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際組織的25年 | 一波三折的競聘_風聞

作者：唐虔 1950年生於北京，在清華園長大；1968年從清華附中到晉西北農村插隊；1973年進入山西大學學習；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國家公費留學資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學留學，獲得運動生理學碩士和生物學博士學位。

1985年進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先後任二秘、一秘，從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學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國，任國家教育委員會（後改稱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司綜合處處長，1992年調任陝西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1985年，作者成為外交官。

我到教科文組織任職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做外交官時，就知道教科文組織是一個負責教育領域工作的聯合國機構。那時覺得作為聯合國官員，推動全球教育合作與交流一定是非常有意義的集教育和外交為一體的工作，也就有了之後找機會去教科文組織工作的隱約想法。

1989年底，我任滿從加拿大回國，到國家教育委員會等待分配工作。人事司本希望我繼續做外事工作，説了幾個涉外單位讓我考慮。其中的一個叫“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簡稱全委會），這是國家教育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司局級單位，統籌協調中國各有關部門參與教科文組織的活動。

我拜訪了當時全委會的秘書長曹元聚，他告訴我，參與教科文組織的活動對中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十分有益，國家對此也很重視。但是我們國家在這個組織內的人員非常少，目前在那裏工作的有兩類人，一類是從事中文的翻譯與打字，有十幾個人。另一類是在業務部門的官員，當時只有寥寥幾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們最希望有人加入的教育部門則沒有一箇中國籍的官員，這很不利於推動我國與教科文組織的合作和在教科文組織中發揮影響力。

曹秘書長認為我的條件十分難得——有博士學位，英語好，還有外交官經歷。不過他認為，如果我想進入教科文組織的教育部門，尚缺乏在教育業務領域的業務與管理工作經驗。如果能夠補上這塊短板，那麼我就有很強的競爭力。他建議我去教委的一個業務司局工作，取得經驗和資歷，補上短板。

我那時剛剛回國，與這位秘書長並不熟悉。但是他深感中國在教科文組織“朝中無人”的掣肘，眼前忽然冒出我這樣一個有潛力的“苗子”，他當然不會“放過”。後來他在我競爭職位的事情上也確實出了大力。不過他也告訴我，教科文組織的官員是從所有會員國中公開招聘的，對專業經驗與語言能力的要求非常高，競爭激烈，這也是多年來中國人很難進去的原因，因此要有做長期努力的準備。我覺得曹秘書長的分析十分在理，後來也一直很感激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建議。我自己需要做的是積極創造條件，查漏補缺。

我還蠻有運氣的，國家教育委員會職業技術教育司的楊金土司長在我回國前曾去加拿大訪問，當時我在渥太華接待他，而且我們談得很投契，他還曾動員我回國後去他的司裏工作。我找到楊司長，他那裏正好有一個綜合處處長的位置空缺，主管政策協調和外事。楊司長是個極果斷的人，我上午找了他，他下午就去人事司要人了。

1990年春，我正式到職教司任綜合處處長。我在那裏工作了近三年，前兩年是綜合處處長，參與了那一時期國家職業技術教育宏觀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對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全局、現狀與改革有了很深刻的瞭解與切身的體會。其實教育管理不是一門“硬科學”，只要有機會參與並且認真學習，就可以成為“專家”。後來我又兼任職教司的辦公室主任，負責協調司內各項工作。這兩個崗位使我有機會熟悉部委的運作機制，培養了總攬全局和綜合協調的能力。

國際職業教育界各國之間的交流活動一直很活躍，但是此前中國參與的不多，原因是那時中國從事職業教育的人懂外語的很少。當時，在國家教委能夠用英語直接交流的職業教育方面的官員只有我一人，所以那幾年我有機會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會議，並且在會上積極發言。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我感到，我們國家在國際教育界的聲量不大，我們的許多成就與經驗不為外人所知。而教科文組織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既可以學習別國經驗，也可以介紹我國的成就。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我結交了不少各國的職教官員和專家，我在這些活動中的積極表現，為我在國際職教界打出了知名度，也引起了教科文組織官員的注意。

在1991年下半年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負責職業教育的一位巴基斯坦籍官員建議我爭取加入教科文組織。他在此前的幾次國際會議上看到我的表現，認為我很有條件競爭職位。那次活動結束回國後，我就此事寫了一份報告給國家教委領導，希望國家支持我參與競爭教科文組織的職位。主管外事的滕藤副主任找我談了一次話，説我的條件的確很難得，而且他也確實一直在為教科文組織教育部門內沒有中國籍的官員而傷腦筋。不過他也説，這種事要看機會。

不久之後，國家教委挑選了被認為具有競爭力的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其中有大學校長、研究所的副所長、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等，我們的材料被送到巴黎的教科文組織總部，請他們考慮錄用。

後來我才知道，時任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馬約爾為一起人事案請求中國協助，滕副主任藉此機會提出給中國兩個教育方面的專業職位。馬約爾同意了，但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要有適當空缺；二是中國推舉的人選要經過面試，必須符合教科文組織的錄用標準。

1991年底，馬約爾總幹事派了他的辦公廳主任來華，在國家教委面試中方推薦的人選，我們五個人依次與他面談。這位辦公廳主任並沒有問很多與教育有關的專業問題，只是閒聊以前的經歷、目前從事的工作以及以後有什麼打算，感覺很平淡。

1999年，在第二屆國際職教大會主席台上，作者（右一）與助理總幹事鮑爾（左三）、韓國教育部長李海瓚（左四）、總報告人威舍爾（右二）。

1992年春天，教科文組織的教育助理總幹事科林·鮑爾來華訪問。曹元聚秘書長安排我與鮑爾見了一面，地點在他下榻的北京建國飯店的咖啡廳。那天下午，我見到了鮑爾和陪同他的教科文組織駐中國辦事處的主任日本人武井士魂。鮑爾是澳大利亞人，以前是布里斯班大學的教授，他為人隨和，説話直爽，寒暄幾句之後馬上就開始問我對當代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趨勢有什麼看法、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職教模式相比有什麼特點。我馬上明白了，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試，既是專業知識考核，又是語言能力的測驗。好在他問的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內容，能夠應對自如。

鮑爾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讓我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至今印象很深的一個問題是，假設我是教科文組織的一名官員，到一個非洲國家去，能給這個國家發展職業教育提出什麼建議。他還問我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如何管理自己的團隊。他不作任何記錄，只是認真傾聽。武井主任在旁邊一言不發，也只是聽我的回答。最後，鮑爾的臉上終於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我看看錶，居然談了一個半小時。

“面試”結束後，談話變得輕鬆起來。鮑爾説他屬下的教育部門的職業技術教育處處長最近出缺，是一個P5級的職位，正在招聘。他們審閲了中方提供的五個候選人的材料，認為我的資歷與經驗符合這個職位的要求，所以他利用這次訪華的機會親自對我做一次面試。他説他對我的回答很滿意，認為我完全可以勝任這個職位。不過他又説，在職業技術教育處工作了許多年的一位意大利籍的P4級官員也在競爭這個職位。他試探問，假如意大利人得到了職位，我是否願意考慮他空出來的P4級的項目專家的職位。我回答願意考慮。

與鮑爾結束談話後，一直沒有發言的武井主任送我離開。他對我説，他的感覺是我會得到這個職位。我回答説：“借你的吉言，希望如此。”他説作為教科文組織駐中國的代表，他一直希望協助中國政府增加在教科文組織中中國籍官員的數量。臨別之際他説：“我會為你和中國政府感到高興。不過，中國會失去一位出色的人才。”

滕藤副主任在會見鮑爾時明確表達了中國政府對我的政治支持。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張維教授曾經於1972年至1976年擔任教科文組織執行局委員，他與我父親很熟，我是他在清華園裏看着長大的，他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給馬約爾總幹事。鮑爾在臨別時讓我等消息，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一年。

1993年，作者在陝西任省科委副主任時留影。

1992年底，我外派西安，任陝西省政府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成為副局級幹部。去西安之前，我去向滕副主任辭行，他説很遺憾，鮑爾走後一直沒有反饋，去教科文組織工作的事只好從長計議了。他還説，去地方工作很好，想要在仕途上發展就要能吃苦。

在陝西剛剛工作了4個月，正當我躊躇滿志準備放手大幹一番的時候，國家教委通知我説收到了教科文組織人事局的一封信，我已被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任命為P5級的職業技術教育項目專家，要求我儘早赴任。我是這次中方推薦的五個人中唯一獲得任命的。

後來進了教科文組織才知道了內情。當時這個處長的職位有近百人競爭，我作為最有競爭力的候選人之一被挑了出來，進入只有幾個人的“小名單”。

1984年，作者做生化實驗。

鮑爾後來對我講，他們仔細研究了我的履歷，看到我有加拿大的博士學位，做過外交官，又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教育部門負責職業技術教育的政策規劃，還參與過世界銀行貸款項目的管理，這都是他們認為難得的經歷。他還説我的履歷很特別，大學本科學的是體育，念研究生改為生理學和生物學，畢業後做外交官，回國後又從事職業技術教育，幾次專業和職業變動的跨度都很大。儘管跨度大，但是每跨一步，職務都有提升，説明我的能力全面，適應性強。其他候選人大多是大學畢業後留校，從講師、教授、系主任、院長到校長一路升上去。他對這種單一職業路徑的人不感興趣。沒想到我的職業生涯或被動或主動的幾次改弦易轍竟成了我的強項！

1987年，作者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

不過，由於會員國施加政治影響，總幹事後來還是決定任命那位意大利人為處長，把他留下的職位留給我。鮑爾向馬約爾報告了在北京對我面試的情況，説P4級對我來説太低，馬約爾於是決定把這個職位提升為P5級給我。從P4級到P5級是一大台階，P5級是高級專業人員，享有外交身份。

從1989年回國算起，“折騰”了三年多，在國家的支持下，自己有意識地創造條件，再加上些許運氣，我終於向教科文組織邁出了第一步。

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八任總幹事費德里科·馬約爾。 

1993年3月，教科文組織總幹事馬約爾來中國訪問。滕副主任讓還在西安的我臨時回北京，見一見我這位未來的“老闆”。

2008年，作者（右）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八任總幹事馬約爾一起出席國際會議。

在招待晚宴之後，滕副主任把我介紹給馬約爾。馬約爾握住我的手説十分高興見到我。我感謝了他對我的任命，我想客套一下，説：“總幹事先生，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教科文組織官員？”馬約爾放聲大笑，説：“既然我任命了你，説明你已經是一名合格的教科文組織官員了。”在場的人也都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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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來源 |《我在國際組織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