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懼怕俄羅斯，看看關東軍戰俘的悲慘經歷就明白了_風聞

以下文章內容轉載於網絡作家“混沌錄”的《關東軍戰俘回憶：蘇聯女護士拉我們腿上的皮，根據肉的厚薄分等級》。

1945年8月8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至9月2日，盤踞在中國東北的70萬日本關東軍中，有8.3萬人被擊斃，約60萬關東軍成為蘇聯的俘虜。

早在1945年8月23日，蘇聯國防委員會便通過了《關於日軍戰俘的接收、安置、勞動》第9898號決議，決定把這些日本戰俘全部運到蘇聯的267個戰俘營內。

為了將這些日本戰俘平安運送到蘇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專門制定了名為《劃分戰俘和拘留人員的種類》的第00931號令，專門成立了由內務人民委員會領導的戰俘事務管理局，負責整個戰俘的接收工作。

從1945年9月開始，被俘的日軍以1000人為一個單位，被火車運來蘇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

蘇聯戰俘營的構造大多相似，外層都用兩到三層數米高的木柵欄圍起來，木柵欄兩側都安放了許多帶刺的鐵絲網。

為此斯大林特別命令蘇聯國內專門生產了800噸帶刺的鐵絲網。鐵絲網的內側是兩層鐵欄杆，中間的土地都被撒滿沙子，這樣做可以讓試圖逃跑的戰俘在沙子上能留下腳印，方便追蹤。

戰俘營的四角都有瞭望台，二十四小時都有拿着槍的警衞監視，戰俘營內還養了很多軍犬，可以説防衞工作做得是密不透風。

儘管蘇聯動用了很多力量，但由於時間過於緊張，戰俘營的關押條件仍然極為簡陋。

蘇聯人遇到的最大一個難題，是日本戰俘的居住問題。比如位於遠東阿穆爾區的“哈巴林業”戰俘營，計劃安置1000名戰俘，但實際上該戰俘營在戰俘被送到時，只建起了2個棚屋，最多能安置100人。

如何在短時間內建造出給這些戰俘居住的地方，便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緊迫任務。

由於條件有限，日本戰俘只能住在蘇聯人匆忙間搭建出來的設備不齊全的棚屋裏，沒有爐子供暖，沒有照明設備，有些戰俘營甚至連廁所也沒有。沒為了抵禦嚴寒，戰俘們不得不白樺樹的皮來照明，用篝火取暖。

戰俘的食品供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於戰爭導致的物資匱乏，蘇聯人自己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要憑票供應食物，很多蘇聯羣眾都過着半飢半飽的日子，哪裏能夠保障這些戰俘足量的食品供給？

正因為如此，每個戰俘營都存在食物供給不足的問題。很多日本戰俘每天只能領到很少的一點黑麪包，或者一小捧小豆、高粱米、馬鈴薯之類的食物。

由於長期處於飢餓狀態，不少戰俘因此患上了營養失調症，僅1945年冬天，便出現了大批的死亡現象。

據曾被關在西伯利亞一個戰俘營的日本戰俘尾花保衞回憶：“我們早晚吃的是茹糊糊的小米粥，有飯盒的蓋子那麼大一杯，中午是200克黑麪包，晚上則是放有二、三片薄土豆片兒的鹹湯一杯，三頓飯加在一起也不夠一餐吃的。”

蘇聯方面也會根據戰俘的工作效率，將食物量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分發給戰俘們。一級食物量的黑麪包比較厚，三級只有它的一半，所以一些完不成工作定額的戰俘們，一天能吃到的食物就更加少了。

而那些工作效率較高的戰俘們雖然能吃到多一點的食物，但他們增加的食物並不是蘇聯人另外給的，而是從那些完不成任務的戰俘的口中剋扣下來，轉給他們的。也就是説，戰俘們為了得到麪包而不得不進行“食品競技”。

因為存在這種競爭關係，所以戰俘之間經常會因為麪包的大小和湯的多少發生衝突。有些戰俘營裏的戰俘，便會推選出幾個信得過的同伴來分配食物。

比如今天中午全班領到一塊黑麪包，分配者便先切下一塊作為模板，再按人數切成大小相同的塊，再給每個編上號碼，用抽籤來決定。分配的時候每個戰俘都睜大眼睛盯着，非常認真。

尾花保衞在自己的回憶錄裏寫道：“切面包的時候，大家的眼睛都猛獸一樣閃着光，盯着分麪包的人的手，看分得公平不公平，分麪包的人有沒有偷偷往自己的上衣裏藏麪包屑。拿麪包後，大家都忍不住偷偷地和周圍的人比比大小。如果大小相同，這才將麪包送入口中。”

另一位日本戰俘齋藤邦雄，也在自己的自傳《陸軍士兵漫畫物語》中記下了他被關在蘇聯戰俘營時，戰俘們分配食物時的場景：

班長準備分麪包了，整個宿舍裏頓時只剩下了大家的呼吸聲。

在昏暗的光亮下，一雙雙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班長手中那柄鏽跡斑斑的短刀。“那塊太大了！”“怎麼把皮給去掉了？！”“喂喂，這塊怎麼能這麼切啊？”

切面包的過程中總是一波三折，不時有聲音劃破宿舍裏的寂靜，即使是以前特別注意形象的人，這時也變得斤斤計較起來。時不時會有心細如髮的戰友發現麪包切得大小不一，一片面包要切好幾次是常規操作。

總算是按人頭給切好後，接下來又會在誰分哪片面包上爭吵一番。反正每天不爭執一陣子，這片黑麪包是休想進口的。

日軍戰俘們在戰俘營吃都吃不飽，在“穿”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更大。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頒發過一份《關於戰俘供給基準實施》的條令，上面規定：“戰俘的衣物只有在無法修補的情況下，才發給他們衣服和鞋襪。”也就是説，戰俘們只要衣服不是非常破，就不分發給他們衣物。

這個規定造成的後果就是，在1945年的冬天，蘇聯幾乎沒有給日本戰俘們發過任何衣物，大部分俘虜被押送過來的時候穿的什麼，到了冬天他們還穿什麼。這也造成了不少日本戰俘們在西伯利亞嚴冬下，還不得不穿着他們的夏裝。

據當時被關在拉伊奇哈一所戰俘營的日本戰俘杉木武男回憶：“進入蘇聯的第一年冬天，很多人沒有可以防寒的衣服，沒有靴子。他們不得不穿着短布襪，或者把毛巾撕碎纏在腳趾頭上，很多人的腳因此被凍傷。”

由於缺少過冬的衣服，有些能完成工作任務的戰俘們，便會用一兩片面包去換其他戰俘穿過的破爛衣服。而這破爛衣服，大多來自死去的戰友們的身上。

有些戰友還沒斷氣，身上的衣服便被人扒了個乾乾淨淨。這種事情很常見，大家見多了，也感覺習以為常了。”

由於在二戰中犧牲的人太多，二戰結束後，蘇聯出現了勞動力奇缺的現象，尤其是男性勞動力。據統計，戰爭結束時，蘇聯20歲到30歲左右的人口中，男性的比例只佔15%左右，出現了勞動力資源枯竭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從蘇聯民族經濟利益角度來看，應儘可能延長利用蘇聯境內的日本戰俘勞動力時間。”

1945年11月，蘇聯內務部、國防委員會通過了《關於日軍戰俘的接收、安置、勞動使用》的決議，日本戰俘被安排到各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建築工程、林業、農業、礦業等行業中去。

其中大部分戰俘被迫從事重勞動，只有被認定為病弱者的人才能進行輕度工作。

雖然蘇聯規定戰俘們的勞動時間原則上是一週六個勞動日，每天工作八小時，但又要求戰俘們必須在八小時內完成工作定量。

如果未完成工作定量，則會被強制進行加班。而且蘇聯人規定的八小時勞動時間指的是實際勞動時間，不包括前後準備、往返現場所需要的時間。

高強度的勞動，讓不少日本戰俘的健康出現惡化，累死的也不在少數。

以位於遠東地區、從事林業開採的某戰俘營430名戰俘為例：由於自然環境惡劣，加上勞動工具不足，這些日本戰俘的死亡率相當高。

他們每天的工作地點距離戰俘營有10公里處，每天戰俘們要穿過沼澤地和原始大森林，而蘇聯方面並沒有他們提供必須的工具和專業防護服。

在1945年的冬天，這些戰俘中有50人被凍死，315人被嚴重凍傷，最後倖存下來的只有十幾人。

雖然蘇聯方面為戰俘們也設立了專門的醫院，但由於缺乏醫生和藥品，這些醫院的醫療水平非常差，死亡率極高。

在很多戰俘的心中，進入醫院也就意味着死亡。這些醫院大多隻有一些簡單的藥品，甚至連葡萄糖都沒有，戰俘需要掛水時，醫生就將食鹽兑成鹽水給戰俘們注射。

有的醫院甚至連聽診器都奇缺，醫生便用木頭做的喇叭形聽診器給戰俘們診斷。

尾花保衞記得他所在的戰俘營曾發生過一次斑疹風寒的流行病。醫生除了派人把患者隔離起來外，根本沒有對患病的戰俘進行治療，最後風寒不斷蔓延，出現了大量死亡者。

一位名叫柴山光男的戰俘右腳幾根腳趾被凍傷後，醫生在沒有實施麻醉的情況下，用剪刀把柴山光男的兩根腳趾連根切掉了，柴山光男雖然咬緊牙關強忍着，但還是疼得昏了過去。

由於沒有嚴格消毒，手術後的柴山光男出現了感染，接連三天都高燒不退，一直徘徊在生死的邊緣。幸好這人體質不錯，三天後高燒退去，撿回了一條命。

以上種種因素，都決定了日本戰俘營的戰俘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據負責埋葬死去的戰俘的日本戰俘加川治良回憶：“人一死，衣服就給剝光，屍體凍得梆硬，像一段木頭。

由於土地還凍着，我們只能在凍土上燒火，把表層慢慢烤化，在用鋼鎊往下鎊，一次只能鎊進兩毫米。

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屍體扔進去。因為屍體凍得很硬，總會弄得骨折、肢散。這事我只要活着，就一輩子也忘不了。”

在戰俘營，戰俘們不僅要從事繁重的勞動，也要接受意識形態上的改造。

改造的目的是使他們認清自己的侵略罪行，並通過積極勞動彌補蘇聯在戰爭中遭受的損失。同時也是為了徹底根除日本戰俘心中的法西斯殘餘思想。

思想改造的方法，大多以聽報告、集體座談、組織勞動競賽等為主。戰俘們學習的內容，以《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等書籍為主。

蘇聯還在戰俘營裏設立了日文報紙，鼓勵戰俘們投稿，並將其對日本戰俘的思想教育手段之一。

如果哪位戰俘在思想改造方面表現出色，不但可以免除一些重體力勞動，還能得到與戰俘營的女軍醫、女護士們一起同台表演，高唱蘇聯歌曲的機會。

對於這些戰俘來説，能在戰俘營近距離地接觸到異性，往往成為其他戰俘們羨慕的對象。

不過在一些最先被送到戰俘營的老戰俘們的眼中，這些蘇聯女兵們表面上是美麗的花朵，但卻是他們最為害怕的人之一，甚至怕她們甚於怕男性看守。

原日本關東軍陸軍航空兵木內信夫，在日本戰敗後曾被關押在西伯利亞一座戰俘營裏，後來被蘇聯人釋放回了日本。

木內信夫參軍前是一位漫畫家，回到日本後，他以自己在戰俘營的所見所聞，創作出了一本名叫《關東軍戰俘蘇聯拘留畫集》的漫畫集，用漫畫的形式向人們展示了日本戰俘們在西伯利亞的生活。

在這本漫畫集裏，也出現過一些蘇聯女性的身影。木內信夫承認，在他所在的戰俘營，最吸引他們這些日本戰俘眼球的，是一位名叫娜塔莎的蘇軍女曹長（上士）娜塔莎。

在看到娜塔莎的第一眼後，木內信夫便被這個女兵的美貌所驚呆了。同時他的心裏又產生了一個想法：蘇聯真的是個男女平等的國家，女人也會像男人一樣扛槍當兵。這一點，着實讓信奉男尊女卑的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撼！

在《關東軍戰俘蘇聯拘留畫集》中，木內信夫畫過不少以娜塔莎為主人公的漫畫。他在回國後還曾對朋友説：“至今我都還清晰地記得，娜塔莎那湛藍的美麗大眼睛，以及無論多麼嚴寒的天氣裏，她裙子下都會露出的比雪還白的腿！”

不過這朵美麗的花朵，有時也會令人畏懼。

木內信夫最怕娜塔莎説的一句話，就是在進入戰俘們的宿舍檢查後，板着臉説出“給我打掃乾淨！”了。日本戰俘們只要一聽到這句話，無論再餓再累都會立馬跳起來，馬上對宿舍進行打掃。

木內信夫記得，戰俘們打掃時絕對不敢有絲毫馬虎大意。為了能將地上的污跡清除掉，他們找來碎玻璃一點一點地刮掉地上的污跡，然後跪在冰冷的地面上肩並肩將地面擦得發亮。

大家之所以幹得如此認真，和工作時的偷奸耍滑完全判若兩人，那是因為戰俘們都記得這位蘇聯女兵發威後，戰友是怎樣受處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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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女軍醫，娜塔莎和其他女軍醫和女護士們也會偶爾給日本兵進行身體檢查。每次這種檢查，都會令木內信夫感到十分尷尬：因為所有的戰俘們都要一個個脱得精光，在這些女軍醫面前平舉雙臂，供她們檢查。

這些蘇聯女軍醫和女護士們檢查的步驟很簡單：用手指按壓戰俘們皮膚，檢查是否鬆弛；目視全身，檢查有無外傷等等。

為了檢查的“準確”，蘇聯女護士會扯那些戰俘腿上的皮，看看戰俘們腿上還有沒有肌肉，並根據這些肌肉的多少和厚薄程度進行評估分級，看這個戰俘還能不能繼續從事勞動。

健康狀況良好的就留下來繼續勞動，健康有問題的，則被送去醫院治療。

正如前文説到的那樣，由於缺乏醫生和藥品，戰俘營的醫院的醫療水平非常差，死亡率極高。在很多戰俘的心中，一旦得病，被送進醫院也就意味着死亡。

木內信夫曾目睹過自己的室友鈴木被查出有病，住進了戰俘營的醫院。娜塔莎挑選木內信夫去照顧鈴木。

由於缺醫少藥，木內信夫看到鈴木在醫院一天比一天衰弱，最終在一個下午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木內信夫回憶説自己當晚整整一夜沒能入睡，“眼看着一個生命就這麼在自己的面前消逝了，可我卻什麼都做不了，只能這麼眼睜睜地看着，那種滋味永遠無法忘記。”

不過於那些殘暴的法西斯的女看守相比，蘇聯女看守無疑要仁慈得多。

比如臭名昭著的納粹女看守伊爾瑪·格蕾澤，在擔任看守期間，虐待、折磨、殺害了無數猶太人，最終被盟軍抓住後絞死。而蘇聯女看守和女軍醫們，卻大多能夠對日本戰俘保持一顆同情心，很少出現故意虐待戰俘們的情況。

1946年12月19日，蘇聯和美國在東京正式簽署協議，同意遣返蘇聯境內的日本公民歸國，同時遣返日本戰俘回日本。從這時起直到1950年，蘇聯向日本共遣返了總共510417名戰俘。

1956年12月，最後824名日本戰俘被遣送回國，蘇聯也關閉了關押日本戰俘的全部戰俘營。

蘇聯紅軍一舉消滅不可一世的關東軍，佔領了北方四島，日本人自認倒黴對俄羅斯敢怒不敢言。美國打敗並佔領了日本，日本人至今對美國唯命是從甘當忠實走狗。反觀，日本在祖國領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遠遠超過蘇聯對待關東軍戰俘的慘況，日本面對中國不僅至今死不承認侵略歷史，還在台灣問題上暗中支持“台獨勢力”公開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是為什麼？希望大家讀過以上文章能夠獲得啓示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