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主權”與規範性權力的迷夢——淺談歐盟與中歐關係_風聞

作者：王雪瑩、魏子龍、翟東昇

説明：2022年三月份，歐洲某智庫負責人邀請我寫一篇英文學術評論文章，談談中國學者眼中的歐盟和中歐關係，他們會放在該智庫的網站上刊登出來以配合某高端外交活動。我動筆前再三跟他確認，這篇文章的度如何把握；他跟我説，可以很坦率，放開了寫沒有問題的。於是我就帶着王雪瑩和魏子龍兩位博士生寫了16000字的中文稿，並由他們翻譯為英語，（多年不用英文寫論文，直接用英文寫起來太費勁了，果然是用進廢退）還請了一位相關專業研究生畢業的英國小夥子幫忙潤色。趕在4月20號的deadline發給他之後，卻遲遲不見刊登，也遲遲不回覆郵件。再三追問之後，他告訴我説，目前時機不太合適。顯然，我在文中的觀點和言辭，超出了歐洲政策圈的心理承受能力。

昨天偶然翻出這篇文章來，才意識到已經到了年底。算了，我不催他也不等他了。1.6萬字的論文總不能白寫了，趁着時效性還在，放在我上週新設立的這個“翟東昇的全球政治經濟研究”微信公眾號上把中文版發佈了吧。有對此文感興趣的刊物，無論中文還是英文版，無論是否核心期刊，歡迎錄用。如有必要，我們可以把數據和事實更新至最近。

近年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美帶頭搞逆全球化、新冠全球大流疫、俄烏衝突等等，讓中國決策者和學者們普遍相信世界正在面臨又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中歐關係取得一定的進展，也面臨諸多阻礙。一方面，中歐雙方保持着密切的經貿往來，中國歐盟是互為最大或第二貿易伙伴；雙方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達成共識，數次通過高層對話推動綠色發展領域的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中歐合作也存在很多困難之處。 2021年3月，歐盟出台了對4箇中國官員和1個實體的制裁措施，作為回應，中國也實施了對歐盟有關實體和個人的制裁；5月，歐洲議會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批准程序，立陶宛退出了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12月，歐盟延長了對華制裁措施，中歐投資協定的前途更加渺茫。而在歐盟，有不少聲音認為中國試圖“分裂”歐盟，擔心中國趁疫情危機購買歐盟國家資產，向歐盟滲透，對中國充滿戒備。

我們認為，中歐合作出現的一系列裂痕，與雙方對彼此定位的分歧有關。中國認為歐盟是中國的合作伙伴，雙邊關係是互利共贏的，且中歐合作不僅有利於中歐，也有利於世界。8年前，中國國家主席提出，中國願同歐洲一道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時至今日，中國的願景並沒有改變，但歐盟對中國的定位卻日益複雜。2019年，歐洲首次將中國定義為a cooperation partner, a negotiation partner,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多重定位暴露了歐盟複雜的心態：既希望同中國合作，但又對來自中國的競爭滿懷憂慮。因此才出現了歐盟對華看似矛盾的政策組合，一邊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一邊制裁中國官員和實體、凍結投資協定的審議進程。

我們認為，如果中歐雙方都足夠理性客觀地理解各自在這組雙邊關係中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所在，那麼中歐關係本不該如此艱難。我們相信智庫學者之間的坦率交流有助於加強中歐雙方的溝通，減少雙方的誤解，從而彌閤中歐對彼此定位的分歧。

（一）俄烏衝突的爆發，歐盟是經濟上的主要輸家，但這是北約東擴的必然結果，歐盟應直面這一地緣政治後果，而非過度強調規範性權力。

歐盟是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經濟戰的主要輸家。作為對美歐經濟金融制裁的反應，俄羅斯將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武器化，歐洲人民不得不忍受飛漲的能源價格，不斷攀升的物價水平，時刻面臨着能源斷供的風險，甚至還生活在核威懾的恐懼中。如Figure1所示，2022年3月，歐元區物價水平急劇攀升，再創新高，HICP同比達到7.5%。當地時間3月31日，普京簽署盧布結算令，這意味着歐盟國家要想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必須使用盧布進行結算。目前，俄歐雙方能否就盧布結算令達成妥協尚未可知。如果戰爭遷延日久，俄羅斯對歐盟的能源威脅可能進一步升級。俄羅斯顯然在過去的數年間為今天的場景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而在自身缺乏替代能源供應的前提下，歐洲跟着美國一起對俄羅斯大力施加經濟制裁，相當於用自己的臉部去擊打對方的拳頭，自找傷害自取其辱，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Figure 1: 歐元區通脹攀升

Source: Eurostat

受到戰爭波及的歐盟將戰爭的責任完全歸於俄羅斯，認為俄烏戰爭的爆發完全是由於俄羅斯政府，特別是普京總統個人的獨裁和擴張的野心導致的，卻絕口不提北約的違約和東擴。中國學界普遍認為，北約東擴是俄烏衝突爆發的主要原因，歐盟的主流敍事選擇性忽略了北約東擴壓縮了俄羅斯的安全空間，且俄羅斯在戰前多次試圖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安全困境的事實。在我們看來，這個世界在頂層的邏輯上仍然是叢林規則而不是所謂的“國際社會”，在這個歐美人掛在嘴邊的“國際社會”中，定規矩的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歐美政治家和媒體精英，能決定何種轟炸是合法的，或者何種轟炸即便沒有國際法依據但也無須受國際法院戰爭罪審判的是歐美政治家。2003年的伊拉克和其它很多案例，歐美政治家可以選擇性地遺忘，但是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為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都記得非常清楚。更往前追溯，歐美白人曾經殖民全世界，曾經用暴力手段販賣黑奴和鴉片，從中所獲得的利潤構成了今天的經濟發展基礎，而受損的民族並未得到必要的補償和道歉。只要那些從伊朗、伊拉克、埃及、印度和中國掠奪的珍貴文物仍然被陳列在英法等國的博物館中，歐洲就沒有任何道德優勢去教育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相信：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叢林社會而是一個講規矩的有道德的社會而歐美白人定的規矩對各國都是公平的。須知，身負殖民原罪的民族，是沒有資格扮演上帝的。

因此，歐美政治家所標榜的“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忽悠不了整個世界，而且，這次俄烏衝突也表明，歐洲的規範性權力在核武器與能源武器面前非常虛幻無力。北約東擴是地緣政治中極具攻擊性的行為，而歐洲作為其中對抗的前線，居然絲毫不覺得自己威脅到了別人的生存空間，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對於俄羅斯的反制裁感到非常憤怒，似乎俄羅斯應該安心接受北約東擴，並安心接受歐洲的制裁而不能反抗，這種“後現代”思維和情緒反應讓中國和其他處於現代和前現代社會中的人，都覺得匪夷所思。似乎只要嗓門足夠大，創造的新概念足夠多，就可以讓全世界老老實實地放棄他們各自自身利益和立場而聽命於歐洲政治家，但這種迷之自信在我們看來是幼稚、無力甚至虛偽的。有趣的是，不僅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此看待歐洲，美國的一部分政治家和智庫人士也是如此看歐洲盟友。

歐洲在處理國際問題上依賴以規範與價值觀吸引力為中心的軟實力，看重程序、制度的優先性。委婉地説，歐盟的觀念較之國際社會發展的現實過於超前，其成功的內部治理經驗無法在更大範圍內複製。不客氣的講，歐洲對規範性權力的執念猶如瑪蒂爾德借來的鑽石項鍊，缺少這樣閃爍的珠寶便羞於登上外交舞台，然而真正具有硬實力的國家並不在乎對規範完美無瑕的遵守。歐洲人在對規範性權力的痴迷上表現出驚人的幼稚，這種幼稚性已經讓歐洲栽了跟頭，歐洲規範性外交的典型失敗案例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對其他國家提出了“應然”（should）的要求，卻沒有考慮各國的實際能力與意願（can），最終只能鎩羽而歸。 套用中國自身的歷史體驗，歐洲人的精神世界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春秋時期，那時候的政治家都很有貴族氣質，政治鬥爭和作戰都帶有儀式性和虛偽性；而今天的中美俄印等國政治家的精神世界則越來越類似於戰國時期，道德禮儀廉恥的功能都在被不斷證偽，政治鬥爭和戰爭的殘酷性大幅上升，現實主義的“為生存而鬥爭”成為共識。

（二）歐洲一體化的整體前景是樂觀的，財政、安全與外交政策以及難民政策的一體化正在獲得重要進展，但也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視的不確定性。

傳統的中國人喜歡講“天命”，認為天道輪迴，帝國的氣運此消彼長，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規律。套用這樣一種修辭，如果把東正教文化在歐洲北方的繼承者，也就是當代俄羅斯及其前身沙俄和蘇聯，視為東羅馬帝國的近現代繼承人，那麼歐洲大陸上的天命似乎正在轉移到西羅馬帝國的繼承人——歐盟一邊，歐盟正在代表天主教崛起於大陸的西端，成為世界舞台中重要的一極，這將是二十一世紀中期全球政治經濟和戰略格局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新變量。

基於以下三點晚近的事態發展，我們對歐盟的整合和崛起持有樂觀態度：

（1）英國脱歐

很多學者認為英國脱歐是歐洲一體化的倒退，但我們反而認可英國的離開對於歐洲一體化是好事，有利於歐洲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化。脱歐前，英國主要在歐盟內扮演“keep United States in, keep Germany down, keep Russia out”的功能，也就是保證歐盟與俄羅斯的對抗，保證盎格魯撒克遜勢力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力，並制衡法國和德國。英國脱歐後，美國干涉歐盟的能力下降，在法德軸心領導下的歐盟，能夠更加獨立地、基於歐盟自身利益來制定對外政策，減小美國對歐盟的干預。適當的收縮是為了更純粹的團結和更輕鬆地前進，英國的離開將會保證歐盟能夠更加有效地、一致地、獨立地加深一體化。

（2）財政一體化的重大突破

十年前的歐債危機重創了歐洲經濟，但也讓歐洲領導人意識到，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不對稱性，是一種重要的制度缺陷，歐盟必須在財政一體化領域取得實質突破，才能儘可能消除債務危機的隱患。

歐洲一體化似乎從不浪費每一次危機。新冠疫情的衝擊，使歐盟向財政聯盟邁出了一大步。與債務危機期間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提出嚴苛的財政要求不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歐盟層面迅速推出一致的寬鬆財政政策（規模為100billion Euro 的SURE and 規模為750 billion Euro的Next Generation EU）為實體經濟紓困。

更重要的是，歐盟將主要通過共同債務為這些項目融資，並即將成為超國家債券最主要的發行人，這一舉措對於財政一體化的重要意義，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共同債券的增發極大地擴充了歐盟債券規模，也將為歐洲央行創造了更大購債空間，增強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在增發債務融資之外，歐盟還改善了税收體系，增加了歐盟層面的財政收入，為Next Generation Plan提供支持。據統計，Emission Trading System和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以及國際税改的部分收入，將在2026-2030年間為歐盟帶來平均每年最高達170億歐元的收入。

（3）俄烏衝突促使歐盟加強了在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難民政策等領域的一體化

“城門失火”激勵歐盟表現出令人驚訝的政治團結和動員能力，這一點備受中國學者關注，並被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是歐洲一體化道路上的重要轉折點。

其一，俄烏衝突説明，維護歐洲和平穩定安全的重擔，最終仍然在歐洲人自己肩上。歐洲腹地可能遭遇核威懾，而美國並不會甘冒捲入核戰爭的危險為歐洲提供保護，甚至還可能是衝突的助推者和製造者。美國總統拜登利用這場戰爭將普京和俄羅斯妖魔化，借力打壓一貫公開崇拜普京的特朗普。此外，美國還在能源價格高漲之際向歐洲賣出石油、頁岩氣等能源，藉機盈利。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美國民主黨政府並不真正希望戰爭結束，甚至希望戰爭持續發酵，進而為自己爭取中期選舉和兩年半後大選的優勢。

其二，面對二戰結束以來歐洲規模最大的難民潮，歐盟多國放鬆邊境管控措施，接納了大量烏克蘭難民，甚至還啓動了於2001年通過但一直擱置的“臨時保護指示”，在難民政策一體化方面實現突破。

其三，歐盟在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方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進攻性特徵。歐盟目前仍然是一個經濟主導的聯盟，絕大部分成員國在安全和防務問題上主要依賴北約的庇護，安全與防務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短板。面對俄烏戰爭，歐盟迅速決定從“歐盟和平基金”撥出5億歐元，“to fund and coordinate EU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to deliver military (including lethal) equipment to Ukraine”, 這是歐盟歷史上首次通過一項專用的、預算之外的工具，為第三國致命軍事設備融資。未來，如果法國能夠與歐盟其他成員國共享其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以及其核大國地位，那麼歐盟共同安全和防務方面的短板將被有力補齊。

綜合以上多種因素，我們對歐洲一體化的未來走向持有積極判斷，儘管這種判斷並不被很多國內同行所認可。我們認為，在“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俄羅斯前途渺茫之時，一個更加聯合的、強大的、獨立的歐盟，將作為“西羅馬帝國”的傳承人，崛起於歐亞大陸的西端。

然而，我們也觀察到歐洲一體化的一系列不確定性因素：

其一，俄烏危機下，歐元地位趨弱。如果俄羅斯堅持執行盧布結算令，那麼國際外匯市場上將出現對歐元的拋售，可能會導致歐元顯著貶值。此外，歐盟對俄羅斯外匯儲備的制裁破壞了歐元的國際聲譽，對歐元的國際儲備地位不利。

其二，受俄烏衝突影響，歐盟各國的社會思潮可能更加本土化，民族主義和不合作主義在各國內政中的勢力可能進一步壯大，這將加大東西歐之間的裂隙，實質性阻礙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在近期的法國大選中，多位候選人做出了退出北約的承諾，由此可見歐盟內部民族主義之盛。

其三，俄烏戰爭引發了德國的重大戰略轉向，這可能會破壞相互制衡的法德軸心關係，阻礙歐洲一體化進程。德國利用戰爭的機會，擺脱了不能軍事化的枷鎖和戰敗國的身份烙印，向烏克蘭出口武器，加大軍事開支，正在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國家。過去，法國是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在政治和軍事領域罩着德國。德國是經濟大國，為歐洲一體化出資。如若德國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那麼法德之間的平衡將會被打破，雙方的分歧與衝突會增加，不利於歐洲一體化。美國人自然樂見歐洲一體化躑躅不前，希望歐洲國家充當自己對華競爭中的棋子，因此，美國對德國的軍事化表現出積極支持的態度。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歐洲缺乏戰略自主性，也即歐洲的靈魂難以有效控制自身的龐大軀體。但就現實而言，這個本來理所應當的事情如今卻是一個問題。觀點三將對這一點進行詳述。

（三）歐洲缺乏主權意識和地緣政治意識，不利於完整清晰地看待自身在中歐關係中的真實利益並做出理性決策，美國利用俄烏危機進一步打亂了歐洲的戰略自主。

長期以來，歐洲生活在美國“軟實力”和“巧實力”的控制之下，美國力量通過各種渠道實現了對歐洲的滲透，彷彿寄生於螳螂體內的鐵線蟲一般左右着歐洲的一舉一動，讓歐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喪失了自己的頭腦。

歐洲的主流媒體和諸多NGO受美國資本控制，為美國利益發聲。俄烏危機期間，歐洲輿論完全被美國操縱，毫無新聞自由可言，歐洲的獨立記者、美國的獨立記者甚至一下大媒體的記者們都被禁止發聲。今年3月1日，法國媒體Cnews採訪了獨立記者、紀錄片導演Anne-Laure Bonnel，後者自2014年常駐Donbass地區。在採訪中，她揭露烏克蘭政府軍對頓巴斯地區講俄語的、包括兒童在內的居民的長期襲擊轟炸，並且展示了烏政府軍慘無人道暴行的部分證據照片。但她的發言很快就被主持人打斷了，隨後，採訪片段也在Youtube上被大範圍刪除。而在中文網絡媒體上，該片段的播放量已經突破百萬。另外，據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報道，法國記者Kristel Nean也公開控訴烏克蘭軍隊在轟炸自己國家的平民，但歐洲的主流媒體都拒絕了她的報道，“歐洲媒體們不想承認‘烏克蘭部隊轟炸平民’的事實，他們不想了解，也不想發表。

此外，包括德國綠黨在內的不少中小黨派是不折不扣的大西洋主義者，在政壇中起到制衡作用，被美國收買催眠，在內政外交中通過自身的力量確保美國的利益。諷刺的是，高舉綠色旗號的歐洲綠黨，由於被美國的國家力量所嚴重滲透，竟然力挺在綠色和氣候變化問題上三心二意的美國，而不斷將真正下決心下力氣要跟歐洲一起治理全球氣候的中國妖魔化，歐洲綠黨甘當美國人的傀儡，失去了從歐洲自身利益角度出發進行思考的能力。可以説，歐洲綠黨姓“美”不姓“綠”。

受美國操控的勢力、陣營、聲音，不斷在歐洲妖魔化中國和俄羅斯，影響歐盟的政策制定和民眾情感，促使歐盟主動破壞中歐、俄歐雙邊關係，成為美國製衡中俄的工具。中歐、俄歐優勢互補，相互依存，俄羅斯是歐盟最大的能源供應方，中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破壞中歐、俄歐關係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歐洲喪失理性，背自身利益而行，這背後的原因正是歐盟缺乏自己的頭腦。

當前，美國正在利用控制歐洲，進一步打亂歐洲的戰略自主，而歐洲似乎還矇在鼓裏，執迷不悟。對於歐洲，真正的戰略自主是促使俄羅斯與烏克蘭和談，緩和與俄羅斯之間的“安全兩難”關係，繼續從俄羅斯進口廉價的能源，為自己爭取實現能源自主的時間。而歐洲卻近乎自殺性地對俄實施制裁，致使國內能源價格飛漲。更可嘆的是，歐洲竟然將自己的一部分能源供應託付給美國，用昂貴的美國液化天然氣替代廉價的俄管道天然氣，這樣以來，歐洲的能源成本陡增，大概率將在與美國的“再工業化”競爭中敗下陣來，歐洲的一部分能源密集型製造業也許會不得不轉移至美國。通過為歐洲輸送能源，美國一是可以賺取高額利潤，二是可以加強歐洲對美國的不對稱依賴，三是可以在“再工業化”競爭中領先歐洲，可謂一箭三雕。而反觀歐洲，似乎渾然不知自己正在引狼入室，這令不少中國學者感到無奈。

我們認為，對美關係是否更趨從屬性，將直接影響歐“戰略自主”地位並在世界多極化發展中隕落。歐洲人急需擺脱美國的控制，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認清自己的利益，強化主權意識和地緣政治意識，在國際舞台中明辨敵友。中國樂見“歐洲主權”“戰略自主”等概念的提出，並認為這將有益於世界的穩定與持久和平。這將使歐盟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行為體，形成中美歐三角的穩定結構。中國社會對於獨立自主的國家抱有好感和尊重，這源於中國的歷史和發展道路。馬克龍今年3月7日公開表示，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需要受到尊重，在西方國家一邊倒的反俄浪潮中表現出了罕見的理性。這段發言在中文互聯網上獲得了近百萬的播放，並且多數網民給出了正面評論。

什麼情況下我們才能判斷歐洲具備了自己獨立的靈魂？最基本的指標是，歐洲對華政策不再“外包”給美國，而是能對中國對歐政策發生正反饋reciprocity ；而更高的指標是，歐盟最主要的工作語言不再用英語，畢竟，如果一個大國將其它民族的母語作為自己的首要官方語言，還有什麼事實更能説明它不過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呢？

（四）歐洲自身的獨特價值並未被充分挖掘，反而站在別人的旗下高喊別人的口號。和平與綠色才應該是歐盟最值得驕傲的獨特價值。

歐洲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有不少歐洲人將中國界定為威權國家，並認為中國政府給予企業過多補貼，不尊重市場，不尊重個人自由和人權，不保護私人產權，與歐洲自由、民主、尊重市場、保護產權的價值觀相悖，甚至以此制裁中國。

我們不禁要問，自由、民主、尊重市場、保護產權的價值觀，是歐洲的特色價值觀嗎？歐洲人自己遵守它們了嗎？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們對比各國的實際情況，上述價值觀既不是歐洲人獨享的特色，也不是歐洲人所恪守的金科玉律。本文作者們都曾在美國、中國和歐洲三大經濟體生活學習和工作，以尊重市場為例，我們的親身體驗告訴我們，歐盟對於自身市場的管控和干預，與中國和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發現，在歐洲，黃瓜的形狀、游泳池的水質、各類酒的濃度都受到嚴格管控，甚至不同國家的規則各有不同；歐盟給予空客等大型企業高額補貼；共同農業政策的補貼高昂到如此誇張的地步，以至於每一頭牛、每一匹馬所獲得的補貼可以讓它乘飛機環行地球一圈。這一系列政府對市場深入、細微且有力的管控，在我們看來，是明顯超過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的，與我們前往歐洲生活前所想象的歐洲大相徑庭。此外，俄烏衝突期間，歐盟對俄羅斯籍個人權利及其財富的嚴厲制裁，也打破了歐盟高度保護私人產權的神話。

概言之，歐盟宣揚並據此鄙視和制裁中國的價值觀，包括自由、民主、尊重市場、保護產權等等，其實不是歐洲獨特的核心價值，而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美國價值觀。我們認為，歐盟忘記自己的獨特的偉大的價值觀，致力於高舉大西洋西岸的價值觀，這種奇怪的行為，用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話來説，是“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也就是説，歐洲人在崇拜別人的神，本質上是因為當代歐洲人缺乏精神和思想的獨立性，是一種文明和道路不自信的表現。

那麼，歐盟獨特的價值觀是什麼呢？在我們看來，是和平和綠色，而不是自由民主。歐洲大陸在飽受戰火摧殘數個世紀之後，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道路，那就是通過主權共享而實現一體化，以和平手段消除無政府狀態與國家間的安全兩難。2200年前秦始皇通過殘酷的統一戰爭將東亞大陸實現了一體化；一百五十年前，南北戰爭中，美國總統林肯用同樣殘暴的掃蕩政策平抑了南方的反抗和分裂，再造了深度一體化的美國。但是最近這七十年的歐洲一體化，儘管一路走來非常不易，但是實現了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歐洲的這條獨特道路，對於命運越來越緊密相連的世界各國而言，意義極其重大。既然法德可以通過這條道路實現和解與共生，那麼未來全球的大國就並非註定要生死一搏，全人類是可以通過理性的自私而實現和平與繁榮的。正因如此，1000年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還能從核武器和其它威脅中倖存下來的話，在其歷史教科書上必然會將歐盟的試驗當作人類通過理性和自覺而改變自身命運的劃時代的偉大創新。

這一獨特的價值觀是歐洲原創的、可貴的、值得尊重的，在有記載的人類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政權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和平與安全問題的。中國人高度認可這一歐洲原創的重要的價值，也願意與歐洲一道將這一價值發揚光大，用它來解決全世界的無政府狀態，避免自我毀滅式的大國衝突之宿命。後冷戰時代，中國從未捲入任何戰爭，並能冷靜而平和地管控好自身主權範圍內的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運動，在外部敵對勢力支持利用這些運動的背景之下，中國能如此反應殊為不易。

再説綠色。眾所周知，縱觀世界，歐盟是綠色發展的引領者，排頭兵，綠色轉型也是本屆歐委會施政的重點內容。筆者在歐洲工作和生活時，親眼目睹了歐洲人對綠色的狂熱和痴迷。

今天的中國，也表現出對綠色發展的高度熱情和堅定投入，“綠色”是中國國家主席提出的五大新發展理念之一。2020年，他正式宣佈，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並努力爭取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大國，這一承諾無疑是非常激進的。須知，歐美的民選政治家們非常喜歡給選民做承諾，但是絕大多數承諾是無法兑現的，他們口中的節能減排碳中和承諾也是如此。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決定了，一旦其最高領導人在國際正式場合承諾了某個事情，其兑現率接近100%，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努力實現。所以，一個合理的預期是，中國很可能比歐洲和日本更早兑現碳達峯。

2021年夏秋季節，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拉閘限電現象，造成了不小的社會代價，原因就在於“2030碳達峯2060碳中和”的政治承諾被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量化並倒推到從現在開始的每一年來落實，而綠色替代能源的配套措施還未能調整到位。這個現象也引起了白宮和華爾街的震驚，因為他們從未預料到中國政府對節能減排的承諾如此認真。

而反觀美國，作為全球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國家，至少有一半美國人及其民意代表對綠色發展並不認同。目前來看，受傳統產業尤其是科赫兄弟等資本圈支持的美國共和黨對綠色問題不以為然，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甚至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而美國民主黨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支持大部分僅為口惠而實不至，雖然表面上表現出對綠色發展的認可，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力度並不足以實現其政治承諾，尤其是在俄烏戰爭驅動的能源漲價背景下，氣候承諾讓步於應對通脹壓力。在兩黨的角力下，美國對其國內環境事業的投資都寥寥無幾，歐盟更不應該對與美國進行全球綠色治理合作抱有期望。

作者們在歐美多地的生活體驗讓我們深切認識到中歐在“綠色”問題上的共識，以及美國人對“綠色”的漠視。在美國，夏季過低的空調温度（16C）與中國家庭和辦公室的夏季温度差了整整9度，晝夜不滅的教室和辦公樓燈光讓中國人感嘆其社會的富足與奢靡，這與中國人自幼接受的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的實踐教育大相徑庭。而在歐洲，作者們生活中便沒有這種不適感，大家在下班時隨手關燈，在夏天將空調調至適宜的温度。我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歐盟和中國高度共享“綠色”這一價值理念，而至少一半美國人卻與歐盟和中國背道而馳。

概言之，中歐在價值觀問題上沒有本質差異，歐洲宣揚的自由、民主、尊重市場、保護產權等價值觀都不是歐洲人原創的，也沒有在歐洲被充分遵守。而中國人高度認可歐洲人倡導的和平和綠色價值觀。換言之，雙方在價值觀問題上不僅沒有分歧，而且還頗有共識。

（五）中歐雙邊經濟往來密切，未來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中歐之間保持着密切的經貿往來，歐盟因其在技術和資本上的優勢對中國居高臨下。如圖2所示，中歐貿易在雙方的對外貿易中舉足輕重。從貿易類別來看，歐盟主要向中國出口machinery and appliances,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vehicle and parts, pharmaceutical products等中高端製成品，如汽車、大飛機等；以及金融、教育、旅遊等高端服務。中國主要向歐盟出口機電產品、紡織品和原料以及傢俱玩具等。整體而言，歐盟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更多地參與了資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環節，而中國則更多地參與了勞動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環節。此外，中國備受歐盟資本青睞，新冠疫情以來，儘管歐盟27國對外直接投資淨流量為負，但仍然有很多歐洲企業積極增加對華投資。

Figure 2 中歐貿易在歐盟和中國商品貿易中的佔比

Source: Eurostat an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PR China

隨着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提升，中歐之間的競爭性將加強，歐方高高在上的局面將得以扭轉，雙方之間的合作將更加平等互惠。如Figure3所示，近年來，中國的專利申請數可以説是一騎絕塵。此外，中國還在無人機、人工智能、5G、電動汽車等高新科技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有觀點認為，當中國的中高端製造業趕上，甚至在部分領域超過歐盟，中歐之間的互補性將下降，這對雙方合作是不利的。我們不認可這種觀點，我們認為，中國製造的強大，將會增加中歐雙方的競爭與互動。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市場規則下的競爭對雙方都有好處，雙方企業將在競爭中不斷提高生產水平，消費者也將切實享受到優質的產品。不僅如此，儘管歐盟對中國技術充滿戒備，但中國仍然願意為歐洲提供優勢技術，實現雙方共同發展。

Figure3 主要經濟體專利數

Source: WIPO statistics database

此外，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將為中歐合作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如Figure4所示，中國當前的公共部門社會指出水平明顯低於同等人均GDP的國家應有的水平。中國執政者已經意識到這種低福利的局面亟需扭轉，將共同富裕政策作為工作內容的重中之重。我們預測，如果中國能在2035-2050年間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居民的購買力將得到極大躍升，中產階級規模將會翻番，達到7-8億。彼時，中國人對於飛機出行、汽車、日用化工、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會猛增，歐盟對華出口和投資也會隨之激增。我們相信，歐盟不會願意錯失中國這一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希望歐盟能夠理智對待中國，儘早重啓對投資協定的批准程序，同中國一道加強中歐友好合作。

Figure 4 social spending (% of GDP) and GDP per capita (in US dollar)

Source: OECD and World Bank

（六）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的Gateway Programme不是互斥關係，可以共存並相互促進。

不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有不少學者和媒體認為，EU Gateway Programme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互斥的。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短視的。

Gateway Programme和BRI的目的都是為全球發展中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為全球經濟的發展貢獻力量。兩個項目將會合力拉動外圍地區經濟增長，做大全球經濟蛋糕，提升外圍國家居民的購買力，為全球經濟發展增加新動力。在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放緩，並陷入少子化、老齡化困境的當下，外圍國家購買力的提升無遺將會大力拉動全球經濟，有利於全球經濟可持續均衡發展，不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將從中受益。因此，對於歐盟提出的Gateway Programme，中國不僅不排斥，反而還十分歡迎。我們認為，未來，一帶一路項目與Gateway Programme可以攜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讓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充分的資源，從而實現快速發展。

從微觀上來看，Gateway Programme和BRI是有一定的競爭的，中國人十分歡迎這種良性競爭。歐盟的Gateway Programme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資本外的另一個選擇，原本打算引進中國資本的國家，出於各種考量，可能會選擇Gateway Programme。適當的國際競爭將會激勵中國企業提高業務能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加優質的投資。

我們觀察到，有觀點認為，與中國的BRI相比，歐盟的Gateway Programme更能彰顯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我們認為，歐盟的這些暢想理想化色彩過於濃重，不符合現實。

我們認為，工業化是原因，民主和人權是結果，只關注結果忽略原因和前提，無異於揠苗助長，而中國人關注的是原因而非結果。中國有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説的是，當人有了充足的食物，就會behave polite; 當人有了充足的衣物，就會有廉恥之心。換句話説，民主和人權是與物質基礎高度相關的，隨着經濟水平的發展，民主和人權會自然而然地成為現實。歷史上看，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之前能運行一個有效的民主體制。 民主也許是一個好東西，但是非常昂貴，因為它意味着擁有分配參與權的羣體大幅擴張，這通常也意味着對外的剝奪和對內部的補貼。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時代，都與其霸權相匹配，一旦無法從外部獲得更多的剝奪空間，其民主制度迅速崩盤。魏瑪共和國的憲法設計非常完美，但是卻無法維繫，是因為一戰後的德國需要對內剝奪以支付昂貴的戰爭賠款。今天的國際體系中，運轉得比較好的民主制度，僅存在於體系中心的工業化國家中，原因在於中心對外圍的剝奪和代價轉移。隨着中國的工業化水平日益提升，中國中產階級佔比的持續升高，中國也將讓其民眾獲得越來越多的權益，包括政治表達和參與。但是，這在筆者眼中，並非是道德上多麼高尚的事情，因為它無非是中國擠入世界市場體系中心之後的一個副產品而已：我們變得足夠富裕和強大，以至於民主這樣的奢侈品也越來越支付得起。因此，中國積極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和貸款，幫助他們實現發展，在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支持這些國家建設符合自身國情的政治民主和人權保障制度。

（七）中國與歐洲看待中歐關係的思維方式存在本質差異。

中國和歐盟以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審視中歐關係，因而會對中歐關係產生不同的定位，也會在某些問題上難以理解對方的政策行為。歐洲人看待中歐關係的思維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先看各個領域的問題，然後加以概括和綜合。而中國人看待中歐關係時，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先看世界格局中各方行為者的利益和態度，對歐政策是這種整體主義方法論的衍生品。

在中美博弈和俄烏戰爭的激勵下，歐盟主權意識不斷強化，認識到硬實力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加強對外主權，保護歐洲的利益，地緣政治、戰略主權等話語重新被歐盟領導人拾起。在此背景下，歐洲人通過用自下而上的歸納法，認為中歐之間在人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數字經濟等領域存在分歧，則中國是歐洲的經濟競爭者economic competitor，甚至是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

與歐洲人相反，中國政策研究者、制定者習慣於以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思維方式思考國際問題。在中國人眼中，中美博弈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如Figure5所示，2021年，中國GDP達到了美國的77%，製造業總產出達到了美國的188%。此外，中美在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獨角獸企業等多個領域勢均力敵，中美對抗是當今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全球政治經濟關係中的首要矛盾。中國人認為，兩極格局是脆弱的，需要雙方小心翼翼地加以維護，任何一方都受到另外一方的制衡，無法走向極端，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將大量的物質資源投入到與彼此的競爭中，這樣的格局是中國人不願意見到的。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便是避免世界走向中美兩強針鋒相對的兩極格局，引領世界走向多極格局。對於中美G2的概念，中國從來都不認可；實現多極格局，擺脱大國之間相互爭奪、彼此消耗的叢林規則，才是中國真正渴望的。

Figure 5主要經濟體名義GDP，製造業增加值和軍事支出佔美國百分比

注：中國GDP和製造業增加值佔美國比例為2021年數據，其餘為2020年數據。

Source: World Bank 美國經濟分析局

因此，從全球宏觀格局的角度出發，中國學者認為，中歐是志同道合的，都希望歐盟成為國際舞台中獨立的、重要的、富有影響力的一個實體，減輕對美國的依從，與中國、美國，未來還可能有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一道，將國際格局打造為多強並立的多極格局。即便中歐在一些微觀議題上有分歧，但是我們認為，只要就希望歐盟未來在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一重大問題，中歐是有共識的，那麼微觀議題的分歧都可以在溝通中克服，無傷大雅。

（八）面對美國的數字霸權，中歐選擇了不同的應對道路。中歐在數字經濟領域優勢互補，雙方合作可以大有作為。

歐洲在這一輪的數字經濟競爭中已經遠遠落後於中美兩國。歐洲沒有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甚至本土市場也已經全面地被美國企業佔領。在數字經濟領域，如Figure6所示，美國和中國在全世界佔有絕對優勢，兩國擁有全球最大的70個數字平台市值的90%。相比之下，歐洲數字平台的市場份額僅為4%。另外，從歐洲的互聯網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的數量而言，未來追趕上中美兩國的可能性也並不大。如Figure7所示，歐洲目前僅有143家獨角獸企業，而美國擁有562家類似企業，幾乎是歐洲的四倍。中國一國的獨角獸企業數量也超過了整個歐洲，印度的獨角獸企業數量也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要多。進一步的，儘管歐洲的獨角獸企業平均估值與中美類似，但缺乏像字節跳動 和SpaceX這樣估值上千億的超級明星公司，估值最高的Klarna也僅有不到500億美元的估值。歐洲的數字市場過於分散，無法形成有效規模進而產生網絡效應。歐委會盡管意識到了這一點，提出建設單一數字市場的計劃，但為時已晚，美國企業的先行者優勢和用户慣性已經無法逆轉。

Figure6 世界前100大平台

Source: The Original Platform Fund

Figure7 主要經濟體獨角獸數量和平均市值

Source: Unicorn tracker

中國和歐洲都使用了各自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數字產業，中國培育了一批具有競爭力的互聯網企業，而歐洲形成了完善的監管法律體系，雙方各有所長。最初，中國出於對國家安全的擔憂，設置了較高的防火牆，將中國市場與全球互聯網空間相隔絕。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本土企業野蠻的生長、競爭，培育了諸如騰訊、阿里巴巴這樣的行業巨頭。近些年，儘管亞馬遜、優步等國際巨頭也試圖進入中國市場，但紛紛在與本土企業的競爭中落敗。歐洲各國政府與歐盟則在與美國企業博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監管法律體系。包括數字税、守門人法案、數據跨境規則等等。這套體系目前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將吸引其他國家的效仿，甚至可能為未來的全球數字規則奠基。但歐盟需意識到，僅靠這樣的被動防守戰略製造貿易壁壘，是無法贏回數字經濟市場，需要考慮借鑑中國採取更主動的產業政策。而隨着中國互聯網企業逐漸發展壯大，開始進軍海外市場，中國政府也應在監管和立法環節參考歐洲的有益經驗。

歐洲已經錯失了前一輪互聯網發展的機會，因此更應該為將來的產業革命做好準備，開展與中國的深度平等合作。儘管歐洲錯失了數字產業化的浪潮，但歐洲在製造業的深厚積累卻能在未來十年產業數字化的機會窗口期大展身手。這就需要歐盟制定完整的、進攻性的產業政策，並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中歐之間已經進行了一些合作，比如戴姆勒汽車加入了百度公司的阿波羅自動駕駛開源平台。與中國開展數字經濟合作有利於歐洲減輕對美國的依賴，俄烏戰爭打響後各美國企業的行動已經證明他們的能量和立場，歐洲需要未雨綢繆，分散風險。另外，中國在5G技術等領域的領先也證明，歐洲想要建設下一代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中國是不二的選擇。

從分散風險、合作的可持續性還是實際能獲得的效果而言，歐洲都需要認真考慮未來在綠色發展和數字經濟這兩條重要的發展方向上，平衡自身下在中美兩邊的賭注。

（九）在對歐態度上，中國官方與民間，中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存在重大差別。

中國社會曾對歐洲各國抱有玫瑰色的想象（La vie en rose），奢侈品、精密儀器和優雅的生活方式是中國人對歐洲的普遍印象。除了富饒的生活，歐洲人的道德水平和豐滿的精神世界也曾在中國廣受推崇。一個雖已被證偽，但流傳甚廣的都市傳説最能代表這種迷思：“青島（中國山東城市，曾經部分淪為德國的租界）的地下管道系統是德國人設計並修建的，延續百年依然保持着優秀的排水功能。維修工至今都可以在管道易腐蝕的接口處，找到當年工程師有意留下、用油紙包裹着的嶄新備用零件。”可見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的頭十年，中國人是懷着仰視、羨慕的心情，將歐洲視為充滿責任感的道德之地。

可在最近十年間，歐洲各國在中國人，尤其在中國年輕人心中的形象，正在發生快速的坍塌。歐洲越來越與古板僵化、勢利、懶惰等負面印象相聯繫。法國投降笑話、波蘭球迷因（Polandball meme）是中國關心國際政治的青年羣體中經久不衰，且常常能贏得滿堂喝彩的靈感來源。在中國年輕羣體中最流行的視頻網站Bilibili上，大部分有關歐洲的內容都有着戲謔的評論。其中，中國網民最反感的是歐洲各國政府對他國內政的指手劃腳、雙重標準以及對美國的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不僅僅在政治上，歐洲社會也被中國人認為是低效、迂腐的。筆者曾短暫的在法國求學，數不盡的rendez-vous與中國快速推進的數字政務相比很難 不讓人產生這種感受。經濟上，歐洲的高科技產業相比中美止步不前，文化上，歐洲的影響力也在日漸衰落，乏善可陳。可以説，中國人已經全面的平視歐洲，而在個別領域甚至俯視着歐洲各國。

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是自媒體的崛起。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一直以來對歐洲保持着極為剋制且友善的態度，儘管歐盟今年來反覆強調與中國的競爭關係，但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堅定的認為中歐是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強調中歐之間合作大於競爭。大眾媒體的發展使得歐洲的真實情況展現在中國百姓眼前，不僅僅包括許多歐洲政治人物對中國問題的強硬表態和惡毒詆譭，也暴露了歐洲的各種社會問題。中國的民眾腦海中關於歐洲的“神話”逐漸破滅，認為歐洲各國的治理水平不過如此。另一方面，歐洲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陸續經歷了歐債危機、英國脱歐、難民問題、新冠疫情等多次衝擊，歐洲各國的應對讓中國社會看出了歐洲的分裂、虛偽與任人擺佈。歐盟在解決內部問題時乏力，對外關係上近乎完全聽從美國領導的北約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歐洲的價值觀已經無法取信於中國人：歐洲號稱平等、博愛，但卻任由中東北非的難民兒童溺死在沙灘上，對烏克蘭白人難民來者不拒；歐洲推崇自由市場，但歐盟的產業補貼卻走在世界前列，並對各種產品進行了無微不至的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人甚至更欣賞特朗普這樣誠實的“真小人”。

可以説，中國人仍對誕生了馬克思、伏爾泰等大思想家的歐洲懷有景仰，卻對現實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情況懷有悲哀乃至譏諷的態度。

​（十）俄烏衝突傷害歐洲的利益，中歐關係也因此而受損。中歐雙方都樂見衝突的平息與和平的重建。

短期來看，俄烏衝突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對立，制裁俄羅斯在西方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社會輿論倒戈相向，跨國企業紛紛撤出俄羅斯市場。部分西方國家認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背後隱藏着其試圖恢復昔日沙俄帝國的野心，戰爭將不會止步於烏克蘭，還會進一步向格魯吉亞等中東歐國家蔓延。這一懷疑很可能牽連到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中國，有人可能會懷疑中國的偉大復興是否也藴藏着類似的野心呢？如此一來，俄烏衝突加重了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壓力，一部分歐洲人“恨”屋及烏，對中歐合作不利。

俄烏衝突還加重了中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和敵視，進而不利於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的推進。中東歐國家本就因為冷戰記憶和意識形態等原因對俄羅斯甚至中國有芥蒂。戰爭期間，中國拒絕制裁俄羅斯，此舉或惡化中東歐國家的對華態度，對中國在當地的投資項目十分不利。

然而，戰爭可以幫助歐盟辨析，中國才是歐盟在和平道路上真正的同路人。正如中國國家主席4月1日會見歐盟領導人時提到的，中歐要做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以中歐關係的穩定性應對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中歐雙方都希望俄烏談判順利進行，俄烏衝突儘早結束，希望構建歐洲和亞歐大陸的持久和平。

不僅如此，長期來看，俄烏戰爭將加速歐洲一體化進程，作為一個獨立的、有較強軍事能力的主權實體參與國際競爭，符合中國人對於多極格局的暢想。正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強調的那樣，“此次危機是歐盟的分水嶺”，標誌着地緣政治歐洲的誕生……歐盟必須成為一個具有脅迫力量的強權”。因此，我們認為，俄烏衝突對中歐友好合作的長期影響是正面的。

結論

中國期盼歐洲能團結起來，建設一個和平、安定的政治與經濟共同體，並根據其自身的整體長遠利益，以一種務實的方式來妥善處理同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但美國卻只是把歐洲當作一種工具，只是在需要歐洲來對付中國或者俄羅斯時，把歐洲當作棋子，所謂的民主聯盟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讓歐洲衝在前面替美國人賣命。烏克蘭危機充分顯示出這一點，如果歐洲人不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與美國的重大差異，就會上當受騙，成為新冷戰的戰場，成為投資不安全的場所，成為生產成本暴增的地方，最終淪為滯脹而無法自拔。

中歐政治關係不穩定、不對稱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對歐政策持續穩定並可預測，而歐方有聯盟、國家和專業集團多層治理分權結構，利益考慮過於分散不易兼顧並形成一致，同時缺少決策效率且多變。中國並非有意忽略或看低歐洲的地位和作用，但面對“放空炮”“愛道德説教”和“教條主義”的歐盟實感無奈。

中國人向來認為中歐合作大有作為，認為歐盟是中國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歐在價值觀上不僅沒有本質分歧，在較大程度上還是同路人，在和平、綠色、數字經濟等領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中國也是各大戰略力量中唯一始終支持歐洲聯合的，中國對歐盟和北約兩大組織的定位相當不同。中歐原本沒有地緣衝突的直接動因，但如果北約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和威脅亞太安全，則對中歐關係會造成額外傷害。我們希望歐盟能夠務實地審視中歐關係，消除對中國不切實際的顧慮，切實強化雙邊合作關係，不要試圖觸碰中國在內政和亞太安全問題上的底線，與中國共建和平穩定的世界多極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