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桐 | 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何以可能_風聞

李昕桐｜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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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從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等人以普遍的人文科學和精神科學方法為指導的浪漫主義文本詮釋學，到海德格爾此在的生存論詮釋學，再到伽達默爾的歷史詮釋學、哈貝馬斯的意識形態批判性質的詮釋學，以及利科致力於社會－歷史實踐領域的詮釋學，詮釋學越來越趨向實踐哲學的轉向，越來越從現象學或語言學躍進到更高的視角——“實踐”。因為詮釋是通過語言和歷史在具體的理解－解釋境遇中展開並獲得意義的活動。其具體的理解和解釋境遇即為實踐，實踐是理解必須依賴的基礎。詮釋學除了擁有伽達默爾等人的“前見”問題，即“我們對世界開放的傾向性”，更重要的是由理解－解釋展開的實踐－生存境遇中顯現自身意義和限度問題。筆者認為這可以從馬克思的實踐存在論中得到啓示，可以嘗試通過馬克思的實踐存在論開啓詮釋學的全新層面——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使其成為更能夠理解和解釋現實問題（實踐哲學當代的問題域）、對詮釋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的詮釋學。那麼筆者就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依據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歷史超越性以及與西方詮釋學富有成效的對話，推衍出馬克思實踐詮釋學的致思理路，即通過詮釋基點、詮釋循環和詮釋真理三個方面，嘗試論證“馬克思實踐詮釋學何以可能”這一問題。

內涵：以實踐為基點的詮釋場域

馬克思對實踐的把握和理解經歷了內在的發展過程：馬克思從早期通過受費爾巴哈影響用現實主體人替代黑格爾思辨主體論，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傾心於並明確支持黑格爾實踐的對象化結構，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中指出實踐的革命性，之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入歷史唯物主義視域，將實踐表述為具體的物質生產活動，最後運用實踐辯證法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批判與繼承中，在自身思想的演變中最終賦予“實踐”以深刻性。**實踐作為一種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即人作為主體在與客觀現實對象的照面中使自身得到超越和昇華。**此對象化作為實踐的內在結構揭示了充滿雜多性、異質性的現實世界的對立統一，揭示事物基於內在矛盾的自我運動的世界的整體性。馬克思也因此將實踐作為人否定性的存在、作為現實的個人所從事的生產活動、作為廣義的勞動來理解，並且馬克思以現實的個人為出發點，立足於人的實踐－生存活動，逐步揭示社會歷史的結構，以及人的活動與其社會歷史相互作用生成的關係和過程。馬克思的“實踐”概念貫通作為生存方式的本體論維度和探究真理的認識論維度，是集辯證法、邏輯學和認識論相統一的實踐觀。

這就是馬克思實踐思想的深邃意義。那麼它與詮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筆者認為在馬克思那裏，實踐活動是全部理解和解釋活動的基礎。**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論斷就隱含着人在實踐活動中的詮釋學思想，即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詮釋並非外在於實踐，而是內置於實踐活動之中併為其提供意義的內在要素。它既寓意了作為理解和解釋的詮釋活動在實踐基礎和過程中展開，又呈現了理解和解釋制約着人的實踐方式。這包含了衝破知性科學認識論意義上的詮釋理解，即在馬克思看來，“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作為人的本質內在統一於人的實踐活動。馬克思的實踐詮釋思想表達了實踐活動對於詮釋的基礎性意義和詮釋指向實踐的目的性意義，通過人實踐－生存的直接體驗和反思，來詮釋實踐境遇中人的生存意義，以及實踐－生存方式的普遍形式。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關於實踐與詮釋的關係理解與伽達默爾是相似的。伽達默爾沿用亞里士多德對實踐的理解：“一切人的行為以及人在此世界中的一切自我設置”，以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為核心，將“實踐”作為“與對象的前行關係”構成人文科學的本質，“規定所有人的知識和活動的問題，是對於人之為人以及對‘善’的選擇至關緊要的‘最偉大的’問題”。他把對世界的理解和解釋作為人類實踐的前提和基本要素，強調實踐在詮釋學中的本體論意義，伽達默爾的實踐作為“理解－解釋－應用”中的“應用”的理解也是內置於理解和解釋之中，“在其具體的決定中是受他的實踐合理性的指導。”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手稿

但作為詮釋媒介的語言在海德格爾存在論詮釋學或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等西方經典詮釋學中一直以來被作為前提獨立存在，即其詮釋學是以語言－理解存在論為基礎的哲學詮釋。**而馬克思批判了語言存在論意義的詮釋學，在他看來，無論語言如何表達思想，都起源於人類的生存實踐，它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馬克思在《評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指出：“這種語言的名稱，只是作為概念反映出那種通過不斷重複的活動變成經驗的東西，也就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為了滿足已經生活在一定的社會聯繫中的人（這是從存在語言這一點必然得出的假設）的需要服務的。”馬克思認為語言使人類交互關聯，其具有社會性，而追問其原初的形式領域便只能是現實生活，以及更深一步的物質生產領域。所以批判：“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是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語言是被實踐和實踐過程中的自我意識所給予的，它的功能也不過是指向實踐，而且語言的表現力是有限的，通過語言獲得生存意義的全部實現是不可能。就像俞吾金先生所説：“語言是人類的生存實踐活動之手放出來的一架竹製的風箏。”總之，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將語言從封閉的神秘世界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反對認識論層面的客體與主體的抽象對立，他認為作為對象性活動的實踐一方面表徵了人作為詮釋主體對於客體（物）的詮釋，另一方面也是對於主體自身存在意義和價值確證的精神詮釋。**因為實踐即對象化過程，既是人化對象，又是對象化人的過程，詮釋在這種對象性關係中生成。在實踐（對象化）過程中，人通過不斷地自身被否定和對否定的否定來理解和詮釋對象，並且在改造世界的同時生成和完善自我。可以説作為對象性活動的詮釋主體在詮釋活動中表徵了自己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馬克思的實踐詮釋思想呈現出從人的主體能動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從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關係看詮釋學問題。通過實踐，物質世界的“客觀結構”和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主觀結構”，包括“意義結構”和“文化結構”被充分地呈現出來。人始終以自否定的方式參與到自身的建構中，世界也總是在人對其否定性的改造活動中構建人自身，且這種實踐是無窮無盡的，詮釋主體以對物的理解和解釋充實自身的存在，在人化對象中不僅贏得了對自我的確證，還實現了詮釋主體自身存在的普遍自由和意義。

方法：以實踐的歷史辯證性進入詮釋學循環

（一）詮釋循環的歷史性

馬克思把人的實踐活動理解為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在“歷史的劇作者”與“歷史的劇中人”的綜合意義上理解人的歷史性，可以説這種歷史性與海德格爾本體論意義的“前理解”和伽達默爾“傳統”意義上的“視域融合”的內涵極為契合。但馬克思對這種進入詮釋學循環的前提，即歷史性的理解卻更遠地超出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歷史意識”。**因為馬克思指明瞭這一“前提”（歷史意識）的前提——物質生產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説，“這種歷史觀與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理解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解釋觀念的形成。”所以實踐活動是歷史意識的基礎，而歷史意識不過是實踐活動（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一切活動）的內在視域，離開了人現實的實踐活動，歷史意識只能是傳統哲學的抽象觀念。所以馬克思進一步追問和澄清了海德格爾“前理解”和伽達默爾“傳統”等所謂的觀念論（歷史意識）的前提——“物質的”、客觀化了的社會基礎，或者説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所創造的社會歷史。正如馬克思所説“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也可以稱之為“唯物主義詮釋學”（die materialistischen Hermeneutik）。**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文獻中展示了諸多詮釋的唯物主義基礎範例，譬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做的範疇式的詮釋。這也充分説明了唯物主義詮釋學的基本要旨就是對通過歷史文獻發現的史實進行理性的反思，再通過重建它們的創造過程來“詮釋”它們，以此獲得對歷史過程的洞見。可以説馬克思所理解的詮釋的歷史性基於唯物史觀，詮釋主體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構建思想體系、詮釋精神歷史，詮釋活動永遠從當下的生存體驗深入更為廣闊的依據物質生產勞動所創造的社會歷史結構之中。詮釋主體帶着依據物質生產勞動所創造的歷史意識特性（時代背景、社會狀況、知識結構、價值取向）特有的視域、理念和範式，對觀念或文本進行重構、深化和創新。總之，馬克思通過現實的物質生產生活的邏輯來解構和詮釋思想邏輯的性質和功能，從而形成了其獨特的社會和歷史詮釋方法。

19世紀德國一家工廠的車間

（二）“抽象理論與具體現實”的辯證詮釋循環

**詮釋學循環是詮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在詮釋學歷史上經歷了比較重要的三種循環，第一種是施萊爾馬赫等人的以對象為關注點的方法論層面的整體與局部的詮釋學循環；第二種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關注人自身的存在論層面上的前理解與理解之間的詮釋學循環；第三種是哈貝馬斯的理解與批判的詮釋學循環，即在對現成給定性歷史視域的批判基礎上的理解。**筆者在對馬克思切中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方法——理論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研究中，探測到另一種詮釋學循環，並將其作為實踐的內在詮釋循環理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提出了“從抽象到具體”的思想，這種方法“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通過邏輯的力量對當下既定的、豐富的現實事物的本質進行科學“抽象”概括或規定。再將各種方面“抽象”的本質進行“許多規定的綜合”“多樣性的統一”,即憑藉思維的範疇、概念，在邏輯上呈現社會總體的產生、發展的歷程，使現實總體在思維上具體再現成科學的理論。**筆者認為這便呈現了一種全新的詮釋學循環，筆者稱之為“抽象理論與具體現實”的詮釋循環。**即詮釋主體依據之前歷史傳承的理論視域在“具體”和“現實前提”的境遇中，通過對當下豐富的現實事物的本質進行“抽象”和綜合而凝聚切中現實的理論，且內化於主體自身，再重新參與到下一次的與現實碰撞的詮釋循環中。這種在馬克思的“抽象到具體”思想中衍生出的新的詮釋學循環，是在歷史的實踐中沉澱下來的非孤立靜止意義的“抽象理論”與當下現實的活的關係和運動的“現實具體”之間的詮釋循環。其中的“抽象”理論表徵的是歷史性理論不斷參與到詮釋循環中與具體現實碰撞，能夠被現實改造並修正自身的抽象。這是對理解的實質性推進。

總之，這樣的“抽象理論與具體現實”的詮釋循環，既表明了理論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也表明了理論是現實的反映。“抽象理論與具體現實”的詮釋循環在“抽象理論”和“具體現實”中往來波動和交相映證，形成了對事物“總體”的把握和詮釋，即為實踐辯證法的總體詮釋。而且這種辯證的實踐詮釋特徵在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都有所繼承和推進，**如盧卡奇的主客體相互作用的總體性辯證法。**在盧卡奇看來，總體的範疇是整體與各要素之間、要素與要素之間的動態辯證關係，且這種關係是“在它們不斷地辯證得到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始終在變”，對象或者説對客體的把握和詮釋隨着我們對其與總體理論的關係的掌握而逐漸增加。所以“認識現象的現實的對象性，認識它的歷史性質和它在社會總體中的現實作用，就構成了認識的不可分的行動”。**科爾施也提出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總體性辯證法。**這種總體關聯的基礎是感性存在蒸發為抽象的理論，實踐（感性生活）作為理論的身體規定着理論的現實性，而理論作為這個現實身體的靈魂成為引導現實的內在要素。理論與現實的統一基礎乃在於能動的實踐本身。**科西克也提出“具體的辯證法”。**他認為“從抽象到具體”是意識經驗螺旋上升，現實的所有層次和方面在其中被理智地再現。他定義“在總體觀中包含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辯證關係，現實的內在本質形式和現象（顯像）形式的辯證關係，整體和局部的辯證關係”。科西克在這個原則中尤為強調“具體化”，現實的這個“具體化”表明了認識的過程性，表明了整體並不是部分的總和，而是認識中具有關聯性和非抽象性要素的“結構辯證的總體”。

這就是馬克思辯證的實踐詮釋學循環——“理論抽象與具體現實”的詮釋循環。其實對於辯證法與詮釋學的融合，馬克思不是唯一者，伽達默爾呈現的是作為個體差異的理解者與具有同一性質的理解本身之間的辯證關係。伽達默爾認為可以通過語言遊戲、對話和視域融合使理解本身揚棄個體差異，使理解成為可能。而且這種無限的過程（效果歷史），以其歷史性和生產性原則突破了黑格爾圓圈式辯證法的封閉性。而哈貝馬斯在處理作為個體差異的理解者與具有同一性質的理解本身之間辯證關係時更看重兩者的對立性，且強調意識形態對語言的規制，所以主張開闢出一條以人類解放旨趣為依託的批判的詮釋學，即通過交往而得出的理想的規範性價值來反思歷史，通過意識形態批判使人類實現從傳統的消極束縛中的解放。利科則試圖調和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既承認意識形態批判的價值，又認為不可能有超越前理解的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只能從屬於詮釋學。但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在面對詮釋對象的複雜性問題時，對於多樣性和易變性的實踐領域的詮釋活動，唯有馬克思以對象化為基本結構的實踐辯證法以內機制，以其自否定和自批判為最高原則，即聯繫、運動和否定之否定的洞察以及對對立面的包容，更出色地展示了對複雜的具體現實的詮釋能力。所以即便伽達默爾的效果歷史，也沒有奠基於人和世界內在辯證的否定性統一中，沒有上升到馬克思實踐的對象化本身的超越性內涵之中，其實踐是外在於理解和解釋的。**而且馬克思的這種辯證的實踐詮釋學循環還包容了之前理解與批判的循環、整體與部分的循環以及前理解與理解的詮釋循環。**譬如，整體和部分的循環可以看作理論抽象和現實具體的循環，因為從抽象的整體到具體的部分，即為存在整體作為人的基本視域規約對具體或部分事物的理解，再從部分返回整體，是為了讓部分在整體中獲得意義，也因為理解者需要帶着具體內容對整體進行再確認和修正。整體也是人所把握、建構的整體，是因人生生不息的實踐、生存、理解而有意義的整體。重返整體，一定是因為新把握的整體有所差異才有意義，而差異的意義必須通過具體內容來展現，意義的源泉存在於具體性之中。同樣，前理解和理解的循環也是理論抽象和現實具體的循環，因為前理解是很大程度上已經去情境化的、歷史沉澱下來的理解，因此是遺失了具體內容的抽象化的理解。而理解則是當下發生的，直面活生生的文本和生活情境的活動。再看理解和批判的循環，理解在於體驗和解釋部分與整體、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統一，在這有機聯繫中，一切都顯現為具體的，因為一切存在都取決於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批判的根源在於意識的否定性、自否定性，在於意義總是在超越自在存在中實現。因為一切具體的、有限的、實在的內容都要在否定和批判中被揚棄，批判的根據必然比批判的對象顯示出更大的普遍性、抽象性，具體性本身也被揚棄了，否定、批判自身就顯現為一種單純性、抽象性，所以理解和批判的循環也顯現為理論抽象和現實具體的循環。總之，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是置於實踐情境中的理論抽象和現實具體的辯證詮釋循環，目的是能動地置於實踐（對象化活動）中的詮釋主體帶着自己歷史性的理論抽象理解（前理解）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的詮釋，它既是整體到部分的方法論詮釋，亦是前理解和理解的存在論詮釋，更是一種理解和批判的詮釋，它完成了存在論和方法論層面的不同詮釋學循環的統一。

目標：公共闡釋與詮釋的有效性

（一）馬克思的社會性詮釋決定了詮釋的公共性

**中國闡釋學構建中提出了公共闡釋問題，其公共闡釋的內涵是：“闡釋者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文本為意義對象，以公共理性生產為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而且公共闡釋作為理性闡釋，呈現了澄明性、建構性、超越性、反思性等特徵。如果我們去探尋馬克思實踐觀中的社會歷史詮釋思想，就會發現其包含了這種意義的公共性。**在馬克思看來，體驗和詮釋作為意義的顯現根植於人類社會實踐－生存活動的場域。**譬如馬克思的經典語句“一切歷史的第一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馬克思更注重通過社會交往性的互主體性實現從個體詮釋到超越個體的社會歷史的詮釋，強調社會交往中包括物質生產活動和精神生產活動在內的社會性活動，其中詮釋主體更加體現了在社會交往中對抽象的個體主體的揚棄。**這裏可以看出馬克思的詮釋思想比伽達默爾走得更遠。**伽達默爾所力圖揭示的人類生活的普遍經驗更多是一種在個體思想層面上可被理解和解釋的東西，而當詮釋學向社會整體性的視角開放時，馬克思將問題推進到了包含着物質生產和交往的社會實踐層面或者説現實層面。所以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可以實現非抽象意義的公共性，建構出可供個體詮釋及接受羣體展開理解和表達的基本的共在的公共場域（公共理性的共同體）。**這也為張江教授的“公共闡釋”提供了更深一步的奠基。**張江教授提出，“從共在的意義上講，闡釋本質上是公共的闡釋”，主體間進行理性的理解與對話，雖然承認我們共在一個空間的差異性，但最終會在彼此協商、相互借鑑中實現個體理性完成共識重疊與規範集合。**筆者認為，只有置於馬克思的社會實踐中，才能體現出來公共理性規則的詮釋，才能認證確定語境下多元語義以及同一語義的多元理解，並可最大限度地為多種話語共同體所理解和接受。**因為馬克思的實踐詮釋本身的社會歷史性原則能使公共闡釋具有同語境下的詮釋與接受者所共有、能實現不同語境下的詮釋與接受者所共有的共享性和可被重複檢驗的共識性。

（二）馬克思實踐詮釋的真理性問題

**詮釋的開放與收斂、有限與無限一直是詮釋學討論的重大問題。**張江教授提出：“闡釋是開放的，同時也是收斂的。闡釋因開放而無限，因有限而收斂。作為一對相互依存的共軛變量，兩者之間是相互包含、相互決定的積極關係，而非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消極關係。開放與收斂平衡，無限與有限相融，無限在有限中展開，有限約束界定無限。”在他看來，詮釋的有效性在於保持詮釋的邊界約束以及詮釋的客觀性在有限性與無限性張力之間的平衡。**筆者認為，詮釋的真理性在於歷史的客觀性與時代的創造性之間的統一，亦可表現為客觀的收斂與創造的開放的有機統一。**其詮釋的“收斂”表現為它迴歸具體歷史：“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理解和解釋”框架中的不確定性或因人而異的多元性，走向用實踐經驗證實的確定性和公共性；而詮釋的“開放”表現為在新的待解決的問題面前，在該時代主體的歷史主題和價值立場上的開放視域。它通過詮釋觀念或文本來繼承傳統，進而為創造現實與未來尋求意義支撐。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學是在一種大尺度的生活空間和長縱深的文化時間中展開的。在自然史和人類史、生產和交往、歷史和邏輯相統一中高度完成了對實踐詮釋學的基本建構。

**縱觀馬克思哲學，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一種“收斂與開放”的詮釋學解讀模式。**歷史唯物主義將社會經濟發展及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視為一切歷史現象產生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以包容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生產方式”作為詮釋人類實踐統一體的主導概念，“這是一種整體性的解讀模式回覆到人類實踐的歷史性境遇。”從這樣的詮釋理解中可以看出，作為基礎的生產力的制約性作用、經濟基礎的基礎性地位都可作為“詮釋的收斂”來理解，而生產關係的反作用、上層建築的影響亦可作為“詮釋的開放”來理解。馬克思正是在這種收斂與開放中來詮釋社會歷史的發展。**對於詮釋的收斂與開放在馬克思理論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晚年時期，馬克思吸取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在東方社會非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歷史處境中，提出東方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享受資本主義的肯定成果，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馬克思、恩格斯還以此討論東方社會的現代化問題，對東方社會理論的詮釋呈現詮釋收斂與開放的有效視域。**其收斂表現在肯定人類歷史發展的共性，發現文化進步的共同標準，即堅持歷史進步中的社會形態和事實標準，東方社會的現代化本質上是社會形態更替問題，東方社會也要經歷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轉變。而其開放表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排斥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強調民族文化的個性，強調歷史進步中的價值尺度，高度重視歷史發展中主體的價值選擇對於人類歷史進步的意義。他們強調現代化的民族特色，即“東方社會現代化要以民族發展的特有形態來完成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亦強調社會形態更替時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總之****馬克思在對東方社會現代化的收斂與開放的詮釋中解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多元化可能。**在事實與價值、物質與精神、社會變革與文化選擇的辯證張力中呈現出了東方社會相互纏繞的歷史運動圖景。

**當然收斂與開放的標準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動態的歷史發展中，“開放”會不斷賦予“收斂”以新鮮及更有益的價值，即收斂的內核也會不斷地修整和完善。**譬如，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現代化的詮釋：當東方的農村公社體制發展到極致時，歷史運動中的歷史事實、物質運動和社會變革方面就凸顯出來，成為打破農村公社的經濟結構和價值體系，使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動因。當現代化運動把工業化推到極致，暴露出工業文明的全部弊端時，這個整體中的價值、精神和文化選擇方面就變得特別突出，成為批判工業文明、推動社會轉型的內在力量。馬克思通過對東方社會現代化的收斂與開放的辯證詮釋，考察了歷史的複雜性思維方式對文化進化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揚棄，馬克思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肯定事實、物質和社會變革對於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作用——使歷史發生質的變化，又重視價值精神、文化選擇對已經變革了的社會形態所起的作用——本質上是為新的社會形態建立有效的活動方式。

結語

筆者依據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歷史超越性（內在的歷史性和辯證性），通過批判地吸收西方詮釋學思想，推衍出了馬克思實踐詮釋學的致思理路，即以實踐為基點的詮釋場域，以實踐的歷史辯證性進入“抽象理論與具體現實”的詮釋循環，以及公共詮釋和有效性探尋詮釋的真理性。**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是對詮釋學的重建：它是對詮釋學語言起源的唯物主義重建、對詮釋視域的社會歷史重建和對詮釋主體認識的辯證重建。**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通過社會歷史實踐的稜鏡，向歷史傳達了“破碎的”對象的思想觀念“複製”，包括人與這些對象的社會關係。可以説，馬克思辯證的實踐詮釋學是實踐哲學的深化和發展，使實踐哲學避免走向抽象和形而上學化。馬克思實踐辯證詮釋作為對象化實踐、作為人的存在方式細膩地展開詮釋敍事，它打破了“語言的獨立王國”，將語言的基礎——實踐與生存——剖析出來，這也使得以語言－理解－解釋為本體性存在的詮釋學被超越，而成為“意識－語言－實踐”三位一體的對象化結構，即主體在歷史實踐中獲得的意識，再通過語言在當下具體的實踐境遇中完成對象化活動，實現“化對象”和“被對象所化”的“成物”與“成人”以及理解與解釋。馬克思的詮釋學根植於社會歷史實踐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批判、抽象形而上學批判，既包含着反思傳統，又包含着批判建構的實踐詮釋學。馬克思因其實踐內在對象化結構，即創造對象又否定對象而在其中理解和解釋、批判和超越對象，從而認識自身的存在意義，使其具有深層次的詮釋學內藴。

總之，對馬克思實踐詮釋學思想的深入挖掘意義深遠，馬克思實踐詮釋學的內涵、目標和方法可以為中國闡釋學構建提供有效的思路：我們可以通過馬克思的實踐詮釋學思想來詮釋中國現代化，確立以文化實踐為基礎的文化價值探索；依據馬克思把握總體的歷史性詮釋學循環，在新時代的歷史境遇中通過社會歷史文化實踐，對文化價值進行辯證的自否定；通過代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價值的收斂與文化特殊性的開放之間的辯證張力去詮釋中國現代化的有效性和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