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印度的“零和博弈”心態是如何影響中印關係的_風聞

我雖然不是專職的中印關係研究員，但我應該會比專職研究員更密切地關注中印關係，因為中印關係的好壞跟我切身利益相關，別的不説——假如中印關係不好的話，我們一家連往來中印探親都不方便。可惜中印關係總是不爭氣，這幾年只有大落沒有大起，總體形勢不樂觀……

最近這幾天大家應該都已經在網上看到了新聞——中印邊境又出事兒了，雙方士兵在藏南的東章地區發生了衝突，有人員受傷。平心而論，印度政府對於這次衝突的回應相當低調，並不打算把事情鬧大——根據南亞研究專家劉宗義老師的判斷，可能因為印度是2023年G20峯會的輪值主席國，為了明年在印度舉辦的G20峯會能夠順利召開，印度政府眼下希望與中國先和解一陣子。（參見《為什麼印度低調處理東章邊境衝突？》）

然而我依然不太看好中印關係的大趨勢，因為印度是一個議會普選制民主國家，政客都是老百姓選出來的，政策會被民意所綁架——印度政府前兩年對“敵視中國”的民意引導實在是有些過火，如今眼下並無充分的理由能夠説服民意調過頭來。雖然印度政府可能確實想與中國暫時和解，但印度民眾最近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卻依然在不斷疊加——印度媒體對於邊境衝突進行大肆渲染的報道鋪天蓋地，打開電視每個頻道都在説這事兒，弄得印度“愛國青年”們一個個又在喊打喊殺熱血沸騰；前陣子一位跟印度有生意往來的小夥伴跟我説，由於前陣子印度抓了一批搞電信詐騙的中國人，這件事被炒成了一個大新聞，中國人在印度的名聲再一次被嚴重敗壞，搞得如今印度人都不願跟中國人在生意方面扯上關係……而且莫迪政府的反覆無常亦是“常態”，假如與中國暫時和解的目的只是為了讓中國列席明年的G20峯會，誰知道他們等峯會過後會不會又翻臉不認呢？

正因為印度的這種反覆無常，在分析中印關係時，應當去找一個比較底層邏輯的東西——比方説“思維方式”或者“心態”——以便對大趨勢進行判斷。

我在觀察中印關係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多人可能也已經注意到的現象——中印雙方對待中印關係的態度，可謂南轅北轍。最近這兩年****印度方面毫不忌憚對中印關係的破壞，而中國這邊在政府層面卻依然在小心謹慎地維護中印關係。一個很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印邊境問題，印度國內長期以來都在宣揚“中國侵略論”、“中國威脅論”，而中國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卻是極盡低調之能事，哪怕2020年在加勒萬河谷發生了導致我軍將士傷亡的衝突，官媒在最後的通稿中甚至都避免提及**“印軍”，而是以“外軍”**替代……

我知道官方通稿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字斟句酌出來的，如此掩耳盜鈴必然有其原因，於是專門請教了一下某位在官媒工作的老編輯。老編告訴我這是為了避免刺激到印度，在外交上好看點——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樣覺得似乎沒這個必要，印度人又不是我們的領導，我們也不欠印度錢，為啥要裝得跟孫子似的如履薄冰避免刺激到印度呢？最重要的是，中印關係的撕裂已經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着的事兒。那陣子印度成天搞些噁心中國的事情出來，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吃飯睡覺反華打豆豆，咱們犯得着這麼裝好人嗎？

官方通稿在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上的掩耳盜鈴，目的是為了避免刺激到印度

我過去曾經在文章裏零零碎碎地解讀過這一現象。先講印度那麼熱衷於反華——首先，印度在反華輿論宣傳方面本來就長期與西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習慣於碰到點芝麻綠豆大的事兒就開黑，甚至不惜無中生有胡編亂造；其次，印度政府一向都有着強烈的政治投機主義傾向，熱衷於在大國博弈之間為自己牟取利益，高調反華符合其政治利益（參見《【解讀】後疫情時代的印度真的會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救世主”嗎？》）。再講中國為啥不反印度——首先，我們在當前以及可預見的將來，主要對手都是美國，在與美國的這場長期博弈過程中應當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就算像印度這種難以團結的，也至少不要在過度刺激它，以避免它完全倒向美國。其次，中印關係對中國來説並不算是特別重要的雙邊關係，目前的中印關係本質上是中美關係的延伸，印度只不過是跟在美國後頭狐假虎威狗仗人勢，只要解決好了中美關係中的問題（當然這些問題沒那麼容易解決），中印關係中的矛盾就會迎刃而解，不必急着跟印度撕破臉。第三，中印之間的貿易額只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有着非常巨大的發展潛力，中國還希望能夠賣更多的東西給印度，本着“顧客就是上帝”的原則也要把印度的情緒給照顧好。

這些分析應該説都沒啥毛病，但我總覺得講得不夠透，沒能説到底層邏輯。直到我寫上一篇《為什麼我們要善良》的時候，突然意識到假如用博弈論來分析這一現象，中印關係中的諸多迷思便能豁然開朗。

直接説結論吧——印度之所以毫不顧忌地攻擊中國，是因為他們把印中關係當成了“零和博弈”；而中國之所以一味防守退讓，是因為我們把中印關係視為“非零和博弈”。

博弈

在開始論述之前，我先來把“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這兩個概念簡單介紹一下，瞭解博弈論的同學可以直接跳過這幾段。

“零和博弈”顧名思義，就是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為零或者為一個常數——一方獲得的收益增加，另一方或多方必然有損失。零和博弈其實比較符合人的自然思維方式，一方面它遵循了“物質守恆定律”，這符合我們對世界的簡單想象；另一方面人類是在物資匱乏的環境下演化出來的，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裏，生產力發展緩慢到肉眼不可見，物資產出的增加速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對“物資有限”的這種認識刻在我們的基因裏，誰要是佔有得多了，就一定會有其他人分配得少。《聖經》中曾説過：“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這句話正體現了一種原始的“零和博弈”觀念，即認為世間財富總量有限，每年產出多少就會被分配完多少，**財主的財富必然是從窮人那裏剝削來的，**擁有過多財富是一種原罪。

“零和博弈”屬於純競爭性的博弈，各方不具備合作的條件，**“損人”必然“利己”，“利己”則必然“損人”。**但在“非零和博弈”中，**各方的收益總和是不確定的，取決於各方的策略；**自己的收益並不與他人的損失相等，“損人”未必“利己”，既存在兩敗俱傷的可能性，也存在合作共贏使得各方總收益增加的可能性。

我們生活當中的絕大部分博弈，事實上都是“非零和博弈”——儘管它們有時候看起來很像“零和博弈”。比方説公司老闆給員工發獎金分紅，單看這一行為的話，會覺得這是無可非議的“零和博弈”——分給員工越多獎金，老闆自己留的肯定越少；但在實際當中，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老闆給員工多一些獎金，可能會激發員工為公司創造更多財富、賺得更多利潤，形成共贏的局面。將這一邏輯推而廣之就會發現，幾乎一切跟經濟、商業有關的博弈，都是“非零和博弈”。

由是之故，對於同一場博弈，看待的角度和心態不同，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結論。

中印兩國在看待中印博弈時，便是由於彼此不同的心態，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不少中國人或許會有這種想法：如果世界上沒有了美國，或者説美國衰敗了，中國就能變得更好；要是美國變得更強大了，中國的日子會更難過——這便是一種“零和博弈”思維。

但大部分中國人應該不會認為説：如果世界上沒有了印度，中國會變得更好；印度變強大了，中國就會受影響變糟——印度對中國的影響力，至少目前而言還遠遠沒有這麼大。

然而，有許多印度人卻相信：假如世界上沒有中國，或者説中國崩潰了，印度就會毫無懸念地取代中國現在的地位，崛起成為第二個中國；假如中國越來越強大，勢必對印度造成更大的威脅和傷害。

以上這些觀念的對錯，在此不予以展開討論，我想要探討的是這些觀念的形成及其對中印博弈的影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可以細分到許多個領域，每個領域又能夠繼續往下引出許多具體的案例……這些所有的競爭與合作都可以統稱為“博弈”，其內容的體量之大，恐怕可以寫一本書。本文只打算就領土爭端、國際經貿、地緣政治三個方面，在宏觀尺度上稍微討論一下中印雙方博弈思維上的區別。

領土爭端方面

中印之間最為針鋒相對的衝突領域莫過於邊境領土爭端。大多數人一定會認為，領土爭端是毫無爭議的“零和博弈”——我多佔一寸地，對方就少佔一寸，不可能有合作或共贏。其實吧，領土爭端究竟是不是“零和博弈”，要看你打算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如果説打算像二戰之前那樣，靠武力來修改國境線，那領土爭端確實屬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那現在我們政府打算用什麼方法解決爭端呢？——和平談判。

首先，我希望有些人能夠明白什麼叫做**“談判”**。所謂“談判”就意味着雙方得要有商有量，假如不給對方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直接在談判桌前撂下一句——我們寸土不讓，你看着辦吧！——那不叫“談判”，叫做“最後通牒”，接下去就只能直接宣戰了。

“寸土不讓”的口號當然沒錯，但這句口號應當只適用於國際法認可的主權領土。依照國際法，一個國家取得主權領土的方法有先佔（occupation）、時效（prescription）、添附（accretion，利用填海造陸等方法擴展領土）、割讓（cession）、征服（conquest）、公民投票（referendum）這六種。“先佔”在現代已經不可能了，除了南極大陸之外所有領土都被佔完了；“時效”具有爭議性，並未受到廣泛認可，可行性也不大；“割讓”只能建立在平等自願基礎上，通過戰爭強迫他國割讓領土已不可能；“征服”更是被現代國際法嚴格禁止，不但無效而且會引發眾怒，伊拉克吞併科威特就是前車之鑑。所以各位就不要再意淫通過對印度開戰來解決邊境問題了，這條路已經被堵死。

至於“爭議領土”則是由於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對同一塊土地聲索主權而造成的，通常是由於未按照約定歸還領土主權，或者在時效、先佔上各執一詞等原因。“爭議領土”在國際法定義下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主權領土”——無論你是實際控制了還是寫在自己國家憲法裏了都不算數，得要整個國際社會認可才行。否則的話每個國家都按照某些所謂的“歷史依據”主張某塊土地是自己的“主權領土”，然後大家都喊着“寸土不讓”，這個世界豈不亂套了？

因此對“爭議領土”而言，我們只是“聲索主權”，跟國際法框架下“擁有主權”是兩碼事兒。建國以來我們政府與大部分陸地鄰國都通過談判解決了邊境爭端，這些談判之所以能夠達成，正是因為我們同意不再“聲索”對某些地區的主權。在領土談判中，主權國並不會放棄掉任何已有的“主權領土”，與“寸土不讓”並不衝突；放棄主權領土的行為叫做“割讓”，那才是真正的喪權辱國，這些概念必須明晰。假如你不同意這些概念的差別，我覺得這篇文章就沒有必要讀下去了，因為你的腦子不足以理解“博弈”這個概念。

其次，談判的本質是一種交易，只要存在交易行為，就決定了這將是有機會達成雙贏的非零和博弈。交易之所以能夠達成雙贏，是因為同一樣東西對不同對象的價值不同，在不同對象手中能夠發揮出的效用也不同，雙方各取所需。

那麼問題來了——土地有沒有這種屬性呢？當然是有的，否則就不會存在“兵家必爭之地”的説法了。比方説中印邊境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印度非要聲索其主權，其實這塊地就算印度佔去了也毫無用處，只是一塊哪裏都通不了的無人區死地；但阿克賽欽對於中國卻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戰略價值，是連通新疆葉爾羌河谷與西藏的重要走廊，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商道。假如失去了這塊地，對新疆與西藏地區的戰略聯絡、戰略部署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嚴重影響。

那麼目前中印邊境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某個地區如果劃給另一方控制，能夠發揮出更大的價值和效用，甚至對雙方都更有利——其實是有的，而這正是中印之間能夠進行談判的根基。

有些事情官方永遠不會承認，比方説我們中國在中印邊境的西段實際上把印度逼得快喘不過氣了。

中印邊境西段有大片地區直到現在都還是無人區，其荒涼程度跟南極相比不遑多讓，因而中印兩國才會在“先佔”、“時效”等問題上各執一詞導致爭議。對中國來説，中印邊境西段最理想的劃界方法，當然是沿着喀喇崑崙山脈的主山脊線來劃，但這樣一來實在不符合以“喀喇崑崙山口”為分界點的劃界原則——喀喇崑崙山口是中印邊境西段僅有的幾處雙方都認可的分界點，並且有着難以辯駁的歷史依據。

排除了喀喇崑崙主山脊之外，另一個比較公平且理想的劃界方法是沿塔里木河水系和印度河水系的分水嶺來劃。這條分水嶺客觀存在，而且剛好位於阿克賽欽西無人區的西緣——分水嶺以東發源了塔里木河水系上源的喀拉喀什河（Karakash），崑崙山脈完全位於這一側；以西則發源了印度河水系的支流什約克河（Shyok）。而我們在阿克賽欽地區的實控線，實際上已經越過了這條分水嶺直抵什約克河谷。這意味着我們的部隊可以隨時從我們自己控制的區域進入什約克河谷，什約克河谷到列城之間幾乎全是高山峽谷，難以部署有效的抵抗力量。另外在班公湖和曼冬錯地區附近，實控線更是直接抵近到了拉達克的邊境重鎮楚疏勒（Chushul），近到兵臨城下那種，僅有三公里左右，楚疏勒河谷的一切活動都在咱們邊防部隊的眼皮子底下，這可不得讓印度人寢食難安？

我們中國去控制阿克賽欽分水嶺以西的這些區域，客觀來講真的是“損人不利己”——我方得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維持對這些地區的控制，然而除了用來威懾印度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好處；印度方面則會由於失去緩衝地帶而感受到逼迫，在前線加倍投入軍事和物資，從而導致兩國在邊境地區陷入基建和軍備競賽，終日劍拔弩張互不信任，非常容易擦槍走火……這可謂是一種“雙輸”局面。2020年在發生嚴重衝突的加勒萬河谷，正是位於分水嶺以西的區域。最關鍵一點在於，我們對這片區域的佔領，既不符合“自古以來”，也不符合“國際慣例”。

這張地圖上帶有西段實控線（黑色）附近的水系分佈，會看到目前的實控線剛好越過了分水嶺（大致約等於紅線），把印度河水系上游什約克河的支流源頭都控制在手中——加勒萬河正是其中的一條支流。（圖片來源見水印）

假如中國能夠退守到分水嶺線，由天然的山脊分隔雙方，不僅能減少雙方的戰略投入，也能預防與印度的接觸衝突，有利於建立中印雙方的互信，那我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呢？——因為“損人”恰恰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之所以要越過分水嶺線搶佔地盤，目的正是為了威懾印度，只要讓印度不痛快就是最大的“收益”。這是因為我們在在中印邊境的博弈必須全局考慮東西兩段，大家都知道中印邊境東段的藏南地區目前完全處於印度控制之下，為了應對印度的侵略行為，在西段對印度採取“兵臨城下式”的緊逼是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合理且必須的戰略決策。

這並非我個人信口開河的猜想，而是1980年代鄧公那時候就已經定下的博弈策略——用西段換東段，“一攬子解決”，實現中印雙方利益最大化的共贏。在進入21世紀之後，我們曾經設想過一個方案：阿克賽欽分水嶺以西的這些區域，對中國的實際利益並不大，對印度而言卻是他們在西段迫切需要的緩衝區，假如能用這些地區為籌碼，把藏南的達旺（Tawang）地區換回來，就可以實現兩國的雙贏。

有人肯定要問，那藏南怎麼辦呢？我只能説，整個藏南的主權是不可能在談判框架下要回來的。如果想要完整地獲得藏南主權，我能想到的只有兩種可能性——1.世界大亂聯合國崩潰，中印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用武力奪取藏南；2.印度共和國崩潰解體，藏南地區全民公投選擇加入中國。在談判框架下，能把達旺地區收回來（最好再加上瓦弄），就已是最好的結果。

達旺和瓦弄都是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效統治過的地區，在當地立過界碑

然而印度並不接受這樣的方案，因為印度人在中印邊境問題的思維方式是零和博弈——他們都要！

這種思維恐怕是從尼赫魯時代繼承下來的，新中國建立之初，周總理很有誠意地想跟印度通過談判來劃定邊界，被尼赫魯一句話嗆了回來——中印邊界自古以來就是“確鑿無疑”的，不需要重劃，直接按照印度單方面劃定的就行了……後來正是因為尼赫魯一直拒絕談判並採取“前進政策”蠶食我方領土，才導致了1962年的中印戰爭（參見《【解讀】一文搞懂中印邊界問題的前世今生》）。尼赫魯的決絕倒也未必是他本意，很大程度上是被當時印度議會中普遍不肯讓步的心態所綁架。到了1980年代印度好不容易願意跟中國談判了，可在談判桌上依然缺乏誠意，把劃界視為“零和博弈”，想方設法要東西段通吃。我們提出“一攬子解決”的共贏方案，印度卻只想要把自己佔優勢的東段先吃定下來，西段則“從長計議”。

不難看出，“零和博弈”思維方式的特點正是在於不願合作也不肯吃虧，成天盤算着怎麼損人利己……然而假如這種思維方式去應對“非零和博弈”，最終導致的結果只可能是雙輸。由於印度在邊境問題上的蠻橫不講理，我們後來也就不再提之前考慮過的交換方案了，被迫加緊了在已控制地區的基建，開啓了跟印度的“互相傷害”模式，並且這種“互相傷害”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國際經貿方面

在國際經貿方面，印度近兩年來的“零和博弈”思維尤為明顯。

或許是由於曾經有過被殖民掠奪的經歷，印度對於外資的感情一直都很複雜——既需要外資給印度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又不甘心讓外資從印度國內賺取利潤，於是設計了各種各樣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來對外資進行限制——説白了就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當然，印度也並不是一刀切地將外資攔在門外，他們歡迎外資的產業主要有這幾類**：一是要花大錢的發展項目，比如基建設施、農業開發；二是能夠解決大量人員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三是能夠轉讓技術和資金的；四是能提高印度產品出口競爭力的**……凡是高利潤的行業，例如煙酒博彩零售運輸地產等，基本上都會限制或者索性禁止外資進入——算盤打得多精可見一斑。相比之下我們中國對外資的限制，主要都是涉及到諸如國家安全、食品安全、輿論傳媒的產業，這才比較像是正常國家的思路。

我相信印度的經濟學家應該完全懂得現代經濟學原理，明白“有錢大家賺”才能錢越賺越多，形成良性循環和多方共贏——資本拉動生產，生產拉動就業，就業拉動需求、需求積累並吸引更多資本。但無奈印度的既得利益階級根深蒂固，既得利益階級包括選民團體和財閥集團，選民的訴求會對執政黨的政策制定造成壓力，而財閥集團的勢力之大甚至能夠直接影響印度的政策制定。所以在印度一是改革難，那些對整個社會發展有利但對既得利益集團不利的改革往往難以施行；二是公平競爭難，財閥集團能夠利用其對政策的影響力，一面給自己創造有利條件，一面阻礙和打壓外來對手。

舉例來講，印度對外資進入零售業的限制極為嚴格，因為外來資本一旦進入零售業，這不光是掙他們錢的問題，還會威脅到廣大印度小商販的生存，小商販若是活不下去，那是要影響選舉票倉的……所以你如果跑到印度，會發現大型商超以及便利店的覆蓋率很低，銷售網絡的終端以個體經營的雜貨店為主。2020年印度宣佈退出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時候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進口的廉價商品從長遠來看其實能夠迫使印度本土產業進行升級和轉型，但他們只看到在轉型過程中本土農業和工商業從業者可能受到的傷害，不願意面對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

印度市場的“不公平”現象正是由印度政府所主導的。最近這幾年我們總能在新聞裏看到印度的中企被印度政府突擊檢查、凍結資產、罰款，這種事情其實也同樣發生在其他國家的企業身上，無論是美國的零售巨頭亞馬遜、沃爾瑪，還是英國的電信巨頭沃達豐，都曾在印度吃癟，那些知名跨國公司在印度經營不下去的大有人在……外來企業一旦在印度打開了某個新的市場，財閥集團便會想方設法利用政府關係將其打壓出局，接手其留下的市場，坐享其成。而且這種不講武德的做法在印度國內幾乎毫無阻力，因為能夠打着反對“新殖民主義”的旗號——國外的“巨頭”再好，怎麼比得上印度自己的民族“巨頭”呢？

可以説，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主導着他們在國際經貿領域的政策——然而一旦某件事情由“情緒”主導，也就意味着與“理性”漸行漸遠，從而引發不理性的“零和博弈”思維方式——在廣大民眾對世界簡單的理解中，既然在印度這片土地上能掙到的錢是有限的，要是讓外國人掙得多了，印度人自己掙的錢可不就少了？趕走國外資本家簡直責無旁貸。

體現印度“零和博弈”思維最為強烈的，莫過於跟中國競爭全球製造產業鏈地位的執念，這種執念已經強烈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印度拒絕加入RCEP時，曾“鐵骨錚錚”地表示**“將不參加任何由中國主導的區域貿易協定”**——從中便能感受到印度那種“既生瑜何生亮”的恨意。

自從莫迪上台以來，他一直都在積極推動印度製造業的發展。製造業具有“乘數效應”，可以大幅帶動各種上下游產業，想要讓人口基數巨大的印度底層民眾擺脱貧困，這幾乎是唯一路徑。在莫迪上台的前幾年間，印度把中國當作發展製造業、實現全面工業化的領路人，試圖學習“中國模式”。彼時中印關係發展勢頭良好，許多中資企業在印度投資建廠，除了大家知道的手機產業鏈公司外，萬達集團也曾在2016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計劃投資100億美元在印度建設產業園區。莫迪本人於2015年和2018年兩度訪華，我們總書記也在2019年訪問了印度，兩國關係一路升温，就連洞朗對峙的危機都沒能影響到中印關係——歸根結底是因為當時的中印正處於“合作共贏”的狀態中。

然而到了2020年，印度把跟中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全面帶向了“零和博弈”的思維中——説通俗點就是**“有我沒你，有你沒我”**。

這種轉變緣於疫情的突然爆發，持續了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被打斷，甚至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疫情爆發之初對中國的落井下石，讓印度看到了一個對全球秩序進行重構的機會——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印度覺得自己能夠取中國而代之。於是，中國從印度發展製造業的“師父”一下子變成了搶飯碗的“同行”，簡直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話説在2020年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中國當機立斷採取了嚴格的封控措施。在阻斷病毒傳播的同時，中國部分地區的停擺也對全球產業鏈造成了一定影響，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重構全球產業鏈的呼聲一時甚囂塵上。印度對此的反應最為積極，迫切希望能夠接盤，立馬放話會劃出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提供給那些準備從中國遷出的製造企業，並接洽了一千餘家跨國公司……雖然這些企圖後來由於全球疫情的爆發成為了泡影，但印度當時迫不及待撕裂中印關係的所作所為，已然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其取代中國的野心圖窮匕見，與美國的戰略合作也一拍即合……正是“開弓哪有回頭箭”，印度只好在一條道上走到黑。

在全球產業鏈方面，印度的“零和博弈”思維不難理解——全球市場的購買力是恆定的，在中國製造的東西多了，在印度製造的自然就少。按照這種“零和博弈”思維進行推導，破壞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就等於增強印度製造的競爭力。當然，印度破壞中國製造競爭力的企圖目前還停留在喊口號階段，基本上只能影響到那些已經進入或試圖進入印度市場的中企。但印度之所以敢如此自不量力這麼幹，根本原因在於它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拆台”中國產業鏈的主力是美國，印度的主要工作是打配合。

然而印度惡劣的投資和營商環境，以及政策的朝令夕改，不免讓外資望而卻步。許多跨國公司就算離開中國大陸，也不敢去印度蹚雷——從中國大陸轉移出去的低端產業一般都去了越南、孟加拉，而高端產業去了韓國、台灣省。前些天有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有個人説他飛去印度德里，看到半夜的德里機場燈火通明人山人海，於是將這一現象解讀為歐美人瘋狂地跑去印度開公司投資——其實並不是，疫情前德里機場就是這樣的，半夜的航班比白天多；且整個機場效率運行低下，無論是值機、安檢還是通關的時間都特別長，更加顯得機場的人特別多。現在的印度只不過是恢復到了從前的常態，秋冬季是印度的旅遊旺季，這些人裏面大部分就是去印度旅遊的；外資對印度的興趣雖然相比過去增加了不少，不過遠沒有到井噴的程度——畢竟現在全球經濟都在下行階段。

近10年來，外商在印度的直接投資並未有過總量上的大爆發，2020到2021年間的高峯，也不過剛好填平了前後的低谷

但不可否認的是，印度這幾年確實在對接收中國產業鏈進行積極佈局。前些天蘋果公司説了一句要把部分產能和供應鏈轉移到印度，印度立馬拍着胸脯表示已經準備好了接收工作……另外印度的總出口額在2021到2022財年出現了40%的大幅增長，假如中國真的從全球產業鏈中退出，印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有潛力接替中國的國家——不過前提是要印度先解決自己國內大環境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參見《【解讀】後疫情時代的印度真的會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救世主”嗎？》）

客觀來講，全球產業鏈的分工確實存在着“零和博弈”的特點，美國之所以要打壓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就是因為我們向高端產業鏈的進軍侵蝕了發達國家的利益嗎？

那麼有沒有辦法打破這種互相傷害的“零和博弈”困局呢？——有！我們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為了打破困局而生的“非零和博弈”策略。西方國家攻擊“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是給發展中國家設置“債務陷阱”，這實在非常扯，乃是典型的以己度人。我認為“一帶一路”的核心邏輯很簡單——中國之前三十年諸如基建、出口這些帶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已經高度飽和，過剩的產能得要找地方輸出；很多發展中國家對基建和工業產品其實有着非常巨大的需求，但受限於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購買力水平跟不上；中國本着放長線釣大魚的長期規劃，提供低息貸款幫他們先發展起來，好讓這些國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能有錢買更多的中國商品，從而形成一個不斷擴大全球需求和資本的良性循環。“一帶一路”肯定不是做慈善，但所謂的“地緣政治介入能力”、“力量投射”，都只是附帶效果而已——真正的目的説白了就是帶動全世界一起富裕，以便從全世界掙錢。

印度作為一個有着巨大消費潛力的市場，在中國眼裏當然是一個可以實現“共贏”的對象。按照中國之前想好的劇本，咱們中國這邊搞產業升級的同時，不妨轉移一部分產業到印度去，同時也幫他們搞搞基建發展經濟產業，好讓他們繼續買更多的中國產品，把中印的經濟綁定起來……

但這個劇本在兩件事情上出了岔子，一是美國不肯讓咱們順順利利產業升級，大搞貿易戰、科技戰進行圍追堵截；二是印度的心太急，不肯安安分分承接我們淘汰的低端產業，想要一口吃成個胖子。美國和印度現在搞的“去中國化”，最終目的是想把中國從全球產業鏈排除出去，把原來屬於中國的那份利益給瓜分了——這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維方式。在這種“零和博弈”思維的引導下，那些所謂的“反華聯盟”看起來似乎存在合作共贏關係，但他們在實質上其實還是競爭對手，只是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組成了臨時的“盟友”關係——比方説美國肯定得提防着印度，避免印度尾大不掉成為第二個中國。這種盟友關係的“牢靠”程度可想而知，“盟友”隨時可能為了自身利益出賣彼此。

印度假如能夠不帶成見地看待中印關係，會發現中國才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也有意願幫助印度發展的國家。然而正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他們把與中國的共贏排除在了選項之外，一意孤行地要跟美國一起遏制中國，美印之間的同牀異夢很快就會讓這兩個國家吃到苦頭，誰是誰的豬隊友現在還不好説……

地緣政治方面

順理成章的，接下去要講的自然就是地緣政治了。

地緣政治博弈是全球政治博弈的重要部分，因為每個國家所處的地緣無法選擇、難以改變，就好像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都無法迴避“印度是我們的鄰居”、“印度是亞洲第二大國”這樣一個事實，必須去面對和處理跟包括印度在內的諸多鄰國的關係。

理論上講，政治博弈幾乎必然是“非零和博弈”，不僅牽涉到諸多的博弈方，同時還牽涉到非常複雜的不同利益層面——比方講中美之間的博弈，美國在損害中國利益的同時，也會損害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引發各種“蝴蝶效應”。雖然道理是這樣的，然而在客觀上依然有些國家會使用 “零和博弈”的排他性思維去處理政治博弈——在此我需要再次強調一點，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並不代表這個問題本身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心態反而會把原來能夠“雙贏”的博弈搞成“雙輸”。就好像我前面講到的那個老闆給員工發獎金的例子，假如老闆太摳門，員工很可能會消極怠工，甚至辭職自立門户成為老闆的競爭對手。

中印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大部分發生在南亞地區，另外在阿富汗、伊朗、毛里求斯等地，也偶有交鋒。為了便於敍述也為了便於讀者理解，關於南亞地緣政治的一些具體情況，我在本文中就不予以展開了，有興趣的可以去讀一下《【解讀】中印美俄巴五國“虐戀”風雲錄》和《【解讀】南亞地緣政治和身份認同漫談》這兩篇文章；這裏主要講一下印度在南亞地區與中國進行地緣政治博弈時的心態。

首先我得説印度在南亞存在一種“君臨天下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這種霸權心態恐怕是從英屬印度繼承而來的，導致了其在地緣政治上的排他性思維。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印度政府禁止購買中國在尼泊爾投資建設的發電企業生產的廉價電力——從局部看，這是一個“非零和博弈”中“損人不利己”的雙輸策略；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印度實際上是在借尼泊爾之手製造中印之間的“零和博弈”，逼迫尼泊爾必須在中印之間做選擇——假如尼泊爾想要跟印度做生意，就得疏遠中國；反之亦然。尼泊爾選中的那一方，自然能夠在尼泊爾獲得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又比如2022年8月中國的“遠望5號”科考船需要在斯里蘭卡靠港補給，印度以懷疑該船隻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對斯里蘭卡政府施壓，要求斯里蘭卡不允許“遠望5號”停靠，這其實也是在逼着斯里蘭卡選邊站。斯里蘭卡既不想得罪印度也不想得罪中國，最後和了一通稀泥，讓科考船推遲了一週停靠，也算是對印度這邊好有個交代。

自從“一帶一路”計劃啓動之後，南亞的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甚至是馬爾代夫這幾個國家，多少都有點被夾在中印之間做選擇的意思。印度一直把這些國家與中國的經貿合作關係視為“中國試圖在南亞對印度建立包圍圈”，千方百計進行阻撓。印度一方面將中國的海外投資抹黑為“殖民式掠奪”；另一方面打腫臉充胖子，不顧自己本國內部迫切需要發展資金的現實，“慷慨仁慈”地以更優惠的條件為周邊國家提供金援，試圖將中國項目擠出去。

這種地緣政治博弈上的排他性，近現代世界史上只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出現過——儘管蘇聯早已解體，然而民主自由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至今仍是水火不容，中國靠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跟他們走到一起做生意。當年印度自己參與美蘇博弈的時候，打着不結盟的旗號從兩邊拿好處——或許正是由於自己太熟悉牆頭草的套路，才會如此防患於未然地逼着那些想在中印之間騎牆的國家選站隊。

印度在地緣政治上“零和博弈”的思維原先體現在印巴關係中，兩國的仇怨難解難分，為了在肉體和精神上消滅對方簡直不惜同歸於盡，與巴基斯坦“共贏”這種觀點恐怕是許多印度人想都不敢想的。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強烈的排他性，原因也並不複雜——意識形態的不包容。這個世界上，意識形態的差異普遍存在——差異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容不得其他意識形態。縱觀歷史，非要致對方於死地不可、且難以化解的巨大仇怨，幾乎都是源於意識形態的不包容——或是宗教意識形態，或是政治意識形態——由於這種不包容上升到了“信仰”高度，因而會願意付出明顯不合理的代價，從十字軍東征到印巴分治，從巴以衝突到美蘇冷戰……概莫能外。當國家和民族一旦被“宗教信仰”或者“政治正確”所綁架，就難免會背離自己真實客觀的發展需求。

中國自古以來在意識形態上就很包容，從而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這正是“天朝上國，有容乃大”的風範。另外中國的傳統哲學文化也會自然地遵循“非零和博弈”思維——比如《中庸》和《道德經》。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無為”學説如果應用到博弈論中，就是典型的共贏思想——凡事適可而止，不追求極致的輸贏——“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而在實際操作中，我們也永遠都能以“非零和博弈”的務實思維去考慮國際政治關係，沒有誰會是純粹的敵人——就連日本這樣在近現代嚴重傷害過我們民族感情的國家，我們都能夠放下歷史的仇怨和成見，與其實現合作共贏；即便這兩年美國對我們如此地毫不掩飾敵意，我們官方依然一再聲明只有中美友好才符合雙方的利益。文章一開頭説到的中國人對美國的“零和博弈”心態只存在於部分民間人士，政府官方絕不會這麼簡單地看待兩國關係。

對美友好符合中國一貫的“非零和博弈”思維

南亞這個地區對不同意識形態原先也都很包容，然而由於進入近現代後，本土印度教民族主義在殖民統治下發生了覺醒，當地伊斯蘭教與生俱來的排他性令其感到了存亡和競爭的壓力，使得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也不得不通過變得極端化來求存（詳見《【解讀】是什麼讓莫迪成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簡史》）。民粹領導人莫迪上台後，更是使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了印度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對內排擠穆斯林，將穆斯林視為影響南亞統一的障礙；對外仇視中國，將中國視為阻擋其崛起的巨大威脅……自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排他性的“零和博弈”心態。

近兩年由於印度政府刻意加大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宣傳，引發了印度民眾狂熱的自尊自大，這種情緒反過來劫持了印度的政府決策和輿論，進一步強化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在印度看來，印度就該是世界導師、宇宙第一，所有的好處都該讓自己佔着。世界上其他大國要麼是競爭對手——比如中國，要麼就是可剝削的對象——比如美俄；對於周邊不如自己的小國，印度則又有着一種封建帝王式“絕對皇權”的心態，要求他們充分“效忠”，不得三心二意……

結語

我們中國政府在考慮外交決策時，具有高度的獨立自主性，由國家精英統籌大局，擅長用“非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看待雙邊關係；而印度卻不得不受制於偏執狹隘的底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從尼赫魯時代起便總是以“零和博弈”的心態搞事情。國家精英與底層民眾的思維層次差距可想而知，由此造成了兩國在雙邊關係的許多問題上都無法達成共識。

經過了疫情以來兩年多“妖魔化”中國的仇恨教育輿論宣傳，同時印度政府“以身作則”地不惜代價打壓中國，導致瞭如今****印度的大多數民眾把中國視為“第二個巴基斯坦”，壓根兒見不得中國好，哪怕是互惠互利的雙贏也不行。即便現在印度政府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想要與中國暫時和解，在當前的民意環境下也很難有實質性的作為——因為“反華”已然成為了印度的“政治正確”，一旦改變對華戰略，會直接影響到政客與政黨的支持率。比方講印度政府低調處理中印邊境的衝突，或者説任何對中國示好的行為，都很可能會被民眾視為“軟弱”。像印度這種議會民主制國家，一旦打開了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的潘多拉魔盒，那些洶湧的“民意”便會反過來綁架政府的決策，影響整個國家在應對外部挑戰時的心態。

世間的博弈無處不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都無法避免。“見不得別人好”，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博弈心態之一，幾乎必然會落入雙輸陷阱，最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抑或説，“心態”這個東西，其實在一早就已決定了當事人的“格局”、以及博弈最終的輸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