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大國戰爭的物質基礎: 100年前的案例告訴我們什麼? | 文化縱橫_風聞

嚴鵬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

【導讀】最近，世界主要大國頻頻提及“未來十年”這一關鍵概念，都對未來的風險挑戰有所準備。變局之下，那種承平日久的狀態與心態，可能不得不進行某種調整，以適應勢變**需要。**本文重溯一戰前的歷史，分析了一個頗具現實性的問題：

19世紀後期，德國通過快速工業化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強國，但由於資源匱乏、人均購買力低，其經濟（特別是對食品和原料等初級產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賴國際貿易。這一經濟體系上的脆弱性可想而知。然而，出於對敵我實力以及戰爭可能持續時間的錯誤估計，德國未能進行充分的經濟準備。戰爭發生後，英國利用海權優勢對德國展開經濟封鎖，直接導致德國初級產品供應困難。而德國雖在戰初就改造其經濟體制，試圖憑藉工業創新能力應對初級產品供應困境，但未能真正形成適應戰時需求的大規模生產能力。德國工業界也普遍未做好應對戰爭以及戰爭長期化的心理準備。最終，長期封鎖不僅削弱了前線的物資供應，也瓦解了後方的士氣，大眾對物資短缺怨恨的矛頭從英國封鎖逐漸轉向德國政府，成為其戰敗求和的重要推力。

作者指出，這一歷史表明：（1）構成現代大國戰爭物質基礎的並非只有工業，食物與原料等初級產品的有效供應，同樣舉足輕重**，甚至可能成為導致工業強國潰敗的蟻穴。**因為農業與礦業提供的原料及動力，乃是製造業的基礎。（2）導致初級產品供應困境的原因，除了自身初級產品生產能力薄弱外，也與敵國利用海權採取封鎖政策緊密相關。（3）物質準備必然以心理準備為前提，外在的結構性因素或許難以控制，但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總歸是一種可控變量。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0月刊，****原題為《**潰於蟻穴：戰時新興工業強國的初級產品之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戰爭以經濟為基礎，在現代戰爭中，國家和平時代的經濟形態必須進行某種調整，以適應戰爭的需要，這種調整實際上從備戰階段就開始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卓有成效的工業動員，展示了工業實力對於贏得現代化大國戰爭的重要性。然而，**構成現代大國戰爭物質基礎的並非只有工業，食物與原料等初級產品的有效供應同樣舉足輕重。**檢索歷史，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困境，就是一個工業強國受困於初級產品供應的案例。但德國在“一戰”中的困境，除了其自身初級產品生產能力薄弱外，也與英國利用海權採取的封鎖政策緊密相關。因此，審視“一戰”間德國戰時經濟的困境，能對現代大國戰爭的物質基礎與準備得出若干有益的歷史啓示。

▍實力對比與錯誤估計：對長期戰爭準備不足

研究“一戰”的起因及戰前大國矛盾的文獻已汗牛充棟。不管“一戰”前德國與英國的競爭是否能擺脱“修昔底德陷阱”，也不管那場戰爭是否可以通過外交管控來避免，毫無疑問的是，交戰雙方陣營都對一場長期戰爭準備不足。實際上，無論是同盟國的核心德國還是協約國的核心英國，都早早進行了備戰，但它們對歐洲大國戰爭的想象還停留於19世紀後期普法戰爭那種速決戰。一旦從戰爭持續時間不長這種前提出發進行推演，就不可能為長期戰爭進行有效的準備，這對於當時的新興工業強國德國來説，尤其是一種嚴重的錯誤。

德國是19世紀後期快速工業化的軍事強國，引領了電氣、化工等若干新興部門的發展，其西門子、巴斯夫、克虜伯等企業具有強大的工業創新能力。**然而，這個新興工業強國高速發展的奪目成就掩蓋了其資源匱乏、人均購買力低、依賴對外貿易等弱點。**凱恩斯形象地指出：

“德國從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轉變成了一台龐大而複雜的工業機器；這台機器的運行，取決於德國內部以及外部眾多因素的均衡態勢。”

戰爭無疑會打破德國持續發展所依賴的均衡態勢，尤其在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法國、俄國與英國紛紛成為德國的主要對手，這使德國在地緣政治格局上陷入包圍之中，分散了其能夠投入於戰爭的經濟資源。從實力對比看，德國已然不佔優勢。

普法戰爭後，德國對阿爾薩斯與洛林的吞併，使法國始終成為德國無法置之不理的心頭大患。19世紀後期美國與德國對新興工業部門的引領使法國相形見絀，但是，法國工業體系相對完整，其工業技術在某些領域也具有一定領先性。

例如，到“一戰”後期，不管是英國還是德國都未能解決航空發動機生產不足的問題，唯有法國優化了其航空發動機。就算在德國人引以為傲的火炮領域，法國的重炮雖不如德國，但其野戰炮射程更遠、射速更快、彈片更重。因此，德國在西線面對的不是一個工業弱國。在東線，與法國結盟的俄國雖然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大國，但到1914年為止，俄國也經歷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快速經濟增長，其鋼鐵、化工、電氣等現代工業部門也戲劇性地興起了。俄法兩國從東西兩翼的包圍，使德國軍方構想出了速戰速決的作戰方案，旨在於9個月內快速全面壓制俄法兩國，以避免德國的糧食、肉類及工業原料因敵人封鎖海岸線而消耗殆盡。

這一方案考慮到了德國在經濟上的弱點，甚至考慮到了戰時被封鎖的可能性，但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可能持續的時間。1912年，德國曾組建一個臨時委員會來收集農業生產的實時數據，確定工業原料需求並制定食品和原料的存儲與分配方案。這一舉措是對封鎖威脅的準備，但德國沒有考慮被長期圍困的可能性，反而預計可以在戰時同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美國這樣的中立國開展直接貿易或間接貿易。德國在戰前確實計算了敵我雙方的實力，但錯誤地估計了這種實力在實戰中的發揮形式及其對戰爭持續時間的影響。更為致命的是，德國未能充分估計英國加入戰局將帶來的經濟威脅。

英德競爭是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核心問題，已被反覆討論。然而，在德國工業侵蝕英國工業霸權的同時，德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與金融聯繫卻十分緊密。1913年，英國在德國的進口貿易國別比重中佔8.4%，在德國的出口貿易中佔14.5%，均高於德國的盟友奧匈帝國。事實上，就連俄國在德國進口貿易中的比重也遠高於奧匈帝國。19世紀全球化造成的大國間盤根錯節的經濟關係，使德國的經濟備戰傾向於為短期戰爭而準備，因為世界經濟經受不住長時間的中斷和干擾。

不獨德國人這麼想，1914年7月，就在大戰爆發前夕，倫敦商界的頭面人物還警告英國不要參戰。不過，**大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不足以改變政治上一較長短的“國家理由”。**德國並非完全沒有考慮過同時與法、俄、英開戰的可能性，但確實也沒有認真為此做準備。或者更準確地説，德國希望通過快速擊敗法國和俄國，來削弱或者克服英國參戰帶來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英國在為對德戰爭做準備時，考慮到了利用海權優勢封鎖德國，並注意到了戰爭的長期化對德國不利。在利用經濟力量影響戰爭方面，英國的心理準備與行動準備比德國更充分。

從1905年的施裏芬計劃開始，**德國就已經預見到英國在未來的戰爭中會採取敵對態度，但沒有考慮過在擊敗法國後如何對付英國的問題，更遑論萬一對法作戰失利後該如何。這種三心二意的態度影響了德國的經濟備戰。**直到大戰爆發前的1914年7月中旬，德國還在向國外出售糧食，而不是反過來為了備戰而收購和存儲糧食。當時德國的經濟政策規定，出口糧食可以通過關税差額獲得補貼，這誘導糧食生產者在收穫後迅速出口以拿到現金，而其出口對象甚至包括英國。德國軍方一再敦促政府取消該政策，但收效甚微。1913年，德國生產的黑麥和小麥有八分之一用於出口。一直要到1914年7月31日，德國才規定禁止食品出口，並允許食品和飼料免税進口。德國農業利益集團所長期維護的糧食出口政策，使德國無法進行糧食的戰略儲備，這一事例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德國在經濟備戰上的準備不足。因此，當戰爭爆發時，德國只能臨時動員現存的經濟資源，未能為大量消耗資源的長期戰爭做好準備。

在財政備戰方面，德國的準備比實業備戰更為充分，這是吸取了普法戰爭動員時期現金緊張的歷史教訓。早在1871年，俾斯麥就從法國的戰爭賠款中提出一部分兑換成黃金，作為戰爭貯備金，到“一戰”開始時，這筆貯備金大幅增加。此外，德國持有不少短期國外期票和支票，其短期外債卻幾乎為零。德國在財政備戰上相對成功，是因為存在歷史先例，可以進行更準確的評估。當然，德國在戰前所未能料到的是美國加入了敵對陣營。美國的參戰，使經濟實力的天平徹底傾向協約國。不過，“一戰”中的美國還沒有發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那種驚人的工業生產力，美國對協約國的經濟支持更多體現為提供資金。美國從中立轉向敵對，在一定程度上是戰爭長期化的結果，從覆盤歷史的角度看，仍然暴露了德國戰前廟算之缺失。

▍海權封鎖下的困局：工業強國的初級產品軟肋

德國在“一戰”中遭遇了經濟困境，不僅影響到戰爭物資的直接供應，還削弱了國民士氣，成為其戰敗求和的重要推力。德國的戰時經濟困局，從根本上説受制於其經濟體系的脆弱性，而這種脆弱性對戰爭走向產生作用，離不開英國實施的封鎖政策。

單純從地緣格局看，德國處在敵對國家的包圍中，也就特別容易被封鎖。沃森（Alexander Watson）指出，德國與其盟友在“一戰”中如同被圍困在鐵壁之中，這道鐵壁原本通過若干中立國開了一些口子，但隨着英國封鎖的不斷收緊，鐵壁逐漸閉合。在戰爭的諸多形式中，圍城戰以其阻斷資源流動的特點，本身就包含着經濟封鎖的成分。隨着軍事技術的發展，以及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古代的圍城戰到了近代，能夠從對城市的圍攻演變成對大國的圍困。**戰爭需要資源，封鎖的目的在於切斷資源流向對手，故封鎖必須打擊資源流動所依託的貿易與交通。**在敵國尚存在貿易關係的情形下，封鎖敵國的交通運輸線可以阻止資源流向敵國。**更高級別的封鎖則是乾脆阻止敵國的貿易伙伴與敵國開展貿易。****由於走私等繞開貿易禁令的手段存在，對敵國貿易的封鎖往往與對交通運輸的封鎖同時推行。**能夠實施有效封鎖的國家必然既要有破壞對手交通線的軍事能力，又要有迫使中立國減少或停止與敵國貿易的政治與外交威勢。

在重商主義時代，英國不憚在戰時攔截中立國駛往敵國的商船。為了規範大國間的海上行為，英國曾組織國際談判，於1909年推出《倫敦宣言》，限制將前述重商主義禁運原則由軍用物資擴大到民用物資。然而，英國議會拒絕批准《倫敦宣言》。該宣言包含了英國的妥協與讓步，抵制該宣言的英國政要聲稱：

“有理由懷疑的是，宣稱自己在海上擁有霸權的國家……是否從妥協與讓步中得到過什麼。”

**這樣一來，英國保留了在未來的戰爭中動用全面經濟封鎖手段的可能性，為自己規避了國際法與道義上的麻煩。**德國人在戰時普遍指責英國人只是口頭尊重國際法，然而，既然英國沒有批准《倫敦宣言》，也就不必受類似國際法的約束。古代圍城戰造成的人相食慘劇可謂史不絕書，在現代戰爭中對一個國家進行包含食品在內的非軍用物資的封鎖，亦會誘發人道主義危機。因此，英國繞開國際法實施全面封鎖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建立在馬基雅維利主義價值觀上的“總體戰”。

1915年2月，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在一次演講中指出，當時德國尚可利用中立國船隻出口，應考慮更嚴厲的封鎖。3月11日，英國議會宣佈，所有的德國貨物，都將被英國的封鎖力量沒收。英國還在禁運清單上增加了物品。德國為了與中立國貿易曾想盡辦法。譬如，瑞士一度迫於協約國壓力，停止了向德國出口協約國認定的各種禁運物品，在多次抗議無效後，德國毅然停止了向瑞士出口煤、鐵等資源，迫使瑞士又向德國妥協。在德國的努力之下，部分中立國如荷蘭限制了英國在該國市場的採購額度，使其對德國的出口反較戰前大幅增長。這自然引發了英國的不滿。1916年2月，英國成立了新的封鎖部（Ministry of Blockade），同年下半年，封鎖大幅收緊。為了強化對德國的封鎖，英國及其盟友對中立國也採取了一定的封鎖手段，迫使中立國改變立場。例如，英國恫嚇荷蘭，若該國繼續與德國保持密切的貿易往來，將拒絕為荷蘭船隻供應煤。這一威脅產生了效果。

然而，總的來看，英國只成功壓制了荷蘭與挪威，瑞典、丹麥、瑞士、西班牙等中立國仍舊自行其是。儘管英國對付中立國的手段並不那麼有效，但曾任德國財政部長的卡爾·赫弗里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還是哀嘆，1916年年底後，德國能從中立各鄰國獲得的資源“慢慢地枯竭了”。**在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全球化背景下，對中立國施壓的能力，直接影響着封鎖的效果。**從德國1913~1918年的進口數據變動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萎縮，而這正是封鎖的體現。

英國在“一戰”中的封鎖能夠奏效，是因其正好擊中了德國初級產品依賴國際市場的軟肋。人首先要靠吃飯才能生存，人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才能從事其他活動，這種基本常識賦予了農產品等初級產品極端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及相關政策，在工業時代飽受詬病，但不能忽視的是，戰國時代的重農論者敏鋭地看到了當時的農業不足以支撐大量非農業人口，為了保障農業的勞動力投入以及最大限度縮小非農業人口對農產品的消耗，只能犧牲具有奢侈品性質的工商業，將資源留在農業部門並以該部門來供養軍隊。實施這種“耕戰”戰略的秦國統一了天下，證實了其有效性。只是隨着武器裝備的技術日益複雜，以及整個經濟日益貨幣化，工商業對於戰爭的重要性才越來越顯著。近代西方憑藉堅船利炮打敗東方農業國家，昭示着工業取代農業成為現代戰爭的產業基礎。

然而，農業的基礎性地位並沒有改變。**對工業國來説，要維持大量非農業人口的存活，要麼依靠其自身農業生產力，要麼只能通過進口農產品來彌補本國農業生產的不足。一旦工業國的農產品保障要靠進口來補充，在戰時切斷該補充渠道，就會造成較大打擊。**19世紀前期，德國農業一度取得較大的發展，其生產的剩餘支持了德國的工業化。但到了19世紀後期，隨着德國工業化加速，農業在德國產業結構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德國的工業化提升了農業的生產力，不過，理查德·蒂利（Richard H. Tilly）的研究指出，1850~1913年間，德國農業雖然有了較大程度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但相對於自然力來説，還是表現出脆弱性。現代科學技術在德國農業生產中應用有限，大量資源被束縛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客觀地説，德國農業在整個國家經濟體系中的萎縮，符合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以1913年歐洲大國的農產品產出數據看，工業國如英國、德國、法國的農業產出，均不如落後的資源與土地大國俄國。1870~1913年，歐洲的初級產品貿易量年增長率為3.5%，英國靠此養活自己。從這一點上説，德國初級產品的軟肋，只是工業國的普遍現象。表1為1880~1913年德國的進口貿易商品結構。

從19世紀後期到“一戰”爆發前，德國進口的中間品與完成品在進口商品中所佔比重大幅減少，反映了德國的工業化提升了本土製成品供應能力。與之相應的是，德國對原料的進口依賴度大幅提升。德國進口的食品則一直在進口商品中保持着不低的份額。德國對食品和原料等初級產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國際貿易來滿足。**德國的潛在對手英國同樣存在着初級產品供應軟肋。所不同的是，德國缺乏切斷英國供應鏈的海軍實力，而英國有能力通過海上封鎖，大幅度阻止初級產品流向德國。**1915年2月，德國海軍曾經試圖用潛艇對英國實施封鎖，但不久便放棄。丘吉爾對此不無得意地寫道：

“此事並沒引起海軍部嚴重驚恐。我們的情報表明，德國擁有的可以封鎖不列顛羣島的潛艇不會超過25艘……考慮到進出英國眾多港口的船隻數量龐大，可以肯定只要我們的船繼續大膽地出海，潛艇封鎖事實上不會對我們的貿易產生顯著影響。”

兩個工業強國都很清楚依賴國際貿易的經濟體在戰爭中會受到封鎖的威脅，也都試圖封鎖對方，但擁有海權優勢的國家才擁有真正的封鎖能力。

德國初級產品難以自給的軟肋，在1915年也就是戰爭第二年就因封鎖而演變為困局了。一篇德國新聞報道稱：

“不誇張地説，柏林有成千上萬居民每天為獲得一點肉屑或者一小片豬油而鬥爭。”

儘管此時英國還沒有實施最嚴厲的封鎖，但封鎖對德國軟肋的打擊已經有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從消費數據看，“一戰”前，德國城鎮人均每週消費3.2磅肉類製品，到1917~1918年，則僅能消費0.3磅。德國農業的資本密集優勢在封鎖之下也變成劣勢，因為製造化肥所需的原料同樣依賴進口。飼料與肥料的匱乏導致1916年夏天德國馬鈴薯歉收，並使1916~1917年的德國冬天成為難熬的“蕪菁之冬”。農業困境促使德國作出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的決策，而無限制潛艇戰使中立國美國加入戰局，加速了德國的戰敗。

可以説，英國對德國的封鎖成為影響“一戰”結局的關鍵因素。**而此次封鎖所影響的關鍵領域不是先進技術或軍工生產，而是最基本的初級產品與農業部門，因為哪怕是軍工部門同樣要靠食品來維繫。**德國最重要的軍工企業之一克虜伯公司的負責人，曾於1917年5月向德皇報告：

“我們的後方有很嚴峻的困難……（工人）目前還照常工作，但當不可避免的食品危機到來時，一切都將結束。”

初級產品對軍工部門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同時，“一戰”是一場前線與後方均被捲入戰局的現代總體戰，封鎖造成的德國初級產品供應困難，不僅削弱了前線的物資供應，也瓦解了後方的士氣，大眾對物資短缺怨恨的矛頭從英國封鎖逐漸轉向自己的政府。初級產品的供應困難，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破壞了德國的戰爭能力。

▍戰時經濟調整的限度：生產體系尚待重構

現代經濟依賴市場與貿易，但戰爭會扭曲市場並破壞貿易渠道，****現代國家在戰時不得不進行經濟上的調整，以尋求市場和貿易無法發揮效力下的替代方案，去獲取與分配稀缺的資源。“一戰”爆發後，德國採取了經濟上的應對措施，逐漸打造了一個戰時經濟體制。然而，德國的戰時經濟調整存在限度，其引以為傲的工業生產體系對比大規模生產的“美國體系”，亦有待重構。德國工業生產體系的弱點，在“一戰”中尚不構成致命問題，但還是拖累了德國經濟在戰爭中的表現。

經濟學建立在資源稀缺的事實之上，戰爭加劇了資源的稀缺性，要克服這一困難，只能從擴大生產與限制消費兩方面着手，而這又涉及分配問題。德國在“一戰”中採取的戰時經濟措施側重於分配。深受資源供應困擾之苦的德國工業界主動參與塑造了戰時經濟體制。1914年8月13日，在德國版通用電氣公司（AEG）的企業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與工程師默倫多夫（Wichard von Moellendorf）的呼籲下，國防部成立了軍需原料處（KRA），負責登記與管制關鍵軍需原料。默倫多夫是美國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的信徒，他的工作包含對企業供應鏈的管理，這使他最先意識到英國會對德國的金屬原料供應進行封鎖，他讓拉特瑙提醒軍方注意這一問題。軍方採納了來自工業界的意見。稀缺的原料只能被分配給那些直接或間接為戰爭服務的企業。

為達成這一目標，拉特瑙等人又組建了戰時原料公司，在政府的贊助下購買、儲存和分配原料。巴斯夫等大型德國工業企業皆參與其中。**軍需原料處及其配套的戰時原料公司的創立，是德國在“一戰”期間進行戰時經濟調整的典型，其側重點在於通過優化分配來實現稀缺資源的合理利用。**1914~1915年間，德國55000噸純氮中有35000噸用來生產炸藥，如果沒有軍需原料處和戰時原料公司對原料的收儲，德國將很難進行戰爭，而德國在戰爭初期幾乎沒有時間去尋找替代原料。儘管拉特瑙的構想在實踐中不可能如設計中那般理想，但其戰時經濟體制創新對於德國能支撐數年還是起到了作用。

**在生產方面，德國試圖通過其工業創新能力來應對英國封鎖造成的初級產品供應困境。不過，德國的技術突破沒有真正形成適應戰時需求的大規模生產能力。**德國企業普遍不願意接受從美國演化出的大規模生產體系。一些德國工業企業對於將產品調整為軍需產品並不積極。克虜伯公司早在1915年就開始考慮戰時軍工訂單不會持久，擔憂戰後不會有生產美國化的大批量產品的需求，因此，克虜伯作為德國工業的領軍企業，僅僅在戰爭期間才轉向用可交換零件生產火炮。實際上，克虜伯更傾向於以新建工廠或購買廠房來擴張產能。德國企業一般還是靠勞動力投入來維持和擴大戰時產能。不過，企業對勞動力的依賴面臨着工人被前線徵用帶來的問題。以化工巨頭巴斯夫為例，在戰爭頭幾個月，因徵兵而損失了近5000名工人，相當於其43%的勞動力。據估算，德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1918年僅為1913年的63.6%。儘管德國工業的戰時表現優於農業，但其生產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事實上，**和德國政府、軍方一樣，德國工業界普遍未做好應對戰爭的心理準備，也沒有戰爭長期化的心理預期，這削弱了德國在戰爭初期調整經濟的效力。私營企業對利潤的追逐甚至破壞了德國的戰時經濟體制。**戰爭剛開始時，德國工業界就迫使政府部門將出口控制權還給工業家們，於是，成噸的德國鋼鐵通過瑞士運抵法國和意大利。1916年，英國禁止本國企業向中立國出口鋼鐵，以擴充自身的軍需生產，這導致國際市場上對德國鋼鐵的需求劇增。高額的利潤使德國工業家更傾向於為出口而生產，結果導致了德國國內市場的混亂，不僅鋼價暴漲，而且軍事訂單被極大地推遲交付。當年6月，形勢亂到軍需原料處不得不對生鐵的分配加以控制。因此，德國在戰時不斷強化對經濟的國家控制亦為形勢所迫，由此也反證了德國在戰前與戰爭初期缺乏對戰時經濟的整體考慮與制度設計。作為對比，英國於1915年設立的軍需部被賦予廣泛的權力且不受嚴格的財政控制。到了戰爭後期，德軍動員國內一切後備力量的計劃本身就是效法英國的。從這一點來説，德國的戰時經濟調整，就國家對市場的替代而言，並未與英國的實踐存在根本性的體制對立，雙方的區別在於體制調動資源的程度與效率。

▍小結

孔子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經濟與軍事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共同構成治國理政的重要基礎。戰爭所依賴的經濟基礎與條件，隨着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其形式與側重點，但基本原則一直保持着穩定性。

**在冷兵器主導的農業時代，武器裝備的複雜程度不高，供養軍隊的農業部門比工商業部門更具戰略性，古代國家在保留有限的武器製造部門的同時，將更多資源投入農業部門，從軍事角度説也是一種合理的資源分配方式。**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製造業對於財富積累和軍力提升的作用才越來越凸顯。西方國家憑藉製造業生產的堅船利炮進行了全球擴張，使戰爭的主要產業基礎逐漸轉移到工業部門。尋求武器生產的自給，是美國、德國等國效仿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動因，也是現代工業文化的基本內涵之一。

然而，戰爭不僅僅需要武器裝備，人只有在維持生存的前提下才能拿起武器作戰，而人類的生存首先要靠農業部門生產的產品。此外，工業也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先進技術固然決定着工業的競爭力與生產力，但由農業與礦業提供的原料及動力，是製造業進行生產製造的基礎。因此，保障農產品與原料等初級產品的供應，對於工業國進行戰爭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對英國、德國等中等規模的強國來説，工業化意味着農業的萎縮，這實際上排除了此類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留在核心圈層的可能性。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均能堅持到勝利，是因為它可以調動全球資源，彌補其本土規模狹小而資源有限的不足。德國在“一戰”中則恰為反例。而德國在“一戰”中的困境，又表明了，有效的封鎖手段不一定要針對軍事裝備或先進技術，相反，與自然資源緊密聯繫的初級產品，同樣可能成為導致工業強國潰敗的蟻穴。“足食”的重要性，仍未改變。

如果説德國在“一戰”中的經濟困境，存在着一些難以改變的結構性因素，如農業經濟萎縮、工業生產依賴外部資源、缺乏保障海外供應鏈的能力等，那麼，德國在戰前缺乏相應的準備，則是放大結構性困難的人為因素。客觀地説，德國在戰前並非沒有考慮過初級產品因封鎖而產生供應困局的可能性，但寄希望於通過速勝來克服這一困難。而德國工業界在戰爭初期對戰時經濟調整的消極心態，很大程度上也源於對戰爭不會持久的預期。物質上的準備，必然以心理上的準備為前提，風險意識和危機意識，對備戰而言，總歸是一種可控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