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五次變遷，恰恰折射如今俄羅斯最難以解決的問題_風聞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2022年12月19日 20:12:100人蔘與0評論**導讀：**民族主義研究大家安德森曾提出，“唱國歌的行動藴含了一種同時性的經驗”，**通過唱國歌，素不相識的人們伴隨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詩篇，這種想象的聲音，將大家聯結在共同體之中。**國歌的確立及傳唱，有助於現代國家政治文化認同的形塑，國歌也可被用於觀察一國政治現代化的文化層面，為從整體意義上認識現代化進程提供一個切入點。

**文章以英、法、德、美、俄五國國歌為元類型，對照五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在民族性界定現代性的基本視角下，理解國歌作為現代政治現象的本質特徵。**英國國歌《天佑吾王》強調對君主制的效忠，因此是歐洲大陸諸多君主國最初設立國歌的樣板。法國國歌《馬賽曲》因其法國大革命及其所象徵的革命情懷和愛國情緒，在世界範圍內被用作現代政治革命的主題曲，甚至曾經被用作蘇聯國歌。德國國歌《德意志之歌》從民族文化入手，反映了現代國家民族認同建構中的一種典型困境和解決辦法，亦即以民族邊界來確認和爭取國家的範圍。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以旗幟為意向，歌頌了美國對抗英國獲得獨立民族身份的鬥爭，許多後發現代化國家實際上也對此進行模仿，以國旗和歌頌國旗之歌作為自己的文化象徵。由於從帝俄時代到蘇聯再到如今俄羅斯的基本統治邏輯的改變，俄羅斯缺乏長時段、強有力和足夠持續的民族身份象徵。國歌的選擇反映了這個問題的棘手。俄羅斯國歌五度變遷，折射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複雜局面和抉擇，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改革與革命，國家內部侷限性的民族身份認同與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普世認同的張力。

國歌不僅是相應國家現代化歷程的產物，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表徵了各個國家不同的現代化模式，進而形塑和維繫了各自國家特殊的民族記憶、政治傳統和文化認同。倘若以上述西方五國為引，可以揭示國歌對於現代國家成長的普遍意義。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髮此文，供讀者參考。文章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音樂為國家立法：

西方民族國家國歌傳統的歷史類型學分析

**文｜**羅宇維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

▲ 雕於法國巴黎愛德華廣場的凱旋門上的浮雕作品《馬賽曲》。

音樂對於現代國家建構具有獨特價值，國歌乃最典型體現。作為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民族之歌，國歌肇始於歐美諸國，並與各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交織。歷史學家弗思曾言，“國旗、國歌和國徽是一個獨立國家用以宣佈自己的認同和主權的三個象徵”，反映了國家的整個背景、思想和文化。民族主義研究大家安德森更是形象地描繪了國歌在現代國家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唱國歌的行動當中卻藴含了一種同時性的經驗”，通過唱國歌，素不相識的人們伴隨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詩篇，這種想象的聲音，將大家聯結在共同體之中。**就此而言，國歌的確立及傳唱，有助於現代國家政治文化認同的形塑。**換個角度看，國歌亦可被用於觀察一國政治現代化的文化層面，為從整體意義上認識現代化進程提供一個切入點。

從國歌切入研究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並不多見。既有的國歌研究往往從單一的藝術文化或社會政治視角分析國歌，或注重某一國歌的歌詞內容、曲調旋律等細節元素，或偏向多首國歌的簡單分類與評價，相對忽視了國歌作為實在的歷史和政治現象的本質特徵。**實際上，國歌傳統是一種現代發明，它不僅是國家政治現代化的一種表徵，也是一股推力。**本文將圍繞這一論點，結合西方國家政治現代化基本模式和路徑，嘗試為國歌研究提供一個歷史類型學的分析視角，重點考察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羅斯等國家，檢視國歌在西方五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成及其政治社會功能，進而揭示國歌對於現代國家成長的普遍意義。

1****用音樂表達民族情感：國歌傳統的形成情境

國歌傳統的形成與西方近代歷史中音樂的政治化用途密切相關。在近代歐洲濃烈的民族主義文化氛圍下，音樂作品作為文化藝術產品也表現出政治化趨勢。正是在此過程中，國歌作為一種現代國家特有的典型的文化象徵物被髮明瞭出來，並且隨着政治現代化在歐洲各國的展開，逐漸被確立為現代國家的文化必需品。簡單來説，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西方近代歷史中音樂在政治層面的使用與影響。

**首先，對於西方近代的上層社會而言，古典音樂本身就包含着民族主義的思想傾向與創作激情。**實際上，西方歷史對音樂的詳細記錄和描述，直到近代早期才逐漸形成慣例，我們通常理解的西方古典音樂，其實是一種近代音樂藝術，同近代其他領域一樣，有着強烈的民族和民族主義特徵。西方近代上層社會風靡一時的歌劇文化便是典型例子。1777年便有法國人記載：“波蘭國王願意花100000埃居（ecus）觀賞每出新歌劇。西班牙在音樂上展現出舉世無雙的奢侈鋪張……雖然在本世紀初俄國還沒有苗頭，但如今它對音樂的喜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至於歌劇演唱者的收入比軍官還高。”音樂作品的流行和風靡被視為民族和國家強大的標誌，到18世紀後期，用音樂來表達愛國情感成為通行做法，人們開始要求將音樂作品與作者、表演者的民族或族羣聯繫起來。此外，劇院為生存開啓了迎合時代趣味的改革，併為布爾喬亞提供了類似於公共領域的交流場所。另外，同期的許多音樂劇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文化觀念，對歐洲民主政治進程也有所助益。

**其次，對於中下層民眾和新興階級而言，音樂歌曲和流行歌謠發揮了傳遞政治信息、表達政治主張的作用，其政治啓蒙和動員的功效不可忽視。**以最典型的近代法國為例，文化史家勞拉·馬森曾指出，17世紀巴黎街頭歌手演唱和販賣的流行歌曲中有大量批判諷刺王室的內容，這種歌曲文化構成了巴黎人日常交流和禮儀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大革命爆發後，政治歌曲的文化風潮繼續發酵：1789年，法國出現了與大革命相關的歌曲約150首；1791—1792年間，數量翻了一番（約300首）；到1793年，共有600首；1794年是革命歌曲創作的高峯，共有700首。革命歌曲第一行歌詞中最常出現的主題包括至上（supreme being）、自由、和平，進攻杜伊勒裏宮的日子是人們最愛唱起的日期，國民公會是歌曲中最受歡迎的機構。

**最後，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家發掘民謠來歌頌民族、傳承民族精神的做法同樣印證了音樂的政治性和政治效用。**以英國和德國為例，復辟時期，英國人開始進行各種“英國音樂史”的編纂，將音樂看作公職人員必不可少的精神寄託。18世紀，民謠詩歌保存着民族精神、可以教化大眾已是共識，詩人和音樂家蒐集的民謠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民謠《過去之歌》（Guid Auld Lang Syne）歌頌了蘇格蘭的民族英雄和自由傳統，而在《保皇黨人歌曲和蘇格蘭民謠：1688—1746》中，編者將歌曲分為傳統和現代兩類，現代歌曲26首，以政治為主題的佔一半以上。在德國，發掘民謠來保存和發揚民族精神，也是作家和思想家的主流觀點：“歌曲熱愛大眾，它由眾人的聲音集合而成。”民族主義思想家赫爾德直接將民族精神與民間音樂和詩歌聯繫起來，認為民謠才是保存民族精粹和精神的作品，這種觀念成為德國浪漫主義者搜尋民間傳統、尋找民族起源的理論支撐，並隨着民族主義的發展傳播，成為歐洲的潮流。

“音樂來源於政治，並依賴政治成長。”在近代西方濃烈的音樂政治化氛圍中，國歌出現了。根據通行的説法，世界上第一首國歌或為荷蘭的《威廉頌》，或為英國的《天佑吾王》。尤其是後者，由於英國近代政治社會的繁榮與先進，成為近代君主國國歌的模板。**當然，作為政治權力的象徵和現代國家民族情感的表達，國歌傳統的確立，更得益於大革命。****畢竟，在傳統政治儀式中，音樂主要發揮象徵統治權威和維繫權力控制的作用，是自上而下統治的組成要件，尚不具有政治現代性的民主化和民族化特徵，而在為西方政治現代化奠基的大革命中，音樂和歌曲被賦予了民主的神聖價值。**1791年，J.M.卡佩在寫給雅各賓派的信中明確提出通過歌曲傳達革命理想和愛國情懷的主張：“將革命的主要特徵放進歌詞中，並賦予有品位又簡明的舞曲旋律。”1796年出版的小冊子《詩人歌詞創作須知》更是表示：“人民詩人，你的首要任務就是迎合人民。”在這種觀念背景下，世界範圍內影響最廣的國歌之一《馬賽曲》誕生了。

西方國家建構的現代化模式帶有強烈的示範性和傳播性，國歌作為現代國家的外部文化象徵，其設立也隨着英法等國國歌的確立而具有了這種特質，逐漸成為現代國家的一項傳統。“隨着民族在下個世紀（19世紀）的不斷出現，國歌成為向民眾解釋他們歸屬哪個民族、擁有何種特質、應該為什麼奮鬥甚至説哪種語言的最主要方式之一。”1901年，喬治·蒙託格耶在蒐集當時的國歌並編輯成冊後，直接將國歌與民族性格和歷史傳統聯繫起來，認為“就像有自己的旗幟一樣，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歌曲”。此外，國歌成為文化象徵和傳統，還同20世紀奧運會的舉辦有直接關係，1921年，國際奧委會規定，在為冠軍舉行頒獎儀式時，須播放選手所屬國家國歌，自此以後，這一做法逐漸成為慣例。

2****在音樂與政治之間：國歌的判定及其類型再議

國歌是認識反思政治現代化時需要注意的重要政治現象，如何對其定義，是國歌研究得以展開的前提。學界關於國歌判定標準的研究，通常偏重於音樂與政治的兩端之一，或從音樂創作出發追溯國歌曲詞的出現，或從政治寓意着眼分析國歌的誕生情境。前一類主張被稱為創作時間説，即判定國歌的誕生時間是歌曲的創作時間；後一類主張可概括為國歌條件説，以國歌在政治社會中產生的實際影響作為判斷標準。二者之間的分野顯而易見，那麼，這種音樂的或政治的判定標準是否合適呢？

**音樂史國歌研究最常用的標準是創作時間説。照此標準，世界上第一首國歌當屬尼德蘭的《威廉頌》，有四百多年曆史。**不過，稍做考據便會發現，這首“國歌”的誕生時間有待商榷。《威廉頌》出現於1569—1572年間，歌詞和旋律的創作者和創作背景不盡相同，旋律本是一首法國天主教歌謠，調侃1568年第二次宗教戰爭中的“沙特爾之圍”。歌謠傳播到尼德蘭後，歌詞被改為對帶領尼德蘭人抗擊西班牙帝國和天主教勢力的民族英雄威廉-拿騷的歌頌。1578年，歌謠被奧蘭治-拿騷家族列為專用曲，至大革命時被禁唱；1813年，尼德蘭王國選擇《流淌着荷蘭血脈的人》（Wien Neêrlandsbloed）為國歌；1932年，荷蘭通過法案，確認《威廉頌》為國歌。換句話説，《威廉頌》雖有悠久歷史，但前三百年都並非其作為國歌的歷史。再説，若只看創作時間，最早的國歌當屬日本國歌《君之代》，其歌詞取自封建時代（公元10世紀）的琵琶歌俳句。但直到明治時期，歌曲《君之代》才在明治天皇的生日宴上被表演，1999年歌曲被日本官方正式認定為國歌。因此，通過創作時間來判定國歌歷史，在理論和現實上均存在問題。

**國歌條件説強調國歌的政治含義，認為只有歌曲符合特定時期的政治需求和主流觀念，伴隨着社會政治運動成為民族和公共記憶，擁有具體政治社會意涵，才能被視為國歌誕生的基本標誌。**國歌條件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出自年鑑學派歷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在對《馬賽曲》的分析中，伏維爾認為大革命初期內部革命和對外戰爭兩項因素疊加，方使《馬賽曲》獲得了作為法國國歌的合法性。按照這種分析，伏維爾將《馬賽曲》成為國歌的時間認定為1793年11月。也有研究者走得更遠，認為1792年10月《馬賽曲》就已經成為國歌。然而，從官方文件看，《馬賽曲》成為國歌的時間是1795年6月，當時國民公會正式通過法案，確認《馬賽曲》和《自由之心》為共和國國歌。

創作時間説忽略了國歌的政治意涵和現代性本質，國歌條件説混淆了官方國歌和民族頌歌、愛國歌曲，並未認識到國歌作為官方指定的文化象徵所需要的程序和法律條件，就此而言，官方法定説或許更有權威性、準確度和可操作性，各種國歌集、手冊和百科全書也都是根據這種標準來進行羅列的。確實，很多國家就是以官方認可的方式來確立國歌的。例如，美國的《星條旗之歌》便是在經歷了政治團體的倡議和國會議員的反覆提案後，經參眾兩院批准，1931年由時任總統胡佛簽署法令得到確認；而在沒有成文法的英國，王室和政府的公共宣傳中也明確將《天佑吾王》稱為國歌。

然而，官方法定説雖以政治權威規定作為國歌合法性的基礎，但回顧歷史，政權和統治階層的更迭與民族和國家的建設發展不可等同，前者的變化往往會引發對文化象徵的重新選擇和意義重構，現代國家在發展歷程中，還可能會出現不同時期有不同國歌的狀況，法德俄便都是如此。此外，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既有以民族和地區作為活動單元的政治共同體，也有尚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團體、組織和政治單位，在參與國際活動時，後者也會使用指定歌曲作為“國歌”，這種“國歌”的官方性和權威性，當然與獨立國家國歌不同。概言之，**國歌的判定標準既需要綜合考慮音樂史、政治史和現實狀況等因素，還要兼顧不同國家和民族特定的政治與歷史情況。**進言之，為更好地理解國歌並給出界定，理解其生成邏輯和功能作用，要考慮它產生的特定背景，結合西方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民族國家建構的理路和歷史進行類型化反思。

3****元旋律中的現代國家建構：基於五國國歌的比較

按照格林菲爾德的劃分，**英、法、德、美、俄的發展道路為政治共同體的現代化提供了五種基本模式。**格林菲爾德認為，民族觀念構成了現代性的核心，“用民族性界定現代性”是更加確切的陳述。在韋伯、格爾茨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這位歷史學家建構了一種民族主義觀念發展模式的解釋框架。她對民族主義內在情感結構的分析，對情感結構外化在文化和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及其影響的梳理，擊中了現代性議題的解釋核心。恰是在民族性界定現代性的基本視角之下，國歌作為現代政治現象的本質特徵才能得到理解，結合五國現代化道路的實際歷程，可以總結出更全面完善的國歌分類。

英國是較成功實現君主制現代轉型的國家，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分析將其歸為臣民-參與型示範，巴林頓·摩爾關於民主與專制起源的類型學研究認為它走了從暴力革命到漸進主義並確立貴族統治的典型路線，格林菲爾德則指出，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成熟民族意識的民族國家。英國現代國家的建構路徑與模式決定了其國歌的創作、變遷與新時代的遭遇，也反映了作為政治象徵的國歌所具有的特質。《天佑吾王》的旋律有典型的讚美詩風格，與現代早期英國的教堂頌歌一脈相承。在通行的標準版中，歌曲採用G大調，演唱時前六小節相對輕柔，到“常勝利、沐榮光”時漸強，到“上帝保佑吾王”時，達到最強。這種演奏方式帶給聽眾從平和寧靜到慷慨激昂的情緒遞進，強化了聽眾對君主的忠誠與熱愛。《天佑吾王》的歌詞強調的是最廣泛意義上對君主制的效忠，保證了歌曲長時段的適用性。當然，**這種效忠，是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效忠，國王不僅要“保王室”“把亂萌一掃光”，還需要“捍衞國法”，從而使“民心齊歸向”。**就此而言，《天佑吾王》是對從光榮革命到復辟時期英國政治的典型寫照，表徵了現代英國的政治安排。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歷史上開天闢地的事件，影響了後來各國政治現代化的方式選擇，也是現代法蘭西民族與國家成長的起點。**大革命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以暴力的方式象徵了政治現代性意義上與君主制的永別，歐洲國家對共和國的軍事幹預，則使這場革命帶有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性質。誕生於大革命風暴中的《馬賽曲》原名《萊茵軍團戰歌》，是由軍官魯熱·德·利爾創作的一首號召士兵對抗反法同盟的愛國戰歌。從旋律上講，歌曲採用進行曲形式，節奏強勁有力，旋律優美又富有感染力。這首歌進行曲的演唱形式促進了情感的傳達，在行軍打仗時，它是強有力的號召；在民眾合唱時，歌曲顯得激昂澎湃；而如果採用獨唱形式，則傳達出悲壯的愛國主義情感。從歌詞上看，《馬賽曲》的歌詞為這首革命戰歌填入了現實而具體的抗爭情緒與愛國追求。如今，《馬賽曲》已成為法蘭西民族國家的標誌和大革命的象徵。

相較於有明確民族意識和領土邊界的法蘭西，德國在近代早期尋找民族認同和建立現代國家的努力，首先是從界定德意志本身開始的。**德意志人從民族文化入手，建構起自己對民族的想象，**從18世紀開始，音樂和文學被他們視為“民族驕傲”，通過這些文藝作品，德意志和德意志人的面貌也逐漸明晰。德國現行國歌《德意志之歌》濃縮了德意志民族的現代追尋。這首歌先有旋律，後有歌詞。旋律是音樂家海頓應奧地利王室對抗法國革命和《馬賽曲》的要求，仿照《天佑吾王》所作，本是一首明瞭簡單的君主制頌歌。後來，浪漫派詩人法勒斯雷本從民族利益出發，反對德意志分裂，不認可普魯士主導下的德意志統一，有感而發創作了這首歌的新歌詞。一戰時期德國軍方在報道《德意志之歌》時將其與愛國殺敵、英勇奉獻聯繫在一起，從官方角度確認了其愛國主義的象徵意涵，使歌曲首次具備了成為國歌的條件。後來雖有希特勒時代的扭曲和濫用，歌曲依然居於德意志民族記憶的核心。20世紀末重新統一的德國幾經選擇，最終採《德意志之歌》第三段為國歌。

美利堅民族的誕生、成長以及合眾國的創立與維繫的複雜歷史使得美國國歌具有獨特的類型意義。《星條旗之歌》應和了美利堅民族意識的成長，它創作於第二次英美戰爭時期，歌頌了美國對抗英國獲得獨立民族身份的鬥爭。**歌詞作者在見證了對抗英國炮火攻擊下迎風飄揚的星條旗後，創作了以旗幟為意象，歌頌民族頑強堅毅戰鬥精神的詩歌，後又配上一段當時流行的古希臘愛好者社團會歌的旋律。**雖然在許多音樂家看來，《星條旗之歌》不僅旋律難以演唱，高音低音之間跨度過大，而且歌詞讚頌武力戰爭，不適合做國歌。歷史上超越《星條旗之歌》被推崇為國歌的歌曲也比比皆是，包括以英國國歌旋律為基礎的《美利堅，這片土地屬於你》，音樂家索撒創作的《星條旗永不落》，歌頌美國河山的《美麗的美利堅》。但《星條旗之歌》由於其較長的歷史、創作背景的政治意義、對星條旗這一美國愛國主義象徵的集中歌頌等優點，最終成為國歌。

經歷過數次革命和政制變遷的俄羅斯有過不止一首官方國歌。**由於從帝俄時代到蘇聯再到如今俄羅斯的基本統治邏輯的改變，以及不同時期民族觀念的影響，俄羅斯缺乏長時段、強有力和足夠持續的民族身份象徵。****國歌的選擇反映了這個問題的棘手。**沙皇希望向西方開明君主制靠攏，在文化和音樂上也努力追上西方的步伐。同西方君主國一樣，沙俄試圖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合法性，於是有了以《天佑吾王》為旋律，配上俄羅斯語的帝俄國歌《天佑沙皇》。1917年二月革命試圖效仿法國大革命的模式與精神，選擇法國國歌的俄語版《工人馬賽曲》為國歌。不久以後，在列寧領導下通過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蘇維埃政權採取了新的、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主義立場，《國際歌》成為新國歌。斯大林時期，在強化民族政策的同時，當局也動用愛國主義資源來增強合法性，歌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以及革命領袖的新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應運而生。後來，赫魯曉夫因為《牢不可破的聯盟》的斯大林“淵源”取消歌詞，而意欲恢復斯大林路線的勃列日涅夫又試圖通過修改歌詞來喚醒過去記憶、激發愛國情感。蘇聯解體後，這首歌先是在葉利欽時代被取消，後又在普京時期經國家杜馬錶決再次使用，修改歌詞後的《牢不可破的聯盟》更名為《神聖祖國俄羅斯》，重新成為俄羅斯國歌。

回顧以上五首國歌的歷史梗概，對照五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道路可以看出，選取以上五國國歌作為西方現代國家國歌研究的元類型，主要原因在於，**無論從歷史觀察還是理論歸納出發，這五個國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世界政治現代化的幾種基本歷史模式，囊括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政治轉型所涉及的複雜要素和現實關聯。**反過來説，作為現代國家在文化上的象徵符號，這幾首國歌便因此具有了基本的和類型學上的特殊性。

正是因為五個國家在西方現代國家建構中的典型位置和示範效應，這五首國歌也順理成章地成了其他國家在自己的現代化過程中效仿和改造的對象，折射和濃縮了現代國家建構的諸多困境與解決問題的嘗試。《天佑吾王》是歐洲大陸諸多君主國最初設立國歌的樣板，而在大革命中則成為法國革命者們攻擊君主制的靶子，美國在選擇國歌時也有意避開與這首歌及英國的關聯，以確保在象徵意義上的國家獨立與尊嚴。《馬賽曲》因其所象徵的革命情懷和愛國情緒，在世界範圍內被用作現代政治革命的主題曲，甚至曾經被用作蘇聯國歌。《德意志之歌》則反映了現代國家民族認同建構中的一種典型困境和解決辦法，亦即以民族邊界來確認和爭取國家的範圍。在這個過程中，對家鄉河山的熱愛，對傳統記憶的援引，對思想懷古之情的激發和對自我認同的強化，就成了最基本的想象構建方式。美國作為現代國家中以公民宗教實現和強化國家認同、維繫政治統一的典型國家，其國歌《星條旗之歌》也同樣具有典型性和示範性：一方面，歌曲的創作、傳播與立為國歌的歷史經歷都與美國對外爭取獨立對內尋求統一的愛國激情與民族記憶相呼應；另一方面，許多後發現代化國家實際上也機械模仿了美國的這種文化現代化模式，以國旗和歌頌國旗之歌作為自己的文化象徵。俄羅斯的國歌歷史折射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複雜局面和抉擇，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改革與革命，國家內部侷限性的民族身份認同與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普世認同的張力，在這些議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留給歷史的，更多是反思與教訓。

因此，以五國國歌為元類型，更重要的理由在於，這些國歌既是各國官方法定的國家文化象徵，也從音樂符號的維度為現代國家“立法”，既影響了以歌曲表徵國家的儀式性國際化通行規則的確立，同時它們自身也是各自國家建構和維繫國家和民族身份認同與想象的重要工具與歷史維度。**這些國歌不僅是相應國家現代化歷程的產物，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表徵了各個國家不同的現代化模式。**進一步而言，在國歌創作、傳播和演唱的歷史過程中，它們同樣形塑和維繫了各自國家特殊的民族記憶、政治傳統和文化認同。倘若將這一過程放在全球範圍內的現代化普遍歷程中，以上五個國家的五首國歌也具有複雜和典型的意義。在討論現代民族作為想象的共同體被建構起來的歷史過程時，安德森曾專門強調過國歌作為現代國家必備的文化象徵，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儀式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無論《天佑吾王》對神聖君主的宗教式祝福，《馬賽曲》對共和革命的奉獻式自豪，《德意志之歌》對德國風景、物產與人的深情歌頌，還是《星條旗之歌》對獨立鬥爭的高亢讚美，抑或是《神聖祖國俄羅斯》迴歸民族之愛的基本共識，其實都緊扣現代國家在非物質和非制度層面的基本規範維度，亦即特有的歷史與政治經濟社會特徵，所構成的特殊文化傳統，對這些傳統以立法式和規範化方式加以歌頌，以排他的方式加以確認，並且以儀式化的模式進行唱演，也構成了現代國家特有的文化治理景觀。

4****國歌與國家文化認同：政治音樂的功能檢視

音樂可以為民族國家“立法”，一首選擇得當的歌曲可以成為現代國家最生動有效的文化象徵，為現代國家的認同建構與統治維繫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具體而言，音樂是社會政治文化的產物，放到具體的歷史政治背景下，在多層面多維度都可能對現實社會政治發展與國家建構產生影響，作為現代國家特有的普遍的文化象徵之一，國歌更是音樂的政治社會功能的集中反映和現代性歷史進程的文化表現。對國歌歷史的探究、分析與分類，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現代性在文化層面的特徵，把握不同國家不同的政治現代化路徑，以及文化象徵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認識文化與政治、音樂與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如今，對於音樂的政治社會功能，音樂家和研究者早已達成基本共識，這些共識也提醒我們，音樂在作為藝術作品發揮審美作用時，更具有社會和政治的屬性。阿蘭·洛馬克斯強調傳統音樂“給聽眾安全感，象徵着聽眾出生的家鄉，他的宗教體驗，他為共同體奉獻時的歡欣，他的戀情和他的工作”。阿蘭·梅里亞姆從民族音樂學角度出發，將音樂的功效歸納為情感表達、審美享受、娛樂、交流、符號象徵、身體反應、實現社會規範遵循、維繫社會制度與宗教慣例、助益文化延續與穩定、促進社會整合等十方面。以阿多諾的美學理論為基礎，阿達利強調音樂“反映社會構成”，是權力控制的工具。伯曼將視線聚焦於近代歐洲的民族音樂，認為這種音樂具有三個層次的政治社會功能：塑造民族/國家形象、實現政治動員以及使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具體化。

據此，可將社會政治生活中音樂的功能和作用歸納如下：第一，音樂和歌曲從感性層面提供了情感表達的通道和認同依歸的路徑，滿足了特定的人類心理需求，是本質和基礎層面的人類文明內容；第二，帶有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的音樂和歌曲能夠從理性層面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自我與他者的框架；第三，音樂和歌曲能夠促進與維繫集體和個人身份認同的構建，影響政治實踐，實現社會動員，延續特定的思想、主張、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國歌不僅是音樂社會政治功能的集中體現，其歷史沿革與發展，還反映了不同國家在各自歷史政治條件下所走出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其類型特徵也是近現代歷史中國家現代化路徑、民族認同建構方式類型化特徵的體現。本文在反思已有國歌研究的基礎上，強調國歌的歷史政治維度和類型劃分，實際上恰是為了證明這一點。1703年，蘇格蘭啓蒙運動的先驅，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安德魯·弗萊徹在陳述他對好政府的理解時，賦予了音樂作品極高的政治價值：“讓我為一個民族寫歌，我便不在意誰來立法。”確實，歌曲可以讚頌民族，代表國家，培育公民精神，進而達成類似於不成文習慣法式的政治慣例，恰是在同一時期，西方世界的第一首國歌《天佑吾王》開啓了自己的歷史。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國歌是國家政治現代化歷程在音樂上的典型成果，是伴隨着各國現代化進程，與民族、歷史、政治社會事件不斷相互作用的能動要素，更好地理解和認識國歌的類型、特徵與作用，是理解近代歷史與當前現實的一條重要路徑。**國歌成為現代國家文化象徵必不可少的內容，並非歷史的偶然，許多國家早已明確認識到了國歌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和重要政治作用。**2017年9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也印證了國歌對於現代國家的政治意義和價值，展現了我國對現代國家的文化認同建構所具有的深刻的、前瞻性的和法理性的認識與理解。在這一背景下，對世界範圍內的典型國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研究，既有學術價值，更有現實意義。

*文章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限於篇幅，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