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趙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主要收穫（上）_風聞

內容提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理念，圍繞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的浙江餘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四處都邑性遺址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二十個左右的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並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羣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在此基礎上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新標準；提出距今5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提出距今5300年前，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形成了一個交流互動圈，形成了對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以某幾類珍貴物品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各個區域文明之間以及與域外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

　　2001年春季，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之後，一些參加“斷代工程”的學者積極向科技部建議，支持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多學科綜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決定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春，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探源工程”）啓動了為期兩年的預備性研究。這項先後作為國家科技攻關、科技支撐、重點研發計劃項目的研究，是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多學科參與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國家級研究項目，到今年春季已經進行了整整20年。這20年間，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國家文物局等部門的支持下，在參加工程的近20個學科（幾乎涵蓋了所有自然科學一級學科）的近400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顯著成果。本文擬對工程的宗旨、研究思路與方法、主要內容和取得的成果進行闡述，以就教於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各位同行。

　一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與緣起

　　（一）20世紀學術界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

　　1921年中國考古學誕生以來，大量考古發現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郭沫若等通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結合古代文獻研究古代社會，可以説是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端。20世紀80年代，在浙江餘杭良渚[1]、遼寧喀左牛河梁[2]、安徽含山凌家灘[3]、山西襄汾陶寺[4]等遺址，先後發現了社會分化嚴重的墓葬，其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末期，早於夏王朝建立的時期。這些考古發現引發了中國考古學者和古代史學者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熱潮。

　　1985年，夏鼐發表了《中國文明的起源》[5]，這是中國學者首次利用考古資料，直面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稍後，蘇秉琦根據相繼出土的與文明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提出了各地文明起源 “滿天星斗” 説[6]和 “古文化、古城、古國” 以及 “古國、方國、帝國”[7]一系列關於文明起源的觀點。他們的研究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後，嚴文明[8]、張忠培[9]、李伯謙[10]、李學勤[11]等圍繞中華文明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促進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初，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核心組建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課題組，把各地研究文明起源的學者組織起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掀起了高潮。[12]他們循着文字、冶金術、城市等被認為是文明起源的 “要素” 開展研究，其中關於禮制的出現及其與文明起源關係的研究頗具特色。[13]

　　及至20世紀末，中國史學界大都是以夏王朝的建立為中華文明的肇始，把距今5000多到4000年期間的社會作為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階段。這一千年的社會究竟是處於哪個社會發展階段，是否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如何評價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關係到中華文明的歷史究竟有多長，關係到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脈絡的認識，是一個亟待研究和科學論證的問題。

　　在20世紀以前，中華文明的起源研究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問題，比如缺乏對文明形成標誌的研究。及至20世紀末，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歷史學或考古學者的個人研究，十分缺乏同學科內部和不同學科之間的協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有機結合，對作為文明形成重要基礎的自然環境的變遷、生業的發展、手工業技術和生產組織的發展變化及這些因素與文明形成關係的研究相當薄弱。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於對某一個區域的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社會狀況分析，缺乏對某一區域文明化進程的整體研究，對各個區域文明之間關係的研究較為薄弱，對以中原地區為引領的歷史趨勢的形成過程及其原因少有深入探討，也沒有形成較為統一的認識；對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背景、機制、道路、模式和特點等深層次問題較少涉及。更缺乏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對比研究，這使得中國學者不僅在世界文明研究領域缺乏話語權，也缺乏對中華文明的權威闡釋。

　　二　宗旨與特點、主要研究內容

　　（一） 探源工程的宗旨和特點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加強考古學與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相關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以考古學為基礎，多學科聯合攻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進行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歷史進行科學研究與論證，總結早期中華文明的發展道路與特點及其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及其多樣性的研究做出中國學者的貢獻。[14]為增強文化自信，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精神動力。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涉及物質的、精神的和社會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探源工程的研究，要儘可能全面地研究各方面的因素站在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這就需要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不同於以往進行的專題研究，需要做到兩個結合：

　　第一，考古學與古史傳説和文獻歷史學的結合。

　　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是歷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對的問題。歷史學為考古學研究提供歷史發展的框架和脈絡，包括王朝世系、社會的組織結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等背景，這些對於通過考古資料研究當時的歷史是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考古學為歷史學提供的則是歷史文獻中較少或闕如的過去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遺留下來的實物資料。然而，這些實物資料大都不能直接和古代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相聯繫，需要對這些實物資料及其所包含的歷史信息進行闡釋。這就需要參考歷史文獻的相關記載或古史傳説。中國文明起源於尚無即時文字記載的古史傳説時代，對它的追溯探討，不得不依靠考古學的進展，這就格外需要將考古學資料與歷史文獻和古史傳説相結合來進行研究。

　　第二，促進考古學與各種自然科學的有機結合。

　　大量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是探源工程最大的特色。根據研究的需要，近20個自然科學學科的數十種技術與方法被用於工程各個課題的研究。運用加速器質譜儀對出土遺物進行高精度碳十四測年；運用硅酸鹽技術研究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燒製工藝技術；運用金屬學的方法，對出土銅器的金屬結構和成分以及製作工藝技術進行分析；通過人骨中包含的碳、氮同位素研究當時不同地區人們的主食種類（粟和黍還是稻），以及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蛋白質的攝入量；通過動物遺骸和骨角製品，探討不同地區人羣的肉食獲取方式、動物資源的馴化與利用方式；通過人體中所含的鍶同位素，研究當時人們的遷徙；通過土壤中粒度、磁化率、孢粉、植硅體、土壤微形態等對各個地區的環境進行研究，進而探討各地文明的盛衰與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通過地貌學與遙感技術對各地區遺址的地形地貌和古河道走向等進行考察；通過對各地墓葬出土的古代人骨觀察，研究當時人們的體質特徵和健康狀況；對各地出土人骨的DNA進行分析，研究人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和婚姻與遷徙；對與天文學有關的遺蹟研究，探討當時的人們對天文現象、方位和農事節氣的知識；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統）對各個時期各個地區聚落的分佈狀況進行研究，探討當時人們的社會組織；對遺址出土的動物和植物遺骸進行分析，研究各地區文明起源與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基礎；運用地質學、材料學的知識，分析銅器、金器和玉石器、綠松石等貴重資源的產地。

　　（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內容

　　針對20世紀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問題，探源工程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點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

　　１.中華文明形成的標誌特徵：突破以往的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 “三要素” 或三條標準，根據中國的材料，歸納出通過考古資料辨識文明形成的關鍵特徵。

　　２.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探討各地史前社會從平等的、簡單的氏族社會發展演變成為以強化的等級制度和具有強制力的公共權力——國家為特徵的文明社會的時間和演進過程。對中華文明來説，國家起源是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的核心問題。[15]

　　３.各區域文明之間的互動以及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探討中原地區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中原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文化的互動關係，各地區的文化和區域文明是如何逐漸融入中華文明的大熔爐之中的，揭示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進、碰撞融合、匯聚一體的演化歷程，以及各區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４.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中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境外其他文明之間發生過怎樣的聯繫，這些聯繫對於中華文明的發展所發揮的作用。

　　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背景、原因、機制、特點：研究中華文明是在什麼樣的自然環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為什麼會這樣發展；推動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動力或因素有哪些；這些動力或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彼此之間有何內在聯繫；通過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道路及其特點，並進而探討導致這些特點和道路形成的原因。

　　簡言之，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區社會如何由簡單聚落發展為國家形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技術、環境和人羣流動等種種因素都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研究中以各地區都邑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為核心，兼顧社會各個階層，討論國家的起源和王權的出現與強化過程，運用多學科手段探討文明起源過程中各方面的因素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動態描述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社會樣態。

　　三　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框架、環境背景與生業基礎

　　（一） 通過高精度測年，準確把握了距今5500到3500年我國各個區域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各個都邑性遺址及其他區域性中心性遺址的年代

　　探源工程設立了年代課題組，在20世紀末實施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 對夏商周王朝年代進行系列測年的基礎上，運用AMS（加速器質譜儀） 測年技術對全國各地距今5500至3500年期間一些重要遺址出土的測年標本進行了系列高精度測年。經過15年的努力，測年課題組共測了數千個標本，得出了全國範圍內距今5500到3500年期間各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並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各個區域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對應的年代關係；解決了距今5500至 3500年期間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包括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廢棄年代，為研究各個地區的文明進程、關鍵節點的年代，以及各區域之間相互關係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年代學基礎。

　　（二） 初步探明瞭中華文明演進與環境變化的關係

　　針對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中缺乏環境研究者的加入，致使各地區文明的興衰與環境的關係撲朔迷離，難以確定的狀況，探源工程專門設立了環境變化與文明演進關係課題。環境課題組通過開展對各個區域距今8000到3500年期間環境的研究，對各區域文明起源的自然環境背景及其與文明盛衰關係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16]

　　距今8000到6000年期間是全球範圍的大暖期，氣候整體上温暖濕潤，為世界各地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距今6000年前，黃河流域的氣候類似於今天的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的氣候類似於今日的華南地區。正是由於較好的自然環境，促使各地區農業顯著發展，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條件。

　　對各地的環境變化的研究發現，環境的變化確實對各地區的文明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距今4300年到4100年期間，曾經發生了較大範圍的環境變化，對各地區文明的進程產生了較大影響。以長江下游為例，一度十分繁榮的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左右發生衰變，都城廢棄，人羣流離，以居住在良渚古城中的最高統治者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崩塌，盛極一時的良渚文明衰落。通過工程設計的環境變化與文明關係課題的研究，我們得知，良渚文明的衰落與環境的變化對其稻作農業造成嚴重影響密切相關。在良渚古城繁榮的時期，面積廣闊的低濕地被開墾為稻田。由於距今4400年前後的洪水頻發和地下水位上升，這些曾經作為水稻田的廣大區域重新淪為沼澤。良渚古城周圍古城衰落時期地層中，禾本科花粉顯著減少，與古城興盛時期的禾本科花粉濃度極高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反映了良渚文明晚期稻作農業遭受了致命性打擊。由此可見，適宜農業發展的環境是長江下游地區文明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距今4300年前後環境的變化使得農業受到嚴重打擊，是導致長江下游區域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17]

　　黃河中游地區的華夏文明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與長江下游地勢低平和單一的水稻種植相比，多樣的地形條件和粟黍稻豆等構成的多品種的農作物種植體系，使黃河中游地區的人們應對自然環境的變化具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和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三） 系統地考察了各地區文明形成的生業基礎——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狀況

　　以往的文明起源研究，往往忽略對各區域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狀況的考察。針對這種情況，探源工程專門設置了生業與技術的課題，多學科結合，系統考察各個區域距今10000到3500年期間，特別是距今5500到3500年期間各區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階段的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狀況，並探討其與文明起源、形成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確實在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8]

　　在距今10000年前，在我國北方地區已經開始栽培粟與黍，長江中下游地區已開始栽培水稻。農業的起源，為各地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定居狀態奠定了基礎。

　　在河南新密李家溝等遺址，發現距今萬年前的小型定居村落，出土了初期的陶器和細石器。[19]在距今9000至7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農業取得發展，人口增加，村落的數量和麪積有所增加，人們的精神生活也豐富起來。

　　在距今8000到6000年期間氣候整體温暖濕潤的環境下，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的粟作農業和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都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黃河中下游地區主要種植粟和黍，同時兼種水稻。河南舞陽賈湖發現距今8000年的村落，[20]遺址面積５萬多平方米，發掘出數十座房址和數百座墓葬。出土了豐富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炭化稻和迄今年代最早的家豬。居住址和公共墓地內墓葬的規模及隨葬品顯現出差別，少數墓葬規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隨葬綠松石裝飾，有些墓主人腰部隨葬多件內裝有小石子的烏龜殼，有的龜甲上有刻劃符號，有些符號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墓葬中出土用鶴類翅骨做的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共數十件。研究者對其中一件七孔笛進行了測音，發現音階準確，至今可以演奏樂曲。[21]上述這些發現説明當時淮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種植水稻，飼養家豬，製作多樣陶器、石器和骨器；人們的精神生活已經很豐富，氏族內部已經出現了掌握刻劃符號及製作和吹奏骨笛的人，已經出現了社會分工和分化的端倪，已經開始了文明起源的進程。

　　長江中下游地區始終以水稻作為主要的農作物。長江下游地區在距今10000年前已經開始水稻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了經營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水稻的遺存、陶器和磨製石器。[22]浙江義烏橋頭遺址發現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石器和製作精美、表面塗紅衣的陶器，有些陶器表面還用白彩繪出太陽紋、點線紋、平行短線等紋飾，[23]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在審美和信仰方面取得的進步。到了距今8000年前，稻作農業有了初步發展，人口顯著增加。浙江浦江跨湖橋遺址出土了長達5.6米的獨木舟，表明當時已經具備了近海航行的能力。[24]這幾處遺址的居住址和墓葬看不出明顯的貧富貴賤的差別，當時的氏族社會還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到了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時期，多個遺址發現了當時的水田，稻作農業取得了顯著發展，精神生活也日益豐富，為長江下游地區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長江中游地區，距今9000到8000年的彭頭山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取得初步發展，出現了周圍有圍溝的定居的聚落，[25]史前文化取得發展。距今7000年前，形成了高廟文化。以白陶和表面刻圓目、大口、獠牙的獸面形象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當時人們豐富的精神世界。[26]

　　在長城沿線與西遼河流域，粟作農業在距今10000年前後也開始興起。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栽培的粟和黍。[27]在內蒙古赤峯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年前的圍溝聚落。聚落內發現成排分佈的房址，出土了炭化的粟和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還有北方地區最早的家豬和各種野生動物的骨骼。[28]在部分房址內居住面以下發現了墓葬，部分墓葬隨葬陶器和製作較為精緻的玉玦、玉墜等裝飾玉器，表明當時已經掌握了琢玉工藝技術。有一座墓葬隨葬一雄一雌兩口家豬，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開始出現貧富分化的端倪。

　　距今6000年前後，農業進一步發展。[29]有人質疑當時各個區域農業是否取得了發展。我們認為，農業的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工具取得了進步。在長江下游地區，大約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澤文化晚期，出現了犁耕；到了距今5100至4500年的良渚文化時期，多次出土了石犁及其他耘田器等多種稻田農具；在良渚文化之後的廣富林文化時期的水田中，還發現了水牛的腳印，可知在當時的長江下游地區，犁耕已經比較普遍，稻作農業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農業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應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只是這方面的表現在考古資料上往往難以辨識。長江下游浙江茅山遺址特別是餘姚施岙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的水田，稻田規模達10萬平方米 （相當於14個足球場），田埂、溝渠很規整，顯然早已超過稻作農業初期小規模水田的階段。在良渚古城內中部的莫角山高等級建築區附近，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穀堆積，估計總重量逾20萬斤之多，這也證明良渚文明興盛期稻作農業確實比較發達。

　　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比較穩定的食物乃至剩餘價值，為人口增殖、社羣規模擴大和向複雜化發展奠定了基礎，給黃河、長江及遼河流域史前社會帶來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一是人口的顯著增加。距今6000年以前，聚落分佈較為稀疏，村落的規模大都是數萬到十幾萬平方米，多者不過幾十户人家。距 今6000年之後，聚落的數量較此前顯著增多，聚落的規模也明顯擴大。二是早期城市的出現。這一時期開始，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規模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表明出現了人口的聚集，形成了早期的城市，成為當時該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中心聚落的出現是劃時代的新事物。它儼然是個實力超眾的領袖，把那些差別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漸整合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作為一個整體，它進而和比鄰的羣落建立起種種關係。於是，在聚落羣內部和聚落羣之間的關係上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在一些等級高的早期城市中，出現了佈局規整的大型高等級建築和有豐富隨葬品的大型墓葬，社會開始出現日益明顯的貧富與貴賤的分化。這些變化應是在適宜的環境下，農業得以顯著發展，導致人們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的結果。探源工程手工業課題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各地史前農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工藝技術也取得了進步，最為突出的變化是，高技術含量、高等級的珍貴物品（如玉器、精緻陶器、漆器、綠松石裝飾品等）工藝技術生產專業化的出現。如遼河流域牛河梁大型積石墓和長江下游地區安徽含山凌家灘墓葬的高等級墓葬隨葬的玉人、玉龍、玉鳥、玉龜；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明的玉琮、玉璧和玉石鉞以及各種玉飾。良諸古城大墓出土的玉琮，在一毫米的寬度內有五到六條刻線；黃河下游地區的厚僅不到一毫米、薄如蛋殼的蛋殼黑陶；黃河中游地區陶寺文明的龍盤、鼉鼓、石磬、玉石鉞和各種彩繪漆木器和銅器的製作；石峁古城的銅器和玉器製作以及精美的石雕技術等，無一不是當時手工業技術取得顯著進步的表現。這些工藝的技術含量較高，需要專門的工藝和技術，絕非每家每户的居民都可以勝任的，説明當時各地出現一批具有專門技能的工匠家族，世代傳承，才得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藝，製作出精美絕倫的產品。高技術含量手工業的專業化應是出現社會分工的表現之一。

　　這一時期，各地的社會分化已經相當嚴重。技術含量高、製作精緻的物品都出於各地高等級的墓葬中，表明各地權貴階層已經掌握了這些貴重物品的原料供給、生產和分配。考古發現，中心聚落內部製陶、石器製造等手工業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顯高於普通村落，此外還可從墓葬大小和隨葬品質量、數量相差懸殊等情況，看到社會成員中的財富、地位的明確分層，也即社會的複雜化在聚落之間和中心聚落內部全面展開了。由此可見，高端手工業為權貴階層所掌控，應是各區域文明演進的共同特點，也是首領的權力得以鞏固的重要因素。

　四　探源工程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階段性特徵

　　探源工程實施以來，通過對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上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區距今5800至4000年前後的中心性遺址及其所在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即文化的發展、社會的分化和邁向文明社會的進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研究結果表明，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標誌着各地區相繼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這些區域的文明化進程具有以下一些共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人口顯著增加，社會結構出現顯著變化，出現了面積達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説明出現了人口向政治中心集中的現象；社會分化日益嚴重，出現了脱離勞動、專門掌管集團公共事務的管理階層和掌握軍事指揮權力的首領，以及琢玉、制骨、冶銅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工匠家族；社會出現明顯的貧富貴賤分化，社會財富被權貴階層和家族所佔有。與此同時，各個區域發現的此階段的遺址，表現出各個地區的文明化進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

　　大約5800年前開始，在黃河、長江流域許多地方的村落羣中出現了中心聚落。如陝西華縣泉護村[30]、安徽含山凌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湖南澧縣城頭山等遺址，它們的面積達幾十萬甚至近百萬平方米，遠大於周圍的幾萬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社會的複雜化在聚落之間和中心聚落內部全面展開了。

　　中心聚落的出現是劃時代的新事物。它儼然是個實力超眾的領袖，把那些差別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漸整合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作為一個整體，它進而和比鄰的羣落建立起種種關係。於是，在聚落羣內部和聚落羣之間的關係上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這種以一座大型聚落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會結構很像先秦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的 “邦” “國”，茲稱之為古國。而自大約5800年前以來，古國這種社會組織結構，已經是各地比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國從此進入了 “天下萬國”的古國時代。[31]

　　學界對古國和古國時代的稱謂是有不同意見的。有的學者主張就古國的社會發展程度而言，相當於當代西方學術中通用的 “酋邦” 概念，不如照搬，且方便和國際學術界展開對話。而我們主張使用 “古國” 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個承襲了古人的稱謂，因而具有傳統特色，還在於古國這種社會基層結構自產生以來一直延續到三代，即 “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 （《戰國策·齊策四》） 是也，其間的演進變化十分複雜，遠未釐清，但卻是理解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一個關鍵所在。之所以採用這個稱謂，實際上還有為了將來隨着對其研究深入，可能揭示出更多中國上古歷史特點特色內容以及提煉相關理論而預留空間的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這個時期，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社會分化現象集中在黃河中游地區。

　　在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羣，發現了數個年代在距今5800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時期的中小型聚落。其中，北陽平遺址和五帝遺址面積都是70多萬平方米。經過大規模發掘的西坡遺址的圍溝聚落內面積為40萬平方米。[32]遺址周圍有用作軍事防禦寬達10米的圍溝環繞。在遺址中心部位有一個廣場，圍繞廣場有四座大型建築址。基址的室內面積達240多平方米，連同室外迴廊等附屬設施，總面積超過500平方米。這些大型建築建造得十分考究，它們應是該大型聚落中權貴人物居住和舉行各種儀式的場所。壕溝外側發現公共墓地，其中27號墓長５米、寬3.5米，墓主人為青年男性，規模比一般氏族成員的墓大數倍。墓中隨葬製作精緻的玉石鉞和十餘件陶器。從墓葬的巨大規模和隨葬玉石鉞來看，墓主人可能是居住在這一聚落中擁有軍事指揮權的首領。隨葬的十餘件陶器燒製温度較低，顯然不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而是為了隨葬而特地製作的 “明器”，這是在全國範圍內迄今所見年代較早的為了隨葬而製作的 “明器”。這座墓葬的規模雖然大大凌駕於其他一般成員的墓葬之上，但與墓葬的規模相比，墓內隨葬品並不算豐富。這種情況與同時期長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隨葬品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成為中原地區文明起源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反映出不同地區的社會分化具有不同的模式，中原地區可能具有自己獨特的模式，即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時期，是以首領居住址的規模和墓葬的規模彰顯自己的地位，而並非以佔有和隨葬大量財富來顯示尊貴。還有一種可能是，當時中原地區的社會還處於分化的初期，集團首領還沒有憑藉手中的權力將社會財富據為己有。

　　如此規模的大型聚落以及數量眾多的大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現象是此前在全國範圍內所未見的。反映出當時中原地區人口顯著增長並異乎尋常地集中於此地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傳説中黃帝炎帝集團活動的區域內，在被認為可能是黃帝炎帝集團興起的時間段，出現了大型聚落集中分佈的情況，令人深思。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區的鑄鼎原遺址羣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的鄭州地區西部出現了雙槐樹、青台、汪溝等數個大中型聚落雲集的現象，似乎暗示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發現的鞏義雙槐樹遺址是此時期河南中部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遺址，應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33]

　　雙槐樹遺址是一處由三重環壕圍繞的大型聚落，遺址現存面積 117萬平方米。在最內側環壕以內，用圍牆環繞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間區域內發現成組的大型建築，共有三排，中間一排面闊五間，兩側的房屋基本對稱分佈，面闊三間，總面積約2400多平方米，且佈局已經呈現出中軸線理念的端倪。在這組建築羣以南，發現了規模更大的兩座單體巨型建築基址，面積分別為1600和1300平方米。

　　雙槐樹遺址的佈局和高等級建築的規模與河南西部鑄鼎原遺址羣的西坡遺址四座大型建築基址圍繞廣場周圍的佈局迥然有別，顯示出全新的佈局理念，高等級建築羣位於聚落北部正中，幾座建築同一方向，以中軸線貫穿，前後遞進。這種以中軸線為中心，東西並排排列的佈局，開啓了中國古代都城宮室制度的先聲，意義深遠。

　　遺址圍溝內發現了四處公共墓地，墓葬頭向一致，成排分佈。房址集中分佈和幾處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當時的社會仍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四處公共墓地中，有兩處墓地的中部各有一個方形夯土台，可能是用於祭祀的祭壇。在距離高等級建築最近的一個墓地的祭壇附近，發現數座規模明顯大於一般小型墓的墓葬。

　　雙槐樹大型圍溝聚落，特別是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羣的發現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區的社會分化較之於距今5800到5500年期間鑄鼎原遺址羣所看到的狀況更加嚴重。因之，李伯謙最先將這一階段的黃河中游地區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中心聚落稱為 “河洛古國”。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黃河中游地區經歷了8000年前農業的初步發展，人口繁衍，出現了定居聚落，精神文化方面取得顯著進步；6000年前，社會出現明顯分化，出現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麪積達數百平方米，製作考究的大型建築以及比一般社會成員的墓葬大數倍的大型墓葬，但是隨葬品的多寡並無明顯差別，也看不到明顯的原始宗教色彩，與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同時期大型墓葬中隨葬大量精緻的隨葬品和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迥然不同，暗示出黃河中游地區的文明進程和模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點。同時，以青台遺址出土了絲織品的殘片，雙槐樹遺址出土用獸牙製成的家蠶形飾為代表，説明當時中原地區已經能夠養蠶和繅絲。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長江下游地區最早出現明顯社會分化的是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34]該遺址發現距今5800到5500年崧澤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這裏發現大型建築基址和公共墓地。幾座大型墓集中在一個區域，周圍有數座中型墓，與其他小型墓分佈區域顯著分離。大型墓內隨葬多件製作精緻的武器——玉石鉞和玉玦、玉環、玉墜等裝飾品，以及數十件陶器，而為數眾多的小型墓不僅墓壙狹小，而且隨葬品也往往僅有兩三件日用陶器，兩者形成了鮮明對照。這一發現反映出當時長江下游地區已出現明顯的社會貧富貴賤分化，掌握軍事指揮權的顯貴階層掌握了較多的社會財富，其社會貧富貴賤分化的嚴重程度在全國範圍內同時期是十分突出的。

　　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為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年代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相銜接。遺址面積達160萬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長江下游地區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遺址。遺址分為貴族墓葬區、祭祀區、一般居住區。這裏發現了規模大、隨葬品十分豐富的高等級墓葬。等級最高的墓葬隨葬品多達數百件，以玉器為主，有多達數十件的玉石鉞和數十件玉石錛鋪在屍骨上下，還有玉人、玉龍、玉鳥、玉龜等，隨葬品總數達300多件。大量玉鉞暗示出當時的首領掌握了軍事指揮權，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反映出宗教色彩。160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區和墓葬區反映出嚴重的社會分化，權貴階層可能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通神祭祀的權力，當時的社會可能已經到達或跨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在長江中游地區，距今6000年，出現了迄今國內年代最早的城址——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城址呈圓形，面積約９萬平方米，周圍有寬數十米的壕溝。城內發現巨大的祭壇、建築基址、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統。該城址被連續使用了近2000年。[35]

　　遼寧省喀左牛河梁遺址羣位於遼寧西部的丘陵地帶。[36]在這一地區，發現了距今5500至53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遺蹟羣。在40個大大小小的山頭上，都發現了用石塊修築成圓形的祭壇和方形的積石墓。大型積石墓隨葬玉龍、玉龜、玉鳥等動物形玉器和玉璧、玉玦、玉鐲等裝飾品，個別墓葬還隨葬玉人。在一處較高的山頭上，用石塊砌築出一組面積達 ７萬平方米的巨大平台，應是舉行祭祀等大型儀式的場所。在該大平台同一山頭的南坡，有一個形狀特殊的建築，裏面有數量眾多、大小不等的泥塑女人像和龍、熊、猛禽泥塑的殘塊，還出土了一個真人大小的女人頭泥塑像，這裏被認為是遼西地區的一處神廟。由於牛河梁遺址羣一帶一直沒有發現居住遺蹟，所以，這裏可能是當時的一個專門埋葬貴族和祭祀神靈的原始宗教聖地。最近，在朝陽半拉山遺址發現了一個紅山文化的積石墓地和祭壇，出土了數件石人頭像，最高達40釐米，再一次印證了紅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濃厚的宗教色彩。[37]

　　上述考古發現表明，當時的遼河流域已經出現了十分嚴重的階級分化，可以葬在牛河梁聖地的人應是地位特殊的權貴階層。他們的墓葬中只隨葬精美玉器，不見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這些不同種類的玉器真正用於裝飾的較少，也少見武器，多是玉人、玉鳥、玉龜、玉璧等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或暗示出當時的權貴階層掌握了祭祀權力，即與神溝通的權力。崇尚神靈，權貴掌握通神權力可能是該地區權力出現和文明演進的突出特點。

　　（二） 古國時代的第二階段

　　約自距今5000年前後，歷史進入古國時代的第二個階段，突出的變化是在一些地區，此前階段發生在聚落羣內部的整合行為，此時擴大到聚落羣之間乃至整個文化，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一些地方社會率先發展出了國家這種政體，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佈在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

　　位於浙江北部餘杭的良渚都城遺址建於距今約5000年前。為了防止這座建於沼澤區域的城址遭到城址以北丘陵地區洪水的侵害，在築城之前，良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集中了周圍廣闊地區的大量勞動力，利用自然地勢的起伏構築起長十幾公里、高數米的多段水壩，整個水壩分為高、低壩系統。[38]據有關學者的研究，這一水利系統除了防範洪水對古城的侵害之外，還可能具有在不同水位期蓄水，用於灌溉稻田的功能，庫區面積相當於兩個西湖。在修建巨型古城之前，良渚社會的統治者還組織勞動力，在城內中心位置堆築起長630米、寬450米、面積近30萬平方米（相當於40個足球場），高近十幾米的高台。在高台上，修建出多組高等級建築羣供權貴階層居住。又以高台為中心，在周圍修建起南北1900米，東西1700米，城牆牆基寬20—150米，高約４米，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內城 （相當於４個北京故宮）。內城的城牆牆基寬達40到60米，先用從別處運來的石塊鋪墊厚度0.5米做牆基，石塊牆基上用其他地方運來的黃土堆砌成數米高的城牆。在內城城牆之外，有寬數十米的壕溝。

　　內城使用了一段時間後，又在內城之外利用部分自然山勢，結合人工堆築，修建成面積達620萬平方米的巨型外城 （相當於８個故宮）。經過估算，修建城內高台、內城、外城和巨型水壩的工程量十分巨大，約需要3600萬個勞動日，如果動用10000勞動力連續工作，也需要1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如果僅僅依靠良渚古城內及其附近的居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良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顯然是動員了歸其統轄的相當廣闊地域的人來共同參加這一超大型公共設施的興建。由此可見，當時良渚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已具有非凡的動員和組織人力的權威和能力。如果不是進入了文明社會，不是國王依靠國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這一時期的居住遺址和墓葬的規模、墓葬中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等方面都清楚地反映出社會存在着巨大的貧富貴賤的差別。高等級建築建在人工堆築的巨大高台之上，單體建築面積達二三百平方米的多座建築周圍有圍溝環繞；高等級的墓地位於專門砌築的大型祭壇之上，一座墓葬往往隨葬近百件器物。其中最高等級的王墓隨葬製作精緻的玉石鉞、玉璧、玉琮。這些玉石鉞和玉琮、玉璧只見於大型墓葬中，應是彰顯持有者擁有軍事權力和主持原始宗教祭祀活動的權力，這些玉質器具應是尊貴身份和祭祀神靈的器具——禮器。在江蘇南部的武進寺墩[39]和蘇州草鞋山[40]、上海福泉山[41]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遺址中，也發現文化面貌相似，隨葬多件玉璧、玉琮和玉石鉞的高等級墓葬。

　　上述這些現象揭示了良渚國家的基本面貌：良渚社會有着複雜的行業分工和級差明顯的社會階層的分層。由高牆環繞的規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圍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學技術，更意味着存在一個可以有效組織和運行龐大社會資源的強制性公共權力，並且有跡象表明這種強制性權力甚至可以褫奪他人性命。古城內部有高規格宮殿建築，城市居民除了貴族之外，也有製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業者，其按照職能、行業等組成的居民結構迥然不同於依照血緣關係展開的農業村落。古城並無從事農業生產的跡象，所以在城內發現的大規模糧食倉儲和大量居民所需糧食消耗皆需外來供應，推算古城直接壟斷了大約200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農業剩餘和其他資源，從而可知城鄉之間存在着明確和緊密的轄制關係。在整個良渚文化範圍內，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強烈的 “一神教” 特點的宗教信仰，而在人類宗教發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態——如猶太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且它們的產生通常伴隨了民族、國家的重大變故，換言之，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創造出來的。良渚古城是整個良渚文化範圍內最高等級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貴族手工製造業中心，統治者佔有大量社會財富，控制了長江下游 （今日的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 的廣闊區域；在其他地區如今天的上海、蘇南等地還有若干次一級的地區中心，它們結成網絡，實現對文化全域的控制，形成了一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和一些次中心構成，以及眾多中小型聚落構成組成的多層級的、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穩定的控制區域的社會管理體系，説明這時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了文明社會。[42]凡此種種，都反映出良渚是個高度複雜化的社會，已具備了國家的基本特徵。這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良渚古城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聖地”，是千真萬確的。

　　在同時期的江漢平原，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現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43]城內有祭祀區，出土數千件紅陶杯、大量小型的陶塑人像和動物塑像，整個城內原始宗教色彩濃厚。

　　澧陽平原的澧縣雞叫城遺址，從距今6000多年的小型聚落，到距今5000年前形成一座城。[44]近年，在城內發現一座大型樓閣式建築基址，基址底部有大型木結構的墊板做基礎。基址本體面積420平方米，加上回廊，總面積達630平方米。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三重環壕，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型聚落。聚落內發現大量炭化穀糠堆積，推測稻穀總量達22萬公斤。

　　由良渚文化率先開啓的中國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瀾壯闊，又此起彼伏。大體而言，與良渚文明同時或稍晚，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處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其社會都呈現出向國家形態迅速發展的態勢。

　　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史前時期一直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文化面貌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到了距今5000年以後，該地區的社會分化十分嚴重。20世紀60年代前半，在泰安大汶口遺址距今約5000年前後的公共墓地中，發現墓葬規模明顯大於一般社會成員，墓內隨葬品十分豐富的大型墓葬。[45]近年，在濟南市章丘區焦家遺址和滕州崗上遺址，都發現了距今約5000年的公共墓地。在焦家遺址的一個墓葬區域，埋葬着多座高等級墓葬。墓地坐落在人工堆築的土壇之上，大型墓葬不僅墓壙規模大於一般墓葬，而且使用木質棺槨，有的使用兩重槨和一重棺。這幾座大型墓的墓主人都是青年男性。每個大墓中隨葬幾十件製作精美的陶器，還隨葬製作精緻的玉石鉞，表明墓主人掌握軍事指揮權。他們很可能是軍事首領。[46]在最近發現的滕州崗上墓地，四座並列的男性大型墓隨葬300多件精緻陶器，每個墓葬還隨葬大小兩把玉石鉞。[47]這兩處墓地的大墓中的隨葬品比小型墓多數十倍，表明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貴賤的分化，社會財富被權貴階層所掌控。在焦家和崗上遺址，都發現同時期的大型中心性城址。

　　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區最先發明瞭用木質棺槨做葬具和陶鬹、陶盉等帶有三個空袋足的陶製酒器，這些因素被中原地區集團所吸收，成為當地棺槨葬制和陶製酒器的組成部分。後來，根據陶製酒器發展而來的銅盉、銅觚等青銅容器，成為夏商周時期表明貴族等級身份的重要禮器。

　　（三） 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學上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也叫龍山時代，是古國時代的第三個階段。此間的變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紅山和石家河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後衰落了，相反，黃河流域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現文明曙光。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陝北神木石峁、延安蘆山峁、四川郫縣寶墩等幾座規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矚目。

　　陶寺城址的使用年代約距今4300到4100年。城址長1800米，寬1500米左右，總面積近280萬平方米，是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已經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遺址。[48]高等級建築區位於城內東北部。單體建築基址面積最大者達8000平方米，基址附近出土陶瓦和表面塗有白色和藍色的刻劃牆皮，説明當時的高等級建築相當考究。宮殿區周圍有圍牆圍繞，形成中原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內最早的宮城。在陶寺城址早期的大墓中，隨葬近百件隨葬品，其中有表明墓主人尊貴身份的鼉鼓、土鼓、石磬、龍盤和表明持有者掌握軍事權力的玉石鉞。而同時期的小型墓基本上沒有任何隨葬品，反映出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極為嚴重。在陶寺都邑最為興盛時期的大墓中，帶有精緻漆木柄的６件玉石鉞沿墓壁擺放成一排，應是為了彰顯統治者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具。墓中還隨葬數量眾多的漆木器、玉器。在這座大墓的旁邊，發現了一座半圓形，由外向內逐漸升高的壇狀遺蹟，內層的夯築圍牆上特意留出20道縫隙。天文學家認為，這個遺蹟是根據太陽從位於遺址以東的塔兒山上升起，陽光透過牆上的縫隙照射到人工夯築的圓心點來觀測天象，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的觀象台。[49]有些學者認為，陶寺城址的年代、所處位置、城址規模和等級等方面都與文獻記載堯所居都城——平陽相吻合。

　　及至21世紀初，陝北地區的史前社會演進一直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近十年來，蘆山峁遺址與石峁巨型史前城址的發掘，使該地區成為研究北方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熱點地區。

　　蘆山峁遺址位於延安市寶塔區碾莊鄉，[50]大體也開啓於距今 4300年前後。該遺址面積達80萬平方米，是這一時期陝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大營盤梁位於蘆山峁遺址的核心區，是由坡狀的自然山樑墊土夯築而成的巨大台基，長160米，寬100米。在台基的頂部呈 “品” 字形分佈着三座院落，一座大型院落位於北部正中，其南部兩側是兩座面積在700平方米的小型院落。一號院落為前後兩進的四合院式建築。在院落內中部偏北處，並排分佈着３座主體建築，每間 200平方米，建築之間有寬３米的過道。遺址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筒瓦和板瓦，與陶寺遺址共同把我國古代開始使用瓦的歷史提前到4300年前。在這組建築的南端有一小型廣場。蘆山峁遺址大規模的聚落體量，特別是 “宮殿” 式建築羣落的出現，顯然是當時陝北地區最高統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場所，標誌着當時這一地區社會分化已相當嚴重。

　　陝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的年代約距今4100至3800年，是一座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用石塊包裹土芯砌築的山城。[51]該城址由外城、內城和皇城台構成。皇城台位於城內高處，可以鳥瞰全城。城牆自下而上分為多層砌築，現高十餘米，氣勢恢宏，顯示出居住在其內的最高統治者至高無上的尊貴身份。皇城台內有面積達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建築、寬闊的廣場，和通向城內的高大門樓和道路。近年，在砌築皇城台台基邊緣牆體的石塊中，發現了雕刻出獸面及各種動物形象的石條，有的紋飾與商代青銅器的饕餮紋十分相似。遺址還發現了高一米，直徑數十釐米、雕刻獸面圖案的石柱和十多件鷹形的陶製品。石峁遺址發現的大墓由於被盜，墓中隨葬品所剩無幾，但仍存有殉人。從內城、外城和皇城台的宏大規模看，城內最高統治者的大墓應當是有豐富隨葬品的。在一些中型墓葬中，出土了銅齒輪性腕飾等銅製隨葬品。這座依山而建的城址具有強烈的軍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門附近，都發現用於阻止敵人進攻的防禦設施——甕城，外城城牆外側還設置多處突出於城牆外側的附屬設施——馬面和位於轉角處的角樓等防禦設施。這一發現將這些防禦設施開始出現的年代較原來的認識提早了兩千年。此外，在皇城台、內城和外城城牆的石塊縫隙中多有玉器發現，被認為是希望藉助於這些玉器所具有的 “神力”，阻止外來入侵者。石峁遺址的一系列發現表明，距今4100年前後，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陝北地區的階級分化已相當嚴重，已經出現了掌握強大軍事力量的王權。在晉陝高原和河套地區，在石峁城址存在的時期，分佈着為數眾多的石城，規模大小不一，年代基本相當，體現了與中原地區迥然不同的文明演進道路。從已發掘的山西興縣碧村[52]、內蒙古清水河後城咀[53]等城址來看，這個地區內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個類似石峁皇城台的高級核心區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區的大小各異，在小型聚落裏，也許只是眾多窯洞簇擁的一座石砌建築院落而已。這種情況似乎意味着晉陝高原的石城聚落的建造依據了統一的設計藍圖，呈現出某種模式化的特點。因此，當時應當存在一個以居住在石峁古城的王為核心的勢力集團和早期國家。有跡象表明，可能正是石峁集團的南下，導致了陶寺古城的衰落。

　　古國時代晚期，中原龍山社會在劇烈動盪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組整合，並在廣泛吸收周圍文明先進因素的基礎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誕生了一個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分佈在豫西晉南地區，與文獻中夏人活動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傳夏紀年範圍內，二里頭遺址就其規模和複雜程度來看，無疑是其都城。夏鼐早就指出，二里頭已經不再是初始形態的文明瞭。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還證實，二里頭的一些特徵產品如牙璋、玉刀、綠松石鑲嵌青銅牌飾、陶封口盉等對外有廣泛傳播。這些並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禮儀制度用器。所以，它們傳播至四極八荒，實為中原社會的政治禮儀、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頭文化立足中原，卻輻射四方，不僅是再一次改變了中國文明進程的格局，還開啓了中原為主導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中華文明遂進入新的階段——王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