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觀察｜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的行動與影響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2022年，美國出台了多個法案，包括《美國競爭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等，通過為半導體公司減税、資助美國和其盟友的半導體廠商在美國建廠，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以重構產業鏈生態進一步推動與中國技術脱鈎。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今年美國不斷對中國實體實施出口管制措施，還多次施壓荷蘭、日本、韓國等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技術與國際事務項目高級研究員喬恩·貝特曼近日撰文認為，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戰略領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功，支撐美國對華科技脱鈎的戰略基礎不斷被削弱，科技脱鈎將不再對美有利。****

美國與盟友對華科技脱鈎造成了哪些消極影響？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存剛的文章，供關注中美科技競爭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在打造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這種策略，並將其與地緣經濟、地緣政治乃至地緣安全等非技術因素結合起來，打造具有鮮明排他性的“科技聯盟”，相關國家散佈於大西洋兩岸和所謂的印太地區。

2、印太地區是美國在21世紀全球戰略佈局的重心，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擁有眾多盟友或準盟友。在重構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動作頻頻。

3、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打造“雙鏈”的行動，將對人類未來有重大意義的高新科技發展限制在政治盟友的狹小範圍內，強化了技術民族主義傾向而弱化了技術國際主義意識，各國在高新科技領域實施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做法勢必繼續增多。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王存剛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理事

伴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來，世界各國在高新科技領域的競爭空前加劇。為應對這種局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持續開展“雙鏈”打造行動：在物質層面，彼此加強合作，試圖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價值鏈”，主要包括產業鏈和供應鏈兩個方面；在精神層面，則刻意強調合作伙伴在價值觀上的一致性或相近性，意欲構建新的以西式價值觀為內核的全球“思想鏈”。這兩個方面行動在內容、形式和目的上相互交織，相關國家在空間分佈上也具有鮮明的“鏈”的意象。打造“雙鏈”行動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相互勾連、護持自身霸權或主導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並將繼續在外交等領域產生多方面的消極影響。

一、加快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價值鏈”

美國等西方國家近代以來長期居於高新科技領域領先地位，並以此在經濟、政治和安全等領域獲益甚豐。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快了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步伐。由於相關國家在世界高新科技領域所處地位不同，對自身面臨挑戰的認知及應對能力不同，因此，所採取的方式和手段也存在一定差異。

（一）進行戰略規劃，意欲全面提升自身高新科技實力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高新科技領域始終穩居世界前列。近年來，面對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新變化特別是中國在該領域的快速崛起，美國朝野的危機感陡然增強，並陸續制定和實施一系列應對戰略。2021 年 6 月，美國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該法案源自特朗普執政時期提出的《無盡邊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並整合了稍早前通過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和《2021 年應對中國挑戰法案》（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ct of2021），被視為美國“近幾十年來對創新與生產的一次最大規模投資”。《2021 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是美國政府數十年來對產業政策的最重大幹預，並將對中美關係產生長期影響。2022 年 7月，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涉及總額高達 2800 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並於 8 月初經總統拜登簽署生效。該法案除了包括美國參政兩院籌劃已久的 527 億美元“芯片法案”外，還包括投資 2000 億美元加強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量子計算等領域的研究，以及 100 億美元建設 20個技術研究中心。該法案還規定，如果半導體企業一經獲得美方補助並在美國建廠，那麼，未來 10 年內，這些企業將禁止在中國大陸新建或擴建先進製程（process）的工廠。

在提升自身高新科技實力方面，歐盟及其成員國通過實現所謂的“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經濟主權”（economic sovereignty）或“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持續發力。2020 年 2 月，歐盟委員會連續發佈《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歐盟數據戰略》（European Data Strategy）及《人工智能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三份戰略性報告，強調數字經濟及其巨大的變革性潛力將對世界產生全方位影響，歐盟及其成員國應當協同努力，駕馭數字化轉型，增強在數字經濟領域的領導力。2022 年 7 月，歐盟委員會又通過了一份名為《歐洲創新議程》（A 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的戰略文件，將歐洲置於新一輪深度技術創新和創業浪潮前沿加以審視，認為這將有助於歐洲開發新技術以應對最緊迫的社會挑戰，其目標是促使歐洲成為全球創新領域的領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曾抓住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創新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及相關產業，並迅速崛起為科技大國和世界第二經濟強國。進入 21 世紀後，儘管經濟和科技發展持續呈現某種頹勢，日本在世界高新科技領域仍有一席之地，在機器人產業方面甚至處於全球領先地位。近年來，面對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競爭加劇態勢，日本政府同樣充滿了緊迫感。2020 年 3 月，日本內閣會議再次修訂《科學技術基本法》（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Law），並將其更名為《科學技術創新基本法》（Basic Law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凸顯“創新的創造”理念。同時，日本政府還制定了《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2020》（Integrated Strategy 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2020），並加緊制定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量子技術、6G、宇宙太空、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領域的戰略規劃，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和政策傾斜，全面推動社會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二）強化內部合作，組建排他性“科技聯盟”****

聯盟或準聯盟本來主要存在於國際政治和國際安全領域。但是，在打造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這種策略，並將其與地緣經濟、地緣政治乃至地緣安全等非技術因素結合起來，打造具有鮮明排他性的“科技聯盟”，相關國家散佈於大西洋兩岸和所謂的印太地區。

為強化西方內部特別是跨大西洋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的合作，美國推動成立協調新興技術議題和國際貿易的永久性平台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並不斷強化其功能。在 2021年9月舉行的首次會議上，TTC 發表聲明稱：將協調跨大西洋國家解決全球關鍵技術、經濟和貿易問題，並宣佈在 10 個具體領域成立工作組，內容涵蓋供應鏈安全、數據治理等。在2022年5月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TTC 重申要牢牢抓住高新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對抗那些“非市場經濟體”不斷上升的影響力。

印太地區是美國在21 世紀全球戰略佈局的重心，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擁有眾多盟友或準盟友。在重構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動作頻頻。****2021年5月，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的 64 家企業宣佈成立美國半導體聯盟（SIAC），而聯盟的相關企業幾乎實現了對半導體供應鏈的全覆蓋。2022 年 3 月，美國又提出了所謂的“芯片四方聯盟”（Chip4）的構想，其成員包括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其目標是實現芯片生產閉環，將中國大陸相關企業排除在外。同年 5 月，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東京宣佈，將啓動一項新的亞太經濟夥伴關係，即“印太經濟框架”（IPEF）。根據美國政府事後發表的聲明，IPEF共有 13 個初始成員國，分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文萊、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IPEF 將側重於互聯互通的經濟（貿易）、有韌性的經濟（供應鏈）、清潔的經濟（清潔能源）和公平的經濟（反腐敗）四個關鍵支柱。同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L. Yellen）在參觀韓國科技企業 LG 公司時發表的演講中提出所謂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強調美國將與“可信任的友好國家”（trusted friendly country）一起構建新的供應鏈，緩解供應鏈體系的脆弱性，尤其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三）分類出擊，有針對性調整與新興經濟體國家關係

新興經濟體國家散佈於世界不同地區，它們的發展水平不同，國家實力各異，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有親有疏。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的過程中對它們的重視程度不同，採取的手段也不一樣。

****在美國近年來大力推進的印太戰略佈局中，東盟處於關鍵位置。****長期以來，美國與東盟經濟關係的緊密程度並不高，雙邊關係側重於地緣政治特別是安全領域。美國在重構全球高科技領域價值鏈的過程中將科技議題、經濟議題與安全議題掛鈎。2022 年 5 月，一波三折的東盟-美國特別峯會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發表的“聯合願景聲明”（ASEAN-U.S. Special Summit，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表示，美國和東盟將在未來加強經濟紐帶和連通性方面，繼續推動更強勁、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通過促進對高標準、透明、低碳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滿足東盟對基礎設施的需求；繼續合作促進貿易和投資，促進有復原力的全球供應鏈和無縫的區域連通性。雙方還承諾：將在 2022 年 11 月於柬埔寨舉行的第十屆美國-東盟峯會上，把彼此的戰略伙伴關係升級為有意義、實質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南亞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印太戰略的關鍵一環。****該地區頭號大國印度又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全球高新科技領域也有重要影響力，因而自然受到美西方國家的高度重視。印度是日本 2004 年發起的“四國安全對話”（QUAD）機制成員。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該機制目標已經從最初的協調人道主義救援行動演化為“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和“構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並不斷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新興科技、網絡空間等方面的務實合作。2022年4月，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訪問印度期間，雙方宣佈成立歐盟-印度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其目標是共同應對技術安全以及貿易等領域的挑戰。這是歐盟與域外國家成立的第二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也是印度與其他國家成立的首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歐印加強戰略伙伴關係邁出了關鍵一步。2022年5月，印度又成為美國發起的 IPEF 的首批成員國。

總之，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提出新的國家科技戰略、開展經濟外交和科技外交等方式，試圖重塑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的價值鏈，加強同盟和夥伴關係。這些價值鏈以及相關的同盟和夥伴關係無不以排除中國大陸為內容和目標。

二、刻意打造以西式價值觀為內核的全球“思想鏈”

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均表明，價值觀一致或相近有助於國家間的合作；而價值觀的不同或對立則易產生衝突和對抗。近代以來，長期活躍於大國博弈場的美國等西方國家深諳箇中三昧。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的過程中，十分強調價值觀的一致性或相近性，試圖打造支撐新的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思想鏈”。

（一）在西方國家內部更加凸顯價值觀的一致性

美國等西方國家擁有相同文化淵源，冷戰期間又同屬一個陣營。因此，儘管它們因為國家利益紛爭而持續的齷齪行為不斷，彼此關係偶爾甚至十分緊張，但是它們大體上信奉同一種價值觀，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也都喜歡開展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在重構全球高新科技領域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更加突出強調彼此在價值觀方面的一致性。

****在凸顯高新科技領域合作伙伴價值觀一致性方面，法國和加拿大表現得十分活躍。****2018 年 6 月，法國和加拿大就人工智能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在七國集團（G7）框架內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GPAI）。同年 8 月，該組織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等 15 個國家，其宗旨在於重點關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數據管理等四個高新科技領域的發展。該組織明確宣稱，將基於人權、自由和民主價值，支持負責任和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應用發展。

美國在大力提升自身在高新科技領域的實力、維護自身產業霸權（industrial hegemony）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其合作伙伴的價值觀問題。2020 年 9 月，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與歐洲經貿辦事處（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日本台灣交流協會（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等機構，在中國台灣地區舉辦“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夥伴間韌性”論壇。與會各方均強調要在理念相近的優先區域強化供應鏈韌性，並公開鼓勵各自合作伙伴將供應鏈撤離中國大陸，根據共享價值和標準發展新的供應鏈，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不受政治的脅迫。在同年 9 月舉行的 TTC 首次會議上，TTC聲稱將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在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等五大領域加強合作。

作為高度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實體，歐盟是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地區性國際組織。長期以來，價值觀外交也是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處理世界事務和對外關係的重要方式。近年來，這一特點也在它們重塑高新科技產業鏈和供應鏈方面有充分的體現。前述歐盟委員會發布的三份數字戰略文件，均希望歐洲社會的數字技術賦權根植於共同價值觀，強調歐洲價值觀和道德規則以及社會和環境標準必須適用於數字空間。

（二）對新興經濟體國家採取“拉”與“打”不同手法****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得不調整相關對外政策和行為方式。對於那些價值觀一致或相近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美國等西方國家主要採用“拉”的手段。拜登上台後推行所謂的“民主供應鏈聯盟”，其突出特點就是採用“供應鏈+價值觀”的驅動模式，強調合作伙伴擁有“共同價值觀”。拜登政府還在國際關係中刻意挑起價值觀之爭，試圖營造所謂的“民主國家 VS. 威權國家”的壓倒性局面。2021年 12 月，美國牽頭舉辦世界領導人“民主峯會”（Summit for Democracy），邀請全球各地區 100 多個國家線上參會，卻沒有邀請聯合國安理會兩大常任理事國中國和俄羅斯。會議主題聚焦反對威權主義、腐敗和保護人權。拜登在會上宣佈了“民主復興總統倡議”（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Renewal），提出將與美國國會合作，提供高達 4.244 億美元的“對外援助”資金，以便“在全球範圍內加強民主和人權”，包括支持自由和獨立媒體、打擊腐敗、支持民主改革者、促進有助於民主的技術，捍衞自由和公正的選舉與政治進程。

至於那些與美國和西方價值觀不同的國家，特別是被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它們仍然主要採用“打”的方式。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同時還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因而被美國等西方國家視為最強勁的戰略競爭對手或“系統性競爭對手”（systemic competitor）、“制度性競爭對手”（institutional competitor）。它們認為，中國藉助自身在高新科技領域不斷增長的實力，持續擴大在地緣政治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這些國家在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特別強調對中國的“技術脱鈎”（technologic decoupling）。2018 年以來，美國政府在中美科技交流中採取諸多限制性措施，導致中美科技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雙方合作的基本邏輯有了明顯改變。2019 年 3 月，歐盟發佈對華戰略性文件《歐盟—中國：戰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將中國定義為歐盟“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和“向外推行國家治理新模式的制度競爭對手”。2022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第二次 TTC 會議期間表示，美國將與歐盟共同努力，以符合民主價值觀的方式調整技術標準，對抗中國和其他“非市場經濟體”不斷上升的影響力。同月，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EIP）發佈的《美中技術“脱鈎”：戰略和政策框架》（U.S-China Technological“Decoupling”：A Strategy and Framework）報告認為，近年來，美國內部逐漸將與中國的技術依存視作對美國的一種威脅，開始進行與中國的“技術脱鈎”。該報告預測，“技術脱鈎”可能形成兩個區域性技術中心：一個以美國為中心，一個以中國為中心。據此，該報告從國家安全、經濟和非技術（輔助）層面提出了美中“技術脱鈎”的九個政策目標以及針對每個目標的“進攻性”措施。

三、美西方國家打造“雙鏈”行動的消極影響

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未來10至15年將是國際生產體系大轉型和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重要時期。****國際戰略界則將這段時間稱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打造“雙鏈”的行為，將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安全等多個領域產生消極影響。

（一）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可能的“脱鈎”趨勢將進一步弱化經濟全球化發展動力，使世界經濟復甦進程更為艱難****

由市場經濟和科技進步雙輪驅動的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並在總體上實現了人類的巨大進步。因此，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對經濟全球化普遍抱有信任和信心。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範圍抬頭；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使貿易保護主義在世界經濟領域沉渣泛起，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則進一步加劇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態勢。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打造“雙鏈”的行動，將對人類未來有重大意義的高新科技發展限制在政治盟友的狹小範圍內，強化了技術民族主義傾向而弱化了技術國際主義意識，各國在高新科技領域實施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做法勢必繼續增多。這將導致目前尚處於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中低端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繼續向上攀升的難度增大，從而打擊這些國家對經濟全球化曾經抱有的信任和信心，加劇國家發展不平衡態勢，並將導致全球治理更為困難。

不僅如此，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可能的“脱鈎”趨勢，還將使世界經濟復甦進程更為艱難。世界銀行 2022年7月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全球經濟在 2021 年初步復甦，但2022年形勢愈發暗淡，相關風險開始顯現。……經濟增速將從去年的6.1%放緩至2022年的3.2%，較2022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值下調 0.4個百分點。”顯然，目前世界經濟處於低谷。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打造“雙鏈”的行動，一方面，將“導致原有緊密交織的全球供應鏈網絡被打碎和割裂，形成分層供應鏈梯級”，另一方面，又因擴大全球“技術鴻溝”而擴大“發展鴻溝”，加劇世界發展不平衡狀態。這既妨礙各種技術要素的自由流動，也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從而嚴重障礙世界經濟復甦進程，損害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全球高科技領域的政治化，有可能導致世界政治重新集團化和陣營化

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刻意操弄，全球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受到價值觀等政治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價值觀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掛鈎。儘管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進行合作的前景也存在某些不確定性，但是，共同價值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共同利益，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彌合美國等西方國家間彼此的分歧、消解相互衝突，從而使彼此合作在磕磕絆絆中得以加強。

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國等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高新科技領域的關係則有可能漸行漸遠，世界高新科技領域價值鏈也因此有可能走向陣營化和區塊化，相關國家特別是那些處於高新科技領域邊緣、半邊緣的國家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將不得不選邊站隊。可以預計，一旦中美兩個科技大國在更為廣泛的領域發生“技術脱鈎”，世界將重新陷入分裂與對立的局面。****

（三）全球高新科技領域不斷增強的泛安全化趨勢，將加劇國家間對抗與衝突

冷戰結束後，在失去明確安全對手的背景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發展高新科技方面一度奉行自由主義政策，呈現一種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態勢。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重拾已經很不合時宜的傳統安全觀，持續擴展安全（security）這一概念的內涵，並在實踐中以追求自身絕對安全（absolute security）為目標，由此導致一種令人憂慮的再安全化（re-securitization）、泛安全化（extensive securitization）趨勢。這方面尤以美國最為突出。拜登政府於 2021 年推出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Guidance）明確，將“國家安全”的定義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拓展到經濟、健康和環境等廣泛領域。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全球高科技領域將相關產業鏈和供應鏈泛安全化，就是這種趨勢的組成部分。

將全球高科技領域價值鏈泛安全化，本質上是把安全置於科技發展乃至經濟和社會發展之上，是一種具有鮮明現實主義色彩的思維方式和政策實踐。它一方面勢必大大增加相關國家在維護安全方面的投入，進而影響自身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另一方面也“弱化了通過制度主義路徑達成利益妥協、推進合作，從而維護基本信任的作用，加劇了國家間的對抗和衝突。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本文刊登於《中國信息安全》雜誌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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