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20期文稿：掃碼 VS 刷卡，中美寡頭的不同生態_風聞

大家好，2022年12月4日星期日，歡迎收看第520期睡前消息，請靜靜介紹話題。

10月末11月初，支付寶和微信之間的牆再次傳説要倒了，有人發現支付寶似乎推出了向微信轉賬功能，但媒體實測下來，只是可以通過微信通知對方收款，資金還是是在支付寶平台內循環，完全談不上互聯互通。

督工，為什麼支付寶和微信始終不願意解決轉賬問題呢？

轉賬問題只是表現，深層因素是誰也不想讓出自己的流量地盤。

最近一輪互聯互通行動，是2021年夏天發起的，去年9月，工信部發言人趙志國表示，已經啓動為期半年的專項整治行動，要求各個軟件和APP，不要無故屏蔽網址鏈接，損害用户體驗。企業不能出於自己的考慮，割裂用户應享有的服務。

工信部表態之後，騰訊、阿里和字節紛紛表態要支持互聯互通。字節還呼籲互聯網平台不找藉口，儘快落實。

現在已經一年多過去了，以外界的體驗來看，各大企業的行動沒有口頭上那麼積極，跨平台發信息、發鏈接、轉賬，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手續繁瑣，比發個快遞還麻煩。

相比之下，2018年5月國家號召拆掉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各省統一清算高速過路費，當年就拆掉了一半，到2019年底全部拆完，現在中國人開車出門，如果不是要換健康碼，已經很難在路上感受到省界概念了。

拆掉省界收費站不僅僅影響幾十個收費員的工作，也涉及大量資金暫時歸誰保管的問題，直接改變20年來的高速公路管理慣性。國家一聲令下，一年多就能拆掉所有收費站，而軟件之間的牆始終拆不掉，原因在於互聯網企業的發展邏輯。

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説，暫時賺錢是小事，流量才是經營的根本。有了流量，不賺錢也能融資，也能借錢，很多互聯網企業從上市到現在一直都在虧錢，也不影響金融企業一直支持發展。微信支付從無到有，最終普及率超過支付寶，就是因為騰訊掌握了社交媒體流量。所以，互聯網企業一定要努力在用户流量方面圈地，劃出清晰的邊界，任何模糊邊界的做法，都是和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模式作對，要顛覆整個企業的發展慣性。可能連企業創始人都想象不了如何重建一套發展邏輯，所以工信部的號召得不到響應。

為了維持流量，保護邊界，IT企業要僱傭大量的程序員和產品經理，不斷調整服務用户的方式，也增強用户對平台的依賴。這些任務是21世紀才出現的，就算是行業老手也在摸索階段，從工作模式來説，程序員和基層管理人員的工作更像是前工業時代的手工匠人，而不是工業時代的工人，相互之間不能隨意替換，同時普通工作人員對項目也有一定的依附性。

企業重視流量邊界，基層工作方式偏向手工業，所以大型IT企業和20世紀大型製造業企業不一樣，不會建立可以相互替換的簡單模塊，而是像過去的遊牧帝國那樣，建立層層分權的封建軍事體制。

一般來説，大型IT公司的創業者就是遊牧帝國的可汗或者説大酋長，他會自己控制一些直屬親兵管理財務，同時把大多數業務分給半獨立的高管和產品經理，由這些“小酋長”分別去開拓新領土，組成整個帝國的勢力範圍。

比如説騰訊，從QQ起家，然後搞遊戲，最後介入了網絡支付和金融業務，也會投資一些經營實體商品的平台，最後和阿里巴巴產生了直接競爭。微信版塊是騰訊的一部分，但是，微信在騰訊內部擁有極大的獨立性，產品經理張小龍和他的團隊不可能被隨便換掉，馬化騰也不太容易越過張小龍去修改微信的具體功能。

所以，不僅是工信部管不了互聯網平台互聯互通，就是騰訊內部的QQ和騰訊，現在也做不到互聯互通。當初微信起家的時候，從QQ吸引了不少用户，但是微信做大之後，手機QQ內不能直接給微信號轉發圖片和聊天記錄，要先保存到相冊裏才能發過去。如果要從QQ錢包給微信轉賬，現在還是要通過一張實體銀行卡才能進行。這是互聯網行業內部的體制問題，不是簡單地為了自身利益抵制國家政策。

其他國家是怎麼解決支付平台互聯互通的問題？

網絡支付是個新問題，歷史上最相似的，是visa和萬事達兩個信用卡平台的競爭。

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處於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個人消費爆發，電子技術提升，產生了代替現金的信用卡。

無論是為了吸引資金還是賺利息，信用卡業務都很有價值，美國各個銀行開始在信用卡市場圈地，最終在70年代，形成了VISA和萬事達兩大信用卡聯盟，直到今天，這兩家企業還控制着美國80%以上的信用卡消費市場，最類似於微信和支付寶的相互對抗。

類似的格局製造了類似的對抗模式，VISA和萬事達都一度要求加盟店鋪只接受自己的信用卡支付，類似於前兩年美團要求店鋪在不同平台之間“二選一”。其中VISA卡的市場地位稍微弱一些，所以尤其重視圈地，不僅讓簽約店鋪拒絕其它信用卡，還要求和VISA合作的銀行簽署排他協議，不允許發別家的卡。美國政府認定這是壟斷行為，迫使VISA在1975年放寬限制，最終取消了排他協議。

2004年，Discover發現卡信用卡貸款公司，同時起訴了VISA和萬事達，認為他們對普通企業的限制屬於壟斷行為，最終visa和萬事達決定支付27.5億美元的和解賠償。

2010年，VISA為了抵制中國銀聯的競爭，找了防止跨境數據泄露的理由，拒絕和中國銀聯卡互通交易。VISA向全球會員銀行發函，如果受理VISA的雙幣信用卡走中國銀聯的清算通道，將重罰收單銀行。第一次罰款5萬美元。如果再犯，每月罰款2.5萬美元。

這項措施不僅引發了消費者質疑，還上升到中美外交談判的高度。最終，VISA取消限制，中國提供回報，適度放開了國內的電子支付服務市場。直到去年，VISA還被美國司法部反壟斷調查，質疑VISA可能抵制了其他更廉價的借記卡，直接導致股價下跌。在互聯互通問題上，美國的信用卡管理是可以給中國提供借鑑的。

為什麼美國在信用卡時代能夠成功限制寡頭壟斷秩序？

從市場佔有率看，是因為VISA和萬事達的地位沒有微信和支付寶那麼強勢，雖然佔了8成信用卡市場，但美國的運通卡、發現卡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且用户體驗不算差。所以政府有底氣處罰大公司，不用太擔心大公司消極抵制，影響居民日常生活。

從進入市場的方式看，VISA和萬事達自己也經歷過多家競爭階段，是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而騰訊和阿里在推出微信和支付寶兩個平台之前，已經是最大的互聯網企業了，它們憑藉社交軟件和電商流量，直接掐死了其他企業在支付市場上的經營資格，從一開始就各自只有一個對手。騰訊和阿里甚至不知道支付市場還有自由競爭的選項。

從企業發展歷程看，visa和萬事達都是銀行間的聯盟，加盟銀行有自己的話語權和訴求，想在內部執行嚴密的壟斷紀律也有阻力。而互聯網企業雖然內部也有鬥爭，但通過技術手段就能圈住流量。

另外，中國是從現金時代一步跨進互聯網支付的，落差很大。而在信用卡支付平台之前，美國早就有發達的銀行間清算體系，用支票服務替代了很高比例的現金交易。這些支付系統雖然不如信用卡方便，但是因為歷史傳統，而且收費低，還在美國民間長期保留，所以信用卡企業不能隨便搞壟斷。

過去五六年時間，中國人快速適應了電子支付的便利，但也付出了培養寡頭經濟的代價。從中美支付方式的發展來看，中國人必須在反壟斷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才能阻止企業濫用壟斷地位。

美國最先發起了互聯網革命，為什麼電子支付技術不如中國發展快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信用卡和支票，已經明顯減少了現金交易的麻煩。剩下那些採用現金交易的店鋪，往往是主動逃避銀行清算的。因為美國政府税收制度比中國完善，非常善用利用銀行數據來調查企業經營情況，抓逃税不分企業大小。如果想逃税，只有用現金交易才可能，美國很多中餐館的主要利潤，就來自現金交易提供的逃税機會。

中國的税收制度比美國粗放，也不重視用銀行大數據差偷税，對大企業尚且留了很多漏洞，對小企業和個體户基本上就是放任態度。所以中國小店鋪不怕使用電子支付提高税收壓力。這些面向普通人的小店鋪雖然營業額不高，但最影響普通人的消費習慣。所以美國的電子支付滲透率不如中國。

中國的互聯網大企業利用了中國税收體系的漏洞，快速圈地，幾年內就把電子支付的比率提高到90%以上，從提高社會效率的角度來説，這是好事。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美國在支票和信用卡時代的便利，到了下一個時代也會阻礙新技術的推廣。

現在中國的電子支付技術已經完成了更新換代，但在體制上，各大互聯網公司還是堅持自己跑馬圈地時代的經營模式，根據本能去搞壟斷。這很容易導致我們在新一次產業革命中落後。必須由政府出面，用嚴厲的法律給這些壟斷企業製造壓力，逼他們放棄圈地發展的經營思路。

就在傳聞微信和支付寶互通的同時，還有另一種説法，騰訊和阿里這些企業可能會被國有化。這是不是破除壟斷的方式？

壟斷問題必須解決，但恐怕國有化不是個好想法。

前面我提到，大型互聯網公司圈地發展的模式，類似於歷史上蒙古、突厥這種遊牧帝國。

現在説起遊牧帝國的統治模式，當然可以找到很多缺點，比如説野蠻、殘酷、諸侯割據，容易內戰。但我們也要看到，遊牧帝國往往比農業帝國更有活力，更積極地擴張地盤。蒙古擴張，對於歐亞大陸的很多國家是滅頂之災，但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土能超過頂峯時期的蒙古帝國。

在生產力還有增長空間的時候，擴張本身就是最大的合理性，一俊遮百醜。我們批評支付寶和微信錢包，並不是因為他們搞擴張，而是因為他們在沒有擴張空間之後，還像擴張時代一樣看重地盤，寧可影響用户便利也要控制流量。

如果換成國家直接經營，我很懷疑國有企業能不能在擴張中淘汰低效率團隊，做出更符合羣眾需求的互聯網工具。我舉個例子，今年是2022年，9月30日有一個被絕大多數中國人忽視的新聞，就是中國移動終於解散了飛信團隊，放棄了自己開發社交工具的努力。在這之前好幾年，飛信就已經被大多數中國人遺忘了，換成任何大互聯網企業，都不可能把一個失敗的團隊養這麼久。

很多人考編制，爭取國企職位，説這是“上岸”，認為終身僱傭制有安全感。但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更重要的身份，是國企的股東兼老闆，要從國企的盈利得到好處，為國企的虧損承擔財政補貼。飛信的案例説明，國企內部還是太和諧了，不適合在羣眾需求快速提升的年代去開發日常互聯網服務平台。鐵飯碗對於吃飯的人來説是安全感；對於製造飯碗的人來説，是個沉重的負擔。

就算話題只限於反壟斷，國有化也未必是個好選項。還是用飛信軟件當例子，最高峯的時候，飛信也有接近一億的活躍用户，是國民社交軟件的重要競爭者。但是，當時的移動公司部門負責人得意忘形，決定只允許移動公司的手機用户接受飛信內容，想利用飛信的相對優勢擠死其他通訊公司，達到壟斷市場的目的。結果不僅是移動公司輸了，連飛信也快速退出市場，變成了用國企資金供養的負面資產。

所以，至少在當前這個階段，我不認為應該對大型互聯網公司搞國有化。重點還是應該加強反壟斷監管力量，加強集體訴訟制，讓帶頭維權的羣眾代表能撈到好處，讓律師通過蒐集反壟斷證據發財，這才是互聯網平台互聯互通的最佳路線。

最後我想回顧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發言。

2020年1月31日第71期睡前消息，標題是《防疫反應過度，也會“殺死”中國人》。當時我表達了對過度防疫的擔心：

最近幾天，在各地幹部被中央的命令激活以後，隱瞞和消極維穩的情況已經基本消失了，但是，似乎有另一種負面趨勢在發育，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用“假積極”的方式找存在感。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浪費資源是小事，亂決策，增強疫情就麻煩了。比如説，1月25日，天津要求全部公務員返崗上班，只有已經進入湖北的除外。

1月26日，山東很多地區也發出了類似的要求，公務員全部上崗。

如果這些地方的疫情發展到幾萬人隔離，需要所有公務員不分職務，都帶上防護服去隔離區執勤，我覺得都叫回來也合理。但實際上，在天津和山東發命令的同時，全國被隔離的人口也只有3萬人，大多數集中在湖北，北方省份並不需要多少額外的人力，何況是沒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力。在全國都延長假期的大背景下，提前把幾十萬上百萬的公務員拉出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公共衞生隱患。地方上出台類似的政策，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證明自己努力防疫，而不是為了真的防疫。最近幾年，在國家嚴查統計造假以後，天津和山東都出現了嚴重的gdp縮水，恐怕也不是偶然現象。

…………

現在中國每年的醫療衞生總開支是6萬億左右，如果沒有這每年六萬億，人均預期壽命可能要減少十幾歲，有上千萬人會快速死亡。粗略地説，醫療投入每減少幾十萬，我們就會殺掉一箇中國人。所以，從統計角度來説，人命有一個非常精確的價錢，如果經濟停滯或者萎縮1個百分點，就必然有幾十萬人額外死亡。中國經濟停轉一天，公共衞生系統就必然少拯救上千人。

對於普通人來説，死於流感，死於救護車不足，還是死於新型肺炎，結果都是一樣的。所以，雖然疫情嚴重，但也不能以防疫為理由，隨便給整個國家的經濟製造阻力。放假和阻斷交通都必須適可而止，否則不僅不符合效率，也完全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

2022年的今天，全國各地都在快速放鬆防疫政策，我把當時的發言翻出來，不是想説我有先見之明，而是想提醒社會，制定政策的基礎不應該是非此即彼的立場，而是通過考察社會獲取的量化數據。

疫情持續到第二年的時候，社交媒體上的爭論已經開始兩極化，彷彿只有“清零”和“躺平”兩種選項。現在疫情延續到第三年，我發現，不只是網絡言論兩極化，地方政府的選項也開始兩極化，真的會從不惜代價的“清零”一步過渡到毫無控制的“躺平”。

我的確一直説無條件的嚴管清零不可持續，但既然不可持續，就應該早點為全面感染做準備，用一個平緩的過渡來最大限度減少衝擊。比如説，提前幾個月，就應該逐步建設針對呼吸道疾病的簡易ICU，一方面要立法強制所有人打疫苗，另一方面要建立國家補貼的疫苗保險制度，提供遠遠超過工傷補貼的補償，讓所有產生副作用的人羣沒有後顧之憂。

甚至中國可以考慮分省區有控制的放開，每次放鬆幾千萬人的防疫要求，同時在全國集中醫療資源，解決這幾千萬人的衝擊，然後再轉移醫療資源，去放開下一個地區。疫情持續了3年，我們本來有足夠的時間做這些準備。

但是，因為一度“清零”成為基本原則，所以為放開做準備的事情提都不能提。很多地方用作隔離的方艙醫院都從地平線修到地平線了，衞星地圖上都藏不住，但誰也不敢説拿出一部分資源準備迎接全面感染。到最後，無論是建方艙隔離還是做核酸保持嚴密檢測，地方政府都普遍沒錢了，甚至人民羣眾的耐心也耗盡了，全社會在被動狀態下選擇了實際放開。

很多人説，3年時間太短，不足以訓練足夠的人力，所以做成這個樣子很不錯了。這裏我要提醒各位一個基本數據，中國每年畢業的醫學相關專業學生近百萬，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成為醫生。過去三年，如果我們願意把這些受過基本醫學訓練的人力組織起來，針對老人和基本的呼吸道疾病做救急訓練，早就擁有上百萬額外的醫療力量來面對衝擊了。我們不是沒有機會，我們只是缺乏主動應對變化的精神。

從現在的現實來看，當初堅持“清零”，不允許反對意見發生的人，就是直接導致了現在事實“躺平”，導致社會在無準備的狀態下迎接衝擊的責任人。這一點甚至也體現在我們媒體行業。大家看看各個媒體的社論欄，看看自媒體的發言風格，那些一年前把“清零”説成信仰的社論作者，那些幾個月前詛咒任何其他方案是外國陰謀的自媒體人，是不是最近急轉向，開始為全面放開唱讚歌。對於這些言論來説，人命是一文不值的，流量和認同感才是唯一值得關心的事情。

當然媒體的問題還是小事，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決策信譽問題。包括新疆在內，很多省區最近都出現了防疫政策的全面轉向。公開理由是清零工作初見成效，可以讓羣眾自由活動了。但所有人都知道，病毒不會這麼聽話，各地的病毒也不會相互約好了一起退場。各地政策一起轉變，只説明一點，就是地方政府耗盡了財政能力，也喪失了嚴控社會的能力。在壓力下被動做出了選擇。

從前面的反壟斷話題看，中國社會社會還遠遠稱不上完美，需要頻繁做出變革，改造政府的管理模式，才能促進生產力進步。但最近的防疫方案轉向又説明，如果我們的政策往往是被形勢推着走出來的。以後再出新政策，羣眾就不會相信這是引領時代的新思想，反而認為必然是形勢所迫之下不得不做的被動應付。

羣眾對政策的先進性產生懷疑，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必然會給中國社會進步製造巨大阻力。我們必須儘快做幾件能修復信心的事情。讓羣眾通過充分參與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520期睡前消息到此結束，文字內容隨後會發在睡前消息編輯部公眾號，我們週二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