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觀察|新國家安保戰略與日本安全政策的走向【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库-走出去智库官方账号-2022-12-28 19:14

走出去智庫觀察
12月16日,日本政府正式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衞戰略》《防衞力量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將致力於擁有對敵攻擊能力等政策主張,並將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日本新安保三份文件表明,日本的安保理念和防務政策將發生重大轉折,特別是將徹底放棄作為日本戰後核心防務理念的“專守防衞”原則。此三份文件還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背離了日方對雙邊關係的承諾及中日之間的共識,有分析認為,這將對中日關係產生巨大的負面衝擊。
日本新安保政策有哪些變化?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日本新潟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張雲的文章,供關注日本安保政策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此次安保戰略等三份文件則是從政策實踐層面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保有打擊對方導彈發射設施的“反擊能力”意味着改變戰後日本一直以來堅持的不保持進攻性軍力的傳統做法。
2、雖然日本民眾對華普遍持負面看法,但同樣也不喜歡極端保守政客。事實證明,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等都希望以強硬政策獲得民意,但結果都受到民意懲罰而退出政壇。
3、美國的確一直以來要求日本提高防衞開支,但是也要看到日本防衞開支增加背後伴生着希望對美實現更大自主的意願。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張雲
日本新潟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2022年12月16日,日本發佈了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衞戰略》以及《防衞力量整備計劃》三份有關國家安全的文件。這是2013年底日本首次制定國家安全戰略以來,時隔將近10年的首次修訂,其中最引發中方關注的當然是日本將對華定位從“擔憂”提升為“迄今最大的戰略挑戰”****。
2022年4月,自民黨公佈的關於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文件的建議書中,更是將中國的軍事動向視為對日本的重大威脅。據報道,由於執政聯盟中公明黨的反對,此番文件在對華定位方面最終沒有寫入“威脅”二字。2015年,日本修改了憲法解釋,解禁了集體自衞權。
此次安保戰略等三份文件則是從政策實踐層面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保有打擊對方導彈發射設施的“反擊能力”意味着改變戰後日本一直以來堅持的不保持進攻性軍力的傳統做法****,日本將走向一個攻守能力兼備的國家;防衞支出佔GDP 2%將意味着長期以來不超過GDP 1%的慣例也將被徹底打破。
過去十年間,日本對華認知定位可以説負面性逐層加碼,並以此為主要理由不斷修改其安保政策。由於日本曾經在歷史上有過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歷史,並且在侵略歷史認識問題上時而出現反覆,日本對華負面認知的逐層升級與安保政策的不斷突破,不由引發人們的巨大不安和高度警覺。
一、導致日本對華負面認知不斷強化的動因
過去十幾年來,日本對華認知負面性呈現出不斷強化的趨勢,不僅體現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表態上,而且日本似乎在國際上充當了積極引領對華負面認知的急先鋒。這無論是在七國集團,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還是從日本積極鼓動北約介入印太安全等,都可以看到。
美國對華全面遏制政策誠然對日本的對華認知和政策產生很大負面影響,但是也要看到,有時日本的調門比美國還要高。2021年,日本一些政要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三個有事説,實際上是將台灣問題、日本以及日美同盟直接捆綁,即使美國官方也沒有這樣公開提過。上述2022年4月自民黨公佈的建議書中將中國定位為重大威脅,將日本定位為新冷戰的最前沿,而這些都發生在美國拜登政府發表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之前。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視為“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上的挑戰”,但也提及了不希望發生新冷戰。日本在對華認知上似乎有引領美國甚至西方國家的勢頭。為什麼日本對華認知負面性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
首先,日本對國際秩序和自我的認知變化是根本性內因。2006年小泉純一郎首相卸任後,日本國內政治進入動盪期,幾乎每年都更換首相。日本經濟在2010年被中國趕超,而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乏力也在不斷打擊着日本的自信心。從國際格局來説,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單極世界越來越不可持續。在2009—2012年日本民主黨執政期間,中日圍繞島嶼問題出現了恢復邦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也讓安保問題迅速成為中日關係的焦點。中國問題實際上成為日本重建國際秩序認知和自我認知過程中的首要關注點。
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後,在經濟上推進大膽寬鬆的貨幣政策“安倍經濟學”,在外交上注重國際存在感的“地球儀俯瞰外交”。安倍首相執政長達將近8年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日本信心逐漸恢復。與此同時,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脱歐、西方國家出現所謂民主危機和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日本保持了政治和社會經濟基本穩定,日本開始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優等生。而在美國相對力量減弱的背景下,西方應對中國崛起課題的重任就自然落到日本身上。因此,我們看到日本過去這些年在七國集團等國際場合對中國批評積極主動,在一些亞洲的多邊場合針對中國的表態也很突出。日本的自我定位儼然不再是要成為西方和中國之間的橋樑,而是要成為西方國家在亞洲的代表,在中國問題上做西方和除中國之外的亞洲國家的橋樑。
第二,國內政治動態是重要動因。2012年底,自民黨在重新獲得執政地位前的大選中,集中批評了民主黨在執政時期沒能在安保問題上保護國家利益。對華安保問題實際上在日本國內政治中已經上升到了“政治正確”的高度。每次討論出現更高定調後,不同意見則很難提出,即使有時候有一些妥協,但也往往會被批評為犧牲國家利益而在政治上被邊緣化。
從自民黨內部看,安倍去世後作為黨內最大派別的安倍派羣龍無首,對於安倍派主要接班人來説,繼承安倍遺志是獲得支持的基本條件,任何可能會被認為是立場倒退的言行,在派閥政治內部來説都是危險的。而岸田派在自民黨內僅為第四派閥,需要安倍派的支持。執政聯盟中的和平政黨公明黨試圖對自民黨的過度保守化起到剎車作用,但在上述國內政治動態中,想要發揮剎車作用變得越來越困難。公明黨對日本獲得進攻性軍力持謹慎態度,在2015年解禁集體自衞權時也提出很多限制條件。但在俄烏衝突爆發及“台灣有事”論的政治壓力下,公明黨的立場開始與自民黨趨同,對反擊能力沒有要求過多的限制。對於中國認知問題,公明黨反對自民黨建議的威脅定位。但是這被批評為將會對日美同盟強化構成障礙,為保持對華關係而犧牲日本的國家安全。
二、日本安全政策失控的可能性與隱性制約因素
此次安保三份文件出台後,拜登總統立即表示了歡迎,美國為了遏制中國也可能會縱容日本在軍事上對抗中國,這似乎為缺乏剎車機制的日本安全政策加了油門。日本究竟會不會在擴軍備戰的道路上一路向前?甚至重回歷史上曾給包括日本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軍國主義道路?日本安保政策着實讓人擔憂和警惕,失控的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一些隱性制約因素的存在。
首先,日本社會與國家的關係是最大制約因素。目前日本民眾對華負面認知高達九成,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五成民眾支持增加防衞開支,這似乎可以得出日本遏華擴軍的社會基礎已經形成的結論。但是,深入分析會發現情況並非這麼簡單,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思維在短時間內很難被完全突破。日本內閣府2018年民調顯示,民眾最期待自衞隊發揮作用的領域是救災派遣,高達79.2%。儘管超過一半民眾支持增加防衞開支,但民意絕大多數既反對發行國債,也反對增税。
雖然日本民眾對華普遍持負面看法,但同樣也不喜歡極端保守政客。事實證明,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等都希望以強硬政策獲得民意,但結果都受到民意懲罰而退出政壇。2015年日本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團自衞權時,憲法學家絕大多數都持反對意見,甚至被政府邀請到國會作證的人士也説政府違憲。日本國內大學的學者拒絕參與軍事技術研究的倫理規範至今仍然很強。
第二,天皇與自衞隊的絕緣關係是重要制約因素。天皇是一個潛在的、不大被關注,但對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卻有重要影響的內部制約因素。日本軍國主義和上個世紀的戰爭是以天皇名義發動和進行的,精神和認同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戰後和平憲法規定政教分離以及天皇與政治分離後,保留天皇制與和平憲法實際上按一套機制整合起來。戰後,天皇和自衞隊相互絕緣,天皇沒有視察過自衞隊的營房或者參加軍事演習的儀式,這意味着天皇沒有對安全政策起到背書作用。
第三,美國和日本同盟關係是重要外部制約因素。美國的確一直以來要求日本提高防衞開支,但是也要看到日本防衞開支增加背後伴生着希望對美實現更大自主的意願。日本以現有美國裝備為主的導彈迎擊體系不足以應對本地區安保威脅為由,提出要得到反擊能力,強化自身的威懾力。這實際上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戰後日本安保體制中的分工:即進攻性力量依靠美國的“矛”,防禦性力量依靠日本專守防衞的“盾”,這個突破實際是日本意圖在同盟中獲得更大戰略自主和平等地位。日本擴大和美國盟國之間的防衞合作,也是希望能夠在更大的準同盟網絡中獲得與美國對等的關係和自主空間。例如,日本近期與英國、意大利達成協議共同開發新一代戰鬥機,這對於高精尖裝備一直依靠美國的日本來説同樣是一個突破。對美國來説,一方面需要日本在幫助美國維護其在全球和亞太的主導地位上分擔更大的政治、經濟和防衞成本;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日本的自主程度發展保持在可控範圍內。因此美國不斷強調“一體化威懾力”,這實際上就是讓自衞隊和美軍在指揮系統、裝備技術、人員培訓等各個方面更加統合,越是一體化越有利於美國管理美日同盟體系。
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需對日本安保政策新動向保持高度警惕,該鬥爭的要堅決鬥爭,與此同時也要審慎應對。
來源: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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