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國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2-12-30 18:58
作者:夏堃堡 1965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曾先後在中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擔任高級職務,是一名資深環境外交官。
1978年年底,我調回北京,結束了9年與妻兒長期分居的生活。我在中國科學院環境化學研究所,負責外事工作併兼教該所科研人員英語,工作十分忙碌。
1981年3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外事處鄒憲榮處長的一個電話,他説:“老夏,請你到我這裏來一下,我們有重要的事要與你商量。”當時國務院環辦掛靠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簡稱建設部。該部設有一個外事司,其中有一個處專門負責環保方面的外事工作,屬外事司和環辦雙重領導。大家稱鄒憲榮處長為老鄒。
我到了甘家口的建設部,找到了老鄒的辦公室。
老鄒對我説:“我們想請你出國當翻譯。”我聽了一陣驚喜。當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出國的人很多。過去的兩年中,我在環化所給不少科研人員辦過出國手續,但自己還從未有過此等好事。
隨後,老鄒給我介紹了具體的工作任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將於今年5月末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第九屆理事會,會議提供5種聯合國語言的同聲傳譯。環境署秘書處要我們從國內選派5名稱職的中文翻譯為會議服務。我們決定請你參加。此事已報領導批准。你看如何?”我立即回答:“好啊!”他給我介紹了有關出國的具體安排,包括置裝和旅行等。他説:“待我們收到會議文件後,你再來一次取文件。你一定要仔細研究,這樣才能做好翻譯。”我連聲説“是!”
隨後,老鄒把我領到主管外事工作的環辦副主任曲格平的辦公室。曲主任熱情地起立與我握手。他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環境署理事會。我從1979年起,曾多次給曲主任當過翻譯,他一直想把我調到環辦工作。這時,曲問我:“你什麼時候能調來呀?”我答道:“劉所長不放我。”他説:“我會讓建設部人事局與環化所商量辦理此事的。”
後來,建設部人事局派了一名幹部,帶了一封商調函去了環化所。但是也沒辦成。我仍安心在環化所工作。
出國準備工作有好幾項:
首先是業務上的準備。過了1個多月,我到老鄒那裏領了中文和英文文件各一套,有空就閲讀、研究。2個月的準備,可以説是十分充分。我對會議要討論的各項議題可以説是心中有數了。
護照、簽證和機票等與旅行有關的事情,都是老鄒和他的下屬沈建國給辦的。沈建國是個年輕人,因此大家叫他小沈。他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這次和我一樣要去當同聲傳譯。我和他後來成了朋友。
到肯尼亞還有一件麻煩事,就是要接種預防兩種傳染病,即黃熱病和霍亂的疫苗。我按要求早早地去辦了。
除此以外,還要出國置裝。“出國置裝”是中國人特有的一個詞彙。現在誰要出國,隨便哪一家服裝商場都可以立即買到合適的服裝,而那時要出國置裝可就麻煩了。全北京只有兩個鋪子可以辦這事,一個是在三里屯的出國人員服務部服裝部,另一個是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在那裏做衣服,必須持有部級單位開具的出國置裝證明才行。
紅都服裝店是個老字號,而出國人員服務部服裝部是個新店。我決定去紅都做。這時候,正好碰上了我的一個朋友、外交部所屬外交人員服務局副局長張黎光。説起出國置裝,他説:“紅都有個陳文元老師傅,手藝很好。我在禮賓司當處長時經常帶外賓請他做衣服。我自己出國置裝也總是找他,與他很熟。我給你寫個條子,你讓他做,比較保險。”我當然很樂意。
我在建設部開了一個證明,到財務處領了出國置裝費,拿了張黎光的條子,找到了陳師傅。陳師傅很忙。他正在給乒乓名將李富榮量衣。我等了半個多小時。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量衣。他一邊量,一邊對我説:“做衣服,最主要的是量這一道工序,俗話説,‘七次量衣一次裁’,把尺寸弄合適了,衣服就會做好。”
我在環化所搞外事,按規定用公費做過一套毛料中山裝。這次我決定仿效曲主任,做一套西服。量衣、試穿和最後取衣,我去了三次紅都。這第一次出國置裝是件大事,太太每次都陪着我。第一次穿上西服,我對着鏡子一照,哈,還真不錯!太太説:“比穿中山裝精神多了!”我那時瘦,中山裝穿在身上,撐不出體型,顯得更瘦。而穿上剪裁合身的西服,就顯得很漂亮。
**但是任務還沒有全部完成。我還需要有幾件像樣的襯衣。**那時商店裏也有襯衣出售,但花色品種十分有限。在正式場合,穿西服要戴領帶,襯衣領口大小必須合適,尤其是不能太大,不然就會變成“土八路洋打扮”。因為瘦,我走了許多大商場也沒有買到領口大小合適的襯衣。沒辦法,只好去做。紅都只做外衣,不做襯衣。我去出國人員服務部做了幾套,同樣花了很多時間。這樣,出國置裝任務總算完成了。
就這樣懷着激動和興奮的心情準備了三個月以後,我們踏上奔赴肯尼亞的旅途。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與曲格平同行。我們這一行由鄒憲榮處長帶隊。同行的還有一位是外交部國際司的幹部。他同老鄒是代表團成員。翻譯中除上面提到的小沈外,還有英語《中國婦女》雜誌社資深編輯馬先生,我們三人是英語翻譯。此外還有兩位法語翻譯,一位是外交學院的女老師,另一位是後來先當外交部發言人,再當駐外大使的朱邦造。
我們一行7人在首都國際機場集合。我們中大多數人是第一次出國。為紀念這個有意義的日子,我們在機場集體攝影留念。那時是6月中旬,已是夏天。男同志大多戴了領帶。這第一次出國,第一次乘坐國際航班,第一次戴領帶,給了我許多的好奇和興奮。
我們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從北京到了卡拉奇,在那裏停留了三天。第一次出國,原定目的地是東非的肯尼亞,結果陰差陽錯,第一個訪問的國家成了南亞的巴基斯坦。3天后,我們又搭乘巴航,飛往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在那裏換乘埃航抵達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中國常駐聯合國環境署副代表李金昌和代表處隨員王之佳到機場迎接。我們被安排在中國駐肯尼亞大使館居住。

• 曲格平主任(二排右)和楊克明大使(二排左)與代表團團員、翻譯和打字員在大使官邸前合影,後排左三為作者。
中國使館位於WOODLANDS路。一進大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我們高聲歡呼:“呀!我們回家了!”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內長滿熱帶花草樹木,特別是開着花的大樹般的仙人掌分外耀眼。辦公樓有點陳舊。裏邊有一些很別緻的平房。我們每人一間,安頓了下來。
代表團於我們到達的第二天上午召開預備會。這是個星期日。我們不是代表團成員,但也被邀請列席。曲格平團長主持。中國駐肯尼亞特命全權大使兼常駐聯合國環境署代表楊克明為副團長,也出席會議。會議討論了與會方案,總的精神是支持環境署工作,維護我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當天下午,我們到位於GIGIRI的環境署辦理有關手續。我們首先見了執行主任辦公室主任卡尼亞羅先生。他給我們交代了任務。隨後我們到了理事會秘書處,註冊和領胸卡。每人還領了一張支票,包括支付給我們的兩筆費用。一筆是生活費,另一筆是報酬。每人總共3000多美元。按當時的比價,約合人民幣1萬元,對我們來説,幾乎是個天文數字。如果我們佔為己有,立即可以成為萬元户了。但當時國家有規定,公派出國工作的收入一律上繳。我們後來都按要求到設在聯合國內的銀行兑換成美元現金,交給老鄒,由他統一帶回國內上繳給建設部財務部門。

• 作者在內羅畢烏呼魯公園留影,後面最高的建築是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
聯合國環境署第九屆理事會於週一上午10時召開。當時GIGIRI聯合國大院內並沒有大的會場,因此會議在位於內羅畢市中心的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肯雅塔是領導肯尼亞人民在1963年取得獨立的肯尼亞共和國的開國元勳,第一任總統。

• 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
肯雅塔國際會議中心是這個城市標誌性建築,建於1969年,1973年完工。中心由兩個連在一起的建築物構成,一座是高28層圓塔形的建築,一座是傘形低矮建築。外牆材料全部由天然花崗岩建成,顯得十分雄偉。

• 肯雅塔的青銅塑像
在中心外的廣場當中矗立着肯雅塔的青銅塑像。坐像背面的英式建築原為肯雅塔的總統府,現在是高等法院,坐像右手為英國風格的市政廳。看了這些建築,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人們稱內羅畢為非洲的小巴黎了。
走進會議中心,我也為這座大廈的內部設計和裝修的講究所歎服。全體會議的主會場十分壯觀,但與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相比,還略為遜色。但這裏的衞生間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地面和牆壁都用天然大理石裝修,中間兩排洗手盆十分考究,前面是長條大鏡子,還有電幹手器,那時我在北京還未見到如此現代化的衞生間。
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工作間。當時有5種聯合國語言,即中、英、俄、法和西班牙語,每個語種一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同聲傳譯室及設備。**秘書處的技術人員過來給我們講解如何使用這些設備,我們很快掌握了。
我們5人分成兩組:頭兩天會議為全體會議,只在一個會場,我們兩組分上下午工作;以後往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會同時進行,每組負責一個會議。一個組內,每人翻譯20分鐘,輪流進行。
**同聲傳譯實在是一件苦差事,****你的耳朵、大腦和嘴巴得同時緊張地工作。**中外文都要好,反應要快,對會議討論的內容要熟悉,還要有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好工作。我們幾個大多開始時有些不習慣,一天下來後,基本摸到了門道——**關鍵是那些重要的地方,特別是有爭議的地方,一定要翻譯對了。**理事會開了2周,我們翻譯工作都很賣力,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會議結束前幾天,大使館參贊華人琴找到了我,對我説:“大使翻譯儲廣友生病了,使館沒有其他人能勝任此工作,想請你留下來給楊大使當一段時間翻譯,你看如何?”
楊大使是一位老革命,“文革”期間擔任外交部幹部司司長,曾親自到湖南,將我們分配在當地工作。華參贊提出要我留下給他當翻譯時,我開始有些猶豫,但也不好拒絕,就説:“這事恐怕要請示曲主任,還有我的工作單位……”華參贊説:“已經請示曲主任了,他已經同意,還請示了國內,外交部和國務院環辦也都同意了,也徵得了中科院環境化學研究所的同意。”這是組織的決定,我只好服從了。
每天上午上班以後,第一件事是給楊大使讀報,將當天《國家日報》等肯尼亞報紙上的重要新聞講給大使聽。如有重要內容需要報給國內或處理,大使會指示館內有關人員去辦。但作為大使翻譯的最主要任務,是陪大使出席外交活動。
我陪大使參加過的最隆重的一次活動是在烏呼魯公園舉行的一次莫伊總統出席的羣眾大會。各國使節都在主席台就座。楊大使被安排在第二排,我坐在他的邊上。肯尼亞各部部長等要人坐第一排,這排中間放一把像中國古代皇帝的寶座那樣的大椅子,是總統的座位。當所有人入座以後,總統才入場。
總統手持權杖,精神抖擻地上了主席台,首先和前面兩排的來賓握手。走到楊大使面前時,還停了下來,説:“閣下,歡迎你。”楊大使連忙説:“總統閣下,我鄭重地邀請你到中國大使館做客。”莫伊説:“謝謝你。”我如實地做了翻譯。這是我有生第一次給大人物當翻譯,心裏有點緊張。
整個活動,就是莫伊總統一個人講話,他一會兒説英語,一會兒説斯瓦希里語,慷慨激昂。我將他説的一些主要內容在大使耳邊輕聲譯為中文。大使事前已經交代,説不必細譯,第二天報上會刊登他講話全文,那時可再給他詳細翻譯。
總統講完話後,會議即宣佈結束,總統首先離開,然後各國使節也按順序走出會場。當楊大使和我正走着時,一位也是從主席台上走下來的外交官向我們走來。此人穿一套黑色豎領制服,白色內衣,頸上套一個白圈,非常奇特。
他用英語對楊大使説:“對不起,閣下,我能與你説一句話嗎?”我把此話譯了出來。楊大使立即説:“可以。”他們兩人就走到了旁邊,我也跟了過去。
那位先生説:**“大使閣下,我受梵蒂岡政府的指令,向你轉達我國政府希望與貴國建立正常關係的願望。”**這句話我聽得很清楚,但此前,我只知道梵蒂岡是羅馬教廷所在地,不知道它是一個獨立國家,更不知道它在國外還派有使節。因此有些猶疑,就結結巴巴地説:“他説他是梵蒂岡的。”楊大使説:“是的,他是梵蒂岡駐肯大使。”聽了大使的話,我連忙把那句話翻了過去。
楊大使回答説:“中國政府也有同樣的願望。”
梵蒂岡大使又説:“作為第一步,我方建議首先在廣州建立一個辦事處。”
楊大使回答説:“我會把閣下的話報告中國政府。”對方表示感謝,然後就告別了。
後來,楊大使對我説,與梵蒂岡建立正常關係的前提是梵蒂岡必須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梵蒂岡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務為由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楊大使説,這事不是在短時期內能辦到的。回到使館,他立即讓有關官員發報給國內,報告了情況。
當時使館每週幾乎都要放一次電影。片子大多是由信使從國內帶來的。
我留下後的第一個週末,使館照例在通常用作餐廳和會場的多功能廳放起了電影,我和大使館的館員們一起觀看。這是一個外國原版電影,對白完全是英文,也沒有中文字幕,內容是《天方夜譚》故事。我很有興趣地看完了這個電影。
第二天是星期日,負責辦公室工作的姚毓華問我:“昨天的電影大家都沒怎麼看懂,你看得怎麼樣?”我説:“沒問題。”她就説:“今天晚上想再放一遍,你能否給大家翻譯一下,或者講講主要內容?”我説:“可以。”這樣,晚上,我就又當了一次同聲傳譯。事後,大家反映説:“這個翻譯水平真高。”華人琴參贊對我説:“你翻得真好,謝謝你。”
當時在使館工作的幹部,或臨時因公出國人員,食宿交通由國家實報實銷,除國內工資照發外,每人每天有1美元的生活補貼。在我結束使館工作時,華參贊對我説:“大使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非常感謝你。”
他提出了生活補貼如何處理的問題。我工作了30天,可以領到30美元。我聽説使館小賣部出售一些免税商品。我試探着説:“我能否買一塊手錶?”華參贊説:“你的生活補貼還不夠買一塊手錶,但我做主,就給你一塊表了。”這樣,我帶着這塊瑞士出產的英納格牌手錶,高高興興地回到了北京。
-End-
圖文 | 《環境外交官手記》
作者 | 夏堃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