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 | 資產階級的危機與後現代的多個版本: 以現代性概念為起點_風聞

祝東力

中國藝術研究院

【導讀】人類社會正進入一個各種衝突交織的階段。多點爆發的矛盾和衝突，消耗着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注意力也被引向各種具體而棘手的事務。但宏觀而言，所有的爆發點，依然處於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框架內，從國際政治經濟角度看，表現為全球化退潮或碎片化，從社會文化精神角度看，則表現為後現代文化問題集中爆發。本文就從文化精神層面，重新梳理“後現代”這一概念，揭示當前社會精神動盪的根源。

作者指出，理解“後現代”，首先要闡明“現代性”。“現代性”與資產階級密切相關，“現代”是新事物、新經驗、新發展不斷出現，社會全方面提速的時期，“現代性”就是追新逐異，不斷尋求進步的一種精神，“新”是現代性的核心；資本主義則是永遠追逐資本擴張，不斷用新的產品、服務和新的交換方式去追求利潤，一旦資產階級成為支配性的社會主導力量，社會就進入現代。然而，資本主義有其根本困境，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同步興起，二者的激烈矛盾引爆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後現代”就是對“現代性”問題的解決方案。

作者分析，歷史上曾出現三種解決方案：革命、戰爭、改良。最終，歐美國家的改良方案成為主導，即把工人階級納入社會經濟生活的主流中，賦予大眾政治權利，而現代社會求“新”的本質仍包含其中——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顛覆中心與邊緣、主流與少數、男性與女性等傳統關係。這種改良在西方社會內部最終達到資本、政府、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等代表不同價值相互競爭、制約和平衡的效果。從這一意義上説，民族國家將資本關進籠子，全球化卻打破籠子，將資本釋放出來，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也是平衡打破而出現的問題。全球化進入調整，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未來走向如何，但後現代精神生成的環境土壤，已經被削弱了。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6期，原題為《資產階級的危機與後現代的多個版本：以現代性概念為起點》，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資產階級的危機與後現代的多個版本:**以現代性概念為起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簡體中文學術界，尤其在人文藝術研究領域，現代性概念被頻繁使用，其核心涵義卻經常曖昧不明，以至於許多概念或現象，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為藝術而藝術／文藝為政治服務，諸如此類，儘管內涵彼此對立，卻似乎都可被歸入現代性範疇。一個人文研究領域的基礎性概念，長期處於含混多義的狀態，作為概念工具實際已失去效用，同時也影響到人們對其他相關重要概念—例如後現代的理解和闡釋。本文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現代性概念的辨析出發，分析現代性與資產階級的結構性關係，並由19世紀末資產階級的危機討論後現代的由來及其相互競爭的多個版本。

**▍**現代性的涵義

關於“現代性”，常被引用的是波德萊爾的著名論述：“現代性就是短暫、易逝、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1]“短暫、易逝、偶然”，更多的是對快速流逝的碎片式時間的體驗，大體如福柯所歸納的：“現代性常被歸結為對時間的非連續性的意識：與傳統斷裂，新奇感，面對逝去之瞬間的眩暈。”[2]這種斷裂的碎片式的時間意識往往被視為現代性最顯著的特徵，但實際上，這只是現代性呈現在主觀意識中的一種表象和徵候，需要我們逐層遞進地探究其背後的實質和因果。

（一）翻譯問題

“現代性”不用説是對西文，例如英文“modernity”的翻譯。就中文而言，“現代性”一詞具有“現代的本質規定性”的涵義，可以説是一個抽象而難解的概念。而實際上從英文看，“modernity”只是形容詞“modern”的名詞形式，本身並沒有什麼抽象高深的涵義，可直譯為“現代”，以區別於形容詞“現代的”。《新思想史詞典》對“modernity”的釋義是：“modernity最好理解為一種狀態，而非對某個特定時期的稱謂。現代狀態（the modern condition）的各方面可能出現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但通常與之相關的是笛卡爾哲學、工業資本主義、革命政治及18—19世紀之交的文化變革匯聚而成的那些歷史趨勢。”[3]所以，“modernity”可指稱一種社會狀態，以及一種同古代、中世紀相對應的歷史分期，而並不具有“……性”的抽象義。但另一方面，“現代性”這種一定程度上的“誤譯”，卻似非而是地使我們不得不面對“現代的本質規定性”這個問題，從而要求我們深入追索“現代”的本質，對之進行哲學式的思考。因此，本文仍將沿用“現代性”這個約定俗成的通行譯法，只是申明它的所指其實就是名詞形式的“現代”。

（二）界定

在本文看來，現代性包括逐級遞進的三層含義：第一，現代是這樣的時代，它的每一個“現在”都會出現新質，從而使每個現在區別於以往，使當下時代區別於以往時代。第二，依此類推，未來會不斷出現更多的新變從而區別於現在；因此未來高度不確定，需要更主動積極地規劃和籌謀；由此產生了“現代”的一系列其他特徵，如理性、焦慮、線性時間觀等。第三，由於現代的特性是“新”，即埃茲拉·龐德所謂“make it new!”[4]（“使之新！”），因此追求資本無限增殖的資產階級成為“現代”的人格化載體；所謂“近（現）代的超克”“反現代的現代性”中的“現代”所指的都是資產階級社會。以下將展開討論這些含義。

（三）詞源

眾所周知，“modern”一詞並非產生於現代。馬泰·卡林內斯庫指出：“隨着基督教的興起及其成功，在早期中世紀拉丁文中出現了形容詞‘modernus’，它源出‘modo’這個重要的時間限定語（意思是‘現在’、‘此刻’、‘剛才’和‘很快’）。這個詞被用來描述任何同現時（包括最近的過去和即至的將來）有着明確關係的事物。它同‘antiquus’（古代）相對……”[5]這裏的脈絡很清晰，“modern”源於拉丁文“modernus”（“現代的”），“modernus”則出自拉丁文“modo”這個日常時間概念（現在、此刻、當下）。正是這個“modo”構成了“現代”的起點。

（四）從“modo”到“現代”

無數個“modo”即“現在”匯成時間之流，如果當下的這個“現在”平淡無奇、毫無特徵，就會瞬間湮滅在時間之流中。只有當“現在”產生某種令人矚目的新質，才能從時間之流中脱穎而出。一個時代也是這樣：庸常時代會被視為過去時代的延續，只有無數個“現在”產生的新質匯聚起來，形成足夠規模和力度，這樣形成的時代才會被看作新的時代並獲得命名。拉丁文“modernus”出現之際，正是歐洲民族大遷徙、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全面確立的時代。因此哈貝馬斯指出：“‘現代的’（modern）一詞最早在5世紀晚期被使用，當時是為了將剛確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與之前的異教-羅馬史區分開來。”他接着説：“‘現代性’這一表述的具體內容因時因地而異，但它所傳達的總是一種時代意識：回溯古典的以往，從而將自身視為從舊到新的轉折之結果。”[6]所以，在哈貝馬斯看來，查裏曼大帝時期、12世紀、文藝復興以及啓蒙運動時代，都將自身看作“現代的”，就是因為它們都發生了這樣的新舊變遷。前引《新思想史詞典》認為現代狀態“可能出現在任何時間和地點”，講的是同樣的道理：一旦某個時代產生的新質足以標誌一個新的開端，這個時代就可以被稱作“現代的”。“新”“新變”“新質”是“現代”的本質。

（五）無數的“新”產生瞬間感

那麼，5世紀晚期、查裏曼大帝時代以及12世紀的“現代”為什麼沒有延續下來?為什麼沒有成為“現代”，而最終成了“中世紀”？這是因為沒有源源不斷的“新質”持續地出現在歷史進程中，或者説，曾經推進歷史的動力消失了，於是歷史重新回到自我重複的停滯狀態。但是，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以來，尤其是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後，新事物、新經驗、新知識日新月異、連綿不斷，歷史開始提速，迄未停止。

哈貝馬斯指出：“在黑格爾看來，‘新的時代’（neue Zeit）就是‘現代’（moderne Zeit）。黑格爾的這種觀念與同期英語‘modern times’以及法語‘temps modernes’這兩個詞的意思是一致的，所指的都是大約1800年之前的那三個世紀。1500年前後發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陸的發現、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則構成了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時代分水嶺。”[7]實際上，現在一般把黑格爾所説的“新的時代”稱為“early modern period”（早期現代），它相當於“現代”的初級階段，以18世紀中晚期發生的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為轉折點，之後才是真正的“現代”。因為英國工業革命意味着人類生產方式的鉅變，法國大革命則奠定了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基本制度。

19世紀的歐洲可以説是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個主題的一系列變奏和交響：一方面是普遍的產業升級、城市化、人口激增以及新階級的成長，另一方面是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意大利獨立、德國統一以及資產階級政體的建立。81801年拿破崙執政府進行了法國首次人口普查，巴黎市總人口為547756人，到1851年巴黎人口翻了一番。[9]大都市是各種“新”的匯聚之地—新的市政規劃、建築風尚、時裝潮流、社交方式、報刊媒體、交通工具以及新的人，意味着過快的生活節奏，意味着繁忙和喧囂。這就是“短暫、易逝、偶然”這種現代性體驗出現的背景。19世紀中葉正是波德萊爾（1821—1867年）活躍的時期，他見證了大都市人口的激增。本雅明在論述波德萊爾時指出：“人羣是抒情詩的一個新主題。”“他筆下的人羣永遠是大城市的人羣，他筆下的巴黎永遠是人滿為患。”[10]在都市喧囂的街道上、人流中，各種機緣、各種偶遇和各種可能的新變，一切都稍縱即逝、難以把捉、不可預見。時間加速了，人處於時間的急流中。時間加速的聲音表象是喧囂，“喧囂”是波德萊爾筆下反覆出現的詩歌意象：“熙熙攘攘的都市”（《七個老頭子》），“穿過巴黎的熙熙攘攘的畫面”（《小老太婆》），“大街在我的周圍震耳欲聾地喧嚷”（《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11]瞬間感源於碎片式的時間，時間的碎片需要一個支點才能連綴和整合起來，這個支點就是“未來”。

（六）未來與進步的信念

無數的“新”使時間加速，使未來高度不確定。哈貝馬斯説：“現在是依賴未來而存在的，並向未來的新的時代敞開。”[12]前半句話適用於所有時代：人總是依據對未來的預期來評估當下境況。傳統社會也知道未來的重要性，“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微子》）。問題在於，傳統社會的未來往往是確定的、封閉的，因為在傳統社會，人員、信息、物資往來、傳播和交易的流量及頻率非常有限，新事物、新經驗、新知識很難產生。“現在”是“過去”的重複，“未來”是“現在”的延長。古人當下淡泊寧靜，是因為已有的經驗、傳統和教誨hold得住未來；而今人當下焦慮緊張，是因為已有的經驗、傳統和教誨hold不住未來。所以上引後半句只適用於現代：所謂“向未來的新的時代敞開”，意味着已有的經驗把控不住未來，未來不確定，人們只能憑藉理性積極籌劃未來，使未來成為可穩定預期的前景，由此便產生了“進步的信念”。哈貝馬斯説：“進步的觀念不僅用來以世俗的方式呈現末世論的希望，並開啓烏托邦的期待視野，而且藉助目的論的歷史構造，使未來不再成為不安之來源。”[13]所謂末世學是基督教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基本內容是歷史不斷邁向終點，屆時基督將第二次降臨並拯救世界；所謂目的論指歷史目的論，即認為歷史有終極目標，歷史本身是實現其終極目標的過程。因此上段引文的意思就是：進步的觀念是世界必將終結這一末世論神學的世俗表達，未來成為希望之所在，不再以其不確定而使人忐忑不安。

綜上，“新”是現代性的核心內涵，現代性的其他特徵均可從這個內涵推導出來。而這個“新”，這個“make it new!”的衝動和追求背後，存在着一個人格化的載體，這就是資產階級，它是現代性在社會歷史結構中的支點。

**▍**現代性與資產階級

阿諾德·湯因比是一位思想複雜而獨特且具有神學維度的歷史學家。他的10卷本鉅作《歷史研究》考察了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中國文明、遠東文明、古代希臘文明、敍利亞文明等26個文明體的興衰，包括文明的起源、生長、衰落、解體等，共13個部分。由於卷帙浩繁，後來通行於世的是英國學者索麥維爾（D.C.Somervell）節錄的上下兩捲縮寫本。在第9部分“諸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中，湯因比寫道：　　

考察我們剛剛描述過的諸文明的彼此交往，其中最有意義的結論就是：把“現代西方文明”中的“現代的”（“modern”）轉譯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即可獲得更具體準確的含義。西方一旦產生一個能夠作為社會的主導因素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它就成為“現代的”了。[14]

這是一段重要的論述。但是，為什麼資產階級一旦成為社會的主導性、支配性的力量，歷史就進入了現代？其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湯因比沒有進一步説明，本文嘗試做一點解釋。

（一）階級特性

簡言之，資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特殊的階級，它以“資本”定義自身，以追求“資本”無限增殖為目標，精於計算，富有進取心和冒險精神。19世紀中期英國工會領導人托馬斯·登寧有段話，經馬克思引用後成為名句：“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15]這種憤激之辭，當然針對的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惡行。因此以往一般人們關注的是資本的野心、貪婪和冒險性格，而可能忽略了這段話包含的另一方面：資本追求的是利潤，利潤只能通過商業即買與賣的過程獲得，而不是依靠強制或暴力。按照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歸納，“社會控制的基本方法”，即一個人或組織機構支配他人的基本方式，分別依靠權威（authority）、交換（exchange）、説服（persuasion）。[16]實際上，權威—例如下級服從上級，往往內含着某種説服的因素，因此，剔除掉這種異質成分，“權威”的更準確表述就是“強制”。這樣，涵蓋所有社會控制方法的三種基本類型，就是強制、交換、説服。當然，任何現實中的支配行為大多是這三種方式的某種混合體，只不過會有所側重。其中“交換”無疑是市場經濟運行，或者説，是資本實現增殖的基本方式。交換，更確切的表述是：形式平等基礎上的自由交換。這是資產階級時代一切社會關係（契約式關係）的基礎及內核。這種形式平等基礎上的自由交換當然經常內含着實質上的不平等，但它仍然區別於直接的強制，或者用馬克思所説的概念，區別於“超經濟強制”。因此，資產階級也就在兩個方面區別於其他統治階級，例如封建貴族和官僚階級。一方面，封建貴族和官僚階級都主要以“強制”作為其統治方式。另一方面，封建貴族以血統、等級（爵位）和土地為標誌，官僚階級以職級和權力界定自身，二者均有官方制度保障，或安分止爭，或各司其職，均不得僭越。資產者則不然，其升沉起伏沒有制度作為保障，同時也沒有制度給予限制，他們永遠以“資產的量”為依據來獲取和維繫其社會地位，而“資產的量”源自“利潤”，永遠是不穩定的。

在資產階級時代，停滯或守舊就意味着滅亡。因此，資產階級的野心和冒險精神不折不扣地均屬於其階級性格。同時，由於資本只能以形式上平等的“交換”，而不是赤裸裸的強制作為其運行方式，從而逼迫資產階級更多地以更新產品和服務，或者説以更新技術的方式來完成交換、實現利潤，因此“創新”（“make it new！”）就不得不成為一個資本主義企業，以及資產階級時代從國家到個人生存發展的前提。**無止境地追求利潤，無止境地追新逐異，資產階級就這樣與現代性同在。**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説過：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7]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這句摘自《共產黨宣言》中的名句，被美國學者馬歇爾·伯曼用作書名，其副標題就是“現代性體驗”（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即對現代的體驗）。[18]一切都在快速變遷，一切都是短暫、易逝、偶然，波德萊爾的現代性體驗是以一個特定階級為支點的。

（二）資產階級的起源及詞源

資產階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中後期。中世紀歐洲社會由三個等級組成：“僧侶禱告、讚美上帝並在精神上救濟人類；貴族保護秩序、行使警察權並防禦侵犯；民眾（people）勞作，以供養這兩個特權階級。”[19]早期的資產階級就脱胎於這個第三等級，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20]“資產階級”的英文詞“bourgeoisie”出自法文“bourgeois”，原意就是市民，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説：“儘管廣為使用，但它顯然是一個法語單詞，其更早期的英語化形式burgess源自古法語burgeis以及中古英語burgeis、burges、borges，意為自治城市的居民。”[21]資產階級與城市互為表裏，它的起源也是城市的起源。

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中期，特別是11—12世紀，農業復甦，人口日繁，工商業隨之成長，在封建體制外形成了一系列城市。以布魯日城為例。962年後，鮑爾温伯爵在今比利時西北部利斯小河的轉彎處建造了一所城堡（castle）。不久，在城堡大門外橫跨河上的橋頭前面出現了一座新“城”或“外城”（a new burg or faubourg），聚居着商販、手藝人、酒肆店主及其他外來客。人氣日漸彙集，很快形成了一座大城，被稱為“布魯日”（brugghe），其意源自“橋”（bridge）。城堡用石頭建成，石料取自幾英里外廢棄的古羅馬城市，新城則截至12世紀中期以前一直用木欄圍護。[22]作為資產階級的前身，“城關市民”居住在舊城堡之外，其居住地再環以圍欄；“城關市民”為僧侶和貴族服務，既託庇於舊城堡，也受其統治和盤剝。而城市往往就是“城”（城堡，即政治軍事中心）與“市”（市集，即工商貿易中心）這對矛盾的結合體。

上引《共產黨宣言》中的“城關市民”，德文是“Pfahlbürgers”，一般德漢詞典的釋義是：（歐洲中世紀）居住在城堡外的市民。該詞由兩部分構成：“Pfahl”原意為樁或柱，在此代指舊城堡外用樁或柱圍護市民聚居地的柵欄；“Bürgers”是市民的複數形式。[23]因此，“Pfahlbürgers”一詞可以説縮影了早期資產階級的起源，以及他們同封建領主之間在社會空間意義上的結構性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英譯本賦予該詞進一步的含義。《共產黨宣言》的英譯者為Samuel Moore，該譯本曾經恩格斯親自校訂、寫序並做附註，其權威性不容置疑。“Pfahlbürgers”英文譯作“chartered burghers”，指獲得了特許權利的市民。這與其説是翻譯，不如説是一種改寫，它指向的是這一歷史事實：中世紀中晚期，市民通過贖買，即支付貨幣，由王侯或主教頒發特許狀，從而獲得城市自治權，例如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經營權、徵税權，以及獲得獨立的行政司法權，包括選舉治安官、市長和法官等。[24]這是早期資產階級擺脱封建主義桎梏的歷史性的一步。湯普遜指出：“城市的興起，看過程是漸進的，看結果是革命性的。長期的交往和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經驗，最終在聚居者（引者按：指市民階級）中間養成了一種強烈的共同體意識，這表現為以和平方式要求領主，不論是男爵、主教還是修道院院長，承認其自治權；如果被拒絕，就以暴力方式反抗封建威權，要求特許的自由（chartered liberties）。”[25]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對“chartered burghers”內涵的闡釋。

（三）資產階級時代

如果説，自治城市是中世紀母腹中孕育的新社會胚胎，那麼，地理大發現則成為早期資產階級進入新時代的入場券。地理大發現作為第一桶金，使資產階級通過東西方貿易和大西洋貿易（即商業革命），逐步掌握了世界。“世界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南北美洲和東歐（與西伯利亞一起）生產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亞洲提供各種奢侈商品，而西歐則指揮這些全球性活動，並愈益傾全力於工業生產。”[26]世界範圍的資源、市場和財富，成為工業革命的前提。也就是説，近300年的全球貿易帶來兩個結果：迅速積累的財富和迅速擴展的市場，或者説充足的資本和巨大的需求，這為提高供給、擴大產能提供了必要條件，於是革新技術、升級產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工業革命加上政治革命，19世紀西歐、北美進入了資產階級時代：大機器製造（產業）、自由放任主義（經濟）、議會民主制（政治）、契約式人際關係（社會）以及進步主義的歷史觀（線性時間）。資產階級不僅成為本社會的統治階級，而且成為全世界的主人。

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社會也面臨持續不斷的危機。

**▍**危機的解決方案與後現代

後現代的字面含義就是“現代之後”（after modernity），因此對它的理解取決於對“現代”的理解。如前所述，湯因比指出了現代與資產階級的內在關聯，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有關後現代的實質和因果的見解，這種見解表面看相當古怪，但是對於我們來説可能更具啓發性。

（一）湯因比：後現代始於1875年

卡林內斯庫曾説：“‘後現代’（post-Modern）這一稱謂顯然是由歷史學家和先知阿諾德·湯因比在1950年代早期創造的。”[27]這一説法略嫌武斷。《歷史研究》第1—3卷出版於1934年，第4—6卷出版於1939年，第7—10卷出版於1954年。檢索這十卷本可以發現，在1939年出版的第4、5、6卷中，湯因比已多次使用“post-modern”一詞。例如在第4卷中他説，梵蒂岡教皇在1929年、1933年分別與墨索里尼及希特勒簽署協議，屈從於兩個世俗政權，由此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比喻為“‘極權主義的’地方政權的兩個‘後現代’使徒”（“two ‘post-modern’ apostles”）。[28]實際上在《歷史研究》第1卷，湯因比儘管未使用“後現代”一詞，卻在“現代”之後為“後現代”預留了位置，稱之為“西方文明第4期”—按他的理論，西方文明與之前的希臘（羅馬）文明儘管有血緣關係，卻是兩個不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本身則分為4期：第1期“黑暗時期”（675—1075年），第2期“中世紀”（1075—1475年），第3期“現代”（1475—1875年），“現代”之後的第4期始於1875年。[29]因此，湯因比最早使用“後現代”一詞並非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而且這個概念也並非湯因比首創，早在19世紀70年代英語世界中的“postmodern”一詞就已出現，直到20世紀早期不斷有人使用，並已用作歷史分期的概念。

湯因比的貢獻不在於發明了後現代一詞，或用後現代概念進行歷史分期，他的貢獻在於提示了這一概念所藴含的真正深刻的社會歷史內涵。在《歷史研究》第8卷中“現代西方與其同時代文明相遇的諸特徵”的小標題下，湯因比寫道：

將現代西方文化定義為西方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其特點是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這一定義揭示了：在西方進入以城市產業工人階級的興起為標誌的西方後現代時期之前，接受這種現代西方文化的任何外邦國家都可以成功地將其轉變成自己的文化。[30]

湯因比從未系統地展開討論後現代，“以城市產業工人階級的興起為標誌的西方後現代時期”（the West of a post-Modern Age marked by the rise of industrial urban working class）代表了湯因比關於後現代的最重要見解。但是，這甚至不是一個完整句子，而且與我們耳熟能詳的“後現代”的諸特徵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所熟知的“後現代”—所謂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多元、包容、異質，扁平化結構，反宏大敍事，混合、雜糅的風格，對少數族裔的尊重，等等，與1875年，與城市產業工人階級崛起有什麼關係？

的確，我們後來所見證的，即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後現代”與湯因比當年心目中的“後現代”截然不同。但湯因比的“後現代”可以這樣理解和闡釋：工人階級的興起其實就意味着資產階級的危機。**換句話説，既然資產階級意味着“現代”，那麼現代性危機以及克服這一危機的各種嘗試就意味着“後現代”。或者説，一旦資產階級發生持續性的危機，歷史就進入了後現代時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多種彼此競爭的克服現代性危機的方案，最終，歐美的改良主義路線通行於世。**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後現代的各種表現和特徵，所謂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包容、多元、異質，扁平化結構，反宏大敍事，混合、雜糅的風格，以及對少數族裔的尊重等等，這些不過是“歐美方案”盛行後在社會文化方面的表徵。

（二）資產階級危機

19世紀，資產階級成為西歐、北美社會的主導性階級。而一旦資產階級社會降臨，即暴露兩大頑疾：貧富分化與經濟危機。

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大面積貧困出現在英國工業區。恩格斯曾詳盡調查並描述了“這個人間地獄的可憎的狀況”[31]。極度的貧困隨處可見，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工業化過程中，由於生活和勞動條件的惡化，人口平均壽命明顯降低，嬰幼兒死亡率顯著上升，過度勞動導致許多人身體畸形（最常見的是脊柱和兩腿彎曲），恩格斯寫道：“當醫生們在工廠報告中幾乎一致肯定，他們發現工廠工人對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別弱，生活力普遍減低，整個智力和體力都在不斷衰退，我們就不會感到奇怪了。”[32]曼徹斯特是當時英國工業的中心，所謂“現代工業城市的典型”，恩格斯援引官方調查員的話説：“曼徹斯特的居民，特別是工廠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臉色蒼白。在大不列顛或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裏，我都沒有看到過人們在體格和臉色方面這樣顯著地夠不上民族標準。”[33]因此，這已經不單純是貧困問題，而是出現了因生活和勞動條件惡化而導致人種退化的危險和趨勢。

貧富分化與經濟危機有着內在因果關係：資本為追求利潤將不斷擴大生產規模，而大量貧困人口則意味着消費能力相對不足。這一結構性矛盾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的危機：產能過剩→庫存積壓→資金鍊中斷→企業和銀行破產。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週期性經濟危機成為資產階級的夢魘。尤其是從1873年延續到1895年的經濟危機，被稱為“大衰退”：1873年維也納的證券交易所破產，緊接着奧地利的銀行倒閉，隨後德國的分行倒閉。1874年德國鑄鐵生產減少21%，價格下跌37%。美國1873—1875年間鐵的價格下跌27%。英國1872—1875年出口減少25%；1873年鋼鐵廠商生產250萬噸鐵軌，消費量下降到50萬噸，1872—1881年鐵軌價格下降60%。在1873—1896年，所有商品的批發價格下降：英國32%，德國40%，法國43%，美國45%。[34]這次“大衰退”的起始點大體與湯因比的後現代的時間點重疊。持續20年的“大衰退”也為後來的“30年戰爭”（1914—1945年）做了歷史鋪墊。

工業化導致大量人口聚集。英國工業當時集中於郎卡郡，在工業革命發生後的80年內，這裏人口增加了9倍，其中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屬於工人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人羣進入工業化進程，其文化教育水平和自組織能力逐步成長，成為一種藴含着巨大動能的力量；他們在生產巨量財富的同時跌入貧困谷底，存在極大的心理落差，悲哀和憤怒情緒不斷積蓄；與此同時，進入城市後，傳統親緣、村社的小共同體瓦解，在原子化的社會關係中，人們普遍缺少安全感、歸屬感、存在感。這一切都在促使工人們團結起來。恩格斯指出：“人口的集中……更促進了工人的發展。工人們開始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時雖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35]如果説，這種論斷在19世紀前期一定程度上還帶有預言性質，那麼從19世紀後期以來便已成為現實。以英國為例，1876年工會會員總計110萬人，1900年達220萬，1913年410萬，1892年第一批工人代表進入議會，1900年英國工黨成立，1914年160萬工黨黨員中有157萬工會工人。[36]

工人階級的崛起與資產階級的危機是一體兩面，彼此助長、相互強化的關係。這的確預示着時代的更迭和轉折。關於後現代的起始點，除了1875年，湯因比有時也提到其他時間，例如，他在《歷史研究》第5卷中説“我們自己的‘後現代’時期發端於1914—1918年的全面戰爭”[37]，在《歷史研究》第8卷中又説“後現代”開啓於“19和20世紀之交”[38]。實際上，重要的是工人階級的崛起或資產階級的危機，這才是理解湯因比的“後現代”的關鍵所在，具體的時間劃定是一個枝節問題。另外，面對這種時代更迭，需要説明的是，湯因比囿於保守立場，其態度相當負面，正如卡林內斯庫所説，在湯因比看來，後現代“意味着非理性、無政府和危險的不確定性”，“如果完全放縱這些力量，它們將推翻現代西方文明的結構”。[39]可以説，這種憂慮得到了那個時代當事人的印證。由於工人階級的成長，資產階級也在籌劃如何避免大規模階級鬥爭。謝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是英國著名殖民主義者，他在1895年説的一段話成了名言：“為了使聯合王國四千萬居民避免殘酷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領土，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業出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説，帝國就是吃飽肚子的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40]羅得斯指出的是向外求取的方案。

克服資產階級的危機，從經濟學角度看是怎樣合理配置資源，使投資、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順暢和均衡運行；從社會學角度看，關鍵在於怎樣“消化掉”底層廣大人羣，即把憤怒的羣眾納入主流體制中。對此，主要有三種方案：革命、戰爭、改良。

（三）後現代的三種方案

**第一，革命方案。**城市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將直接導致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在此基礎上，有可能帶動其他階級，發動暴力革命直至建成無產階級專政，即上引羅得斯所謂“殘酷的內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消滅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經濟（解決盲目生產所帶來的生產過剩問題）、建立階級共同體（克服原子化的市民社會），這是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俄國革命和東方落後國家的道路。它曾取得巨大成功，所帶來的問題是，官僚統治產生特權階層，導致新的不平等，同時社會缺乏活力，經濟發展緩慢，從而不可持續。

**第二，戰爭方案。**這是二戰期間德、意、日的道路。市場經濟的高度競爭和波動，使大批普通人被甩出主流體制，充滿挫敗感和漂泊感，形成強烈的民粹主義情緒，在危機加劇時更易於被法西斯主義所招募和收編—通過社會動員，建立種族共同體，並以暴力手段向外汲取。如前所述，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基礎是形式平等的自由交換原則，法西斯主義摒棄了這個原則，而採取直接的強制手段，向更野蠻的社會形態倒退。戰爭方案短期內曾同樣很有效，但它的問題是，對外暴力汲取的過程不能停止，因此也同樣是不可持續的。

**第三，改良方案。**克服資產階級危機的關鍵，就在於把工人階級或底層羣眾納入政治經濟的主流體制中來。仍以英國為例，在政治方面，英國從1832年進行選舉改革，分階段放寬選民的財產和身份資格標準，經過1867年、1884年的改革，到1918年最終取消財產限制，普選制基本確立，政治權利逐步從貴族寡頭擴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最後到普羅大眾。在經濟方面，英國吸取歷史教訓，二戰期間即着手製訂戰後重建社會保障計劃，完成了《貝弗裏奇報告》，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1948年，英國建成福利國家，對所有人提供疾病、事故、失業、養老、傷殘、生育等保障。改良方案曾相當有效，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四）後現代的因與果

西方社會的改良方案，對普羅大眾進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賦權（如選舉權和工會）和經濟賦權（如最低工資和福利制度），在緩解19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危機的同時，形成了一個相對扁平化的社會—也可以説是一個“後資產階級社會”。等級和壁壘一定程度上銷蝕了，大眾湧進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公共領域和空間，帶來社會文化生態的鉅變。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形成了所謂後現代文化。就是説，正是在這樣的大眾社會，在相對自由寬鬆的環境中—對比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紀前期的英國社會，更容易形成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多元、包容、異質，扁平化結構，反宏大敍事，混合、雜糅的風格等文化立場、傾向、形態，於是電視、暢銷書、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形式應運而生，代替了需要更高文化教育背景即所謂精英階層才會欣賞的傳統詩歌、戲劇、芭蕾、交響樂等等。也就是説，先有政治經濟結構的扁平化，然後才有文化上普遍的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等等。

需要説明的是，在社會內部的扁平化過程之外，主要在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後，還存在着去殖民化的運動。佩裏·安德森評論湯因比説，湯因比並不能確定後現代的具體內容，“但是，後現代時期以兩項進展為標誌：西方產業工人階級的興起，以及西方以外的知識分子持續地努力掌握現代性的奧秘並以此反抗西方”[41]。實際上，這“兩項進展”毋寧是安德森自己的歸納，湯因比並沒有這樣明確的概括，儘管他對日本、俄國、土耳其、中國等國家學習並抵抗西方的情況都有所論述。[42]去殖民化當然是歐美後現代文化的一個背景，因此美國前衞詩人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把“後現代”與“後西方”（post-West）相提並論。[43]但是，對於上述後現代的形成，去殖民化以及男女平權運動所起到的作用，與政治經濟的扁平化相比，只具有從屬、派生的性質。

應當指出，後現代是現代的改良，不是現代的顛覆，後現代時期仍延續着現代的“求新”的本質。同時，所謂去中心、去權威、去等級，包括顛覆中心與邊緣、男性與女性、主流人羣與少數族裔的傳統關係，其實仍是把啓蒙價值中的平等原則推展到極致。所以，後現代只能以加前綴方式來命名自己，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歷史時期。

後現代的上述文化特徵，既然是某種大眾社會的產物，那麼只要這樣的社會在一定範圍和程度存在，這些文化特徵就會表現出來，而不會只侷限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歐美社會。所以俄蘇文藝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研究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狂歡節民間文化，從中提煉出狂歡化、脱冕、顛覆等級制等概念命題，其旨趣會與後現代主義聲息相通。另一方面，在扁平化社會，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時代精神，也會在極端精英主義的領域，例如60年代以來的解構主義哲學和某些當代藝術中，得到概括和表達。

回到湯因比。如果説，他主要關注的是後現代的“因”，即工人階級興起或資產階級危機的歷史時刻，那麼，戰後歐美社會呈現的則主要是後現代的“果”，即危機緩解後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狀貌，當然，這個“果”是彼此競爭的多種“果”當中的一種，其他版本的“果”與克服危機的方式，或者完全湮滅，或者嚴重受挫。

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殖”為中心而構成的社會體制。但是，現實中的社會總是由多種社會力量，例如政府、資本、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等相互作用而組成，不同的社會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則運行，例如資本追求利潤，政府追求秩序，宗教追求內心安寧。**西方國家通過改良，形成了某種資本與政府、工會、輿論、教會、公民社會等既彼此衝突和制約、又相互支撐和互動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把“資本”關進了社會的籠子。**全球化打破了籠子，資本突破民族國家的藩籬，在全球尋找投資場所，中低端產業大規模轉移，包括發達國家在內，越來越多人口被甩出全球化進程，貧困化和民粹化成為普遍現象，危機和戰爭重現。全球化正在被全球分裂所代替，儘管對於前景還會有不同的判斷，但是，形成後現代的那種多元、包容、異質的環境土壤正在削弱的趨勢，則已經明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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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衞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8] 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外溢”，可被視為18世紀的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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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波德萊爾：《惡之花·巴黎的憂鬱》，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9、215頁。

[12] 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第6頁。

[13] 于爾根·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第15頁。譯文根據英譯本重譯，見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p.12。

[14]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4頁。譯文根據索麥維爾的英文縮寫本有改動,見Arnold Toynbee, D.C.Somervell,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16。這裏的中產階級是相對於貴族和勞動階級而言的，有別於今天的含義。雷蒙·威廉斯：“‘中產階級’（middle-class）這個翻譯詞提供了bourgeois在19世紀前的大部分意涵”，它的來源是“古老社會階級的三種區分—上層、中層、下層”。見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頁。恩格斯也指出：德文（Mittelklasse）和英文（middle-class）的“中等階級”“同法文的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頁。另按：《歷史研究》還有第11冊《地名錄和地圖集》、第12冊《再思考》，屬於附錄性質，一般很少被提及。

[1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下）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

[16] 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王逸舟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林德布洛姆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該著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時間裏最重要的政治學著作之一。

[17]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

[18] 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9]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耿淡如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3頁。譯文根據原文重譯，見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8, p.707。

[2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252頁。

[21]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第25頁。譯文根據原文有較大改動，見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4。根據維基百科，古法語“burgeis”原意為“有圍牆的城”（walled city），見https://en.m.wikipedia.org/wiki/Bourgeoisie。關於中文“資產階級”譯名的演變過程，見王春茵：《“資產階級”的翻譯及其中國化》，《成都理工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22]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17頁，參看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p.772。“faubourg”（現通譯為郊區）來自法語，最初寫作forsbourg，源於拉丁文，意為在“城堡外面”，見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aubourg。

[23] 中譯文“城關市民”借用了既有漢語詞彙，應該説巧妙而生動，但由於中歐歷史存在差異，中文讀者很難領略到其原有含義。近年來，有知乎網友“李Geek”將之譯作“樁內市民”。

[24] 見馮正好：《中世紀西歐的城市特許狀》，《西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2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4—425頁。譯文根據原文有改動，見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p.779。暴力反抗多針對教會領主，而非世俗領主，如在西歐的琅城、維茲雷、圖爾、康佈雷等城市都發生過反抗教會領主的武裝暴動，見馮正好：《中世紀西歐的城市特許狀》。

[26]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頁。這裏的“工業生產”指廣義的製造業，包括當時的工場手工業。

[27] 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4頁。譯文根據英文版有所調整，見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3。

[28]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I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217.

[29] 見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1, pp.170–171。索麥維爾根據湯因比後面幾卷的論述，在縮寫本對應於第1捲上述內容的位置，將湯因比原作的“西方文明第4期”冠以“後現代”之名，見Arnold Toynbee, D.C.Somervell,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1。中文版譯作“近代後期”，見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頁。另按，湯因比把古希臘和古羅馬統稱為希臘文明。

[3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38.遺憾的是，索麥維爾並不重視湯因比有關後現代的論述，其縮寫本刪除了上引的段落。

[31]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92頁。

[32] 同上，第202頁。

[33] 同上，第204頁。

[34] 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吳艾美等譯，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2頁。

[35]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166頁。

[36] 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第163—164頁。

[37]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43.

[38]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p.338.

[39] 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6頁。

[40]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9頁。

[41]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8, pp.5–6.

[42]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pp.338–346.

[43]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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