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兩套敍事:“老美國”vs.“新美國”_風聞
上帝之鹰fj-2022-12-15 21:47
美國的兩套敍事:“老美國”vs.“新美國”
當今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你只能在兩種對立的敍事中選其一。
專欄作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多次精明而不失敏感地指出,兩個美國——不是富人的美國與窮人的美國,而是老美國和新美國——正在爭奪主導權。不過,據我所知,這是杜塔特第一次預言:新美國將取代老美國,並將自己樹立成真實的美國。不過,取代過程以何種方式呈現,以及此過程是否會伴隨暴力,杜塔特表示一無所知。
點評杜塔特的文章並非易事,因為它們篇幅甚大,不適合整段引用。為此,筆者把杜塔特對兩個美國以及兩套對立敍事的描述,重新做了編排。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4/opinion/who-are-we.html
不久之前,老美國依然無可爭議,誠如杜塔特所言,至今它依然是數百萬計的美國人所理解的那個美國:
他們自視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們認同清教徒先輩和建國先賢,認同劉易斯與克拉克(Lewis and Clark),認同大衞·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認同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他們接受圍繞南北戰爭形成的伊利亞特神話,贊同“(種族)大熔爐”而非文化多元主義,他們認為猶太—基督教是公民宗教,區別於那種“有信仰但不信教”之人。
譯註:劉易斯與克拉克探險(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傑斐遜任總統期間,從法國人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地區。不久之後,傑斐遜授命劉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對西部新獲得的領土做測繪工作,探險活動從1804年持續至1806年;大衞·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國19世紀的民間英雄、西部拓荒者、士兵、政治家;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國女作家,代表作是《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講述了西部拓荒生活。
而新美國則拒斥上述傳統:
它(新美國)接受了左翼的敍事,認為美國的過去是種族主義的、厭女的(misogynist)、強盜貴族的歷史,同時也接納了主流自由派的敍事,這種敍事在林-曼紐·米蘭達的《漢密爾頓》歌劇,在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那裏展現地淋漓盡致。儘管,其他美國人未必接受這種敍事。
譯註:林-曼紐·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1980~),美國演員、劇作家,知名代表作為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和《在高處》(In the Heights)。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1849~1887),美國猶太裔女詩人,代表作是十四行詩《新巨人像》(The New Colossus),後來被鐫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
正如杜塔特所言,兩大政黨及其黨政精英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老美國將逐漸讓位於新美國,一個全新的美國將會出現,儘管該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不過最終,各主要社團將會實現大體的寬容。
因此,兩黨認為有責任確保美國國家認同的漸進轉型,確保其免於暴力和不必要的衝突。為什麼不會(產生暴力)?難道不是必然的嗎?所以,這要求兩大政黨之間實現某種程度的“合謀”,比如不能強硬地反對“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不能發動民間力量反對大規模移民,以及在這上述議題上,不對選民兑現競選承諾。
這一切似乎進展順利,直到川普出場,把這些(心照不宣的)議題拋到台前。據我個人推測,川普可能無意中撞到了這些議題,結果競選初期,在選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川普在之後的黨內競選時,強力推銷這些議題。此舉引發三大後果:其一,川普力挫羣雄,當選為美國總統;其次,他激發了老美國的自我意識,現在老美國人決意捍衞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和傳統——一句話,捍衞老美國的認同。第三個效果,它激怒和嚇壞了美國認同轉型中的受益者,如少數族裔、女權主義者、同性戀羣體等等,更主要的是,嚇壞了(轉型的)發起者和主導者,這批美國精英把任何表達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共同體自豪感、宗教信仰或禁慾的觀點,統統解讀為美國正在走向法西斯主義。
現在,兩個美國認同之間的衝突已經公開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引起騷亂),哪一方將獲勝?哪一方應該獲勝?
對二者是否能夠達成和解,杜塔特並不確定。在其專欄文章的最後一段,杜塔特頗為感傷地承認:
這兩套敍事可能誰也無法説服誰。兩套敍事——一方是英雄的國父—拓荒者敍事,一方是黑人和印第安人信奉的真理——之間的鴻溝,很可能無法彌合。
其次,他斷言,在一個民權革命的時代,在國家身份僅僅淪為一項“主張”的時代,在大規模移民已成為既定事實的時代,川普主義者關於老美國的“排他主義”和“復辟主義”敍事,不可能戰勝新美國的“普遍主義”敍事。不過,如果近距離考察這兩套敍事,我們會發現,未來的圖景可能更撲朔迷離。
由於其缺陷在大選期間暴露無遺,新美國的“普遍主義”觀念(儘管主導了美國的文化機構)日益削弱。舉例説來,在它眼中,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曆史黯淡無光,儘管在此後的歷史潮流中,這種觀念並未佔到主流地位。而且它還逐漸地把美國初期的英雄請下神壇,導致其能引以為傲的美國英雄只有馬丁·路德·金。
白人、西班牙裔以及亞裔固然仰慕馬丁·路德·金,不過,作為一個英雄,他遠沒有達到林肯之於非洲裔美國人的程度。他很可能承擔不起維持整個國家認同的重任。按照新美國的觀念,貝拉克·奧巴馬可能算第二號英雄——他強烈呼籲建立一個包括白人在內的“彩虹聯盟”——但是他的統治,派性十足,很難被視作成功的總統。誠然,他的個人魅力有助於解釋其經久不衰的聲望,不過隨着時間流逝以及遠離政壇,其魅力將無可避免地消褪。
新美國的第二個缺陷在於:其支持性力量“彩虹聯盟”,由於種族和意識形態的深刻分歧,註定無法持久。從理念上講,穆斯林和女權主義者,西班牙裔和亞裔,同性戀和黑人基督徒本應該團結一致,但現實中,它們齟齬不斷,而且隨着彼此的熟悉,這種分歧會愈發明顯。
舉例説來,如果奴隸制的記憶依然是這一聯盟的黏合劑的話,那麼,非洲裔美國人無法迴避這一事實,即穆斯林參與奴隸貿易的時間比歐洲人和美國人更久(在穆斯林文化內部,遇到的阻力更小)。其次,亞裔在“平權行動”上,和西班牙裔、非洲裔以及白人女權主義者的分歧愈發明顯,這對其配額產生了消極影響。此外,長期看來,馬丁·路德·金虔誠的宗教信仰,使其在同性戀羣體、女權主義者和咄咄逼人的(各種族的)世俗自由派那裏,成了一個“問題”英雄。
從某種角度上看,團結這些少數團體的唯一理由,便是對美國白人的共同仇視。
第三點缺陷:在這套“普遍主義”敍事裏,美國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沒有立足地,除了對1968年之前的美國曆史悔罪。在“平權行動”之下,他們是唯一需要做出犧牲的羣體,而且隨着移民持續湧入,這種犧牲變得愈發沉重。此外,在種族玩笑上,只能拿白人(男子)開涮。人們在學術課程上,時不時得要求他們為“白人特權”懺悔。此外,在通常情況下,如果你接受了這種簡單的、無條件反白人的種族主義(在討論外交政策時,接受了反美主義),那麼你會發現理論和現實是脱節的。
這種反白人的情緒,事實上從兩個方面削弱了新美國的觀念。
首先,它遭遇到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許多被界定為少數族裔的美國人,尤其是西班牙裔,自認為是白人,而且他們的鄰居也這麼認為。許多人,特別是亞裔,已經融入到白人/西班牙裔/亞裔/非洲裔種族混血的主流,種族和民族差異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再那麼明顯。儘管官方、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權威,仍然在重提這種差異性,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得手了;但是族際通婚和柔性的社會融合,已經克服這些壓力,結果導致“白人”在美國人口中雖仍佔多數,但比例逐漸下滑,由此,很難再對白人妖魔化或是很難再將其排除出“普遍主義”敍事。
其次,這種美國觀將白人標籤化為環境掠奪者、種族壓迫者、資本主義的食利者,或者是受虐狂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觀點不僅在歷史上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相悖,也和普通美國人對其鄰居的感受格格不入。這個新美國,除非為最初定居者(譯註:即清教徒)的後裔提供一席之地,否則它要麼徹底失敗,要麼得訴諸於變本加厲的恐嚇、反向歧視乃至無止境的宣傳——他們去年就是這麼做的,結果在全國引起巨大爭議——來達到目的,儘管這樣越來越難做。
老美國的觀念更有可能勝出。因為,它崇敬“那批白人—男子—清教徒—歐洲裔主人公,儘管他們犯下過罪行,但瑕不掩瑜,我們虧欠他們甚多”,但是並沒有因此賦予其排他性或特權地位。今天最富裕的美國人,不是白人清教徒,而是亞裔以及亞裔/白人混血的家庭。
這種觀念更有包容性,因為它囊括了一系列種族和宗教團體(貴格會、天主教和摩門教),儘管這些團體一開始遭到反對,但後來,他們憑藉端正的品行和經濟成就(他們是否接受了美國憲法和自由?)均被認可、接納。
這種現實主義的觀念,沒有將美國歷史上的族羣劃分為“英雄和惡棍”,而是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壞人)如何不得不通過改變,使自己和美國取得成功。
這是一種進步的觀念,人們(不論是拓荒者先驅還是後來的移民)都曾經歷過艱難險阻,但是,他們——被賦予了機遇和機遇感——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成為美國人。
在我看來,較之於新美國觀——過多的基於不滿(grievance),老美國觀更適合充當友誼的基礎。川普將其重新帶回政治議題,這一點值得稱讚,不過他的脾性和技巧似乎不足以團結國人。我們——或者説我本人——最終面對着這樣一個矛盾。數百萬計的美國人生活在這種老式的美國夢中;他們相信它;踐行它。但是,有哪些人願意站出來進一步支持它?
補充:2020年的大選,似乎進一步印證了約翰·奧沙利文的擔憂,兩種認同之爭並未結束。另外,關於美國的認同問題,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