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經濟關鍵詞：敢為與相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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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三年拉鋸，艱辛異常。中國戰“疫”終於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優化完善防控措施，為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創造條件。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時，強調“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強調“要堅持真抓實幹，激發全社會幹事創業活力，讓幹部敢為、地方敢闖、企業敢幹、羣眾敢首創”。

今年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時就強調了“敢”字。當時的説法是，“要發揮企業和企業家能動性，營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讓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

一連串的“敢”，顯示出加快發展的緊迫性。最近，浙江、四川、廣東、江蘇、福建等地已經快速行動起來，或組團出海搶訂單，或在家門口舉行全球招商大會，搶市場。

明年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三年，也應該是經濟社會正常化之年、活力恢復之年。

我國多項總量指標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看人均的話，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並不厲害。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月均不足3000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月均不足400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月均不足16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四項：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淨收入、財產性淨收入和轉移性淨收入，其中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9629元，月均1630多元。

再看消費支出，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100元，月均2000元多一點。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0307元，月均2526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5916元，月均1326元。

看了我們國家普通百姓的基本收支情況，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央反覆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展，才是最大的正確。

把發展作為更為主要的目標

既然發展是第一要務，也有這麼多對敢為的強調，為何在現實中，不敢為、不作為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我在日常調研中有如下感受：

幹部不敢為，地方不敢闖，往往是因為上級的要求是多目標，且每個目標都有巡視督查和問責機制，都必須完成。不少目標之間常常會“打架”。例如，穩增長、促發展會被疫情防控中長期關廠關店、阻斷人流物流所影響。

**企業不敢幹，不敢投，不敢創，則主要是因為預期不明。**這既包括對市場風險的預期，也包括對政策和執法環境的預期，還包括所有制歧視等深層次問題的預期。

如何理解這些問題？

**首先，**目標多元、政策多元，正是新發展階段的特徵。因為今天的目標不僅是增長速度，還包括增長質量、環境質量、社會公平等等。

**其次，**問題不是出在多目標上，而是出在：在多目標條件下，沒有很好地因時因地進行輕重緩急的排序。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各部門往往齊頭並進，每個部門都有一套剛性化的KPI考核，自上而下的指令越來越多，基本模式就是“開會動員——發文佈置——督查考核”，上面佈置任務，中間層層加碼，層層往下，最終基層兜底，兜不住的時候就對付。

有基層幹部説：“現在發展政務數字化，讓上面可以穿透看到下面，這是對的。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個方向，只能向前進，總會有停頓一些的時候。現在的情況是隻能進步，不進步就列入黑榜批評。逼着下面編造數字。”

而與此同時，自下而上的真實情況的反饋則很不充分。久而久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變成常態，基層追求崗位責任的“零風險”，自主性、創造性的行為不斷收縮，機械化執行則不斷增加。

地方要完成這麼多指標，需要相應的人財物力支撐，形成很大的支出壓力。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指出，如果地方受財力約束，難以執行到位，會被問責，所以只能想方設法籌資，甚至違規融資舉債，“統籌”使用財政和金融資源，或者把國企、平台公司的資金搞“一平二調”，以完成任務。但這樣一來，又會導致政企不分，帶來更大的風險。

**最後，**政策不落實、口惠而實不至，也讓很多市場主體缺乏信心。

例如，清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決策部署。早在2018年11月中央領導人就表示，“要高度重視三角債問題，糾正一些政府部門、大企業利用優勢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營企業款項的行為。”2020年7月國務院發佈第728號令《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當年9月1日起施行，要求機關、事業單位從中小企業採購貨物、工程、服務，應當自貨物、工程、服務交付之日起30日內支付款項；合同另有約定的，付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60日。機關、事業單位和大型企業遲延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應當支付逾期利息。對拒絕或者遲延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的機關、事業單位，應當在公務消費、辦公用房、經費安排等方面採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但我在調研中發現，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問題是目前的一大痛點，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中小企業説：“口號支持很多，一到實際，支持就很少。”

此外，在不少地方經濟下行壓力嚴重之時，市場監管、公安、税務等部門“帶着任務”作業，跨區域作業，直接扣押企業法人的情況多了不少。有些涉税、涉詐、涉金融類犯罪是應當打擊的，但也有不少是“先扣人，再談條件”，甚至扣了幾個月還不讓見律師。

總之，要讓市場主體敢為敢行，就要對多目標的輕重緩急適度調整，把經濟發展放在更為主要、更加重要的地位上。特別是地方一把手，要識大局，有所擔當。如果還是多目標同時、同等力度推進，發的力相互之間就對沖掉了。

把相生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不久前，我和通用電氣第九任董事長、CEO伊梅爾特有一個對話。我提了一個問題，中國近年非常強調發展實體經濟，不少人把實體經濟跟金融、互聯網等進行了對立，您怎麼看待實體經濟跟金融、互聯網的關係？

他回答説：“我覺得這三者應該是有共同作用的，並不是選擇一個拋棄其他一個，因為產業也從金融中受益，同時也從互聯網技術中受益。實體經濟公司能提供最多的中產階層的工作，他們有工廠、倉庫、油田等產業，政府通常都對實體工作更有興趣，因為這些產業能產生更多就業機會。但一個好的經濟體必須三者兼顧。”

不同產業間往往存在着相生相剋的關係。古話講，“蓋造化之機，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制。無生則發育無由，無制則亢而為害。生克循環，運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無窮矣。”相生，就是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促進、助長和資生，相剋，就是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抑制、制約和平衡。

最近這些年，在高質量發展中，我們提出了促進綠色低碳轉型、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房地產去槓桿控風險、推動科技創新、調整收入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等等主張，這都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必須之策。不少政策方面的調整，對於傳統的粗放增長模式進行了必要的校正。這種“相剋”是必要的。

問題在於，不少方面的相剋，克的太多、太久，一克就沒個頭，各種相剋疊在一起，再加上部分政府部門更喜歡擴大在管制方面的自由裁量權，天然有克的衝動，所以導致了“合成謬誤”。不少行業和重要公司一直處在整頓狀態，不知何時可以恢復活力。

克來克去，一些市場經濟的基本常識也不講了。比如把金融、資本、數字化當成問題的源泉。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資本市場在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中具備樞紐作用。資本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要素，本身是中性的，就像人開車，車子是中性的。我們需要紅綠燈和交通規則的規範，但沒有誰説過不要發展汽車產業，不要開車上路。

又如，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可見數字技術完全可以為實體經濟所用，數實相生，數實並進，這是富有建設性的大邏輯。

今年我在調研中很深地體會到兩點。首先，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水平不高的人口大國，經濟的基本面還是衣食住行、服務消費、加工製造等等，高精尖產業往往是資本、人才、技術密集型的，很重要，但對普羅大眾就業的貢獻並不大。所以各級政府一定要關心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靈活就業者的生存與發展，不能言必稱AI、生物製藥、半導體。

其次，如果基礎消費（如接觸性的服務業）和基礎產業（如房地產）失靈，很多高精尖的產業和服務也會失去用武之地。

我們需要產業調整和升級，但應該是採取市場化的方式，漸進而行。主觀化、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即使初心是好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一個產業，只要市場需要，依法合規經營，就應該放心地存在，不應該被經常性地干擾。

我認為，當下中國經濟中，“無制則亢而為害”的一面已經基本解決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無生則發育無由”，是很多市場主體找不到好的出路、生路。

即使一些行業需要整肅，監管部門也要明白，整肅的目的還是為了健康發展，而不是以各種形式顯示自己的存在感，卻不顧及市場主體的命運。如同中國學者杜亞泉1912年在《減政主義》中所寫的，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會之安寧，維持社會之秩序，養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順其發展之進路而勿障礙之”。當下，要讓市場和社會“自由發展其活力”，就必須更多地站在“相生”的立場，看到各行各業的內在關聯性。採取相剋一類的舉措，要慎之又慎，要有時間、空間、程度的限制，不能長期化。

企業之間也要促進相生

政府的政策和舉措，要更加註重對產業、市場主體相生的一面，企業之間也要注重相生、相助，要善待利益相關者。

前不久我去上海一家道具公司參觀，是一家幫助國內外美妝、奢侈品公司做店鋪裝修和陳列的公司。他們的客户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國際大品牌，一類是國貨品牌，他們非常希望藉助多年服務國際品牌的經驗來幫助國貨提高展示力。但現實中，國貨品牌跟他們談判的核心要點就是兩個字：價格。不斷殺價，不斷延長賬期，至於道具是怎麼做出來的，他們並不真正關心。有的根本就沒有去過他們在上海郊區的道具工廠看過，只是看看他們在南京路、靜安寺做的其他品牌的店鋪就可以了。

而國際品牌要用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廠，他們要到工廠裏，帶着專門的技術服務公司去測空氣質量，測有沒有有毒氣體，看木加工環節的刷漆有沒有環保問題。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們還要了解清楚你的公司有沒有僱傭童工。如果你能僱傭一些殘疾人，最後的供應商打分表可以有加分。而且國際品牌一旦跟你簽約後，就不會再談價格問題，不會再壓價、拖延賬期。

我還採訪了一家做SaaS服務的公司。他們有一家重要的國際品牌客户，在正式簽約前，要求看他們的財務報表。這家SaaS公司並沒有上市，問他們為什麼要看財務報表。國際品牌回答：“一是要看你們的實力能不能保證服務的長期化，二是也看看你們的利潤率的情況。如果利潤率太低，甚至虧着做生意，我們考慮要多給你們付一點預付款，甚至給你們再漲一點價錢。”我看了這家國際品牌的供應商守則，供應商是他們的夥伴，是一家人。

我和一些中國供應商有過交流，比如給大型工程機械企業、智能手機企業提供零部件的供應商。他們經常會描述一種特別可怕的現象，就是每年的招標日，當他們走到招標現場，可能會看到5個房間或7個房間，每一家供應商走進一間，每個人拿一張單子在房間裏填報價格。招標企業刻意製造一種讓供應商互相壓價的情況。有生產塑料件的企業告訴我，價格壓到這麼低，其實是涵蓋不了成本的，他們只好降格以求，做出的零部件可以達到國內環保標準，但達不到歐洲標準。

有一家3C產品的供應商説，他做了一家國際最知名品牌的業務，該品牌佔他整個業務的20%，卻貢獻了他整個利潤的85%。同樣，他也做了一家中國智能手機的業務，業務額佔他的80%，但利潤貢獻只有15%。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對方不斷壓價，更改賬期，最後付款時還要打折，甚至找理由不付尾款。

還有給家電企業做電機配套的企業説，某品牌商對他們的壓榨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每年起碼要在上年基礎上降5個點。他們現在對該品牌的依賴度比較高，佔他們60%的業務。“如果哪一天別的客户培養起來，這個品牌的額度下降到20%以下，就再也不會做這個客户了。”

以上這些例子，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相剋而不是相生。這和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發展目標也相去甚遠。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人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一個公司的老闆才叫人，員工、夥伴都是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當然我也看到，一些先進的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把尊重人、促進人的發展，納入公司的理念和戰略。讓人在生產物品時，不覺得是勞動的異化，而是自己能力的對象化。

結語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

從宏觀角度看，非常需要“從民之慾，而不擾亂”“順民之情而與之休息”；“約法省刑”，減少行政化干預，讓廣大市場主體建立起明確的良好預期。只要水質水温適宜，市場主體就會像魚一樣游過來，真正敢為。

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體，穩中求進是非常必要的，總體上一定要奉行相生之道，以相生為主，以相剋為輔，這才有助於經濟的長治久安。

對企業來説，也要從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的角度，思考價值鏈上每個環節的分配關係，善待利益相關者，向善而行。

把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2023年的中國經濟就有希望重新振作，同風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