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歐洲 “科學西學東漸説”質疑_風聞

文藝復興歐洲 “科學西學東漸説”質疑

李兆良 （美洲鄭和學會）

 摘要

五世紀羅馬帝國覆滅後， 歐洲文明斷層一千年，史稱“黑暗時代”。十五世紀中葉，中國傳入歐洲的印刷術引起了知識革命。歐洲印刷書籍史，識字率，社會環境，各國拼音文字的特異性，不能支持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希臘羅馬説。十六世紀後期開始，歐洲與中國直接接觸，出現所謂西方科技翻譯為中文的書籍，實際上是中國原有書籍內容與作者被篡改，傳入歐洲。十七世紀，歐洲科技崛起，地圖，航海，天文，地理， 數學，農學，醫藥，水利，機械等方面，缺乏傳承證據。所謂西學東漸，其實是東學西傳。這段東西交通史因為各種利益關係和文字翻譯被誤會了四百年，引致對中華文化自信低落， 影響國際關係深遠，迫切需要根據最新發掘資料，利用科學方法嚴格認證，重新整理糾正，以昭公義。

Abstract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5th century,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interrupted for a thousand years by the Dark Ages.  The printing press technology brought from China during Yuan dynasty initiated an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book publication, literacy rat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diverse languages in the 15th century could not support a Renaissance of the Greek-Roman civilization. The direct contact of Europe with China starting in the 16th century resulted in so called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which is now found to be just the reverse. Due to mistranslation, mis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original Chinese books were edited and claimed to be translations from European texts. The bloom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urope including cartography, navigation, astronomy, geography, mathematics, agriculture, medicine, water works, and machinery has no traceable trends from verifiable Greek-Roman origins. Misinterpreted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this part of history is greatly in need of a thorough re-examination and rectification by using recently uncovered original documents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ies.

關鍵詞

中國科技史，世界文明，文藝復興，東學西傳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ld civilization, European Renaissance

1.      引言

科學“西學東漸”的説法，從利瑪竇來華開始，流行了400 年。近來出現了一些歐洲書籍出版史和讀寫能力，西方科學史資料，對比分析中外文獻的質與量，以及十六世紀歐洲的學術氛圍，與“西方先進科學”不相容。若干“西學東漸”外來的文獻，內容是中國原有的著作，被冠以歐洲人名字為作者，更改書名和內容，並非翻譯自西方著作，天文學與歷學需要不斷長期專人觀察積累大量數據，不間斷記載傳承幾百年到幾千年，而西方學説只有一兩個人蔘與的結論，沒有長期觀察數據支持，沒有源流，沒有出處參考，沒有考古資料，獲取數據的速度遠超乎人力極限，是不可能的。 “西學東漸”説法有許多漏洞，並不可靠，不能成立，必須重新審視，更正歷史。同時必須強調，過去18世紀以來歐洲獲取中國資料後，在科技方面的發展與成就超越了中國，是不容否定的。世界文明正是不同地區民族在互相學習、追趕中進步。

2.      印刷術輸入前歐洲的識字率

下面的統計圖表來自ourworldindata.org數據 [1]。圖表內容綜合大量原始資料，該網頁屬於公共領域，可以免費使用轉發，請參閲原文參考及互動數據。

16世紀西方人到中國以前，識字率低，教育不普及，科學並沒有傳説中的興盛。歐洲印刷術出現後一百年，1550年，荷蘭人識字率僅為16%，英國為12%，到1650年，兩者增至53%，之間差別是歐洲人來華。圖表部分數據是1800年歐洲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

3.      教堂圖書館裏上鎖的圖書

歐洲在11世紀及以前，書籍少於20萬本，絕大多數是與西方宗教書籍的手抄本，人均書籍消費量近乎零。每本書都必須手工仔細抄寫複製，需要數千小時的熟練工作。中世紀後期開始有圖書館，設在教堂內，書籍經常被鐵鏈鎖在書架上，保護寶貴藏品免遭盜竊。除非是特許的教徒，一般人沒有機會接觸書籍，書籍的內容基本上是宗教性質。這種措施極大限制了知識流通，而且限於宗教方面。15世紀以前的繪畫反映當時社會文化幾乎全部籠罩在宗教之下。鐵鏈鎖書的制度，1800年代後期才終結[2]。

英國哈里福得教堂的上鎖圖書 （公眾領域圖片，Libraries in th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Periods Figure 4.jpg， 1894年出版）

4.      1450年代開始的印刷術不足支持西學東漸

13世紀開始，蒙古西征為歐洲帶去造紙術，歐洲書籍成倍增長。15世紀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傳到歐洲，1455年，Gutenberg第一台印刷機運作。中國的活字印刷始於宋仁宗慶曆年間 (1041-1049)，比歐洲早400年，之前，唐朝已經有雕板印刷書籍。

三位來自柏林，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蘇格蘭國立圖書館的研究員鑑定，1455 古騰堡印刷的第一部書是聖經，除此之外是Donatus著作的拉丁文文法教科書[3]。

15世紀歐洲書籍消費很低。1575年後，荷蘭書籍消費量突增，這正是歐洲人到達亞洲，通過 “倭寇” 接觸中國之後。美國立國前，荷蘭的個人書籍消費遙遙領先（每人0.49本），是荷蘭殖民時代引起的高峯。書籍消費量第二的英國（每人0.19本），不及荷蘭一半。

5.      16世紀歐洲出版量和內容不能支持西學東漸

印刷術傳到歐洲後，出版的新書籍還是很少。以每個國家每一百萬人口出版的數目統計， 1611年德國出版新書籍不過126部，英國63部，西班牙11部。

1618年，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據説帶來7000部西方書籍。根據上面的統計，1611-1618年，算它 10年，也就2000 部。即使金尼閣把歐洲出版的書全部帶來，也湊不夠7000部。1650年後，英國的新書突然增加，總共也不過500部，莎士比亞（1564-1616）的作品佔最多。

中國發明紙張，西漢開始有書籍販賣，7世紀有雕版印刷。宋以後的活版印刷術更是知識普及的重要關鍵。明朝出版《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金瓶梅》等大量小説，家喻户曉，還有《三才圖會》，《天工開物》等插圖百科全書。《永樂大典》成書於1408年，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11,095冊，約3.7億字。比較之下，西方出版書籍無論質與量都望塵莫及。

6.      歐洲初期出版書籍主要是宗教類，不是科技

17-18世紀，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是最主要書籍出版地。西班牙開始衰落，英國取代其地位，成為歐洲霸主。倫敦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書籍市場。1700年，英國出版的書籍，神學方面佔52%， 物理3%， 數學2%，歷史-政治6%。其他為文藝類。 可見，雖然有牛頓等學者，科學書籍在英國的地位並不很高。神學高於一切，壓倒科學與文藝。

7.      傳教士帶來七千冊書籍之謎

據説1610年金尼閣離開葡萄牙里斯本到中國，帶來7000部書籍，究竟有哪些？金尼閣並沒有留下記錄，一般採用金尼閣同時代的李之藻、楊廷筠等中國學者、教徒的記述，稱“七千餘部”，留在中國的書籍最終下落不明[4]。

15世紀中葉，天主教教宗尼古拉五世將私人圖書館向教廷人士開放，藏本1300 件寫本[5]，當時可以説是歐洲全部書籍。100年後開始有印刷術，每年出版書籍200部左右。教宗指定葡萄牙負責亞洲區事務，葡萄牙自己發行的書籍微不足道，據説金尼閣在歐洲各地徵集書籍。如果金尼閣從歐洲各處收集書籍來華，花費大量精力、時間、財力，為什麼沒有惠澤其他經過的國家？印度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沒有留給印度什麼重要科技書籍，獨惠中華？果亞是鄭和下西洋必經的港口。很巧，梵蒂岡藏的中國文獻約7000種[6]，是否主動語態與被動語態翻譯之誤？無論如何，西方在16世紀的書籍出版史不能支持歐洲人帶來7000部書籍的説法。

8.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出版業

以下是代表歐洲人的看法。

諾沃Nuovo著“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書籍商業——架構與規章”[7]：

16 世紀，書籍的語言從主要是拉丁語轉為通俗文字，並且在反宗教改革時期需要宗教書籍。

在 16 世紀後期的羅馬城，教皇制定了一種制度，賦予個人作品權和出版權。很快，出版商獲得永久權利，成為所有書籍的獨家出版商，前提是他們要得到宗教裁決所的批准。這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因為宗教作品，尤其是祈禱書，是 16 世紀意大利最暢銷的作品。

教皇有興趣出版的原因是他們擔心在宗教改革/反改革時代出版不準確（不正統）的宗教文本，並相信通過為特定文本指定一個出版商，他們可以防止任何問題。教皇甚至威脅要取締威尼斯出版商，因為他們破壞了羅馬的特權。

印刷業務很快轉向羅馬，使該行業在該國其他地區寸步難行。從 1580 年到 1596 年，威尼斯近三分之二的出版商倒閉了。諾沃（Nuovo）教授的結語説：“教會傷害威尼斯出版商不是因為禁止書籍，而是因為鼓勵（別處出版）書籍。”

《世界歷史百科全書》記載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印刷革命[8]

公元 1450 年代活字印刷機進入歐洲是一個具有巨大而持久影響的事件。 德國印刷商約翰內斯·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約公元 1398-1468 年) 因這項創新而廣受讚譽，他在公元 1456 年印刷了著名的聖經版本。 從宗教作品和教科書開始，很快印刷機就開始大量製作從宗教改革小冊子到小説的各種文本。 書籍數量大大增加，成本降低，因此閲讀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隨着學者們發表自己的作品，對古代文本的評論以及相互批評，思想在歐洲傳播。 天主教會對一些書籍提出異議，審查甚至燒燬它們，但公眾對書籍和閲讀的態度已經永遠改變了。

書籍印刷的查禁

書籍印刷的發展不是所有人歡迎的。天主教會特別擔心一些印刷書籍可能會導致人們懷疑神職人員，甚至背離教會。其中一些作品在一個世紀或更早之前就以手稿形式首次發佈，由於印刷版本，它們現在更流行。一些新作品更具威脅性，例如改革派寫的那些。出於這個原因，在公元 16 世紀中葉，當局列出了禁書清單。第一個此類清單，即公元 1538 年的意大利禁書索引，由米蘭參議院發佈。羅馬教皇和歐洲其他城市和國家很快遵循了禁止印刷、閲讀或擁有某些書籍的做法，任何被抓到的人至少在理論上都會受到懲罰。進一步的措施包括在出版前檢查文本以及更謹慎地向印刷商發放許可證。

隨着當政者開始意識到印刷品的影響，審查制度化從公元 16 世紀中葉開始成為出版業的常態。當局禁止某些作品，甚至禁止某些作者的任何作品。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公元 1473-1543 年）的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論天體的旋轉，1543 年）被列入禁止名單，原因是將太陽置於太陽系中心而不是地球. 意大利作家喬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公元 1313-1375 年）的《十日談》（約公元 1353 年）因其粗俗而被禁。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作品因其政治憤世嫉俗而被列為禁書。

9.      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的社會環境不支持西學東漸

利瑪竇是第一個真正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中國的歐洲人。1600年，利瑪竇正在從南京啓程到北京的時候，離開梵蒂岡一英里的廣場上萬頭攢動，觀看布魯諾（Giordano Bruno）被綁在柱上，活活焚死，今天他被焚死的廣場豎立着他的紀念雕像。據一般説法，他的罪名是 “異端份子”（heretic）。之前，布魯諾被監禁審訊了八年，因為他堅持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説。布魯諾之死無論是否支持日心説，與教廷作對是主因。利瑪竇等耶穌會會士是最忠心擁護天主教的衞士，利瑪竇是代理教廷在東亞的負責人，當然不可能反對教廷的決定， 更不可能支持哥白尼和布魯諾，把他們的著作帶來中國。

哥白尼時代的托勒密“世界地圖”只有180經度，整整缺了半個地球。1492-1502年，哥倫布航海就是根據托勒密的學説，以為幾個星期可以到達中國，到了加勒比海小島，至死都認為到了印度，把當地人稱為印度人（Indian），當時歐洲人分不清中國與印度的地理位置，以為印度在中國的東方，或者根本分不清中國與印度。説明哥倫布沒有地球360度的概念，當時支持他出航的西班牙女王與眾官員也沒有地球的概念。 “印第安人”這個荒謬的稱呼，維持到今天。

湯若望提到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沒有望遠鏡。1609年，伽利略才有望遠鏡。1610年逝世的利瑪竇連望遠鏡是什麼也不知道，如果他在中國有望遠鏡，只能是中國發明的。1632年，伽利略發表的《兩套世界系統的對話》（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20年內用觀測支持日心説。1615年，伽利略被教廷審訊，被認為是對抗教廷，受軟禁家中，不許發表著作，直到1642年逝世。認為利瑪竇帶來《坤輿萬國全圖》，帶來歐洲 “先進” 天文地理學之説是不可信的。《坤輿萬國全圖》的地理學是中國人1430年前測繪的，已經在多篇論文討論。

16-17世紀，天主教與馬丁路德的新教衝突尖鋭，教廷嚴厲審查出版書籍，掌管出版權。金尼閣來華時期，正是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説被終生軟禁的時期。金尼閣不可能帶來教廷禁止的書籍，包括科技書籍。説西方帶來先進科技嚴重牴觸歐洲人的科技史。

10.  西學東漸還是東學西漸？

利瑪竇來華開始學中文，李之藻不懂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短短相處的日子裏，兩人如何溝通，把大量專業科技著作翻譯為中文，辭藻華麗縝密，時間、技術上都不可能。據説歐洲人帶來或創作《坤輿萬國全圖》，《職方外記》，《幾何原本》，《崇禎曆書》等等，現在知道是中國原有的書籍，被冒名改寫。

10.1.                天文學與曆法

哥白尼之前的歐洲天文學主導是希臘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約2世紀）的地心説。哥白尼的日心説，發表於1508-1513年之間，之前沒有任何跡象他如何得到這概念，他寫的《評論》Commentariolus全文六頁紙的手抄本，提到地球的公轉，自轉和轉軸傾斜，中國宋代沈括《夢溪筆談》已經記載地軸北與磁北不一定重合。哥白尼《旋轉》（De Revolutionibus，1543）記載土星公轉週期為30年，木星12年，火星3年，地球週期一年，金星9個月，水星3個月[9]。事實上，這些週期不是整數，土星的週期11.86年，隔一段時候，誤差就明顯，除非世世代代有人觀察記錄、傳承、修訂，一個人一生是無法體會的。哥白尼1473年出生，《旋轉》面世是1543年，哥白尼70歲臨終，他的學生Rheticus幫他發表。哥白尼1513年（40歲）開始觀測，哥白尼最多看到一次土星公轉，怎麼確定週期固定？他建造的“觀測台”只是肉眼觀察[10]，60年後才有望遠鏡。哥白尼不是專職的天文學家，他是律師，醫生，還兼神學。哥白尼研究天文學短短11年內能突破，知道“地”是360度球形的概念已經來得突然，更談不上日心説。 沒有望遠鏡的時代卻有望遠鏡的技術結果，哥白尼的數據何來，不能解釋。著名天文學家薩根（Carl Sagan）也沒有答案[11]。

天體運動有一定規則和輕微的變動，需要很長時間的觀察、積累、更新數據。8000年前，中國認識北斗，至今定位衞星以北斗命名。中國從春秋以來就有專人負責天文觀測。 “天圓地方” 是利瑪竇理解的錯誤，是低貶中國天文學的用詞。李之藻從來沒有在《坤輿萬國全圖》提到天圓地方，他的序言引用了漢代張儀的渾天説： “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比哥白尼早1400年。16世紀歐洲對天文的理解缺乏長期觀察的數據，在短時期內完成長週期的天體運動是不可能的。哥白尼的學術與宗教主流牴觸，不被接受，沒有社會基礎。西方不可能有 “先進” 的天文地理帶來中國。

春秋時代開始有二十四節氣，秦漢已經確立的。歐洲文明從來不是以農業為主，16世紀，歐洲人的主糧是大麥、小麥、燕麥。當時的歐洲人視稻米為稀品，作藥用的。中國有一萬年稻作經驗制定的節氣。16-17世紀的湯若望不會種稻，無法知道清明、穀雨、芒種的意義，不可能發明農曆。

《崇禎曆法》記載的星宿與《史記》、《漢書》、《舊唐書》、《新唐書》一致。《宋史》開始記載天文儀器的製作和觀測星宿的度數，《宋史》至《明史》的天文和曆法記載，可以看到中國曆代無間斷觀察記錄太白（金星），辰星（水星），熒惑（火星），歲星（木星），鎮星（土星），大量數字，每顆星在不同季節移動，測量的度數精確到分、秒，增減多少，這是一批專職官員每晝夜輪班觀察紀錄的結果。《元史·天文志》詳細記錄每年每月主要星宿的變動，不斷觀察、修正，傳承有序，豈是一兩個人業餘的事工？ 歐洲天文史沒有完整連續的數據記錄，無跡可尋。《元史》把春秋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的《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種曆法比較。歐洲只有兩種相隔超過千年的儒略曆（Julian calendar）和格雷戈裏歷 (Gregorian calendar)。

1629年編撰的《崇禎曆書》被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徐光啓等以湯若望為撰寫者印行[12]。雖然是殘卷，可見部分內容：《第一見界總星圖》，《第二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第三黃道南北兩總星圖》，《第四黃道二十分星圖》。上海徐光啓紀念館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梵蒂岡藏的《見界總星圖》[13]，都是中國古代二十八宿和有關星宿的名稱，沒有西方天文學與曆法的影子。澳門大學網站也載《見界總星圖》，《赤道南北兩總星圖》[14]，但分辨率低，不能閲讀文字。歐洲人如何知道古代中國人如何命名這些星？如何與他們的天文學對照？西方歷代觀察天文的原始數據在哪裏？都是疑問。

利瑪竇入華那年（1582）正是歐洲的儒略曆突然改為格雷戈裏歷(Gregorian calendar)，儒略曆用了一千六百年，1582年10月裏突然缺了十天，沒有解釋。美國，加拿大，英國到1752年才改，日本1872年改歷，損失了12天。俄國，希臘，土耳其20世紀才改曆法，掉了13天[15]。西方改曆法足足經過300年。東正教的耶誕是在翌年1月, 不是12月25日，所以西方並沒有統一的歷法，更不能發明農曆帶來中國。

利瑪竇在華28年，1616年拉丁文本《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全書640頁，mensis（月份）出現5次，luna（月） 11 次，annus（年）6次，Aprilis 四月1次（另兩次是後人記述）。1616年法文版，Juillet（七月）出現2次， Aout（八月） 1 次，Septembre（九月） 4次，Decembre （十二月）3次 。1621年意大利文版，Agosto (八月）4次，其他闕如。無法解釋幾個版本記載的差異。其他記載日期用 “有一天”，“第二天”，“幾天後”，沒有絕對日期。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沒有準確年月日次序，不能稱為“日記”。意大利文版記載《坤輿萬國全圖》在南京出現，其他版本記載李之藻在在京城/宮廷/北京摹繪，由於沒有確切日期，無法確定。利瑪竇逝世後，金尼閣才到中國，二人從未謀面，憑金尼閣的理解編修，次序亂了，無法對證，歷史誤會由此而生。作為歐洲主要宗教政體派來中國的代理人，筆記沒有明確記載日期，令人懷疑16-17世紀歐洲曆法的認識，湯若望帶來農曆一説是不能成立的。

中國曆法的二十四節氣緊密結合氣候變化與農事，經常按照觀測計算不斷更新，用閏年閏月調整，準確指導農事，用了幾千年。舉例來説，壬寅年七月十日（2022年8月7日）立秋，根據過去歷年節氣統計，預測立秋後天氣變化與收成。16世紀的歐洲農業不發達，沒有稻作，不可能有清明，穀雨，芒種等理念，認為湯若望把農曆帶來中國是完全沒有根據，不能接受的。

10.2.                地圖學與環球測繪

科學“西學東漸”一説，主要根據之一是利瑪竇帶來《坤輿萬國全圖》。有人説這是中西合作的結果，誰貢獻了什麼， 佔多少比例？利瑪竇的《中國札記》沒有他的《坤輿萬國全圖》序言，只記錄了他目睹李之藻繪製地圖，沒有利瑪竇自己參與的過程。除了少數音譯西洋地名之外，整份《坤輿萬國全圖》沒有西學的影子。利瑪竇自述南京的官員們揹着他製作了三份地圖版本，他自己一份都沒有。利瑪竇如何指導李之藻準確繪製歐洲人200年後才知道的世界地理呢？自己沒有版本，如何校對中國人不知道的地理？

1494年，教宗在大西洋劃了一道線（託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 以東為葡萄牙勢力範圍，以西給西班牙。16世紀初，葡萄牙人佔領了印度果亞（1510），馬六甲（1511），波斯灣霍爾木茲（1515），這些都是鄭和下西洋必經之地。後來又獲明朝允許在寧波貿易（1542），並在澳門建立基地（1557年）。隨同葡萄牙到果亞的荷蘭人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獲得了葡萄牙人的資料，使荷蘭人在1600年遠赴日本，成立東印度公司，1603年打敗了葡萄牙，取代了葡萄牙在亞洲的勢力範圍，佔領印尼（1603-1949），南方之地（澳洲，新荷蘭）（1606-1788），南非（1652-1806），台灣島（1624-1668）。1626年，荷蘭用24元，從原住民手裏 “買” 了整個曼哈頓島，命名 “新阿姆斯特丹”，這是不公平的交易。1641年後，荷蘭人與原住民發生多次戰爭，殺戮了一千多名土人。1664年，荷蘭把曼哈頓的主權讓出給英國，紐約市曾經是美國的首都。

1610年，哈德遜 “發現” 以他命名的加拿大哈德遜灣，那年利瑪竇在北京逝世。早八年，《坤輿萬國全圖》就記載該灣為 “哥泥白斯湖” ， 利瑪竇無從得知該灣。歐洲繪的地圖（如普蘭修斯1594）也有同樣發音的地名，但是他與其他歐洲人從來沒有到過 “哈德遜灣” ，不然就不會以哈德遜命名，其實地理與音譯來自中國的地理信息。

16-17世紀歐洲繪世界地圖滿是漏洞，出現北美洲西部地理比他們到達早200年以上，是無理的，只能抄自他人的地圖，即鄭和時代中國人測繪的地圖。現在證明1602年的《坤輿萬國全圖》是李之藻摹繪鄭和第六次出航之前（1430）原測繪本而成 [16]。16世紀歐洲地圖繪製者集中在Antwerp，當時稱為Flanders，今天屬於荷蘭、比利時，只有13,620 平方公里，大小不到北京市。墨卡託Mercator 1569年世界地圖, 奧特里烏斯Ortelius 1570年世界地圖集, 普蘭修斯 Plancius 1594年兩半球地圖等，首次歐洲出現的地圖形式，全部在這裏起家。荷蘭人Hans Lippershey “發明” 望遠鏡，仿明代青白瓷的Delftware，倫勃朗等寫實派的美術脱離了宗教的約束，在這時期出現。書籍還沒有普及，大多數歐洲人還是文盲的時代，有視野發現世界，是站在哪位巨人肩膀上？答案應該是“中國”。與明代中國貿易刺激了荷蘭的重商主義，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文化狀態。荷蘭人如何獲得鄭和航海的信息？這段歷史與葡萄牙，荷蘭，明代 “倭寇” 的關係已初步在另文表述 [17]，明代倭寇歷史隱含更多中西交通史的秘密，需要深入梳理。

艾儒略的《職方外記》，南懷仁的《坤輿圖説》來自利瑪竇的資料，裏面“海舶”一章，字面説“泰西”的船，能裝一千人，存一千桶淡水供一千人一年之用。 15-17世紀歐洲航海者沒有一隊達到千人，更不要説一艘船載千人。實際上，這些著作描述是鄭和船隊的型制裝備，記述地名的翻譯與鄭和文獻相同。可以推斷，艾、南二人的著作就是篡改鄭和文獻，加入了若干歐洲使用的人名、地名。

自《坤輿萬國全圖》公開以來，歐洲人努力尋找歐洲文字的原本，無功而棄。筆者經過16年的研究，物理數據，測量數據，歷史文獻，排除利瑪竇為《坤輿萬國全圖》作者，已經用多篇文章舉證。西方學者引用作為對《坤輿萬國全圖》是明代中國人測繪的結論。2021年8月搜索結果，耶穌會網站已經不列利瑪竇為《坤輿萬國全圖》作者。梵蒂岡圖書館官方網站沒有列出《坤輿萬國全圖》的原圖，也沒有列利瑪竇為該圖作者的條目，梵蒂岡圖書館發佈文獻參考目錄列入筆者的書與論文，説明梵蒂岡已經默認筆者關於《坤輿萬國全圖》的結論。

《坤輿萬國全圖》是鄭和環球航行測繪的世界地圖，引起60年後的哥倫布出航，世界文明大交流，國際貿易全球化，形成今天的國際局面。明代大航海與科技對世界貢獻必須明確載入史冊。

10.3.                算學

中國發明十進制，算符，是世界科技之源。所謂阿拉伯數字其實是中國算符通過絲綢之路傳到阿拉伯國家，歐洲人開始接觸到阿拉伯人，誤以為阿拉伯人發明[18]。北宋賈憲三角（1050）早於西方Fibonacci的Liber Abaci（1202）， 賈憲的書已經佚失，後來楊輝引用（1261），得以保存，早於帕斯卡三角（1654），此段論據已另文發表[19]。

10.4.                機械學

“西學東漸”比較重要的一説是所謂德國人鄧玉函（Johann Terrenz 又名 Johannes Schreck 1576-1630）口述，王徵筆錄的機械百科全書《遠西奇器圖説錄最》。王徵1622年進士，從龐迪我（Diego dee Pantoja）學了簡單的外語。鄧玉函1620年到澳門，在嘉定首次學中文, 1623年底到北京，認識王徵。據説鄧採用了Vitruvius，Simonde Bruges, Georius Agricola , Agostino Ramelli 等著作 ，天啓六年冬（1626年），學了七年漢語的鄧玉函與學了五年外語的王徵 “合作編譯一個月”，1627年2-3月完成三卷複雜機械著作，同年（一説1628年）7月在揚州刻印出版。兩位學習對方有限的外語，要溝通翻譯一般口語也不容易，何況專業科學著作，幾個月內把複雜的機械插圖換為中國式樣，雕印出版，無論技術上與時間上都很難令人相信。

《遠西奇器圖説錄最》[20]頗多費解之處：1. 王氏插圖用a,e,i,o,u 標示部件，Ramelli原書[21]用歐洲傳統的A,B,C,D,E 順序。2. “水日晷圖”用十二地支標示時鐘，歐洲沒有十二地支的傳統。3. “代耕之圖” 展示的是中國插秧的水稻田， 17世紀歐洲人還不會種稻。4. 如果王書來自歐洲文本，華人只能照原版繪圖，沒有時間和能力重新繪製中國化插圖。Ramelli 原書1588年出版，表面上早於王徵的版本。但是不能排除王徵的著述來自更早的中國古籍，傳入歐洲再回流，而王徵擁有中國的原作。齒輪，水碓，水動機械，槓桿等機械原理已常見於宋代景德鎮陶瓷製作，農田灌溉。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收錄中國古代科技機械種類遠超王徵的著作。鄭和大航海普遍使用起重器裝卸以噸計的貨物，解木、解石的方法，中國早就應用於大型石碑，木建之用。這些本來就是中國已有的科技，不是歐洲傳入的。

1626年5月（天啓六年），北京王恭廠火藥庫神秘大爆炸，二萬餘人死傷，以當時的人口比例算，慘烈有如原子彈爆炸，原因不明。當時王、鄧二人均在北京，必聞訊震驚，也許知道內情。1626年，王徵已完成獨自署名的《新制諸器圖説》。相信《遠西奇器圖説錄最》原為王徵收編中國古籍加入自己著作，情急之下，略事修改，偽託翻譯著述，在揚州出版。從北京經大運河到揚州要三個月以上，幾個月時間重繪插圖、修訂，加上刻板印刷，時間上不允許。唯一可能是王氏原書大部已經在揚州完成，只增修幾頁，加上鄧玉函為作者。明代印刷術盛行，抄襲、盜版事件極為普遍。西方偽託托勒密的世界地圖比比皆是。歷史研究必須考慮各種因素，不能只以文獻字面表述為準。

以上所舉只是中國科技史的算學，天文，地理，曆法，機械被誤解或可疑處的冰山一角。其他農學，水利，冶金，造船，醫藥，等等，還有很多方面有待破除迷信，徹底整理，排除臆想的附會，多方互證，嚴格審核，以免再陷入以偽證偽，以偽代偽的坑。

11.  偽造文獻

古今中外均有偽造文獻，並不罕見。2020年揭發牛津大學圖書館掌管古埃及莎草文獻的主任偽造聖經最早手抄莎草本的新聞，部分贗品賣給美京華盛頓的聖經博物館，成為 “鎮館之寶” [22]，這宗偽造文物文獻的案子震驚整個西方宗教界與學術界。

偽造文獻有幾個動機：1. 虛榮心與權力野心； 2. 經濟利益驅使；3. 出於作者的學生對老師的敬重。偽造程度可以令毫不防範的人瞠目結舌。明末清初中西首次接觸，沒有人讀懂外文，皇帝日理萬機，只能靠大臣的演繹轉述，無法發現官員偽託文獻。作為外國傳教士唯一代言人的門徒學生/ 大臣，同時也是皇帝的代言人。把民間不能接觸的文獻，挖掉原版字樣，換上西洋作者名字，造假非常容易。被冒名的外國人只略懂中文，樂得順水推舟，有個名義，製造機會接觸和影響中國皇帝。謊言越大，越能捆綁最高權力，越難被揭穿。一旦皇帝被騙，騙局與威權鈕合，沒人戳穿，編入教科書，傳之久遠，謊言與謠言遂成為 “事實” 。初衷是騙皇帝，結果是騙了人民幾百年。

12.  結語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書籍印刷業剛剛開始，人民識字率低，印刷的書籍大部分與宗教有關，科學與宗教衝突，整個印刷業受宗教控制。所謂科學“西學東漸”的説法與歐洲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技術環境不配合。所謂西方傳入天文，地理，數學，曆法，航海，地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中國早就有的，或藏於官府，尤其天文地理是國家機密，平民無法獲取，官員為了種種利益，篡改文獻，偷樑換柱。牽涉不同語言的文本，沒有人能證明資料來源和翻譯是否正確，明末清初紛亂之際，上下都管不了。經過改寫，有些流入歐洲，再回流中國，又或直接冒名在中國重新出版，誤為“西學東漸”，大量數據質疑“西學東漸”的可能性。

西方沒有統一文字，以拼音翻譯傳承兩千年，中間經過一千年黑暗時代，不同國家語言不通傳承不易。談西學東漸，要弄清楚西學的源流和原始文獻的關係。中國傳統認真執著的史學精神，也適用於研究歐洲史，應該嚴格追蹤歐洲編年史，原文獻出處，考古材料等，理清歷史脈絡，不能以幾十手改寫以後的版本為據。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內外戰爭，天災人禍之苦，珍貴孤本文獻大量流失。1949年，全國文盲率是80%，農村更達到95%。使用簡化字儘快掃盲是無可厚非的政策。然而簡化字與傳統古籍的字體脱節，白話文興起，壓抑古文，增加了研究古籍的困難。近年來，學習外文，讀翻譯著作，留學外國，成為風尚。一般學子以懂外文為榮，荒棄中國固有文化，讀外國出版的中國史，不讀自己的二十四史。外國人不懂中文，無法讀懂中國古代科技史，情有可原。中國人不讀古代科技史，認為中國沒有科技，是很難講得過去的。許多散佚的文獻保留在外國，到外國學中國史，無可厚非，但是，以非中國文化背景出身的外國人的話語代替中國人自己的闡釋，是嚴重的失誤。過去幾十年，大量考古發掘，如仰韶、良渚、紅山、龍山、偃師、三星堆等，不止改善了對中國古文明的理解，糾正文化自卑的現象，而且為世界考古界樹立了新的範式。

觀察-實驗-總結-應用，是人類認識與利用自然界的循環提高過程。科學與技術，理論與應用，是不可割裂的。不可能沒有觀察實驗的理論，也不可能沒有總結理論的應用技術。中國的算學、天文、曆法、地理就是基礎科學，從觀察，抽象，總結為其他技術的指導。

 “中國沒有科學”， “西學東漸”，“歐洲人帶來先進科技”的説法，流行教育文化媒體界。加以外來宗教影響，以無上權威凌駕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上，有認為中國人自己寫的歷史不可靠，只有外國的演繹才客觀可信。明明不合理也不敢發聲，不敢為歷史翻案。科學沒有官科民科之分，只有真偽之別。科學重要的手段是證偽。以文獻證文獻，忽視人為因素造成的歪曲錯漏，是誤史的根源。與科學定律有衝突，違反常理的歷史文獻都是不成立的，應該根據科學數據徹底更正。

600年的誤史，責任不完全在西方。明代宮廷黨派紛爭，明清之間民族矛盾，中西初次接觸，語言文字翻譯誤解，都是造成歷史錯失的原因。21世紀互聯網建立以來，大量中西古籍原文影印本公開，有機會追根溯源，這些破綻一一暴露，欲蓋彌彰。天文地理都有堅實的觀察，測量，物理數據基礎，千萬年不變，不能捏造。歷史研究不能用錯誤文獻循環內證，一萬個錯誤疊加不能成為事實，文獻與現實科學理論數據嚴重牴觸，必須以科學數據邏輯為依歸，還原真相。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曾經被誤史迷惑的，不必求全責備，只要肯拋棄成見，認真審視數據，隨時都可以歸正。

正本清源同時要防止捕風捉影，避免魚目混珠，避免虛浮附會。 矯枉過正、陷入偏見、以錯易錯。從文化自卑走向自大的極端態度對還原更正世界史有害無益。發掘真相從來不是投機取巧，要更正六百年來幾十億人的錯誤，需要更紮實的數據邏輯，符合科學定律，提供多重證據。歷史必須是真相才有教育意義。信息時代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重新審視中外文獻的真確性和傳承次序，學術界，媒體，決策當局，可以把握機會，清理沿襲幾百年的歷史錯誤，向世界宣告明代中國開創世界地理大發現，國際文化貿易交流，讓真正的中華文明面貌重新展現於國際舞台。

據説拿破崙有句名言：“讓中國這位巨人睡吧，他要是醒來，將撼動整個世界”。無論這句話是否真正出自拿破崙，都值得思考。現在中國已經睜開眼睛看世界，不能再回到矇矓時代了。

（2022.8.17初稿，2022.9.5定稿。原文發佈於2022年11月12日第十三屆“東方外交史”研討會。已徵得研討會主持人北師大歷史系陳奉林教授同意在網絡上發佈縮減本，省去圖表, 請參閲https://ourworldindata.org/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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