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穫（下）_風聞

　　五　根據中國的實際材料，提出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新標準

　　在國內外學術界，曾經以

“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依據這個標準，中華文明只能從發現甲骨文的商代晚期開始，只有3300年的歷史。在中國史學界，往往根據史書中關於

“禹傳子，家天下”

的記載，認為中華文明應當以開啓了世襲制度的夏王朝為肇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期間，我們對世界幾大原生文明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些原生文明並非都符合

“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就無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並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圖章並沒有被學術界認可為文字。追溯

“三要素”的由來，我們發現這 “三要素” 是從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徵中概括出來的，並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基於這樣的認識，工程從實際材料出發，主要基於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頭等都邑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其他中心性遺址的考古成果，並參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況，歸納出在沒有當時的文字發現的情況下，從考古發現中辨識進入文明社會的關鍵特徵。

　　（一） 史前農業取得顯著發展

　　農業生產技術發展，在一些地區，農業生產工具較之於此前有明顯的改進，出現新的工具種類，導致生產效率提高。例如，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比較普遍地使用了犁耕，併發明瞭多種稻田中使用的生產工具。從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時期的水田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水田規模很大，灌溉系統比較完備，早已超過了小水田的階段。北方的粟作農業和南方的稻作農業在經過了五千多年的發展之後，可以想象，除了生產工具之外，在生產技術方面也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不能一味強調農業生產工具沒有發生重大進步，從而否認在距今五千多年前農業取得的發展。例如，不能因為在各地發現的漢代的鐵質生產工具在種類和形制方面都和近代的同類農具相比沒有很大的變化，就因此得出兩千多年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面沒有很大進步的結論。因為農業的發展，除了生產工具之外，還有良種的培育、施肥、中耕等，各個環節取得的進步都會促進農業的發展。

　　（二） 手工業技術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並被權貴階層所掌控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也取得顯著進步。在黃河下游地區，大汶口和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製作技術工藝高超，龍山文化時期的蛋殼陶烏黑髮亮，最薄的器壁只有0.3毫米。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的製作工藝技術十分精湛，如在反山墓地等級最高的，被認為極有可能是良渚

“王墓” 的反山12號墓出土的形體最大、製作最精緻的“玉琮王” 表面的人獸合體的 “神徽”

圖案，在一毫米的寬度內有五條刻線，其工藝的精湛可見一斑。這些製作精緻的手工業製品説明當時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確實出現了專業化。這些精美的手工業製品多數成為彰顯持有者身份的禮器，所以，有理由推測，這些高端器物的製作已經被權貴階層所掌控。

　　（三） 出現顯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早期城市

　　農業的發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聚落數量顯著增加，並出現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區域文明的中心地區，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徵是，聚落規模巨大，面積達數十萬乃至百萬平方米。聚落內有明確的功能分區，有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一般居民區等。前述的良渚、陶寺、石家河、石峁、二里頭都是如此。

　　（四） 社會貧富、貴賤分化日益嚴重，形成了掌握社會財富和權力的貴族階層

　　社會分化嚴重，出現少部分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形成了具有某些高技術含量或資源稀缺的貴重器物——禮器，來體現持有者尊貴身份的初期禮制。至於這些禮器的種類，則因地而異。在長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貴族墓葬中隨葬可能具有祭祀功能的玉琮、玉璧、三叉形器和表明掌握軍事權力象徵的玉鉞。良渚城址反山12號墓內隨葬多件玉石鉞和一件製作精緻帶有短柄的權杖。在陶寺遺址的大墓中，隨葬陶鼓、木鼓、石磬、龍盤、玉石鉞等彰顯墓主人尊貴身份的禮器。在黃河下游地區龍山文化的高等級墓葬中，是製作精美的陶製酒器和玉石鉞以及多重木質棺槨。

　　（五） 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出現了踞於金字塔頂尖，集軍事指揮權、社會管理權和宗教祭祀權力於一身的王

　　出現了為彰顯王的權威，動員大量勞動力興建的巨型都邑性遺址、王和高級權貴們居住的大型高等級建築

（宮殿）。良渚、陶寺、石峁遺址莫不例外。進入夏王朝以後，二里頭遺址 “多宮格”

圍垣佈局中的道路和牆垣，把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在其中多個網格內發現有不同等級的建築和墓葬，每個網格應屬不同的人羣，表明二里頭都邑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佈局。這樣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佈局，[54]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六） 血緣關係仍然保留並與地緣關係相結合，發揮着維繫社會的重要作用

　　人們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結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親族仍然與社會大眾保持着名義上的親緣關係，但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的主宰。他們的墓葬位於公共墓地的一隅，單獨成為一個墓區。如陶寺遺址早期大墓就位於由上萬座墓葬構成的公共墓地中的一個區域，該區域由幾座大型墓和幾十座中型墓構成，不見小型墓。到了陶寺城址興盛時期，大型墓脱離了公共墓地而位於南城牆附近用圍牆圍繞的一個單獨的區域，附近有數座中型墓，應是大墓墓主人的親族。單獨構成王族墓地的還有良渚古城，在古城內城內外，發現反山、瑤山、匯觀山等幾個高等級貴族墓地，説明良渚的王及其親族的墓葬已經脱離了公共墓地而被單獨埋葬。

　　（七） 暴力與戰爭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

　　１.非正常死亡的現象。進入文明階段以後，各地都出現了暴力導致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江蘇崑山趙陵山遺址發現良渚時期罕見的有人殉的墓葬。趙陵山是一座人工堆築的台狀土山，東西長110米，南北寬80米，呈橢圓形，佔地1萬平方米，高出四周約9米，周圍有古河道環繞。20世紀90年代前半曾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發現以良渚文化為主的墓葬94座。[55]按墓主貧富貴賤分區埋葬，並有規模較大的集中殺殉現象，殺殉人數中有半數被砍掉下肢或雙腳，這在良渚文化遺址乃至夏王朝之前全國範圍內所罕見。石峁遺址的大型墓葬中在墓主身側往往有殉人。還有些遺址發現有人被埋在大型建築的基礎中作為奠基。山西陶寺遺址宮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基礎內就發現人骨和動物骨骼。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曾發現多座人頭坑，個別人頭坑內曾埋有24個青年女性人頭骨。這種奠基、殺殉習俗一直延續至晚商時期。[56]在殷墟的大型墓葬和建築內，都有作為犧牲的人羣。這些被殺殉的人不大可能是墓主人的親屬，而很有可能是戰俘，或是生前因犯罪等原因成為供墓主人役使的奴婢。

　　２.戰爭頻發。自距今5500年左右開始，各地的墓葬出現隨葬武器——石鉞的現象。陶寺遺址的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可見到隨葬一件石鉞。此外，這一時期的墓葬中石鏃和骨鏃的數量明顯增加，且鏃的體量增大，殺傷力增強。[57]在各地這一時期的高等級墓葬中，往往隨葬製作精緻且沒有使用痕跡的玉石鉞，可以認為是彰顯墓主人掌握了軍事指揮權。隨着戰爭的頻發和規模逐漸擴大，掌握軍事權力的首領的地位不斷提高。他們手中的軍事指揮權發展成為主宰日常社會生活的王權。

　　（八） 形成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和服從於王的官僚管理機構

　　各個區域文明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區域。這一區域中的人們存在共同的生活習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許還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這一區域內的不同小區域存在較為密切的親緣關係，以該區域最高等級的聚落——王的都邑為中心，形成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網絡。雖然官僚管理機構不容易在沒有文字資料的考古發現中得到證實，但進入文明社會的各個區域無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為維持王的統治的保證。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和興建、陶寺和石峁古城的興建和維持社會生活的運營，僅僅依靠王是絕對做不到的，都離不開為王服務的官僚機構。

　　我們提出的從考古發現中辨識文明產生的標誌，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文明觀，即“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

的觀點，認為國家的出現是文明產生最根本的標誌。國家的出現除了通過當時的文字資料證明之外，很多是需要通過考古發現的遺存去辨識的。國家出現的最大特徵之一是出現了國王，即王權的產生。而王權的產生，是會在考古發現中留下痕跡的，這就是：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２.作為王居住和處理政務的場所——宮殿；３.王和其他高級貴族的墓葬——大墓；４.表明權貴階級尊貴身份的標誌——禮器和禮制；５.戰爭和暴力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這些標誌既適用於中國，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況，是探源工程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這幾條標準沒有強調國外主要是在西亞、埃及文明資料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冶金術和文字這兩項內容，表明中國史前文明既有人類歷史發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六　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和機制的認識

　　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

　　（一） 仰韶文化彩陶的擴展

　　大約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文化頗具特色的以花和鳥圖案為代表的彩陶向周圍地區逐漸施加影響。此後影響範圍逐漸擴大，至距今5300年前後，其影響所及南達長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區，東到黃河下游，西至黃河上游地區。在中國史前時期第一次出現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文化圈。有學者認為，形成了

“文化上的中國”[58]（的雛形——筆者按）。這一現象發生的時間和地域，與古史傳説中黃帝炎帝集團的興起和活動範圍恰相吻合，當非偶然。應當是炎黃集團興起，並對周圍地區產生強烈影響的反映。

　　（二） 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形成

　　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都出現了文明化進程加速的情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明

（古國文明）。她們如羣星璀璨，交映生輝，似百花綻放，爭奇鬥豔。彼此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借鑑，展現出一幅豐富多彩、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畫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階段，各個區域的文明通過彼此的交流，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基因。

　　１.龍的形象的出現。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距今約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在人骨架的旁邊，有用貝殼堆塑的龍和虎形象，[59]説明當時已經出現了龍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貝殼堆塑的龍在東，虎在西，與戰國到漢代流行的東青龍，西白虎的四神思想的方位恰相吻合，應非偶然，暗示着四神思想具有久遠的史前淵源。在安徽凌家灘和遼寧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呈Ｃ形的玉龍。山西陶寺遺址早期大型墓中都隨葬一件繪有彩繪盤龍紋的大陶盆。[60]到了夏代後期的都城——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用兩千多片綠松石鑲嵌在有機物上形成的龍形飾物。[61]商代晚期的王——武丁的妻子河南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了帶有龍紋的銅盆。可見龍的觀念已深入人心。

　　２.從

“以玉為美” 到 “以玉為貴”

的理念。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了玉環等距今9000年的玉質裝飾品；[62]在距今8000年前的內蒙古赤峯市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的少數墓葬中，出土了製作較為精美的玉玦和玉墜等玉製裝飾品，[63]説明當時已經出現了

“以玉為美” 的觀念。到了距今5500年前，在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晚期和長江下游地區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除隨葬

Ｃ形玉龍之外，還隨葬各類製作精美的玉器。體呈 “Ｃ”

形的玉龍、玉鳥和玉龜的形態，特別是兩地出土的玉人姿勢都是雙手併攏捧在胸前，非常相似。相聚數千裏之遙，卻存在如此相似因素，不可能是巧合，説明當時中華大地各個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可能存在着信息的交流，由此導致形成了以龍的形象為代表的各地區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共同性，而這正是後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礎。

　　３.海納百川——周圍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的匯聚。在極有可能是堯所居都城——平陽的陶寺遺址，可以看到來自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的匯聚，如黃河下游地區大汶口文化晚期特點的陶鬹、陶盉、陶觚等陶製酒器、最早出現於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與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雙翼形玉飾、來自西亞經黃河上游地區傳入的小麥栽培、黃牛和綿羊的飼養及冶銅術等，表明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勢力集團積極吸納周圍各個地區先進的文化因素，呈現出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向黃河中游地區的匯聚。正是由於中原地區以堯舜禹為核心的勢力集團對其他地區先進因素的積極吸收，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充滿活力，不斷發展壯大。

　　４.輻射四方——中原地區夏文明對周圍廣大地區的文化輻射。進入夏王朝之後，特別是夏王朝後半期，中原王朝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中原與周邊的交流從堯舜時期以對周圍地區先進因素的吸收和匯聚為主，轉變為以對外輻射為主的模式。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面積達360萬平方米，是同時期全國範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從遺址的年代、規模和位置判斷，它極有可能是夏代後期的都邑。二里頭遺址宮城以南，發現與宮城僅一路之隔，同樣以外牆圍繞，生產銅器和綠松石器等高等級產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生產只有貴族才能使用的青銅容器和綠松石裝飾品。[64]説明這一時期的王權已經完全控制了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原料、生產、分配，使之成為維持其統治的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開後世傳承數千年的中國禮制文明的先河。

　　以二里頭為都邑的時期，是中原地區文明中心地位確立的時期。在二里頭遺址，很多初見於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遺址的禮儀性用具得以規範化、系統化和制度化，出現了大型玉石鉞、玉刀、玉璋、高領玉璧等，具有表示持有者高貴身份的大型儀仗用具，初步形成華夏風格和文化內涵的禮器制度。最為突出的例證是，夏代後期重要的儀仗用具之一——玉璋在黃河上游和下游、長江上中下游流域乃至中國香港和越南北部都有發現，[65]表明夏代後期以後，中原王朝對中原地區之外廣大地區的影響力有十分明顯的加強，這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各地獨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古國文明和邦國文明階段，進入到以中原地區夏、商、周王朝為中心的王國文明階段這一重要歷史進程的具體體現。

　七　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與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鑑

　　如前所述，探源工程的研究結果表明，一方面，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在自身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另一方面，在其形成過程中，也與域外其他古老文明發生過交流。大約距今5000年前，發明於西亞地區古代文明的農作物——小麥和家畜黃牛、綿羊等經中亞傳入我國西北地區，並繼續向中原地區傳播。[66]與此同時，銅的冶煉和製作技術也從西亞經中亞地區經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67]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後，家馬由歐亞草原傳入我國新疆地區。[68]在距今3300年左右，家馬和馬車也是經由歐亞草原地帶傳入商代晚期首都——安陽殷墟。[69]上述外來文明因素的融入，豐富了中原地區農作物和家畜的種類，在黃河流域逐步形成了粟、黍、稻、麥、大豆構成的五穀農業體系和豬、狗、牛、羊、馬的家畜飼養體系。冶金術經我國西北地區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後，與此前的仰韶和龍山時代已經掌握的高温燒製陶器的技術相結合，經過創新，發明了青銅容器鑄造技術，在堯舜時期製作出第一批青銅容器，為夏商周王朝時期輝煌的青銅文明的產生奠定了基礎。[70]馬和馬車的傳入，豐富了黃河流域人們的交通手段，擴大了人們活動的範圍。

　　這一時期，文化的交流並非單向，而是雙向的。大約也是在距今5000年前後，在小麥、黃牛、綿羊、冶金術從西亞傳入我國境內的同時，原產於我國華北地區的粟、黍栽培也向西傳播到中亞、西亞地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鑑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也説明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綿不斷，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斷吸收和借鑑周圍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並加以吸收和創新，是以充滿活力，不斷發展。

　　八　結語

　　在國家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等有關部門的組織和領導下，在全國同行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取得了顯著成果。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及其背景、原因、機制與動力，對先秦時期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世界的貢獻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理事會大會上，良渚古城和水利設施被批准進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理事會對良渚古城的入選原因做了如下闡述：“良渚古城遺址展示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良渚進入文明階段得到了世界遺產界的認同。

　　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探源工程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內在機制、道路、各個區域文明化進程的特點與模式、對於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相關的文明的內在特點等重大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缺乏對其他古老原生文明充分的瞭解，缺乏比較研究，影響了我們對中華文明特質的分析。特別是由於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還沒有系統地向學術界報告和缺乏對全社會的廣泛深入的宣傳，致使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是歷史真實” 的認識尚未得到史學界的廣泛認可，至今還有相當數量的歷史學者堅持認為良渚、陶寺、石峁遺址所處的社會是處於

“部落聯盟” 階段，中華文明始自夏王朝建立。

　　與此同時，學術界也愈發意識到中國文明問題的複雜性。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長達近2000年的歷史過程，而且中國版圖內的文明，是分佈於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黃河、長江全域以及錢塘江、淮河、西遼河流域，總面積至少250多萬平方公里廣袤大地上的諸多地方文明構成的一個巨大叢體，體量之大，為同時期世界上幾個古代文明之最。學術界早就對這其中的各支考古學文化的變化發展及其相互關係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稱之為史前文化的

“多元一體”。而有關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出，這個叢體內部的各地方社會也分別有自己的文明化演進方式和特點。近年來，將這些地方文明視為個案，分別就其演進過程、原因機制、方式道路等開展研究，正成為新的學術熱點。唯其如此，才能進一步瞭解它們又是怎樣在彼此的取長補短、交流互鑑、融會貫通中逐步擴大發展一體化趨勢，凝結出中華文明的特色特點，最終導致了中華文明延綿不絕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結果。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是一個系統而長期的工程，需要幾代人薪火相傳、孜孜以求，不斷探索，不斷創新。2020年開始，“探源工程”

開始了第五階段的實施。項目負責人和團隊也做了調整充實。我們相信，在幾代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將會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特點和機制，她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卓越貢獻必將會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本文是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主要成果的概括性介紹。工程從

2002年啓動預研究開始，到今年已經整整20年。社會各界都希望能夠對探源工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執筆者擔任工程第一至第四階段負責人15年，覺得有責任有義務向學術界彙報探源工程的情況。為此，我們執筆撰寫了這篇文章。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是在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導下，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由20多個學科、60多個單位、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衷心感謝為工程的順利實施給予有力支持和熱心幫助的所有人！在涉及的一些學術問題上，參加的學者們認識並不盡一致。本文中的表述是執筆者個人的理解，最終集體認識以探源工程的成果正式出版時的表述為準。在項目實施以及本文的撰寫過程中，工程學術秘書常懷穎協助做了大量工作，謹致謝忱。**

〔作者王巍，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輝，1953年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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