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下篇）上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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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太長，故分成三篇，此為下篇。上篇和中篇可點擊鏈接查看：《蘇東坡（上篇）》 《蘇東坡（中篇）》）

上回説到，蘇軾在湖州當知州，本來非常快活，卻突然爆發了人生中最大的災難：烏台詩案。

書接上文，繼續下篇：

蘇軾像/作者：蘇軾好友，李公麟

12

詩案

烏台詩案的引子，其實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埋下。

熙寧六年（1073年），蘇軾還在杭州當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來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這位同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著有《夢溪筆談》，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當時習慣，這種接待，難免互相寫詩唱和。沈括就恭維蘇軾的詩寫得太好了，讓蘇軾把近期寫的詩給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學習。

蘇軾很高興地給他抄了一份。沒想到沈括回去後，把抄的詩逐一劃線，標註，往皇帝那裏一交，説蘇軾“詞皆訕懟”。所謂“訕”，就是諷刺；所謂“懟”，就是怨恨。所以沈括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間的文人關係，就是這樣，平時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見時，又互相攻擊，甚至是陷害，我們很難用黑白分明的標準，説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時雙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馬光，人品道德都無可挑剔，互相懟起來也是非常狠的。

這個特點在後面也會一再出現。雖然我們講述蘇軾的命運，必然會説到那些給他帶來巨大災難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認為，那些人就是大壞蛋。如果我們一個一個去查那些人的資料，會發現，他們在歷史上的名聲，似乎並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內心是偏向於變革的，所以對於蘇軾這個死硬的反變革派，順手打擊一下，是當時常見的操作。不過，他的這個動作當時沒起到什麼作用，宋神宗直接擱置不理。

到六年之後，情況就不同了。當時蘇軾到湖州任職，按慣例要給皇帝寫一個“謝表”。本來都是謝恩的話，但是卻被人挑出毛病來。出問題的兩句話是：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實話講，這兩句話裏面，確實是有牢騷和諷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説“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適應時代，難以跟上那些‘新進’官員的步伐”，這裏一是指明瞭皇帝不給自己升官，二是諷刺了那些新進的官員，暗示自己不屑與他們為伍。

於是，以御史李定為首的“新進”們就藉此發難，説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為了坐實蘇軾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謝表”的事以外，還找來蘇軾的詩文為證，説蘇軾“訕謗君上”、“指斥乘輿”，“其罪當誅”。

前面説到，蘇軾在杭州期間，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寫了很多詩。其中有很多都是抨擊新法的。

本來在以前，詩人寫詩發發牢騷，也沒什麼，但在蘇軾的時代，由於活字印刷術的流行，他的集子成為風靡天下的讀物，這就給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實際上，在當時的政壇格局上，司馬光雖然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爭中失敗後，就回老家修《資治通鑑》去了，從此往後，整整十五年，對新法不再發一言。

而蘇軾，本來就已經繼承歐陽修的衣缽，成為當時的文壇盟主，他寫的每一首詩，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瘋傳。在這種情況下，他早已成為實實在在的言論領袖，是當時對新法影響最大的反變法派。

在六年前，變法的台前人物還是王安石，反對聲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後面，讓王安石出來抵擋明槍暗箭，當替罪羊。但王安石罷相後，由於新任的吳充和王珪能力與聲望都不夠，宋神宗只能親自主持政務。

所以元豐年間，變革就不再是“王安石變革”，而是“宋神宗變革”了。這時候還批評新政，就不是批評宰相，而是直接批評皇帝，性質就完全變了。

恰好此時，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個《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其中不少詩作都涉及到新法，此書風行之下，人們每誦讀一遍，就等於罵皇帝一遍。

這就是李定等人彈劾蘇軾的奏摺中，説他“指斥乘輿”的背景（“乘輿”代表皇帝）。在這樣的情況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賞蘇軾，為了維護自己作為聖明天子的面子、權威，以及確保新法還能更好地推行，他無論如何都要打壓蘇軾的氣焰。（注：此觀點並非何加鹽的發明，而是復旦大學朱剛教授在《蘇軾十講》裏面的分析，加鹽覺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謝朱剛老師的啓發。也在此特別推薦大家看一看《蘇軾十講》）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書，宋神宗可以不當一回事，現在就要慎重對待了。神宗下令：查！

當時，蘇軾正在湖州優哉遊哉，絲毫不知道災難降臨。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帶領兩名台卒前往湖州，緝拿蘇軾歸案。

蘇軾從未經歷過這種陣仗，頓時嚇得六神無主。剛開始躲在裏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無頗説：“事已至此，躲也躲不過，還是得出去”。

蘇軾問：“那我該穿什麼衣服呢？”他覺得自己已經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無頗説：“現在還不知道什麼罪名，還是應該穿官服”。

蘇軾於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見皇甫遵。

皇甫遵見到蘇軾，一言不發，就冷冷盯着他。兩名台卒面露兇惡，虎視眈眈。

蘇軾惶恐地説：“我向來惹惱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賜死，請讓我和家人訣別。”

皇甫遵這才開口説，“不至如此”。

然後叫台卒抓人。

於是，兩名台卒就把蘇軾綁起來，帶走。後來有旁觀者如此描述：“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蘇軾家人聞訊，趕緊前來追趕，哭聲震天。

蘇軾這會兒倒是定下神來，回頭跟妻子王閏之説：“你就不能像楊處士的妻子那樣，作首詩送我嗎？”説得王閏之破涕而笑。

蘇軾説的楊處士，是宋初的一位隱士，以會寫詩聞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來，讓他寫詩。楊處士説我不會寫詩。宋真宗問，那你來的時候，有人寫詩給你送行嗎？楊處士説，只有妻子寫了一首，説“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想必蘇軾以前給王閏之講過這個故事，所以閏之聞言而笑。

蘇軾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長子蘇邁隨行。他有好幾次想要投水自殺，但由於台卒看得緊，沒有成功。到京後，被關在御史台審問。由於御史台有很多烏鴉，人稱“烏台”，所以後來他的案子就被稱為“烏台詩案”。

審訊的主要方式，是把蘇軾的詩集以及他與朋友們唱和的詩文全部找來，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評朝政的，一句一句審問，看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想而知，這種審訊，必定是非常殘酷的。蘇軾自己沒有詳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當時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個案子也在受審的另一位大臣，寫詩描述過自己聽到的蘇軾牢房的動靜，説是“垢辱通宵不忍聞”。

蘇軾剛開始還辯解，説我的詩沒有諷刺朝政之意，後來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這句是諷刺青苗法、那句是諷刺鹽法……

主審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羣臣等待上朝的時候，感嘆説：“蘇軾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聲。李定見無人理會，又自言自語地補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雖然感嘆蘇軾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眾議提拔起來的堅定的變法派，對蘇軾這個死硬的反變法派，必誅之而後快。

蘇軾也知道自己這次凶多吉少。在入獄前，他就和兒子蘇邁説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無事，每天給我送飯時，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魚，我好有所準備。

有一次，蘇邁沒錢了，出城去找親友借錢，沒法給蘇軾送飯，就委託給一位朋友。這位朋友不知道他們的約定，他看蘇邁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給蘇軾換換口味，於是就送了魚。

蘇軾一見之下，大驚失色，老淚縱橫，無比悲痛，以為必死無疑。

他寫下了兩首絕命詩，留給弟弟蘇轍。其中之一如此寫道：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加鹽試譯：聖明的皇帝像天一樣普照大地，萬物生機盎然，只有我這個卑微的臣子，因為自己愚蠢而自取滅亡。日子還沒活夠呢，就因為亂説話欠下了命運的債，現在要以死來償還，可憐家裏十口人無依無靠，要連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裏都無所謂，只是想起弟弟你一個人，未來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們夜雨對牀的約定，該多麼傷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讓我們再續今生未了的緣分。）

這首詩，可以説是千古以來，寫兄弟情最為感人的一首了。“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這兩句，任誰讀來，都不得不為蘇軾和蘇轍的這種深情而感動。

等蘇邁回來，蘇軾才發現鬧了個烏龍，自己白傷心了一場。

雖然李定他們奏摺説得狠，但御史台的審理結果，還是相對公正的，説蘇軾“謗訕朝政”，依律當“剝奪二官，徙二年”，但是由於當時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會赦當原”，也就是説，徙二年的責罰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話，馬上可以當庭釋放。

但關鍵是，蘇軾的命運並不是法律層面決定的，而是政治層面，就看皇帝要怎麼處置他。

當時有很多人都在設法營救。弟弟蘇轍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換哥哥出來。其他一向和蘇軾兄弟交好的範鎮、張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書求情。杭州老百姓聽説蘇軾是因為幫他們説話而入獄，一邊集體上書，一邊焚香禱告，希望皇帝放了蘇軾。

而變法派的宰相王珪，卻還在皇帝面前煽風點火，借蘇軾的一首詩，説他顯然“有不臣之心”。蘇軾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來。退朝以後還氣憤難平地説：“宰相你這是要滅人家族嗎？”

王珪尷尬地説，“這是御史舒亶説的。”

章惇直接懟王珪説：“難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

章惇不顧自己得罪宰相，都要為朋友説話的義舉，讓蘇軾後來一直感動不已。

更難得的是，王安石的親家，現任左相吳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時任修注官王安禮，都為蘇軾説話，説如果殺了蘇軾的話，神宗就會在歷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評價。

最有分量的是退隱江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為蘇軾説情，説“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話對宋神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畢竟，對於志向高遠，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絕不願在歷史上留下自己“殺名士”這樣的惡名。

但幫宋神宗最後下定決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現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淚跟神宗説：當初仁宗皇帝説蘇軾和蘇轍是宰相之才，是留給後代子孫用的，不能亂殺。我現在已經病重，咱們不能再傷害天地的中和之氣。

神宗説：“我們大赦天下，為您求福求壽。”

太皇太后説：“不須赦天下兇惡，把蘇軾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種種因素綜合之下，神宗最終決定將蘇軾流放到外地。文獻記錄下來的對蘇軾的最終處理結果為：

特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

其中“特責”二字，表明這是皇帝的意見，不是法律判決的結果。實際上皇帝在法律判決的基礎上，加重了對蘇軾的懲罰，而不是如很多書上所説的，李定等一羣小人要搞死蘇軾，宋神宗惜才，保護了他。

而與蘇軾有詩文往來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輕重不等的懲罰。其中受牽連最重的是蘇軾的老朋友，年輕時在成都就認識的王鞏，因為他家裏有蘇軾的書信，沒有及時上繳，所以直接被貶到了廣西賓州，比蘇軾本人的處罰還重；蘇轍被貶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當了一個市場管理員；其他的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等人，也受到罰銅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處罰。

對於這個世界以及後世喜歡蘇軾的人來説，也留下了巨大的遺憾：

蘇軾在被審判時，有關部門勒令所有蘇東坡的詩文都要上繳，一羣如狼似虎的隸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團團圍住，搜撿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嚇得半死。

後來，王閏之夫人氣得把家中所存的蘇軾作品，全都扔到火裏燒掉了，一邊燒一邊罵：“讓你喜歡寫書，寫了有什麼鬼用，把我們嚇成這樣！”

等事情平定後，再來整理，發現蘇軾原來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遺失了。

燒書的時候，蘇軾還在牢裏，對此一無所知。他總共待了四個多月，才得以重見天日。

死裏逃生後，他趕緊喝杯酒壓壓驚，整個人如同還在夢中，不敢相信已經出來了。拿起筆來寫詩，才發現，經過這一場磨難，胸中無數詩情，似要噴薄而出。蘇軾情不自禁寫下這樣兩句：

卻對酒杯還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已如神”這三個字，從後來蘇軾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證，並不是誇張。從此之後，蘇軾的文學寫作，確確實實進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獄之災，幾次瀕臨死亡的恐懼，對蘇軾毫無疑問是極其悲慘的噩夢。但是換來“試拈詩筆已如神”，卻不知道，烏台詩案，究竟是禍耶，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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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黃州

黃州（現湖北黃岡）是一座極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無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貶謫之所嘛，能是什麼好地方呢。

元豐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凍，43歲（按當時算法已經45歲）的蘇軾，帶着死裏逃生的慶幸，帶着前途未卜的迷茫，從開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黃州。

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蘇軾只能自我開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人就是寄居在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法選擇去哪兒，只要有魚吃，有稻穀填飽肚子，就已經足夠生活了。

行到離黃州城差不多還有百里的岐亭鎮時，蘇軾得到一個巨大的驚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鳳翔認識的，知州陳希亮的兒子陳慥。

在蘇軾的印象中，陳慥家世殷實，他自己也是一位瀟灑的公子爺，喜歡過浪蕩遊俠的生涯，視錢財如糞土，但此時，卻在山裏結廬隱居，和妻兒過着極其簡樸的生活。

蘇軾大為震撼，和陳慥把酒言歡，在陳慥家住了五天，才繼續前往黃州。

與陳慥的相遇，讓蘇軾心中大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黃州，他就不會寂寞了。此後幾年，他和陳慥互相往來，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超過一百多天。

到黃州後，由於沒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廟裏面。

剛開始，蘇軾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覺，正應了他來黃州之前給弟弟寫的詩：“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

這裏面説的“蛇”，可不僅僅是蛇，還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蘇軾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來走走。他安慰自己説：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從這首《初到黃州》詩看來，他已經在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讓自己不要悲嘆命運不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來。

但心態的調整，也不是易事，一定會經過多次的反覆。蘇軾同一時期的詩文，常常會出現這種矛盾。例如也是到黃州不久後寫的另一首詞，就表現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心態：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孤獨、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時還都盤繞在蘇軾的心頭。

但以蘇軾的性格，他又豈會長時間甘於寂寞和幽怨呢？過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裏獨來往的生活了，而是到處走，不管是碰到僧舍，還是別人的宅院，就跑過去敲門，和人聊天，參觀別人的園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個園子裏發現一株罕見的海棠花。

當時，海棠是蘇軾的家鄉西蜀的產物，在湖北很少見。蘇軾猜想，或許是某隻鴻雁把它的種子從故鄉帶過來的，結果如此雍容華貴的花朵，卻長一個無人問津的山坡之上，開在一片雜花亂草之中，當地人也不知道其貴重。

蘇軾感慨之下，便寫了一首名為《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的詩，其中有句雲“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這顯然就是在説他自己。

後來，蘇軾經常來這裏看這株海棠花，無數次醉倒在花下。別人來找他求寫字，他也常常寫這首詩相送。

在黃州待了三個月後，其他家人也都過來和他會合了，一家人在寺廟裏住不下，好在有當官的朋友幫他斡旋，而黃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蘇軾，不把他當被貶謫的罪臣看待，於是就讓蘇軾和家人住進了一個叫“臨皋亭回車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裏人也都聚齊，蘇軾在黃州就有家的感覺了。原來在牢裏的那些恐懼也已經漸漸淡去，對黃州逐漸熟悉，也有了很多來往的朋友，便開始覺出黃州的好來。

臨皋亭就在長江邊上，風景絕佳，蘇軾作為“不得籤書公事”的貶官，每天除了睡大覺，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沒有。只要心態一變，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給朋友寫信説：

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此語一出，大家便知道，蘇軾已經走出了陰霾，開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們明明白白地昭告：那個年輕時意氣風發的蘇軾，那個初入仕途時忙忙碌碌的蘇軾，那個被陷害時悽悽慘慘的蘇軾，已經離我們遠去；而那個灑脱自在，熱愛生活的蘇軾，向我們走來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沒錢。

作為貶官，蘇軾無法享受正常的俸祿，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給官員俸祿的一種，以實物的方式給付，官員可以拿去賣錢），由於數量很少，只能説聊勝於無。

前面也説過，蘇軾做官二十多年，沒有留下積蓄。到黃州後，計算歷年所積，按照每天花錢一百五十文計算，大概只能維持家裏一年的生活。

在給好友秦觀的信裏，他寫了他和老婆過日子的方法：每個月月初從積蓄裏取出四千五百錢，分作三十份，掛在房樑上。早上起牀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來。這每天一百五十錢，就是當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許再拿。如果沒用完，就把剩餘的錢放在一個大竹筒裏，用於接待賓客。

他説，這些錢用一年沒問題，至於用完了怎麼辦，到時再説，沒必要提前焦慮。因此，心裏沒有一件事需要牽掛的。

雖然嘴裏説“胸中都無一事”，但實際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陳慥過來看他，但是家裏又沒有地方住。在信裏他説：臨皋亭雖然還有一間空房，但是夏天西曬太厲害了，悶熱無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邊有一條船，晚上睡船裏也行。反正你先來，等你來了再説。

由於沒錢，蘇軾和家人只好節儉過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辦法，並寫出《豬肉頌》《東坡羹頌》，以至後世還流傳着“東坡肉”、“東坡羹”的做法。

又由於買不起酒，只能自己釀，還寫了一首《蜜酒歌》以記之，這裏面説道：

先生年來窮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

意思是我窮到飯都吃不上了，討飯都討不到，還好有蜜蜂造蜜，讓我可以釀酒，蜜蜂可比小裏小氣不肯給莊子借粟的監河侯好多了。

不過這酒大概不好喝，據説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瀉，就沒再釀了。

但不管怎麼節省，一家人的生活還是要過。錢這麼少，總有用完的時候，到時候怎麼生活呢？

好在有一個多年老朋友，名叫馬正卿，想辦法給蘇軾弄了一塊地。

這塊地大概有五十來畝，已經荒廢很久，全都是荊棘、瓦礫（不是這樣的地，蘇軾也拿不到啊）。蘇軾帶領家人，自己拿着鋤頭耙子，把地墾荒出來，累得筋疲力盡。作為讀書人，估計蘇軾前半輩子也從沒幹過這活。

他寫詩嘆道：“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嘆，我廩何時高……”

古來文人寫詩，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錢，只有蘇軾，直接在詩裏嚷嚷“我的工資啥時候能高一點啊”，倒顯得格外可愛。

從那以後，蘇東坡就開始了做農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沒什麼抱怨，本來以前也就是農村女孩出身。甚至牛發病了，獸醫都不知道什麼病，王閏之都知道，並且給治好了。

除了開荒種地之外，為了緩解沒有地方住的問題，蘇軾傾盡全部家財，在黃州當地朋友們的幫助之下，蓋起了一個有五間房的屋子。由於屋子落成的時候，正好在下雪，於是蘇軾就將房子命名為“雪堂”，並畫了很多雪景圖，掛滿了整間堂屋。

雪堂後來成了蘇軾接待賓客的地方。不僅宴飲在這裏，客人也住宿在這裏。陳慥再來，就不用住臨皋亭那間西曬的小房子了。

而從杭州、從四川、從不知道哪裏來的人，也紛紛不遠千里來找蘇軾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好幾年。住得最久的是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還有一個乞丐——也不知道這些人給不給房租和伙食費。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黃州就真正成了蘇軾的家了，孩子們説話都染上了黃州土語的口音。而他也確確實實愛上了這裏，甚至起了終老於此地的心思。

由於這塊田地位於黃州城出東門的山坡上，蘇軾便名之曰“東坡”，而他自己也給自己起了個名，叫做“東坡居士”，從那以後，世人便開始以“蘇東坡”這個名字稱呼蘇軾。

吃的，住的都解決了，朋友也常常往來。蘇東坡終於可以真正放下心來，從容享受生活了。偶爾他依然還會悲嘆自己的命運悲慘，但越來越多的時間裏，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種閒適、滿足的心境。

這種矛盾體現蘇東坡的文字中，讓我們見識到一個時而苦悶，時而開心的蘇東坡。

元豐五年（1082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其有幸的一年，中文裏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產生於這一年，產生於心境變化之中的蘇東坡之手。

這年三月，天寒多雨，蘇東坡聽説他喜歡的那株海棠花，被悽風苦雨摧殘，美麗的花朵上都沾滿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節，他想起這已經是自己來黃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沒什麼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樣，陷落在污泥裏，不禁悲從中來，寫下兩首《寒食雨》詩。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這兩首詩主要是表達一種鬱悶、悽苦、絕望的心情。在東坡所有文學作品中，並非上乘，因此詩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當蘇東坡酒後將這種心情訴諸筆端，形成書法作品時，便成為了中國書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絕望之後，就是新生。僅僅幾天過後的三月七日，蘇東坡聽説黃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塊田在找買主，已經以黃州為家的蘇東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麼遠的路，田沒有相中，回城路上還突然下雨，蘇東坡等人身邊又沒有雨具，被淋成落湯雞，過了好一會兒天才又放晴。別人都狼狽不堪，東坡則興致盎然，於是便有了這一首千古絕唱《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從這裏可以看出，蘇東坡已經戰勝了寒食時那種悲苦的心境，轉為隨遇而安了。這從這個月所寫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現得很明顯。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

這裏的“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與月初的“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意境了。

這年七月，蘇東坡和朋友們泛舟長江，去遊覽傳説中的赤壁古戰場，寫下了《前赤壁賦》。這也是歷代所有賦文裏，最受人喜愛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達了蘇東坡此時的心境。當時和他同遊的道士楊世昌感嘆世間雖風月長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蘇東坡則認為：

沒必要悲傷人生的有限，也沒必要羨慕長江的無窮。世間萬物的變和不變，都是相對而言的。關鍵在於你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天地之間，很多東西不屬於我們，那麼何必去在意他們呢？只有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朵聽見了就是美妙的音樂，眼睛看見了就是動人的風景，它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給我們的無盡寶藏，我們可以盡情地欣賞。

最後他説：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這個“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的場景，是蘇東坡的畫龍點睛之筆。化用了前人“從流飄蕩，任意東西”的意境，表達了一種“人生如同一條小船，在命運的河裏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飄向哪兒，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覺就是了”的感覺。

但人的靈魂的安放，又豈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個月寫的另一首詞裏，蘇東坡又再次表現出矛盾的心態。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在這首詞裏，蘇東坡想起古代英雄豪傑的功績，依然會心馳神往。説明他內心深處，還是有建功立業的想法，只不過是時運不濟，沒辦法實現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最後還是得迴歸到“人生如夢，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蘇東坡或許又遇到了什麼煩心事，那種人被命運所羈絆、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覺，又湧上心頭。於是就又有了這一首《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裏的“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表明在這一時刻，東坡先生畢竟還是心中有所“營營”，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蘇東坡再一次夜遊赤壁，寫下了《後赤壁賦》。這篇沒有《前赤壁賦》那麼有名，大概是因為蘇東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畫面，而並沒有説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這篇賦的開頭部分，卻也是極其經典的場景：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這裏寫得如此充滿了生活氣息，平凡人的煙火氣撲面而來。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過得這樣興趣盎然，這樣温情脈脈。這豈非正是東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撥動我們心絃的地方嗎？

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閏之，也因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這一句，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

王閏之這年還做了另一件事情，對蘇東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響。

前面説過，蘇東坡在杭州當通判時，家裏也買了幾個歌姬。其中有一個才十二歲的小姑娘，這些年一直跟在蘇東坡一家身邊。從杭州到黃州，經過八年的時光，她已經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姑娘。

元豐五年，這位姑娘成為蘇東坡的侍妾。她的名字，就是王朝雲。

在古代，男子雖然可以納妾，但必須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時候，都是正妻出面張羅。所以王朝雲成為蘇東坡的侍妾，與王閏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蘇東坡在寫給朋友王鞏的詩裏，有這麼兩句：“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意思是，在兒子不爭氣方面，我可以説和陶淵明差不多（陶淵明寫過一首《責子詩》，哀嘆自己五個兒子都不長進），但妻子卻很賢惠，這點我就勝過馮敬通了（東漢馮敬通妻子善妒，不讓丈夫納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雲生下蘇東坡的第四個兒子，東坡非常高興，為之起名“蘇遁”，並寫了一首《洗兒》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總體而言，蘇東坡在黃州，儘管生活艱苦，但是開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態逐漸轉變，日子越過越幸福。

在蘇遁出生的第二個月，蘇軾寫下了一篇美到極致的小品文，《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這仍然是《前赤壁賦》心境的延續，但是更加閒適，更有生活氣息，也更能擊中人心。

加鹽至今仍記得大學時讀到此文時，心頭的悸動感，似乎有一股熱流，從心裏面留過，文章的八十五個字，字字都説到了心坎裏。此後若干年，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過。

同一時期，蘇東坡還寫了另一篇小文《書臨皋亭》，把這種感覺描寫得更加直白：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

這是什麼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輩子能就這樣終老，人生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可惜，命運就是不讓蘇東坡過這樣的神仙日子。

寫完上面兩篇小短文沒過多久，宋神宗突然給蘇東坡寫了一封手札，詔曰：

（蘇軾）黜居思咎，閲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改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

這封手札的公文形式是“量移”，也就是説，皇帝解除了對蘇東坡貶居黃州的懲罰，允許他移到離京城較近的地方去住了。量移雖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員身份已經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復”的前奏。

也就是説，皇帝赦免了蘇東坡此前的“罪過”，準備重新啓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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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求田

蘇東坡能夠被赦罪北移，跟一則流言有關。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讓蘇軾貶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調，反對新法，讓皇帝很沒面子，所以必須予以阻止和懲罰。

貶到黃州之後，蘇軾變成了蘇東坡，一門心思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詩文經常傳到皇宮，宋神宗每次讀他的文章，連飯都忘了吃。他又覺得，蘇東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這幾年間，他也屢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議，要把蘇軾調回朝裏使用，但都被王珪想辦法推掉了。

到了元豐六年，有次不知怎麼民間傳出謠言，説蘇東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寫文章了。宋神宗也聽到了消息，還很關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後來知道是謠言，但這件事情必定對皇帝有很大觸動：與其讓蘇東坡去給玉皇大帝寫文章，還不如給我寫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讓蘇東坡“量移”了。

但對於蘇東坡而言，這就是一個巨大考驗了。他在黃州已經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經很安定；現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當大官了。他必須得做一個抉擇，是繼續在黃州當農民，還是到朝中去當大官。

歷來人們都認為，烏台詩案以及蘇東坡的兩次被貶，是他生命中的大考驗。但何加鹽認為，從黃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臨的最大一個考驗。它讓蘇東坡拷問自己的內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業，致君堯舜，還是就當過普通人，吟詩作賦，過好自己的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這回事，我一定會穿回元豐七年春天的黃州，死死地拉住蘇東坡，讓他一輩子就住在黃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場了。臨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嗎？何必要回官場受罪呢？

可惜的是，蘇東坡此時畢竟還是凡人，沒有成為坡仙，他終究還是選擇了回朝，做官。

元豐七年（1085年）四月，蘇軾離開黃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寫了一首詞與黃州告別。其中説到：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這意思是，我也不想走，可是人生來往如梭，沒辦法呀。我此去，説不定什麼時候還回來呢，你們要等着我呀。

但他此去，終究沒有再回來。黃州，從此只在夢裏。

從黃州出發後，由於這次不是貶謫，沒有限期到達，所以走得比較從容。

蘇軾先去了一趟嚮往已久的廬山。不過不知為何，他覺得和廬山“不相親”，所以也沒怎麼歌詠廬山。但儘管如此，他在廬山西林寺牆壁上留的一首詩，依然成為寫廬山的詩裏，知名度僅次於李白《望廬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從廬山下來，蘇軾特地繞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裏當市場管理員的弟弟蘇轍，再把長子蘇邁送到饒州（今江西上饒）德興縣去當縣尉，順便寫了一篇後世中學語文課文《石鐘山記》，再到金陵（今江蘇南京）去拜訪王安石。

路上，一件極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由於此時六七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熱的天氣，長江中游就如一個火爐一樣，日日於江水中行船，暑氣蒸騰之下，人的難受可想而知。大人還能忍受，小孩就沒辦法了，朝雲去年生下的孩子蘇遁，於七月份不幸夭折。

這孩子長得特別像蘇軾，蘇軾也尤其喜愛他。去年九月還高興地寫詩，希望孩兒“無災無難到公卿”。沒想到，這麼短的時間，孩子連話都沒學會説，就死掉了。

此時蘇軾已經48歲，突然喪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自己抱着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來的時候看着懷抱空空，不禁淚下如雨。而回船上聽朝雲哀哭着説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牀頭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絞，於是躺在牀上默默流淚，一整天動都不動，覺得人生怎麼這麼難。

但是，人生再難，日子也得照樣過。長江的水滾滾向東，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時間的流逝，同樣也如此。

蘇軾一家的坐船，沿着長江，一路走到了金陵。在這裏，蘇軾有一個重要議程，就是拜訪王安石。

王安石在變法後期，已經發現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現實中處處碰壁，難以按照原來設想的路線推行，於是漸漸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退休。

儘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繼續出來主持變法大局，但是對一個心已經灰冷的老人來説，無論怎麼強求，都是白費力氣。最後也只好允許他在金陵閒居，不問世事。

當拋開了政治上的紛爭，王安石對蘇軾才華的欣賞就凸顯出來。每次黃州有人來金陵，他總要問，蘇子瞻又有什麼新妙語呀？

而蘇軾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歷練與滄桑，對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認為，新法裏面的有很多措施，還是非常好的，也是當時的情況下必須要做的。對於王安石冒着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風險，忍受着巨大的罵名，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產生了這麼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兩人此前的恩怨，至此全部都一筆勾銷，相互之間只有欣賞和親近。

王安石騎着毛驢到碼頭去迎接蘇軾，蘇軾聽到王安石親自來了，連正裝都來不及穿，帽子都來不及戴，趕緊下船相揖，並抱歉地説：“我今天穿着野服來見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説：“禮豈是為我輩所設”。

蘇軾在金陵逗留一個多月，幾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見。他們談了很多很多。作為讀書人，也作為體制內人員，他們難免會談到究竟是建功立業，還是退休隱居的問題，尤其是蘇軾現在要面臨着繼續入朝做官，還是乾脆直接在山野終老的抉擇。

王安石給蘇軾講了自己的一個觀點：“劉備曾經批評許汜，説他只會求田問舍，而沒有憂國忘家。但我認為，憂國忘家，最終只會‘可憐身世兩徒勞’，還是‘問舍求田意最高’”。

他勸蘇軾就在金陵這裏住下算了，大家當個鄰居。

這代表着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在經歷過奮鬥，經歷過輝煌，經歷過磨難，經歷過掙扎之後，以血淚教訓得來的人生感悟：與其追求建功立業，還不如平平淡淡過一生。這對蘇軾的觸動很大——何況他本來心中就隱藏着一個歸田園的夢。

於是，蘇軾開始在金陵及周邊“問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後經朋友蔣之奇的幫助，在常州宜興買了一塊田。

買好田以後，蘇軾上了一封奏摺，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於一直沒得到迴音，只好繼續北上，同時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終於得到宋神宗的回覆：官職不變，允許常州居住。

這下，蘇軾終於擺脱了“來往如梭”的狀態，可以放心地安家終老了。

誰知，沒過一個月，神宗皇帝駕崩，他的兒子宋哲宗繼位。

北宋朝廷一個新的時代，又到來了。這將是一個更為動盪的時代。

蘇軾再一次被時代的潮流裹挾，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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