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vs摩洛哥歷史之戰，撕裂並未發生_風聞

“歷史性”（historique）是週三法國報章上最容易讀到的詞語之一。

隨着“藍隊”（Les Bleus）以2:0擊敗摩洛哥，進入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決賽，法國國家隊創造了歷史：在男足世界盃92年的歷史上，這是第五次有衞冕冠軍二度進入決賽，上一次有此成績的還是1998年的巴西。而法國若在本週日再度捧得大力神杯，還將成為史上第三支蟬聯世界盃冠軍的隊伍——此前兩次分別是1938年（意大利）和1962年（巴西）。

不過，比起傳統強隊法國，這場比賽中更引人矚目的當屬綠茵場另一側的紅色球衣：這是史上首次有非洲球隊打入世界盃半決賽。比賽過程中，“阿特拉斯雄獅”們在法國門前幾度製造的驚險場面，也傳達出一個強烈的信號：摩洛哥距離殺進決賽並不十分遙遠，而此前相對缺少國際關注的非洲足球則正在悄然崛起。

同時具有非洲國家、法國前殖民地和穆斯林國家三重身份的摩洛哥在足壇的耀眼上升，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不少歷史隱喻的意味：在地中海兩岸，都不乏媒體和公眾輿論將摩洛哥在小組賽中擊敗比利時、又在淘汰賽階段先後擊敗前殖民宗主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戰績，講成一個殖民地人民反擊歐洲前殖民帝國的勵志故事。只是可惜，這個光輝的故事沒能在曾於1912年至1956年以“保護國”名義統治摩洛哥的法國面前得到延續。

更諳熟史書的好事者則指出，摩洛哥戰勝西葡、但最終敗給法國的劇情，宛如重演了公元8世紀初的情節：其時，由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組成的倭馬亞王朝軍隊跨過海峽，擊潰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國，完成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但於公元732年在普瓦提埃（Poitiers）敗於查理·馬特宮相指揮的法蘭克王國軍隊之手，從此退回比利牛斯山以南。至今，普瓦提埃戰役仍然在法蘭西民族的建國神話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伊斯蘭教在世俗社會中的位置日益挑動法國人敏感神經的今天，“法蘭克人在穆斯林大軍面前保衞了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敍事，也頗能喚起一些共鳴。

對於在法國的摩洛哥移民社羣而言，這場比賽更是一次難得的盛會，讓對摩洛哥與法國的兩種情感碰撞出格外戲劇性的張力。22歲的Ismail在摩洛哥出生，在法國長大，目前在蒙彼利埃工作。他的許多親戚從摩洛哥趕來法國，當晚在他家聚會觀看這場比賽，“我第一次見到這麼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他也在回覆我的郵件中用了“歷史性”這個詞，“摩洛哥挺進四強，這就夠值得我們驕傲了。”

24歲的Ibtissam在巴黎完成學業，她也提到，這場比賽“讓大大小小的家庭和朋友們都聚在了一起”，“我們支持我們的獅子，我們直到最後一刻都保持樂觀。”

法國隊夠“法”嗎？

週四（15日）上午，勒龐的外甥女、極右翼政治明星瑪麗昂·馬雷夏爾（Marion Maréchal）在歐洲1台上稱，這支法國國家隊的“面貌（visage，字面意義即‘臉’）是由移民的面容組成的”，未能在“本土法國人與移民法國人”之間形成“平衡”，因此不能充分代表法國。

最近幾年，隨着法國足球崛起趨勢日益明朗，法國隊的移民球員比例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爭議焦點，甚至在一些種族主義評論者口中，這支膚色多樣化的法國隊已經成為了實質意義上的“非洲球隊”：球藝日精的姆巴佩的母親為阿爾及利亞柏柏爾人後裔，父親來自喀麥隆；效力於皇家馬德里、本次因傷未能出戰的本澤馬同樣是阿爾及利亞裔；另一位因傷未能出戰的著名球星博格巴則是幾內亞移民的後代，他的兩個哥哥如今都在幾內亞國家隊。

法國隊的多元膚色，凸顯出法國成為移民國家的事實，而這本身又很大程度上是19至20世紀法國在非洲建立的龐大殖民帝國的遺產。在日漸難以阻擋的跨國移民潮面前，前述充滿歷史浪漫主義地將法國國家隊劃歸“白人基督徒”陣營的宏大敍事，以肉眼可見的方式難以自圓其説。

●本屆法國國家隊陣容 / 網絡

但另一方面，法國隊又絕非右翼評論者眼中那麼“不法國”。本屆法國隊球員90%都是在法國領土出生，這一比例大致處於本屆世界盃所有參賽球隊的平均水平，在各種意義上都並不突出，冷嘲熱諷者的心態不言自明，無非是“只有歐洲白人才是法國人”的種族偏見。

而從球隊歷史上看，上一支創造歷史的1998年世界盃法國國家隊同樣彙集了法國來源多樣的移民血脈：他們來自加勒比海、西非、阿爾及利亞和亞美尼亞等地，兩位在關鍵比賽中打進制勝球的頂級球星圖拉姆與齊達內都有移民背景，其中法國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齊達內是阿爾及利亞柏柏爾人後裔，在半決賽中憑藉自己的進球將法國隊送進決賽的圖拉姆出生在法國海外省瓜德羅普，他恰恰來自一個摩洛哥移民家庭。

更為有趣的是，與法國平平無奇的外國領土出生球員比例相對比，本屆世界盃上外國出生球員比例最高的隊伍正是摩洛哥國家隊，其26名球員中有14位出生在法國、荷蘭、西班牙、加拿大等多國。

摩洛哥夠“摩”嗎？

摩洛哥隊組成的多樣性，固然源自國家隊多年來從海外系統性招募摩洛哥裔球員的策略，但這一策略得以奏效，本身得益於摩洛哥（以及更廣義的北非馬格里布地區）與歐洲大陸之間向來難捨難分的歷史糾葛。法國與摩洛哥的賽事，與其説是兩個民族國家的激情較量，不如説恰好映襯出地中海世界的流動性：無論征戰、殖民抑或商貿往來，歐洲與北非之間的社會交往和移民遷徙從未停歇。

任何一位看過電影《卡薩布蘭卡》（《北非諜影》）的讀者都會記得，片中的卡薩布蘭卡並不符合刻板印象中“非洲”的模樣，反倒像個典型的歐洲城市，佈滿咖啡館、酒吧、餐廳、酒店等場景，處處是如同身在母國一樣自在無虞的“歐洲人”（白人）。直至今日，摩洛哥無論城市景觀亦或社會文化，皆帶有強烈的歐洲印記——這正是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歐洲殖民者大舉移民摩洛哥的遺產。

●摩洛哥卡薩布蘭卡城 / 網絡

而具體到摩洛哥與法國之間，由於法國對摩洛哥的44年殖民統治較為短暫、相對“温和”，摩洛哥戰後獨立的過程亦相對和平，雙方的共同記憶更易於淡化衝突的一面，而突出歷史紐帶的一面。這與毗鄰的阿爾及利亞形成強烈對比：血腥殘酷的內戰與族羣仇殺劃下的傷口，至今仍存留在法阿兩國的社會意識當中，始終難以癒合。

早在一戰前後，摩洛哥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就開始以有組織勞工的形式向法國移民。二戰期間，不少摩洛哥人加入了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軍隊，抵抗步步緊逼的納粹德國。二戰結束後，隨着法國進入經濟繁榮的“黃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大批摩洛哥人作為勞工移民抵達法國，以滿足當地的勞動力需求。1974年，法國政府在經濟“滯脹”的壓力下暫停勞工移民，但由於政府並未能強力遣返滯留的外國勞工，加之家庭團聚簽證政策的實施，摩洛哥移民仍繼續大量遷往法國，並逐漸形成了龐大而穩定的移民社羣。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有超過130萬來自摩洛哥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居住在法國，與阿爾及利亞裔並列法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兩大移民族羣，而如果將所有摩洛哥移民的後裔均納入統計，這一數字甚至高達670萬，佔到法國人口的11%。此外，西班牙有近80萬摩洛哥裔移民，亦有數量從10萬到40萬不等的摩洛哥裔移民居住在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德國等地。

在歐洲濃厚的足球氛圍和完備的青訓體系下，摩洛哥裔移民有更大可能成長為優秀的足球運動員，這也給他們在日後迴歸摩洛哥、“報效祖國”創造了機會。

誠然，摩洛哥國家隊這種招徠海外球員的做法並非毫無矛盾與波瀾。被中國球迷稱為“野鶴”的創造性右邊鋒哈基姆·齊耶什（Hakim Ziyech）一度效力於荷蘭國家隊，但於2015年9月宣佈加入摩洛哥隊。當時，齊耶什表示：“我的血液不是橙色的……我的血液是紅色的，就像摩洛哥國旗一樣。”

●在荷蘭長大的摩洛哥國家隊球員齊耶什 / 網絡

然而，在荷蘭出生、成長的齊耶什，説得最流暢的語言是荷蘭語和柏柏爾語，後者是他與家人對話使用的語言；首次接受摩洛哥官方採訪時，齊耶什講的是英語，且他至今沒有在官方採訪中説過阿拉伯語。在摩洛哥國家隊期間，齊耶什與兩任主帥勒納爾和哈利霍季奇先後發生激烈的矛盾，今年2月更一度宣佈退出國家隊，直到雷格拉吉接任教練後方才回歸。

在一些評論者看來，不少海外球員選擇摩洛哥國家隊，至少一部分是出於有利自身職業生涯的考慮。他們同樣可以在歐洲國家的球隊發展，但加入摩洛哥卻會有更多機會在球場上大放異彩。

但這種可能存在的“機會主義”，或許並不妨礙摩洛哥國家隊的“代表性”。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眾多海外球員的存在，反而令其更為符合摩洛哥族羣的跨國離散特性：這些球員並不僅僅代表一個遙遠的“祖國”，他們正是出生在我們（移民）當中的一員。

當足球與移民相遇

歐洲摩洛哥裔移民對摩洛哥隊的熱情，此前幾場比賽早已可見一斑。在比利時、荷蘭和法國的多個城市，均出現了因摩洛哥球迷在街頭慶祝而引發的小規模騷亂。12月10日晚，摩洛哥淘汰葡萄牙挺入半決賽，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慶祝的人羣有部分點燃車輛，與警察發生衝突，多達80人被拘捕。

本次半決賽前夕，法國警方更是嚴陣以待，在全法增派了1萬警力，其中5000人被部署在巴黎地區。儘管最終並未發生局面失控的情形，但警方的緊張心態，卻也頗能説明法國人對足球的狂熱，再加上在法的摩洛哥支持者數量之眾，兩相作用，爆發衝突的可能性並不算低。

在法國的摩洛哥裔移民當中，並不乏同時支持兩支隊伍的現象，Ismail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他出生在摩洛哥的親朋好友們更多以支持摩洛哥隊為主，這其中不僅有身為摩洛哥人的認同，同時也不乏同為穆斯林的團結感。但Ismail又補充説：“不要忘了這是體育運動，優者勝出。……不論比賽的結果是什麼，我們都會共同祝賀獲勝者。”

●巴黎街頭的摩洛哥國旗 / 世界説

當晚，在佈滿酒吧和餐廳的夏特萊（Châtelet）街區，為法國隊挺進決賽而狂歡的慶祝人羣當中，我也時常見到披着摩洛哥國旗的球迷同法國球迷一同歌唱、舞蹈，而預想中的不愉快並未發生。

在歐洲，足球運動是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象徵之一，在節日般的氛圍中總能發揮社會粘合劑的功能。即使是在多數人對任何民族主義狂熱的表露都條件反射地感到不安的德國，人們也依然能為了足球而情緒激昂地高唱起國歌。然而，當足球與移民相遇，民族國家的邊界變得模糊，問題也就浮現出來。

自然，作為法國公民，在法式共和主義價值觀的語境下，無論是法國隊的任何一位球員，還是身為移民後裔的任何一個法國人，都不比其他法國人更缺少“法國性”。正如姆巴佩在2021年所説：“我生在法國，長在法國，法國給了我一切。我在國家隊每次踢球都在努力回報她。我認為我對法國的愛不需要證明。”

但移民之為移民，正在於他們一方面有一個不同於法國的“母國”可以追溯，另一方面又在法國面臨着社會排斥、經濟狀況不佳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一“推”一“拉”之間，即使是從小在法國成長、主要説法語的北非裔法國人，也能自然生髮出對地中海對岸“祖國”的嚮往，從而構成了一種被政治學家稱為“雙重認同”的現象。

Ismail説，儘管他22年都在法國長大，但他“對摩洛哥和對法國的認同感一樣強”。不過，他也指出，像他這樣的人其實並不能真正“回到”摩洛哥長期定居，因為他們的社交圈子、工作和生活習慣都是在法國養成，以至於“摩洛哥裔法國人只有在度假時才會回摩洛哥”。

在被問到“雙重認同”時，Ibtissam十分爽快地回答：“我們當然可以有兩個認同，我們應該兩支隊伍都支持！不過，這兩支球隊比賽時，我支持我的母國；當法國和另一個國家比賽時，我支持法國，這是我的第二祖國。”

過去幾年，由於經濟、安全、社會前景等等要素的變化，法國整體民意右轉趨勢明顯，右翼政黨對主流政治的影響力也在加強。身在法國的龐大移民羣體也不得不在這一浪潮中浮沉，尋求自身的發展出路。去年，法國大幅度削減了對北非國家（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的簽證數量，與此同時，移民話題正越來越頻繁地成為輿論爭議焦點。

在Ismail看來，雙重認同的存在並不影響移民融入法國社會。他指出，在申請入籍時，申請者在入籍面試中就會被問到許多與適應法國社會與文化相關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瞭解我們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參與社會生活，例如投票、分享觀點、參與慈善活動、通過勞動奉獻社會……”

而法國與摩洛哥兩支球隊在綠茵場上的碰撞，也正在更為感性的層面建立起地中海兩岸的對話和連結，而不是衝突：法國2:0戰勝摩洛哥以後，姆巴佩在推特上發出了自己與私交甚篤的俱樂部隊友、摩洛哥球員哈基米的賽後擁抱照片，“不要難過，兄弟，大家都為你們驕傲，你們創造了歷史。”這條推文獲得了超過110萬個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