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贏得尊重的秘密，不過兩個字_風聞

“觀眾調侃國足”與“彩票高手成功預測黑馬”已經是每次世界盃的保留節目，但這次，卻有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球隊——伊朗，帶來了一些不尋常。

不止因為他們在賽場中的博弈，更因為他們公然呈現出的集體對抗的姿態——在亮相之初，以“不唱國歌”表示對國內女性的支持、對上層部門的不滿。

這場拉鋸戰由來已久：今年9月，22歲的伊朗女性阿米尼遭到逮捕後去世，被捕的起因僅僅是不戴頭巾。此事掀起伊朗國內抗議，越來越多的女性站出來，集體呼籲不戴頭巾，男性也參與了支援。

前兩天，有消息稱，當局迫於形式已經取締了道德警察，看似是一項勝利，但又被媒體證實，是當局派出的“假新聞”。

足以可見上層的冥頑不靈，也由此更加證明伊朗民眾的勇氣。

可對這起明顯是“雞蛋與高牆”的事件，國內外的輿論場十分割裂。

“代表國家參賽卻不唱國歌”，這是讓人絞盡腦汁掏空學識也難以理解的，一些知名論壇上，不少網民就苦口婆心地指出他們是“遭到洗腦”“違背祖宗”“不顧大局”，但與此同時，同在“東方世界”且身處話題中心的伊朗人卻認為，球員們做得還遠遠不夠，有人説：“他們連世界盃都不該出席。”

世界盃期間，伊朗國家隊的海報被民眾焚燒

不用錯愕。其實，伊朗人的抗爭遠遠比想象中宏大而具體。

不僅在街頭巷尾、社交媒體或是球賽等公開場合，連審查十分嚴格的音樂、電影等文藝場上，也時常有他們曲線救國的身影。

如果瞭解伊朗文藝發展脈絡的跌宕起伏，以及伊朗的音樂人、電影人的抗爭之路，就能明白，“伊朗備受爭議而伊朗人卻能夠贏得世界尊重”這件事，絕對不是偶然。

跌宕起伏的現代化

前些天，崔健的一些經典曲目又從各個平台以眾所周知的理由消失了，但和伊朗對比，這似乎顯得不值一提。

伊朗對音樂的封鎖曾到何種地步？

答案是：大概僅次於朝鮮對韓國電影的封鎖。

2017年，由於在歌曲中“侮辱宗教神聖性”，伊朗死亡金屬樂隊ARSAMES的三位成員被逮捕。經過了漫長的博弈，最終法院在電話中宣判，對樂團成員處以14年半的監禁，對主唱處以74下鞭刑。

罪名足夠豐富，但事實如何？

ARSAMES公開質問：我們在音樂中討論波斯的文明和歷史，提到居魯士二世與一神教，就是犯罪嗎？即使他早在2011年就表態：我有自己特殊愛好和信念，但我同樣是穆斯林啊。

居魯士二世是波斯帝國的創建者，尊重各屬地的宗教信仰。瞭解到這點，就不難理解當局裁定的理由了。

這就好比，清朝文人寫了首詩，讚美女皇武則天，皇帝一看，這不是鼓吹女性當皇帝嗎，這怎麼行。畢竟，“大清”作為一個朝代，已經結束了它的征程，但這個詞語指代的腐朽統治思想，在某些地帶，也許還陰魂不散。

封鎖不僅只針對樂團，還有大眾。

早在2007年，就有230名青年觀眾因參加地下搖滾音樂會而被舉報接着遭到逮捕，檢察官的理由是：組織者想邀請年輕女性參加，並拍下她們的裸露視頻進行敲詐。所謂裸露，也就是不穿長袍而是相對“性感”的服裝。

搖滾在此地，就是通用罪證。但就在幾十年前，還並不是這樣風聲鶴唳的。

如同提起中國搖滾，人們總能想到94年的紅磡演唱會和魔巖三傑以及黑豹、唐朝一干樂隊，伊朗也曾擁有這樣一個讓人念念不忘的屬於文藝的黃金時代。

上世紀60年代，巴列維掌權，受到西方教育的他決定給這個幾世紀不曾改變的國家帶來一些新意，於是仿照歐洲進行了一系列現代化建設。“現代”的標準不僅體現在當地高大的建築上，還體現在人們的着裝與思想。

在改革下，女性擺脱了面紗和長袍，初次體會到了作為人本該享有的權利。

伊朗的流行文化也在寬鬆的土壤中迎來喘息。

當時，恰逢英國文化的風潮在全世界席捲，既現代又開放的伊朗深刻受到影響。搖滾穿越了地域、語言與文化的界限，受到感召的伊朗音樂人創作出大量優秀作品。

得益於多元風氣，女性歌手Googoosh在作品裏還將華麗風、嬉皮風等西方音樂風格融入了本土民族元素，紅極一時，甚至受到皇室邀請，在生日宴上獻唱。

不過，這些優待並沒有在短時間內推及到全體國民。

城市裏的女性教育得到改善的同時，農村婦女的文盲率仍然居高不下，在教士的鼓吹下，人們走上街頭，反對君主專制，期待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

可事與願違，在革命中成為全民宗教領袖霍梅尼並沒有遵守承諾。1979年，隨着新政權的建立，現代文明被驅趕，原始宗教捲土重歸，黑袍和麪紗又回來了。

音樂、藝術、媒體也受到管制，伊斯蘭文化指揮部下的三個委員會共同審批歌曲歌詞與表演方式，作為西方文明的衍生產物，搖滾自此幾乎等同於被列入違禁名單。

夾縫生存的搖滾

然而，文明的春風一旦吹過，就不能清掃無痕，自由的滋味一旦享受，就很難甘情願地認為它是假的，很難完全忘記它並回到過去。

既然不能在國內販售，那就通過網絡傳播給海外受眾；等不到現場表演的批覆，就製作假證，或者——舉辦地下音樂節。

在審查嚴格的伊朗，地下不僅僅是一種風格，而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這裏不得不提到Meraj Ansari，他明面上的身份是2008年全國空手道、柔術冠軍，武術學校的校長，另一個身份則是地下樂隊的組織人。他在學校打造了秘密基地，定期邀請地下樂隊來這裏演唱。

Meraj Ansari（右）

這個過程並不輕鬆，為了防止引起注意，他會單獨通知每位觀眾，每次只進入兩三個人，演出結束再用幾個小時的時間把他們帶出基地。

在這個基地裏，地下樂隊不但能分享經驗，也能緊緊抱團，互相打氣。可圍堵也很快，即使很隱蔽，Meraj的武術學校依然遭遇了突襲。

説不準是什麼原因，但在當地，警察想找出地下樂隊並不難，畢竟大量當地人與他們沆瀣一氣，充當倀鬼，覺得玩搖滾不合法，見一個就舉報一個。

被捕後，Meraj被判處了100鞭和300美元罰款。警察輪番上陣，打累了就換一個，100鞭結束，法官還覺得沒夠，又讓打了30下。

保釋回家後，Meraj的學生提醒他，當地的宗教領袖注意到了他創辦的樂隊，開會時特意點名：他們是異教徒，要儘快“處理”。這不只是口頭威脅，異教徒在當地是十分惡劣的詞彙。這位宗教領袖早就公開呼籲要處決一位説唱歌手，儘管後來這位歌手移居海外，但最終依然遭到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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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想殺你，根本不用任何手續。”出於安全考慮，2012年以後，Meraj開始了流亡生活。演出、錄製並分享到網絡，收穫了來自境內外的大量支持。雖然不在國內，但他還是與國內的大多數樂隊保持緊密聯繫。

而這樣的樂隊，在審查如此嚴重的伊朗，還有1700個。他們為何面對如此兇險的環境仍然要堅持？

因為，伊朗的音樂人總是帶着一些抱負，充斥着對哲學、生命、愛情等問題的思考。

他們不僅僅是為了抒發胸臆，還有着責任感。

2000年，曾紅極一時卻被封殺了20年的歌手Googoosh終於獲得自由，但她只能在國外演出，不能在國內獻唱。這阻擋不了她對自由的呼籲，對同胞的關注。

2009年，Googoosh在聯合國總部參與抗議，條幅上寫滿被當局監禁、迫害的同胞的姓名；2012年，她發行歌曲《Behesht》支持伊朗的lgbtq羣體。

這樣的歌手遠不是孤例。今年抗爭開始，就有許多音樂人創作了歌曲，表達他們的態度。最出名的要數Shervin Hajipour的歌曲Baraye，意為：為了……一經發布，就斬獲了高達幾千萬的觀看。

雖然最終視頻被刪，但這些關注仍然留在了每個人的心裏，並且持續引發着迴響。

世界盃球場上人們舉着的牌子，有些就來自於此。

這裏僅附上部分歌詞翻譯：

為了在巷子裏跳舞。

為了打破在公共場合接吻的禁忌。

為了我們的姐妹，我和你的姐妹。

為了改變盲目的信徒。

……

為了人類、祖國、繁榮。

為了那個希望自己寧願是個男孩的女孩。

為女人，為生命，為自由。

曲線救國的電影

1979年以後，本來趕上了新浪潮、有巨大發展潛力的伊朗電影同樣遭到嚴格的文化審查。

伊朗70年代的電影海報

90年代誕生的《伊朗電影審查條例》規定了多項禁止題材：包括侮辱宗教、侮辱先知和領袖等等。

其中有個最耐人尋味的：不得用藝術手法向觀眾展示一個腐敗、墮落的社會。

也就是説，不能説實話。

據統計，1979年至2005年間，伊朗共有113部電影未拿到許可證，而伊朗每年也不過才有幾十部電影。

然而，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伊朗電影卻收穫頗豐。

他們的電影多次在柏林電影節、戛納電影節等各個國際賽事中被提名以及獲獎，甚至早在2012年和2017年就兩次斬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甚至跑在了幾乎沒有電影審查的韓國之前。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既然不能拍攝愛情婚姻這類傷風敗俗的，也不能拍攝反映社會問題的，那乾脆就另闢蹊徑，從兒童出發，不講陰暗面，但處處能體會到這個地區的獨特景觀。

比如首次入圍奧斯卡的電影《小鞋子》，故事很簡單：家境貧寒的男孩Ali不慎弄丟了妹妹ZaHra的鞋子，為了不被責罰，請求妹妹暫時保密，倆人輪流穿鞋子上學。偶然間，看到跑步比賽的季軍是獎勵一雙鞋子，Ali激動地報名參賽，就在以為自己是第三名時，沒想到卻拿到了第一名。

影片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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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魚繞着滿目瘡痍的腳丫，畫面很寧靜

結尾很歐亨利，乍一看，似乎就是孩子為了單純滿足給妹妹鞋子的心願而向前奔跑，純粹而美好，但如果深究，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浮上了水面：為何連雙鞋子也買不起，甚至要兩人輪着穿？

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由此顯現。

可為何能逃過審查？

或許是因為，電影作為一項影像藝術，本就是含蓄的，可解讀性比文字、歌曲要高，畢竟導演不會在畫面里加上一行字來傳輸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日常的景象，落在不同人眼裏，就有了不同的理念。

通俗一點，用宮鬥劇舉例，妃嬪每天早早起牀，梳妝打扮，把重重的金簪、配飾挨個往頭上戴，往往耗費許多時辰。在有些人看來，這個畫面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封建制度對女性的束縛，而在帝王階級看來，這卻是女子循規蹈矩的典範。

正是因為這種參差，導演的那點小心思，得以在看似美好的畫面中隱藏，最完整的保留下來。

也或許是因為，那些負責審查的老古董，沒看過什麼好電影，品味能力不強，也就不會過份敏感，品味出電影的另一層隱晦意義。

但總之，最重要的還是電影人的堅持。一遍遍摸清審查的邊界，或是暫時屈服，曲線救國，或是寧折不彎，對抗到底。

伊朗禁片導演賈法勒·帕納西曾多次遭遇審查，例如電影《越位》，提到熱愛足球的女孩為了進入體育場館觀看比賽，不得不女扮男裝。是事實，是現狀，但就是不能拍。

但賈法勒依然頑強對抗着禁令。不能出席戛納，就絕食抗議；被要求20年不能拍電影、寫劇本、接受採訪，就在接下來的八年裏拍了四部電影，託人拿到國外電影節放映。

即使是斬獲兩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多個國際大獎的法哈蒂在電影審查問題上也直言不諱：自己不是英雄，無論怎麼説都不能改變伊朗電影的現狀。

伊朗進行示威遊行後，哈法蒂通過個人賬號發佈了一段視頻，呼籲全球藝術家、電影人能通過影像、文字多給予這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一些支持。

這樣一位為國爭光的導演，沒有為未來和下一代而獨善其身，他在視頻裏這樣説：

這是我們的職責，這是人類的職責……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此刻的世界，有很多人和伊朗女性一樣深陷泥沼，心底堅信的價值和追求，比如自由，比如自主選擇權，被身邊大多數人，被無孔不入的宣傳所質疑甚至被污名。

而勇敢的伊朗人就像是暗夜裏的星光，向他們證明那些心底的信念不僅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只要一個人身上散發出捍衞這些信念的勇氣，那她或他，便會讓謊言與妥協顯得齷齪不堪，繼而感染一個又一個人。

這，便是伊朗人為何會贏得尊重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