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招】防疫放開後，中國經濟如何復甦？_風聞

“新冠將逝，大國何為？”

以下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八位研究員對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復甦的思考，供大家參考。

自信地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中國復甦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2022年疫情下的中國，令不少國人心情沮喪、憂心忡忡，信心與預期都較低。但客觀地講，三年疫期之戰，既要實事求是地看到許多人生活不易、付出巨大，也要自信地看到中國在統籌經濟發展與疫情防控上的綜合成效。

2020、2021年這兩年間的成效自不必説，中國保持全球最低感染比例與最少死亡數量的同時，創造了全球相對最快的經濟增長佳績。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雖落後於一些新興經濟體，但在全球仍慘遭100多萬人死於新冠的背景下，中國死亡病例很少。從這點看，不能全盤否定2022年的一切。三年抗疫之戰，中國人總體幹得不算差。

現在要做的是，在普遍希望“放開”的預期下，要儘快解決三重關鍵難題：**一是逐漸祛除中國社會“新冠恐懼症”，**平緩有可能出現大範圍感染的心理恐慌；二是儘快根據中央精神解決一些地方的基層人員以“抗疫”為名權力過大、肆意干擾經濟社會復甦的僵化現象；三是做好防重症的充足準備。

以筆者今年秋季在俄羅斯調研2個月的經驗看，要對逐漸“放開”後一些地方的“後疫情亂象”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並泰然處之。

**一是自信地應對“輿情亂象”，找到平衡復甦的社會語境。**2022年以來，中國“後發制人”式的抗疫邏輯有一定的綜合考慮，國外全面放開的經驗也不必完美化。對於社會心理失穩的安撫，同樣需要實事求是。心平氣和，直面難題，此時最難能可貴。 

**二是自信地解決“就業困境”，找到提升就業率的解藥。**從廣州等城市的逐漸放開經驗看，只要有序放開人流、物流，放開旅遊業、康養業等服務行業的復甦，大幅提升就業率是完全可能的，社會信心也有可能快速復甦。

**三是自信地促進“需求回暖”，找到刺激增長的新動力。**通過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的財政、貨幣、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比如，改建景區，刺激大眾旅行慾望；減免旅遊、餐飲、酒店和中小微企業的税收，刺激服務質量的提升；對一二線城市的房產、汽車限購政策進行適度“鬆綁”，刺激大眾對房、車的消費。

**四是自信地重啓“中外交往”，找到重新融入全球的鑰匙。**通過逐漸減少來華人員隔離時間，推動後疫情時代的中外交流，有效拉昇外資、外貿與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復甦的貢獻。

總之，2022年已進入尾聲，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一道坎。我們應該自信地看到，中國人正在邁過去，並正在期待未來會更好。

做好充足準備，敞開國門，加強國際合作

劉英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院委兼合作研究部主任

疫情三年，全球通脹四起，地緣衝突不止，供應鏈斷鏈時有發生，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大。為敞開國門，要做好充足準備。穩妥有序，主動作為，積極有效對接國際市場，重啓經濟增長引擎，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一是全面對接國際，有備無患。首先，做好思想準備，解除恐懼心理。**科學認知變異後的新冠疫情，加強輿論引導，讓全社會做好充分思想準備。儘管美國感染超1億，伴隨新冠3年發展到奧密克戎，傳播加快的同時，致病力也在鋭減。科學有效應對，要解除最初對新冠疫情的恐懼，放開是大勢所趨，思想因時而變，措施因地制宜。

**其次，措施上為開放做好準備，做好充足預案。**全國一盤棋，有效應對。要從被動防控轉向主動應對。在有效總結國內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借鑑他國疫情應對的經驗教訓，形成一整套統一、精準、高效、合理的疫情科學處置流程，統一執行，為敞開國門做好準備。要從被動防控轉向主動應對。對入境人員進行的防疫措施更科學精準，黃碼紅碼禁入，綠碼壓縮隔離期，甚至落地三天三檢。另開綠色通道和白名單制度。再者，防控準備，科學應對。建立多部門開放聯席工作協調組，由衞健委牽頭出台相應預案與應對流程。全國統一健康碼，各地不得層層加碼。

**最後，防控上精準分類施策，高效應對。**加強疫情防控宣傳，提升防疫自覺性。外鬆內緊，防疫落實到每人和社區，增加人手及時解決問題。分類施策，加強老人疫苗接種和保護。分級診療，強化醫院醫療保障措施，避免醫療擠兑。分類管理，向重點人羣發檢測盒有序管理。避免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穩妥有序放開對接國際市場。

截至2022年12月3日，全球確診人數超千萬的國家與中國（萬人）

數據來源：世界衞生組織（WHO）、WIND

**二是重啓引擎加強國際經濟合作。**面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主動降低疫情衝擊，加強國際經濟合作，促進跨境投資和國際貿易。在今年美歐強力加息下，世界銀行、OECD將明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1.9%、2.2%，歐美收縮成為經濟下行主因，而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將貢獻經濟增長的75%。為此我們要主動推進國際經濟合作，以貿易投資為先導，敞開國門，進而放開跨境旅遊，發揮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穩定器和增長源，以中國經濟增長對沖外需減弱，促進經濟復甦。

**三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世界經濟亟待投資、消費和貿易拉動，後疫情時代要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及互聯互通。明年恰逢“一帶一路”提出十週年，要以此為契機籌備好“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加快中老鐵路延長的中泰鐵路、中馬鐵路建設，暢通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以六大經濟走廊拉動經濟增長。

**四是推進跨境貿易投資合作。**高水平開放，融入國際市場，積極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恢復，加快達成中歐投資協定（CAI）。全面落實RCEP，儘快加入數字夥伴關係協定（DEPA），以數字引擎拉動後疫情經濟增長。積極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五是暢通強勁韌性的產業鏈供應鏈。**近年來逆全球化供應鏈本地化、近岸化趨勢加劇，美國大搞單邊主義、貿易保護，科技豎起“小院高牆”，供應鏈脱鈎斷鏈，企圖以印太新經濟框架（IPEF）、IRA“去中國化”。我們要確保供應鏈穩定、開放和高效，提升供應鏈的柔韌性。後疫情時代，堅定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堅定推進開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加快數字化轉型升級，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智能化和綠色化。加快中國式現代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智造大國優勢，構建全球化、富有韌性、高效暢通的產業鏈供應鏈。

關於逐步放開經貿領域人員管控的建議

蔡彤娟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宏觀研究部副主任

疫情暴發近3年以來，對外經貿尤其是出口對於拉動中國經濟增長髮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然而10月份開始，出口增速出現“轉負”現象。一方面是國外都已恢復疫情前生產生活狀態，對我國出口開始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國內防疫封控對供應鏈也形成了空間和時間上的不特定擾動，造成供應鏈中斷、受損。

保障要素的充分流動是發揮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基礎，其中就包括資金、土地、技術、商品和人員的充分流動。在“外防輸入”的背景下，疫情防控對於經貿領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於人員流動的限制。因此，經貿領域的放開，首當其衝的就是要逐步放開對於人員流動的限制。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逐步調整邊境口岸管控措施。**例如現在絕大多數邊境口岸仍然實行貨物正常通行，人員流動暫停的管控措施，然而對人流的控制必然會影響到貨物貿易的正常進行。因此，建議視疫情情況逐步恢復口岸簽證、24/72/144小時過境免籤、海南入境免籤、上海郵輪免籤、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境廣東144小時免籤、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免籤等政策。

**二是在簽證辦理環節開通綠色通道。**對於來華從事必要經貿、科技等活動的外國人，以及出於緊急人道主義需要，准予加急辦理簽證。逐步放開持有效中國簽證、居留許可的外國人入境。在簽證放開後，可進一步允許外國人持APEC商務旅行卡入境。

**三是進一步調整入境人員管控措施。**20條優化防控措施中對外防輸入防控措施進行了調整，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熔斷機制、登機前48小時內2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調整為1次等，調整入境人員的管控週期為5加3等。隨着新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潛伏期縮短和毒性減弱，能否在及時評估疫情和病毒變異情況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入境管控措施？如取消登機前核酸，改為落地核酸；進一步縮短入境人員管控週期直至取消隔離等。

持續發揮數字經濟的穩定器與引擎作用

申宇婧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我國數字經濟的產業活力逐漸釋放，這是我國抗疫期間經濟發展的亮點。數據表明，今年1-10月，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遠高於製造業整體3.4%的增速；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11.1%，遠高於服務業整體0.1%的增速。技術驅動的高技術產業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器的作用。放開之後，數字經濟增長的引擎效應將繼續顯現，但也需在以下方面進行優化改善。

**拆除政治藩籬，促進健康碼互認。**放開之後，隨着人員流動的加大，健康碼管理的難度和複雜性也將增大。目前，各地的健康碼種類繁多、相互不統一，這背後的原因不是技術上的障礙，而是體制機制的障礙。屬地化、行政化的“僵化”管理阻礙了數據的流動，需要以制度革新推進技術創新，儘快統一健康碼標準以減少公共資源的浪費。

**加強互聯網平台管理，築牢消費的線上防線。**互聯網平台成為疫情封控期間老百姓主要的應急消費渠道，這些平台也因此積累了更多的消費者行為數據，“護城河效應”更加凸顯。我國一方面應充分發揮互聯網平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同時也要更加警惕其數據壟斷、價格濫用等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

**藉助數字技術，打造智慧城市“防疫大腦”。**放開之後，各城市尤其是北上廣等超大型城市的交通、公共場所等面臨一定管理壓力。放開不意味着徹底“躺平”，政府反而需要更加精準地進行城市的防疫管理，可以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打造智慧城市“防疫大腦”，加強對城市管理問題的數據採集，實現城市管理的網格化、精細化。

後疫情時期，推動我國金融行業繼續優化改革

陳治衡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目前，我國金融供給側改革的主線仍不會改變，具體而言，金融行業發展仍需注重四個方面發展：

**一是秉持金融對外開放的政策。**實施高質量的金融對外政策，可借鑑國際開放程度高的市場的標準，推動基於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金融開放。同時，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數字治理，推動中國金融數字標準實踐與國際的接軌。

**二是繼續優化國內金融機構的營商環境。**推動外資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的准入標準進一步優化，主要在金融機構母子公司跨境規則方面進一步完善。進一步推進國內多層次資本市場制度完善，除了滿足國內對於市場的多元化需求外，也利於實現國際金融機構的需求匹配。同時，維持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合理穩定。

**三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永恆主題。**仍應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構建系統性金融風險監測、評估和預警機制，保持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另一方面，加速推進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減少國內金融市場的扭曲，是保證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關鍵。

**四是促進普惠金融繼續穩步落實。**擴大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援助更多因疫情受困的中小微企業。積極發展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開發線上服務平台或移動應用程序，推進全流程數字化的金融服務供給，支持各消費主體通過線上渠道自主獲取金融服務，打造線上線下有機融合的服務模式。

後疫情時代社會“重回正軌”，警惕三重風險

陳放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隨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疫情對正常生活的衝擊不斷減弱，整個社會正在“重回正軌”，步入後疫情時代。首先，社會生產活動有序恢復。疫情對供應鏈的威脅消除後，社會生產者持續生產、擴大經營的動力更足。其次，社會消費水平逐漸提升。疫情壓抑下的線下消費將緩慢恢復，穩定的工作環境和良好的未來預期也將激活全社會消費潛力。最後，社會人員流動迴歸常態化。各類封控、管控措施降級甚至消失後，社會人員流動將逐步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幫助航空、酒店、旅遊等行業重獲生機。

三年防疫也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和醫療衞生水平，這將在後疫情時代得到更充分地展現。一方面，疫情期間，政府基層的動員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了加強，同時大量線下活動轉向線上提升了政府、企業等部門的信息化和集成化水平。另一方面，為應對疫情，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衞生部門的投入，強化了醫療力量，同時也增強了居民的衞生意識。

在向後疫情時代過渡的這段時間也要警惕三重風險**：**

**一是供需不匹配的風險。**由於生產復甦的節奏總是快於消費復甦的節奏，短期內可能出現供需失衡現象，挫傷生產者積極性。因此，政府需要加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消費端的支持。

**二是三四線城市醫療資源擠兑風險。**由於三四線城市醫療資源比較薄弱且醫療力量結構單一，容易出現醫療資源被擠兑的風險。因此，政府需要在防疫政策的調整的過程中“因地制宜”，同時通過動員臨畢業醫學生等方式加強地方醫療力量建設。

**三是地方政府盲目建設風險。**由於防控力度減弱後的首輪疫情衝擊或將超出預期，地方政府可能會在恐慌下盲目建設方艙醫院等醫療設施，增加財政負擔。因此，政府應當科學理性看待接下來的疫情衝擊，防止盲目建設。

疫情弱化後的中國低碳發展趨勢

趙越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綠色金融部項目副主管、助理研究員

自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漢暴發以來，中國共產黨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原則，堅持“動態清零”的基本方針，實施“精準防控”的防疫政策，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但同時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但隨着防疫政策所產生的正面效應逐漸凸顯，以及病毒的逐漸弱化，未來有望開展大規模復工復產；經濟增速也有望進一步提速。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則是碳排放量或進一步升高。從數據來看，2019-2022年，中國的碳排放與經濟增速之間有着極強的正相關關係，或者換句話説中國的碳排放總量與疫情發展有着緊密聯繫（見下圖）。

**此時也許會有人説，雖然疫情期間經濟增速放緩，但碳排放有所降低，未嘗不是件好事。**但需要明確的是，碳排放總量的下降是建立在保障經濟維穩增長的基礎上，以停工停產換取碳排放量下降並不符合碳減排規律。

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尚未與碳排放完全脱鈎，即經濟增速與碳排放總量間仍存在正相關關係。所以，從短期的發展趨勢來看，隨着病毒逐漸弱化，工業生產將逐步恢復，碳排放也自然會增加。但我們需要相信共產黨要堅定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的決心，也需要給政府時間，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峯，在此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或將與碳排放脱鈎，實現全國層面的經濟與環境質量共同發展。

針對後疫情時代的三點對策建議

徐天啓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對比海外特別是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如越南、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等地奧密克戎毒株防疫經歷，可以發現如下統計數據：

第一，年度總體死亡率上升約20%左右，即一個羣體如果原先每年死亡100人，現在每年死亡120人。儘管奧密克戎毒株致病性大幅度降低，但由於其感染能力是其他病毒的數倍，最終感染人數是天量數字，以中國台灣地區為例，2022年1-11月間約佔總人口40%的人羣感染；

第二，混亂可能持續一個季度以上，國家越大混亂持續時間傾向於增加，但往往在最初調整極嚴格防控措施4個月-1年後逐漸恢復正常。防控措施調整初期極容易出現混亂，如2021年10月越南因為奧密克戎毒株流行大幅度放鬆管控措施後，越南社會出現了4個月左右的較大混亂，感染人數、死亡人數階段性攀升，但要考慮到越南年輕人口比例較高，這個社會混亂時期較短，而觀察英國、美國、日本等老齡化程度高的經濟體，混亂時間更長，經濟恢復效果也沒有越南好；

綜上，給出以下對策建議：

**首先，疫情防控仍然要有全國相對統一的安排。**這幾天開始，各省市防疫政策變得差異極大，有建議非必要不做核酸的，還有相對嚴管的，這樣下去寬鬆政策最終將擠兑嚴格政策，對全國防疫全局造成不利影響。目前的政策目標類似之前提出的拉平感染曲線，但是實際上還沒有國家實現了拉平感染曲線，這同樣需要精準規劃施策，如我國能實踐成功也將是創舉；

**其次，不要低估後續尤其是近一年內發生醫療擠兑的可能性，**以廣州為例，算上本輪全部16萬感染人數，再多算一點，也只佔廣州整體人口的1%左右，絕大多數人口仍處在未感染的狀態，而以中國台灣地區到一年近40%的感染比例看，病情衝擊高峯遠沒有到來，特別是老年人還沒有開始暴露在疫情前。這些天有些醫院的急診和發熱門診已經出現醫療資源擠兑，按照當前的準備情況，相當於一個月內直接從清零變成放開，相關醫療資源恐怕沒有準備到位，亟待加強；

**再次，放鬆疫情管控措施並非能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當前疫情防控現在佔據了主要目光，一些適齡勞動人羣“毫無收入”是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但就算沒有疫情，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也在快速下降。中國經濟結構有兩個深層次的矛盾，即勞動時間過長以及收入差距較大，這兩個問題在2019年就已經有所表現，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其暫時被掩蓋，但實質上沒有被解決。要想解決這兩個問題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但眼下可優先出台相關政策鼓勵高淨值階層在國內多多消費、加速消費，高淨值階層在疫情期間儘管利益同樣遭受損失，但相較於其他階層仍然有較強購買力，手中貨幣資金儲備較充足，推動其在國內消費有助於打通內循環，最終能夠實實在在地增加勞動階級收入與儲蓄，補償三年來損失最慘重階層的利益，也有助於社會整體上的公平，進而更有利於未來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