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一線戰疫經驗總結：驚濤駭浪到來前，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刻_風聞

來源：公眾號“外卷青年”

在寫《仗，就應該這麼打！《功勳·李延年》傳授給我們的指揮靈魂和作戰經驗》的時候我説過，我們當年獲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不斷總結戰鬥經驗，然後快速地推廣，交流。

我知道，在關注我們這個號的很多袍澤裏面，有大量的政府基層工作人員，決策人員，一線醫務工作者，解放軍戰士，公安幹警等……

在這三年裏，你們都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和方法，如果可以，我真的非常願意，這裏成為一個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把你們的經驗，積累，總結，都投過來。（[email protected]）

筆辛這篇文章，既有衝在一線時總結出來的具體經驗和操作方法，也有更高層次的思考和梳理，值得很多類似崗位的同袍們去借鑑。

或許你們未曾謀面，或者你們互不認識，但我希望你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你們也絕對不是一個人。

哪怕前方是驚濤駭浪，我們也會是無盡黑暗中那一塊又一塊堅硬的磐石，將自己對這個民族的忠誠，堅守到最後一刻。

已經很久沒有寫這種隨筆式的記錄了，不免有些緊張，尤其還是通過《外卷青年》這一平台，以文字的方式與廣大袍澤“雲見面”，淺談一些個人參與基層抗疫的經歷。感謝N大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交流渠道。

最近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疫情，牽動着無數人的神經，大家普遍對疫情所衍生出來的種種亂象表示擔憂，對二十條出台後所產生的影響究竟如何也莫衷一是。

筆者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部分參與了所在區域的疫情防控攻堅工作，所以想從政策執行的個體視角出發，與大家分享此次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些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希望能夠為廣大袍澤在探討疫情防控走向時，提供一個小切口、小視角、小參考。

筆者受能力和經驗所限，掌握的信息不一定全面，一些地方涉及到個人的情感表達可能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不足之處，還請袍澤朋友見諒。

一、從“建言者”到“執行者”

記得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在街道工作，參與了社區的文明勸導、疫情防控知識宣傳、小區“敲門行動”、上門給居家隔離的居民送生活物資等工作。

當時人們對病毒的認識是一致的，就是“敬而遠之”，只要小區裏看見有“鄂”字頭牌照的車輛，羣眾都會主動打電話向社區反映，警察、居委會等都會陸續摸排該車的行動軌跡，當時大家的認識是高度統一的，封控再難也必須把病毒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那時我們對疫情的描述是“突如其來的”、“阻擊戰”、“遭遇戰”，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做，從發現病例，到社區排查，每一項具體的措施都是一線摸索出來的。

當時我所在的街道，防護物資幾乎沒有，口罩都很難買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就地取材，充分用好手上的現有資源，沒有防護服和頭套，就找來浴帽和雨衣；沒有工作手冊，就製作防疫口袋書和社區防疫地圖。

從流調話術、入户流程、宣傳標語等環節一點一點摳細節，把羣眾反饋比較好的做法一一記下來，再複製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一套戰疫的經典“打法”。

與現在不同，那時的我主要是在從事文字工作，所以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從政策層面發揮自己參謀輔政的作用。我每天都在網上“衝浪”，密切關注着疫情的發展趨勢，蒐集各類信息，並結合對一線的觀察，找問題、提對策，將思考轉化成文字。

那段時間也特別高產，二十多天的時間裏，一共撰寫了12篇建言類文章，其中《國產口罩迎“出海”窗口期三方面問題待破解》《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三方面問題待破解》《當前中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户在復工復產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居家隔離滋生心理健康問題需打好“心理防疫戰”》《疫情催熟“宅經濟”的背後互聯網亂象叢生需警惕》《行政權成“通行證”處方權變“提款機”醫衞領域腐敗高發需警惕》《在加強對“一帶一路”關鍵節點國家防疫援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國際社區防控存在的問題及建議》等先後被省市及中央相關信息刊物採編，部分建言獲得領導批示，在一定層面為上級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些參考。

當然，這些建議不一定都是我一個人的作用，全國各地也有許多信息工作者，他們也肯定在關注這些問題，也撰寫了大量的調研文章，為決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但當自己反映的問題和建議得到重視並被採納，還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儘管如此，那時的我並沒有過多地去思考自己提出的對策建議，在執行層面究竟會是怎樣的情況，是否達到了預想中的效果。

後來疫情得到控制，我們取得了全面勝利，一直想對我國成功的疫情防控經驗進行系統性梳理，但由於時間關係就沒有好好地思考總結。加之當時社會已經普遍形成了共識，也就是面對疫情這場大考只有中國是抗疫的優等生，其他國家連作業也不會抄，也沒有能力抄，所以也就沒有再梳理的必要和動力。

但最近發生的情況，讓我不得不懷疑我們能夠在2020年戰勝疫情，會不會是一次“偶然”取得的好成績，並不能真實地反映基層的治理水平？

記得當時日本有一個學者叫加谷珪一，他説疫情防控凸顯中國強大戰爭動員能力，中國是“絕不可與之開戰”的國家。的確，當時中國對疫情的危機處理，從事件的突發性和參與的全民性上看，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有。成功遏制疫情傳播，極大凸顯了“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10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醫院，36個小時改建方艙醫院，無論是出生僅30小時的嬰兒還是年逾百歲的老人，無論是城鎮鄉村的居民還是外國在華人員，在生命和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國家都不計成本全力救治，在全民抗疫的人民戰爭中，我國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

在這場同嚴峻疫情的殊死較量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氣概，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捨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

誰曾想，三年後的今天，疫情捲土重來，掀起更大的風暴。

連日來，新增感染者數量持續增加，本土疫情傳播範圍廣、傳播鏈條多、波及面擴大、持續時間較長，防控難度不斷加大，特別是二十條的出台，結合疫情防控新形勢，對防控措施進行了進一步優化，卻又引發了更多的討論和擔憂。

而這次，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一項政策制定後，在執行層面會究竟存在哪些困難。

二、之前偷過的懶都會成為未來的難

我所在的R城是一座西南小城，距離中心城區大概1.5小時車程，起初周邊城市都陸續發現了陽性病例，而我所在的城市多次社會面核酸篩查都是零報告。也或許是連續多次的核酸篩查和疫情桌面推演，在一定程度上，讓大家放鬆了對疫情的警惕。

從發現第一例陽性輸入性病例開始，我所在的單位就陸續有人被抽調到小區參與支援核酸信息錄入。從第一次支援YP社區，到後來的TYH小區來看，對於不同的支援點位，屬地社區在防疫物資配備、現場組織能力、人員熟練程度、後勤保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差距，可以明顯感覺到部分街道社區、政府部門在準備上不夠充分、在應對上有些“慌亂”。

以兩個都在城區的街道為例，其中一個街道的醫務人員、社區工作者、青年志願者以及來自機關單位的下沉力量在信息溝通上較為緊密，物資準備也充分，特別是在大家普遍關心的支援人員個人防護方面，負責該區域的“醫療點長”會向大家培訓穿脱隔離衣、防護服的“六步洗手法”，在核酸採樣點也會分區域設置不同的工作區間，特別是隔離區間的一脱區、二脱區，會有專門的內感護士負責該區域的地面、物表、空氣消毒殺菌工作，監督指導志願者等規範操作，從而保障人員的相對安全。

而這些方面，在另外一個街道的社區，就恰恰相反，少數社區工作者不盡職盡責，在核酸檢測現場自顧自的刷手機，對前來支援的下沉力量也表現得特別冷漠，同時缺少必要的溝通交流，對任務分工前期沒有做好介紹，導致支援人員在情感上有些受挫，一定程度打擊到這部分羣體的積極性。

如果不是運氣好該區域沒有陽性病例，在那種“程序化”的核酸篩查下，很難保證不會出現聚集性感染風險。

如果説疫情是一場大考，那麼考的是什麼？

是幹部的能力。

試的是什麼？

是幹部的擔當。

近年來，“躺平之風”已成為影響青年幹部健康成長的不良風氣。起初，“躺平”這個網絡熱詞還帶有一絲與世無爭的豁達，後來則更多地演變成為缺乏奮鬥的激情。現實中我們不難看到，在基層有一定比例的幹部非常缺乏擔當作為的精神，他們要麼是不推就不動、不喊就不幹的“陀螺”，要麼是能拖就拖、能賴就賴的“鴕鳥”，要麼是慢慢騰騰、消極怠工的“蝸牛”，導致工作執行不下去、政策落實不下去、問題不能解決，即便是沒有疫情，就是日常事務，標準動作、規範動作都難以完成。

一些單位長期懶散慣了難以適應高強度的工作，一旦加點擔子就叫苦連天，機關長期存在的“忙閒不均”的現象愈演愈烈，最後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再在疫情這面放大鏡之下，這些幹部的態度、能力便被照得一清二楚、一目瞭然。

所以我們才看到不少類似“先説‘歡迎光臨’後説‘掃一下碼’”便被勒令關停整頓等瞎作為、亂作為引發民怨的事情。

當然，更多的黨員幹部、團員青年和社會熱心人士，都積極參與到疫情防控當中來，在各環節、各領域、各崗位發揮了自身的作用。

只是這些人往往也是做好事不留名的人，與那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相比較，實在有失公平。

而疫情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幫助我們將那些不願做事、不敢扛事、裝樣子、混日子，甚至是“佔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篩選掉、過濾掉。不過，從全國範圍來看這樣的力度還遠遠不夠。

三、最簡單的方法往往最動人

戰疫以來，我所在的單位還參與了高速路卡口值守、管控區域封閉式管理、支援鄉鎮“追陽”、社區流調排查、以及高風險“三無小區”包片包乾攻堅行動等工作。如果要説比較有代表性的戰鬥，應該要數支援HJ坡安置房“三無小區”了。

11月23日，我們接到組織部命令，機關全部幹部職工到HJ坡實施包片包乾疫情防控工作。

在我們來之前，這裏已經有另一個鎮的幾十名機關幹部駐守在這裏，從臨時隔離管控開始，他們已經堅守了10多天，大家都很疲勞，原本頭一天就抽調了一半人員返回原單位，這時候組織部又要在他們現有人員的基礎上再抽調50%的人員去其他地方支援。還沒有正式入駐，就面臨人手不夠的問題。

在瞭解了基本情況之後，我們趕緊進入了戰鬥狀態。

據瞭解，這個安置房小區大概居住了4000多人，多數是老年人、本地拆遷安置居民以及外來務工的流動人口。

小區內有一個大型農貿市場，病毒就是從農貿市場裏的一家果蔬店擴散開來的。聽説要實行臨時管控，不少居民半夜踩着時間搶跑出去，所以當我們接管的時候，社區已經無法告知準確的居住人數。

小區裏的居民大多有自家的店鋪，一些生活必需品都能夠在這裏購買得到，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生態系統，由於人員組成複雜，居民素質普遍不高，加之社區長期缺少管理，在封控之後居民普遍不配合，下樓做核酸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少，矛盾隱患十分突出。

而要斬斷疫情傳播鏈條，首先就要摸清楚人員基本數據，解決小區內人員雜、無人管的問題，重新拾起居民對社區的信任。為此，領導小組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從小區樓棟長及本地黨員志願者入手，進一步整合現有的人員力量，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熟人熟事熟地所用，先把居民台賬建起來。

隨後，我們將封閉小區劃分為“重點隔離區、生活保障區、核酸採樣區”三個部分，構建起“門崗值守、內圍服務、外圍巡邏”的組織體系，將公安、應急、教育、醫護、包片包乾責任單位以及屬地企業等力量共計100餘人，全部打捆統一調配。並根據小區樓棟的分佈情況和單元數量，合理安排樓棟長、小區黨員志願者、機關幹部開展“敲門行動”，儘快摸清人員底數，從而保障核酸檢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開始實施的時候，也是一片混亂的狀態。因為樓棟長是臨時任命的，對本樓棟的居民情況不熟悉，在居民當中也沒有強有力的示範帶動作用，甚至還有少部分樓棟長本身對防疫工作有些牴觸。

第一天，我們的全部人員分為11個小組，對48棟樓進行“掃樓登記”。

這48棟樓每一棟樓大多有6個單元，每一個單元都有8-10户居民，底層通常是門面，在底層與二樓之間是閣樓（夾層），有的住人，有的沒有住人，且沒有門牌號。居民大多不執行“足不出户”的要求，一些居民即使居家也可以開門做生意，時不時有居民在小區聚集閒逛，或到這些門店來購買物品，志願者勸導他們不要聚集，門店不能營業，但人剛走一切又立刻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很難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但我們仍按照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儘可能地掌握到一手資料。

我們用紙質表格將每一棟每一單元每一户的居民都登記在冊。

通過詢問住户“户主的姓名、聯繫方式以及現在居住的人數、是否有做核酸、為什麼沒有做核酸、有什麼需求”等等，都一一做了記錄。

一天摸排下來，發現登記的數據與實際做核酸的數據有100多人的差距，除去未滿3歲的小孩、高齡行動不便又不願意做核酸的老人、以及孕產婦等，兩個數據始終對不上。

第二天我們優化了表格內容，對統計的人數進行了明確，明確是記錄“當日居住人數”。

因為我們發現有不少居民在回答“現在居住有多少人”的時候，在理解上有偏差，雖然平時住了多少人，但實際上有些家庭成員現在是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學校上學、在外地工作等等，這就造成了數據的偏差。

與此同時，我們進一步優化了核酸採集方式，為行動不便、以及健康碼異常的羣體提供上門採樣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下樓做核酸的人數漸漸多了起來，但登記數據與實際做核酸的人數仍存在一定的缺口。

同時，因為參與採樣的醫護人員大多在深夜十一二點才確定下來，造成行政點長和醫療點長不夠充分的溝通交流，加之兩者之間存在行政與專業上的差異，在第二天組織核酸採樣的時候，往往會在人員調配、物資發放上陷入混亂。這些混亂又加深了志願者與管理人員之間的矛盾，對後續安排工作造成被動。

由於我們參與核酸採樣的人員較多，消耗了大量的防護物資，這個量有多大呢？也就是我們組織一次核酸檢測就把社區花了一週才存下來的防護服等物資用完了，這也給社區街道帶來不小壓力。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面臨時不時就會有幹部被居家管控無法出門的情況。

儘管按照政策要求，警察、醫護、防疫人員以及保供企業單位人員等七類人員都可以憑工作證、單位證明等出入小區，但不同的小區甚至是不同的門衞對政策的理解都不同，執行的力度也不一樣。

比如，有的小區門衞看見有機關食堂的飯卡就可以放行，有的就算你出具了單位加蓋了公章的證明，甚至是疫情防控指揮部下發的工作證也不會放行。這就為人員的調配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由於人員的不確定性，一些能夠出來的人員就會一直在崗在位，一方面身體吃不消，另一方面又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使得他們會對管理層產生誤解。

為了儘快摸清居民人數，我們再次調整了採樣方式，將採樣台由原來的6台，調整至19台，檢測位置設置到單元樓棟，讓各樓棟之間彼此不流動，避免交叉感染的風險。

這樣一來，下樓做核酸的人數一下子比之前掃樓的方式還要多，之後重複這樣的做法兩三次後，基本上穩定了下來，從封控到解封，僅發現一例陽性病例。

實現了快封快解，精準防控。與此同時，我們在戰疫過程中組建的工作羣，也為後續小區的管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小區樓棟長在居民當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四、基層是最鮮活的教科書

有一位剛入職的新同志，到崗不到一週就被抽調去支援高速路口卡點值守，到現在已經連續三個月了。

入職三個月抗疫三個月，有人問他什麼感受，他説“比起以前我幹過的活，我感覺還是輕鬆多了。”

原來他以前幹過工地，也刷過盤子，吃過很多苦，體驗了人間百態。所以進入體制後，他説感覺自己活了過來，為人民服務是他人生存在的意義，只要是組織交代的任務他都義不容辭，責無旁貸，願意幹，也能夠幹好，從來不覺得累、不覺得苦。

也有戰疫夫妻檔。她本人在單位參與核酸信息錄入、社區排查，她的愛人是公安幹警，很早就在隔離酒店駐守，開展隔離酒店和集中隔離點陽性病患的轉運工作。夫妻雙雙上崗，在一線抗疫，一去就是十幾二十天，一家人“分居三地”，老人年邁也無法很好地照看孩子，孩子只能自己上網課。

還有那些可愛的人民羣眾。當我們縮小防控區域，將物資轉運到“涉陽”樓棟下面駐防的時候，是老百姓熱情為我們提供了三輪車，幫助我們把帳篷、摺疊牀等物資送到指定位置；當有人辱罵我們的防疫人員時，同樣也是老百姓站出來為我們擋“口水”，與那些不明白事理的羣眾理論，維護了現場秩序；當温度驟降，我們的“守夜人”在帳篷裏被凍得瑟瑟發抖時，還是老百姓把自家的烤火爐拿出來，為我們供暖；當我們人手不足的時候，依然是老百姓自發出來監督，督促管控單元的居民做到“足不出户”，避免疫情傳播，實現早日解封。

而我本人也是兒子還沒滿月就奔赴前線，又要統籌協調相關工作、維持單位正常運轉、回應工作羣裏的一些雜音，還要參與到掃樓登記、卡點值守、應急處置、信息宣傳等具體工作當中。每天高強度工作17、8個小時，經常是晚上11、2點安排了工作，半夜又要起來2、3次給孩子兑奶粉、換尿片，早上五六點就起牀，睡眠嚴重不足，第一次負責這種“急難險重”的任務，也會被壓力壓的喘不過氣。

因為高強度的工作導致抵抗力下降，感冒咳嗽越發嚴重，家人也擔心，我自己只能一遍遍安慰自己“穿了隔離服，做好了防護，不會有問題”，但也難免會有一些心理壓力。

也因為不被理解和同事爭吵過，因為工作組織混亂而悲憤過，甚至在咳嗽嚴重的時候都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好在這些困難在一次次溝通交流、實踐完善中一一克服了，我自己回過頭來也感慨萬千。

這些日子，身穿不透氣的防護服，吃住在集裝箱、帳篷裏，常常忙到整夜不合眼，這是我們這羣人的工作常態。

大家來自不同的單位，平常多以案頭工作為主，這樣的高強度工作對我們來説也是個不小的挑戰，但大多數人都沒有退縮，哪裏有需要，哪裏就有黨徽金、天使白、守護藍、志願紅、橄欖綠、環保橙……一抹抹充滿希望的色彩，為我們的城市撐起戰疫的希望和底氣。

五、把工作幹好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實質

能夠成功打贏“三無小區”疫情攻堅戰，總結起來，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工作要統籌協調。

工作最忌諱多頭管理，指令不一，讓人無所適從。

因此，在抗疫過程中要達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吒變化，無有留難”的效果，就要避免和減少多頭管理、信息阻隔等問題。

比如，我們一開始組建隊伍的時候，人員來自不同的部門單位，每個單位都在下指令，就導致工作節奏不一致、信息溝通不順暢。

後來，我們理清了思路，對行政點長、醫療點長、社區網格員、樓棟長、志願者以及下沉部門機關幹部的工作職責予以明確，然後是掃樓員、核酸採集、信息登記等各環節的任務分配，讓每個人都能夠找到自己的定位，負責的任務並清楚地知道戰略意圖、行進方向，遇到問題能夠找到相應的責任人，做到定人定崗定時，快速化解問題矛盾，確保每一個環節都能有效進行，從而保證工作達到預期效果。

二是溝通交流要有耐心。

做羣眾工作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細緻，特別是在疫情防控的情況下，已經給羣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如果不能解決羣眾的實際困難、傾聽羣眾的聲音，就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比如我們遇到一個孕婦，她一直租住在閣樓裏，也就是門面上面的夾層，狹小、陰暗，沒有窗户，每天居家不能下樓，導致她有些抑鬱。用她的原話説“就是樓下放個屁我都能聽見，每天聽到外面談論的都是一些負面消息，我感覺快要活不下去了。”

這個孕婦情緒十分激動，拉着社區幹部抱怨了好幾個小時，她説自己想回到鄉下去，但是根據防疫政策，社區是不能夠放她出去的。

接待她的社區幹部是一名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不太會做羣眾工作，加上大量繁瑣的工作讓她也失去了耐心，就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這時我們的一個領導將她引到一旁坐下，耐心地傾聽孕婦的傾述，一邊解釋當下的防疫政策，一邊對她進行心理疏導，最後想辦法通過“一人一策”的方式，讓她回到了下鄉，從而避免了一些不好的情況發生。

三是要直面問題不迴避。

比如，有下沉幹部在工作羣裏諮詢封閉小區外圍巡邏突發情況應急處置預案的問題，他直言“如果遇到居民強行衝卡怎麼辦，直接制服還是説打不還手等他闖，我們再報警？現在羣眾牴觸情緒比較重，他先動手我們肯定只有按到了，喊人錄像。”“在網絡上看見其他地方的居民闖卡點，很多值守的受傷，居民拿鐵製的圍欄亂扔，完全不顧及防疫人員的人身安全”。

這樣的問題其實非常尖鋭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抗疫工作矛盾隱患突出。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和居民共同的敵人是疫情病毒，不能和居民深化矛盾，造成對立面。

要學會用羣眾路線、羣眾方針、羣眾方法和羣眾打成一片做好羣眾工作，這是對大家的磨練考驗，不能簡單化應對。

另外，工作有小組長，大家要共同商量，門崗還有值班組，要形成工作合力，不能讓最壞的事往自己身上套，那是個別現象，發生在視頻中的事肯定不能全責怪居民，一定還有很多種因素，我們要多總結提高自己。

我們更多的還是要看到抗疫當中更多可歌可泣的先進的人和事。

萬一遇到了，也必須化解，不能深化矛盾，做到逐級彙報，分工負責，按指令行事。”直面問題，才能打消顧慮，即做思想工作也講方式方法，從而讓一線的工作更有動力和底氣。而如果不回答這些問題，任由其在工作羣裏發展，最後就會動搖“軍心”，打擊更多人抗疫的積極性。

四是宣傳引導要立體。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認識是行動的動力。思想上“破冰”，才有行動上的“突圍”。

要讓廣大幹部羣眾爭當疫情防控的“先行者、執行者、示範者、志願者”，離不開科學、有力的宣傳引導。

我們每天通過照片、視頻等方式將下沉幹部參與一線抗疫的具體情況收集起來，深入挖掘感人事例，並綜合運用本地區的融媒體平台、組工網站等進行宣傳報道，全方位展示抗疫工作狀態，用正能量的事例、鼓舞人心的言語凝心聚力，回擊“躺平”雜音，唱響“同心戰疫”最強音。

都説思想這塊領地，我們不去耕種，就會被別人佔領。

在抗疫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在一些領域、一些方面，仍沿用着抗疫之初的宣傳模式，一些新聞語言模式化、模塊化很難打動人心，一些翻轉事件極大地損害了官方和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導致“闢謠就是真相”成了一種普遍認識。這一塊宣傳系統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五是保障措施要到位。

對於羣眾的需求，要有科學的舉措，這樣才能做到服務有温度，戰疫有力量。

比如，針對羣眾就醫問題，我們開闢了緊急通道，設置了專門的車輛，閉環接送患者就醫；針對入冬後氣温驟降，一些封控在學校的學生沒有備足厚衣服，我們將家長準備的厚衣服、牛奶等物品集中收集起來，並由教育系統安排人員和車輛統一送到相應的班級；針對居民買菜難、買藥難問題，我們在每天下午2:30-5:00在固定區域設置了“蔬菜直通車”，將果蔬合理搭配，按照不同的價位做成“蔬菜包”，居民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購買到新鮮平價的蔬菜。

不僅如此，對參與支援的力量也要保障到位，因為沒有良好的保障手段和物資準備，全方位的訓練和指導，也會讓防疫人員成為“隱匿的病毒傳播者”，羣眾也會對參與核酸篩查、信息登記等防疫工作產生顧慮和牴觸情緒。

六是突發情況要快速響應。

信息時代，突發公共事件具有可預見性差、爆發突然、原因複雜、蔓延快速、影響廣泛、危害嚴峻等特點，一旦處理不當，很容易演變成網絡輿情，產生連鎖式反應，為此要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形成快速響應機制，將問題處理在萌芽狀態。

比如，在其他小區放開管控之後，有個別激進者慫恿圍觀聚集的居民衝擊門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街道、社區、公安、包片包乾責任單位等迅速響應，一方面對人羣進行疏散，另一方面做好安撫解釋工作。當羣眾言語激動時，要保持冷靜，避免將言語衝突升級為肢體動作，引發更多負面網絡輿情。

六、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看到好的方面，也的確不能迴避那些不好的方面。比如我們常説的那“四個危險”，在本次“戰疫”中，至少有三個非常直觀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精神懈怠的問題。

抗疫三年來，我們看到一些人出現了麻痹僥倖心理、滋長了疲勞厭戰情緒、顯露了鬆懈鬆勁心態，雖然多數人的內心深處知道什麼是當下正確的選擇，卻因時間累積造成了一時難以排解的厭煩牴觸等“小情緒”，甚至有失控的表現和躺平的衝動。於是，我們看到一些人在排隊核酸的時候，有了很多過去不會有的“小口角”；在進店掃碼的時候，有了過往不曾有的“小脾氣”……

時下爆發的仍然是那個一年多以前的奧密克戎，為什麼造成全國範圍內如此大的波動？或許還是因為我們的防控工作存在問題，沒有做到更細緻、更紮實。有時是封了管了，卻沒管住，這裏面有責任不到位的問題，也有精神懈怠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少數羣體該報備不報備、該篩查不檢測、流調不説真話，導致新的疫情和區域性反彈。同時，社會輿論的加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策執行者的態度。

能力不足的問題。

二十條的出台本是在“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背景下，找到一個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點，是為了激發地方抗疫活力，讓基層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靈活性，但因為是指導性意見，對地方的能力要求就更高了。

一些地方長期是一味地按照上級指示行事，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麼做，不知道力該使多大，最後是“一封就死、一放就亂”。

事實上，“第九版”和新二十條兩個方案是對東部發達地區疾控的經驗總結，核心是通過“精準流調”找到病例的密接，一方面迅速切斷傳播鏈，另一方面減少封控範圍，保證絕大多數企業和個人的正常生產、生活。

然而，現實是全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部分城市還不太會做精準流調。

比如我所在的城市，不同的街道社區對外來人員是實行三天三檢還是三天兩檢，是7天集中隔離還是“5+3”的判定標準都不一致，有些信息提交不及時，反覆給來訪人員打電話，甚至付錯碼的情況，類似的操作無疑影響到對傳染鏈的判定。

與此同時，在地區間協作中，高速服務區依然是流調薄弱環節，時至今日仍是多起疫情擴散的空間節點。當前防疫的新形勢、新任務要求地方不能只會使“三板斧”，而要科學、精準的磨練出抗疫的“十八般武藝”，而這些都是基層急需馬上補的課。

脱離羣眾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所謂政治，本質就是讓支持自己的人多多的，反對自己的人少少的。

高層戰略體現的是大國氣象與前進方向，基層治理反映的是組織活力與民心所向。

我們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親身接觸到的政治更多的還是基層治理，能夠碰得到的還是基層的工作人員。基層治理好不好、工作人員能力水平高不高，關係到羣眾的切身利益，關乎對政府的整體感觀。

​正如一篇文章所説，在與疫情的多次正面交鋒中，我們有成功、有破防，也有“烏龍”，但始終“打一仗、進一步”，朝着更精準、更高效、更科學的方向前進。

從研究政策，到執行政策，這段時間的抗疫經歷，讓我對二十條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為什麼國家要出台一個政策讓整個國家從一個原本的確定性狀態變為了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如果沒有細緻地考量，是絕對不會冒這個風險的。

二十條的出台呼喚地方的探索與擔當，誰能做到“不破門，居家隔離不出門；不缺物，生活用品不發愁；不亂心，心理關愛不放鬆；不出陽，主動治療不間斷”，誰就是這場大考的真正贏家。

“走小步，不停步”，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歷練我們一定能夠找到更加穩妥有效的防控手段，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為人類社會有序發展走出一條光明的大道。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體會和思考，而戰鬥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