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碼農的兩難處境：留不下、回不來_風聞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創

作者 | 王敏

編輯 | 金璵璠

“最壞的情況，大概就是2023年3月份H-1B工作簽到期時，我還沒找到工作，只能先回國。”遭遇Meta史上最大規模裁員的碼農李樺説道。

11月9日被裁，休息一週後開始找工作的李樺，一面投簡歷一面找身邊朋友幫忙內推，但得到的結論是，市場上的科技大廠中，還有HC

 （人員編制）

 的公司已經很少了。

今年冬天，整個硅谷，寒意刺骨，尤其是在11月，推特

 （Twitter）

 、Meta

 （原Facebook）

 、亞馬遜、谷歌、惠普、思科這些科技巨頭們，都成為了裁員潮的主角。

外部形勢急轉直下，這場風暴中心的海外華人，不免思考退路，動起回國的念頭。

曾經，硅谷的技術人才在國內有過眾星捧月般的待遇。國內互聯網公司不惜一切代價去硅谷“搶人”。海歸回國，往往帶着國外的模式和領先技術，以換取更大的成長空間和更快實現“財富自由”的機會。

回顧過去互聯網高速發展的20年，海歸回國經歷了三波浪潮，從早期的創業拓荒、到加入明星獨角獸當職業經理人，發展至今已經“下沉”至各個層級。

然而，時移世易，國內互聯網大廠運用的主流技術和海外差距也越來越縮小，海歸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在減弱。最關鍵的是，國內一些互聯網行業的模式創新遭遇瓶頸，資本無序擴張的時代走向落幕。

一位回國後曾從互聯網風口上跌落的“淘金者”稱，在當下看國內市場的機會，“無序的擴張時代結束了，人才會流向真正有價值感、能夠實現個人成長的去處。”

光環褪色後，海歸回國發展也要進行價值重估，尋找新的“應許之地”。

裁員潮下的硅谷華人：

兩週投五十多封簡歷，

只收到了兩個回覆

裁員潮下，硅谷華人深陷彷徨與焦慮。根據裁員追蹤機構Layoffs.fyi的追蹤數據，截至12月23日，2022年全球科技公司至少裁員了15.24萬人。

面對裁員危機，相較於經濟壓力，最讓硅谷華人頭疼的是身份問題。

 

 11月9日上午收到Meta裁員郵件後，張萱休息了一段時間，梳理清楚離職事宜，就開始把精力放在找工作上。工作簽證的寬限期，就像懸在她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硅谷的華人，大多持有的是H-1B工作簽證，被裁掉的員工，從最後一次領取離職金算起，如果不能在規定的60天期限內找到新工作，可能會被驅逐出境。

張萱提到，Meta裁員後，會給到員工兩個月的補償，最後一次工資發放時間是在明年1月，也就是説，持有H-1B簽證的最終寬限期是在明年3月。她必須要在4個月內找到能夠提供工作簽證的工作，否則就得另尋出路。

真正開始投簡歷後，張萱再一次體會到了市場行情的嚴峻。她特意避開了11月的感恩節假期，在12月開始高頻投簡歷，兩週時間裏，她精準投遞了五十多封簡歷，但最後只有一兩家小公司有回覆。

李樺也面臨着類似的處境，11月被裁後休息了一週，接下來每天睡醒之後，不是投簡歷，就是找內推，但合適的機會很少，她內心已經做好了找不到合適工作就先回國的心理準備。

雖然考慮回國，但李樺一直沒敢把回國當作第一選擇。這些海外華人們也清楚，現在即便回國，就業也並非那麼容易。

一方面，國內互聯網行業早已不似前些年的野蠻生長，大廠也在降本增效，市場機會相較前兩年在縮減，回國也不一定能收到滿意的offer。另一方面，中美職場環境存在一定差異，回國或許還需重新適應。

李樺的擔心不無道理，2022年，受宏觀經濟環境、疫情蔓延、局部地區衝突等因素影響，國內的互聯網大廠們一直在積極縮減開支、減少經營成本，想方設法提高經營效率。海外歸來，對於國內市場的不熟悉，也使得海歸的獨特性成為弱勢。

當下海內外大廠，都已經過了跑馬圈地的蠻荒時代，海歸人才正面臨着兩難處境。

曾經的“黃金時代”：

人回來了，房子也回來了

人力資源專家朱聚鵬對深燃總結道，大概2015年之前，回國創業是海歸精英們的主流選擇。2015年之後，伴隨移動互聯網獨角獸的湧現，海歸精英們更傾向於進入風口上的明星獨角獸公司做管理層，這意味着實現“財富自由”的機會更大。

在那時，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也早已開始不惜代價、不惜成本地去硅谷挖人，公司一把手、高管更是親自上陣。

2018年4月，真格基金曾在硅谷辦了一場交流酒會。剛加入真格的前谷歌大中華區首席市場官

 （CMO）

 蔣為親自主持了酒會，來到現場的都是谷歌、Facebook、Uber的一線技術精英。中國投資人激情又充滿張力的演講中所描述的中國的互聯網欣欣向榮的景象，給在座的華人心裏埋下了“種子”：回國，投入中國互聯網的浪潮似乎才是更加誘人的職業選擇。

當時還在Facebook的李彥也發現，2018年左右國內的互聯網公司開始流行去硅谷辦招聘會，甚至公司創始人會親自到場招人。他就是那年在一次招聘會上見到了小紅書的創始人。和Facebook在他所在的8年裏不斷擴張乃至於臃腫不同，這位年輕的創始人直接在現場和他談產品構想、並邀請他一起拓荒。

幾乎同期，小紅書的高管也主動找到了在Pinterest工作的王磊。王磊2012年博士畢業於紐約大學，師從搜索引擎領域專家Torsten Suel教授。剛一畢業就加入了Facebook的基礎架構團隊，是團隊中為數不多的華人工程師。當年博士剛畢業的他就參與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個圖數據庫服務。但漸漸地，硅谷“躺平”的生活也讓他心生倦意。

他剛向身邊的朋友透露了想回國看看的意願，沒想到很快一些國內的科技企業就拿出了三顧茅廬的姿態，這讓王磊有點“受寵若驚”。

創始人、CEO親自上陣招人是打動很多硅谷技術人才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中國的“獨角獸”們給出的豐厚回報也是吸引人才迴流的重要籌碼。

那幾年，搶奪海歸人才最兇猛的當屬字節跳動。2018-2020年間TikTok在海外攻城略地，競對Facebook成了搶人的首選。在TikTok瘋狂搶人時選擇離開Facebook加入TikTok的林秋，拿到了一筆不菲的期權。看着TikTok不斷攀升的DAU，林秋彷彿坐上快車，有了心跳加速的感覺。

2016年，連續2年抽不中H-1B簽證的長空正在經歷職業生涯的低谷期。他從北大畢業之後，前往卡耐基梅隆大學深造，之後進入谷歌工作，他便決心留在美國，甚至為此賣掉了深圳的一套房子。就在他懊惱不已的時候，國內的不少企業都拋出了橄欖枝。

在剛組建的抖音團隊、螞蟻金服等一眾機會中，一家剛上市的頭部在線教育公司以數量不菲的期權俘獲了他。在房價開始飆升的深圳，這筆期權的價值相當於深圳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層，那種感覺就像原地起飛。人回來了，房子也回來了。

當然，國內互聯網公司的吸引力還不僅僅在於此。相比海外成熟的大廠裏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回國之後李彥又找到了久違的“創業”的感覺。

在和小紅書聊完後，李彥就來到了上海。事實上，看國內機會時，他還同時聊了抖音、快手，也去實地走訪過。但這兩家正在捉對廝殺、不計成本擴招，辦公室都瀰漫着一股硝煙味。他不喜歡這種你死我活的氛圍。小紅書創業氛圍濃厚，業務也處於上升期，成為他回國的第一站。

加入小紅書之後，李彥立即被授權負責了幾個重大的技術項目，從頭開始選擇技術路線、設計方案。比起在Facebook擰螺絲的狀態，這樣的工作更讓他感覺到有價值。

長空同樣也在回國後感受到了國內公司對於技術人才額外的重視。加入這家頭部在線教育公司之後，公司給了他很大的空間，讓他負責從頭搭建公司的音視頻體系。為了方便長空照顧父母，公司甚至在長空的老家深圳新設了研發中心。“在谷歌，時常會懷疑自己的價值，感覺自己再努力也只能給平台加成0.1%；但在國內，我所做的事情對於整個平台的發展至關重要。”

遠去的繁榮：

一夜之間，期權全成了廢紙

隨着回國海歸數量持續攀升，海歸早已滲透進互聯網行業的各個層級，一些海歸們的預期，開始落空。

一位連續創業者曾對深燃提到，2017年就像是互聯網創業史的一個轉折點，O2O是互聯網時代最後的瘋狂，共享單車的最後結局是一地雞毛，社區團購也以虧損告終。從這之後，資本對互聯網的模式創新熱情就漸漸褪去，尤其自2021年以來，政策對於資本無序擴張加強管控，降本增效漸漸成了大廠關鍵詞。

長空對於互聯網泡沫的破裂，體會頗深。在線教育賽道融資金額不斷攀升，燒錢力度不斷加大，但一切都在2021年7月戛然而止。資本的無序擴張下，在線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整頓。

一紙“雙減”令下，在線教育巨頭們股價一夜暴跌，長空的股票期權成為廢紙，資產縮水98%，“財富自由”的夢想瞬間落空。

在美國工作六年後，Max去年選擇回國，在面試國內崗位的過程中，他漸漸感受到，海歸的優勢越來越不明顯。

Max接觸過大廠，但被明確告知至少一年內，對應的崗位沒有轉為管理層的機會，“海外工作幾年後回國，如果無法轉為管理層，以後可能會越來越被動”。最後，Max放棄了進入互聯網大廠。

曾經，國內互聯網公司瘋狂挖海歸，是看中了海歸精英們在海外積累的技術經驗。王磊回憶，七八年前時，國內互聯網業務高速發展，能明顯看到國內的一些公司基礎技術相比海外有着顯著的差距。最典型的是後端領域，存儲、數據庫、分佈式系統等技術，相較之下要弱很多。“那個階段大家挖人更多是為了補課，彌補基礎短板。”

發展至2018年到2019年前後，國內互聯網行業AI人才，尤其是算法人才緊缺。以抖音和快手兩大短視頻行業玩家為例，當時在內容分發領域的比拼加劇，背後實則也是技術的比拼，在內容分發、推薦算法方面挖起了Facebook和谷歌的牆腳。

但是，2020年後國內外差距逐漸補齊，國內龐大的用户數據量讓互聯網公司磨練了技術，海歸的溢價沒有那麼高了。

資本無序擴張的時代正在落幕，技術差距縮小後的經驗優勢也在消失，海歸回國的繁榮時代正在遠去。

退潮時，海歸們如何堅守與突圍？

降本增效大背景下，海歸們即便回國，也不得不開始進行價值重估，重新看待市場上的機會和選擇，尋找新的“應許之地”。

放棄谷歌的百萬年薪，李傑去年4月回了國，打算給自己一到兩年的時間熟悉國內的職場。

一開始，他先面試了自動駕駛、遊戲等領域的幾家公司，最後在朋友的內推下，去了一家創業公司，原本寄希望於能夠趕上高速成長期，但結果還沒等來高速成長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調方向。

“創業公司抵抗風險能力較弱，當外部環境出現一點變化時就需要大調整”，李傑提到，因此，去年底時，回國不到一年，李傑就跳槽進了深圳Shopee。當時Shopee正在逆勢大規模擴招，週末都會有招聘專場，並且憑藉“錢多事少、沒有996”，吸引了很多碼農，也吸引了李傑。

然而，“當時擴招有多猛，今年裁員就有多狠”，李傑所在的小組，最後被裁得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也不得不思考起備選項。

經過這一年對市場的觀察，他發現，小公司可能風浪一來就倒下了，抗風險能力比較弱；互聯網大廠往往業務拓展得快，裁員也快，以前會奉行“大力出奇跡”，投錢多嘗試，現在為了降本增效，正在大幅裁撤邊緣業務，發展策略趨於保守。

現如今，李傑的理想選擇是去一家業務穩步成長而不是被資本推着走的平台，這種平台既處於成長期，底盤也比較穩。“只有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人才能鬆弛下來，真正靜心做事情。”市場環境不樂觀，他還在尋找這樣的機會。

親歷了在線教育泡沫破裂，靠股票實現財富自由的預期落空後，長空於去年10月底加入了小紅書。此前的經歷讓他在選擇機會上變得更加謹慎，也更加看中一個產品所創造的真實價值。

據《晚點LatePost》報道，截至2022年8月，小紅書APP月活躍數據同比增長34%，也是當前為數不多用户數增速依然超30%的互聯網平台。

在長空看來，和資本無序擴張下的在線教育行業不同，小紅書自2013年成立，在發展了七八年後才以生活攻略的定位走入大眾視野，在互聯網最瘋狂的年代這家看起來發展平穩的公司，在互聯網寒冬下依然成為少有的維持高增長的公司，“維持高增長，表明這家公司既不似初創公司一般脆弱，具備下行週期的抗風險能力，但組織上它又不像大廠一般臃腫，個人發展空間更大。”

“小紅書社區在近幾年不斷破圈，經常會聽到用户説‘遇事不決小紅書’，這意味着產品價值真正被市場所認可。”長空分析稱。 

王磊也感覺到時代變了，在收縮的市場環境中，他的預期也變得更加明確——在一家有增長的公司實現個人成長。

加入小紅書三年之後，他成為了基礎架構技術部門的負責人。他認為，在一眾互聯網獨角獸中，小紅書作為一家晚熟的公司，無論從技術層面還是業務方向，對於資深的人才都有着更多值得探索的空間。

“回國三四年，經歷了從頭開始搭團隊，幹了不少開疆拓土、打地基的事情。相比待在成熟的大廠，這是一條看起來更辛苦的路。但這裏的每一步都是踏實的、有挑戰的、前進的，這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收穫。”王磊為自己當年的選擇感到慶幸。

職場沒有真正的安穩，尤其在海內外都處於降本增效的環境下，海歸們做職業選擇時也在不斷衡量。但可以看到的趨勢是，資本和人才都在流向真正有價值的領域。只有真正創造價值，才能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