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反而熱衷於搬運國內的負面新聞給西方反華情緒推波助瀾。

這點俄羅斯的 RT 就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RT 深入一線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社會的重要矛盾進行了充分的報道，較為全面深入地展示了矛盾各方的立場，一方面可以幫助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人瞭解西方的情況，同時可以起到激化西方內部矛盾的作用，為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服務。

第三，我們應當對在華的反華記者和反華媒體採取相應的行動。針對西方媒體的污衊和抹黑，我們一方面自然可以通過國內的新聞媒體予以駁斥，此外我們也應當在國家的行政和法律層面完善針對製造假新聞的外國媒體的懲罰措施。新加坡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美國《紐約時報》的國際版曾經刊登文章稱新加坡為李家「王朝」，李顯龍就任總理是「父位子承」。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認為文章會讓讀者誤以為李顯龍不是靠自己能力登上的總理之位，因此委託律師在新加坡法庭狀告文章的作者和《紐約時報》公司誹謗，要求對方道歉，並索求名譽損害賠償。最終事件以報紙刊登道歉聲明並且賠償李光耀父子11萬美元了結。此前李光耀還曾狀告美國彭博社、《華爾街日報》、英國經濟學人等多家西方媒體20餘次，未嘗敗績。

2019年，新加坡《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正式生效。法案規定新加坡內閣部長將有評斷信息真假，並要求更正或撤下信息的絕對權力；對於惡意散播假信息，損害新加坡公共利益的個人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和10萬新加坡元罰款，不願配合的媒體或企業則會面臨100萬新加坡元（約合500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目前很多西方媒體屢次污衊抹黑中國而無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一現狀令人擔憂。我們應儘快完善懲治假新聞的法律法規，並拿起法律的武器懲治造謠的西方媒體。上文中提到的秦穎和蘇奕安為什麼能在記者證被吊銷、被當地執法部門逮捕驅逐之後再次回到中國繼續從事反華事業，這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們應當明確的是，外國記者不是外交官，不享有外交豁免權及任何超國民待遇。對於長期在華從事反華工作的外國人，我們理應對其進行警告甚至永久驅逐。已有前科的反華分子理應被拒絕入境。

最後引用一段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言論作結：

「新加坡的國內事務是新加坡人的事。我們允許美國記者在新加坡報道新加坡給美國人。我們允許他們的媒體在新加坡運作，目的是為了瞭解外國人如何看待我們。但我們絕不能允許他們在新加坡扮演美國媒體在美國扮演的角色，即政府的監督者、對手和審問者。如果我們允許這樣做，他們將徹底改變新加坡的社會，我懷疑我們的國家是否足夠團結以抵禦他們的挑撥。」

References:

[1] 李彬, 劉海龍. “20 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1 (2016): 32-43.

[2] Welch, Susan. “Are women more liberal than men in the US Congress?.”  (1985): 125-134.

[3] https://www.americansurveycenter.org/featured_data/the-growing-political-divide-between-young-men-and-women/

[4] Zoghi, Masoud, Seyyed Ali Kazemi, and Ali Kalani.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language learning.”  2.4 (2013): 1124-1128.

[5] https://blog.lsi.edu/index.php/2018/05/are-women-better-learning-langu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