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分與合——關於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_風聞

摘要：長期以來，圍繞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關文化遺存的命名問題，中國學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三星堆遺址先秦時期遺存從最初被歸為一個文化類型，到後來被分為二至四個考古學文化，經歷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認知過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應屬新石器時代，而不屬於青銅時代。三星堆遺址祭祀區8個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銅時代最早的遺存，就目前的認識，其年代不早於距今3200年。因而，將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析分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月亮灣文化”的建議是合適的。此外，原來被劃歸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器物坑，和被劃歸為十二橋文化的成都金沙遺址祭祀區遺存前後相繼，具有相同的知識系統和價值系統，將其作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銅文明，命名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一處遺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個考古學文化的堆積，因此遺址分期與考古學文化分期應該做嚴格區分。這是1950年代關於考古學文化定名討論［1］以來，考古學界的共識和常識。但圍繞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關文化遺存的命名問題，卻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經歷了多個階段，呈現出若干主流觀點。到目前為止，學界討論仍方興未艾。對其學術史脈絡的梳理，有助於深化認識，推進研究。

一　分分合合的整合歷程

（一）一分法——“三星堆遺址文化”

1934年，三星堆遺址首次發掘簡報以英文刊出，時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的美國學者葛維漢等，將月亮灣地點發現的先秦時代的文化遺存稱為“漢州文化”［2］，漢州系廣漢的古稱。隨後在1940年代，鄭德坤正式提出了“廣漢文化”的概念，用以指代在這一帶發現的先秦時期以玉石為主的遺物組合［3］。在考古學發展初始階段，以較大行政區劃命名考古學文化的情況較為多見，但因存在顯而易見的侷限性，很快即被以最小地名命名的方法所取代［4］。不過“廣漢文化”的提法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三星堆器物坑發現前夕［5］。

上述把成都平原先秦時代文化做一體敍述的研究視角可稱為“一分法”。值得注意的是，進入1980年代，這種“一分法”一直延續下來。三星堆遺址第一篇正式發掘簡報雖然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但意指三星堆遺址第一至四期，也即全部先秦時期的遺存［6］。報道1986年春季發掘的簡訊中，發掘者仍認為在漢代層下的“第15層至第7層屬‘三星堆文化’堆積，時代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距今4800～2800年左右）”［7］。由上述1987年簡報及相關學者論文中對“三星堆遺址文化”的提法［8］看，彼時對於遺址與考古學文化分期差異的認識仍不甚清楚。

甚至進入21世紀，有學者仍認為已辨識出的“成都寶墩諸遺存與廣漢三星堆遺存應屬同一文化……三星堆文化從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間的發展變化是明確而連續的”［9］。直到近年，仍有類似的表述：“（三星堆遺址）一至四期的堆積在地層上是連續的，文化上是傳承延續的。……從在一個遺址上集以上幾者為一身，人類古文明在一個遺址上長時間地演繹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意義上來説，也是中國唯一的標本。”［10］關於三星堆遺址的最新研究仍有着重劃分遺址大期而淡化考古學文化辨識的傾向［11］。在這裏，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強調三星堆遺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遺存都很豐富，文化上是傳承延續的，時間跨度超長。

（二）二分法——寶墩+三星堆

1980年代，已有學者推斷三星堆遺址下層（一期）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而三星堆遺址上層屬於青銅時代前期文化［12］。進入1990年代，有學者開始明確意識到應將三星堆文化限定在屬於青銅時代的三星堆遺址第二至四期。如宋治民指出，“籠統地用三星堆文化命名來概括這四期，似不夠科學，……必須清楚地加以説明其不包括第一期”［13］。此後，多有學者認可這一觀點，認為就三星堆文化而言，“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遺存應予排除”［14］，“可以一、二期分界將其區分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15］。

早在1993年，孫華在將三星堆遺址原四期遺存中的第二、三期合併為一大期的基礎上，認為“三星堆遺址的三期遺存，實際上應當視為同一文化系統下的三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詳後）。鑑於與三星堆遺址第一期相類的遺存在成都平原其他遺址尚無發現，他建議將這類遺存命名為“邊堆山文化”（以四川北部的綿陽邊堆山遺址為典型遺址），以便與可命名為“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遺址第二期遺存區別開來［16］。這就明確地將三星堆遺址第一期遺存從“三星堆文化”中剝離開來。隨後，隨着新津寶墩等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末期城址羣的發現及“寶墩文化”的提出［17］，三星堆遺址一期屬於寶墩文化，至少二者屬於同一文化類型的認識逐漸得到學界的認可。但近年又有學者提出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兩者可能分屬於兩個不同族羣”的觀點［18］，同處成都平原、年代與文化面貌近同的文化遺存，是否達到了可區分為不同人羣遺存的程度，尚有待進一步驗證。

（三）三分法——寶墩+三星堆+十二橋

在成都十二橋遺址發現之前，廣漢三星堆遺址及三星堆文化幾乎是成都平原青銅時代文化研究唯一的關注點，三星堆文化下限何在，其後續文化為何，相當於商周時期的總體文化面貌如何，都是有待廓清的問題。

1980年代後半至1990年代前半的主流認識是，比三星堆遺址主體遺存稍晚的新繁“水觀音遺址的文化遺物主要的就是繼承廣漢文化遺物而發展來的，它們恰好是相互銜接的同一文化類型的兩處遺址”［19］。三星堆文化“包括新石器末期的‘早期巴蜀文化’，和青銅時代前期（殷商西周時期）的‘中期巴蜀文化’，連續構成了一個古代文化整體發展的歷史過程”［20］。“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橋類型）或稱為夏商周時代古蜀文明。”［21］這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三星堆文化的下限被下延到很晚的時期，囊括了後來被析分出的十二橋文化（金沙一類遺存）。

如上所述，1993年，孫華在系統討論三星堆遺址分期問題時，提出“三星堆遺址的三期遺存，實際上應當視為同一文化系統下的三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的論斷，他首次將“三星堆文化”限定於三星堆遺址的第二期遺存，而將以成都十二橋遺址為代表的、主要分佈於成都市區一帶的遺存命名為“十二橋文化”，而三星堆遺址第三期遺存，便屬於十二橋文化［22］。此後，這一關於三星堆遺址分期、三星堆文化界定的觀點，成為學界的主流意見［23］。

（四）四分法——寶墩+月亮灣+三星堆+十二橋

關於1920年代在月亮灣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早有學者注意到其與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同類器風格的不同。如許傑指出，四川大學博物館等單位所藏、應出自月亮灣的“七件牙璋射本部的裝飾處理高度一致，與1986年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的牙璋區別很大。這一方面説明月亮灣和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時代可能並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它們體現出月亮灣出土玉石器在牙璋類上的獨特性和一致性”［24］。鄧淑蘋從玉器研究的角度提出1920年代發現的月亮灣和後來的倉包包祭祀坑遺存，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與1980年代三星堆發現的器物坑所代表的遺存有時間和譜系上的間隔，應不屬於同一考古學文化，建議獨立為月亮灣文化。“月亮灣文化與三星堆文化之間既有年代的斷層，製作玉器在選料上、形制紋飾所呈現的風格，以及埋藏時的習慣等都有明顯的差異。二處的文化主人即或有血緣關聯，應該也非一脈相承。”［25］如是，原三星堆遺址的四期文化，就被拆分成了寶墩、月亮灣、三星堆和十二橋四種考古學文化。

（五）新三分法——寶墩+月亮灣+三星堆—金沙

2001年，位於成都市區西部一帶、屬十二橋文化的大型高規格祭祀區和其他遺存被發現，被命名為金沙遺址。發掘者推定“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時期，這一時期金沙應是古蜀王國的都城所在地”［26］。也有學者認為“這一聚落在商代晚期還未形成規模，到商末周初才最後形成規模”［27］，如是，金沙聚落羣形成規模的時間，與三星堆幾座器物坑的出現和三星堆聚落的廢棄具有共時性。

無論如何，成都平原青銅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最初在三星堆，之後遷移到金沙。這期間應該發生了某種我們還無法確知的變故，導致三星堆祭祀類建築的廢棄和祭祀相關器物坑的形成。考古材料表明，在政治中心遷移後文化並未中斷或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星堆和金沙兩個考古學文化的墓葬中都不見實用兵器，也不見與戰爭或其他暴力行為相關的跡象。三星堆在失去中心地位後並沒有被廢棄，而成都金沙一帶大量遺址和大規模墓地等遺存的存在，則説明當時人口增長、社會相對和平穩定［28］。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屬於同一種考古學文化的觀點由來已久，最常見的就是把二者都歸為（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即使不具體比附族屬，也始終有學者認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是同一種考古學文化［29］。江章華等則將三星堆遺址晚期和戰國以前具有十二橋文化因素的遺存都認定為十二橋文化［30］。徐學書將兩種文化合併為“三星堆—金沙文化”，認為該文化的年代跨度約兩千年，從新石器時代至戰國中晚期，其中三星堆遺址代表該文化的早期遺存，金沙遺址則代表晚期遺存［31］。

施勁松認可“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概念，認為既往從三星堆文化中分出的十二橋文化，與以器物坑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晚期遺存均屬青銅時代文化，應為同一考古學文化的不同階段，其背後的人羣擁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但他不認為新石器時代到戰國晚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遺存都屬同一種文化。他指出三星堆文化不應包括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兩類異質文化，進而認為作為青銅文化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只能上溯到相當於殷墟文化早期或略早的時段［32］。這顯然與玉器專家的觀察不約而同，給學界提出了需深入思考的問題（表一）。

二　“青銅時代”視角下的譜系再審視

如前所述，關於三星堆遺址先秦時期遺存性質的推定辨識，從囊括整個先秦時期遺存的“廣漢文化”，混淆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的“三星堆遺址文化”，到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屬於青銅時代的十二橋文化遺存被析出，三星堆文化的樣貌不斷清晰起來，但仍有可討論的空間。梳理學術史上各家關於三星堆文化界定的原委，可知問題還是頗為複雜。其中最大的癥結是關於新石器時代文化和青銅時代文化的切割。

（一）三星堆文化早期屬新石器時代

眾所周知，考古學文化指的是一定時空範圍內，面貌相似、經常共出的一羣物的組合，這裏的物包括“不動產”的遺蹟如城牆、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動產”的銅器、玉器、陶器等各類遺物，甚至還有遺痕，如工具的痕跡。儘管如是説，但在實操層面，這些考古學文化主要根據遺物，特別是陶器的演變特徵區分並命名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僅反映了特定人羣所用陶器的組合及其演化序列。孫華後來就修正了其在1990年代根據陶器變化將三星堆兩座器物坑歸為遺址第三期也即十二橋文化的認識［33］。三星堆遺址被髮掘者和研究者分為兩大期至四大期，其下又分為多個段（組）或小期，區分為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而考古學文化及其期段的辨識，多是憑當時考古工作者的認識甚至感覺，所以隨機性很大，屬於人為的聚類分析和闡釋，可謂合理性和侷限性共存。因而，就學理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劃分方案是最終且無可置疑的。

如前所述，最先從無所不包的“三星堆遺址文化”中切割出去的，是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寶墩文化，這一文化多中心並存，聚落雖明顯兩級分化，但“是一個比較鬆散而簡單的社會”［34］，其不屬於三星堆文化，已屬學界共識，茲不贅述。

剩下的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即縮小版的、目前為學界所認可的“三星堆文化”，其時長可達700年左右。其中以三星堆祭祀區8個器物坑為代表的一類遺存最晚（約當三星堆遺址第三期），可歸為三星堆文化晚期。這類遺存的出現，才標誌着三星堆青銅文明的登場。“祭祀區內8座坑的年代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甚至西周早期”，“距今3200～3000年”［35］。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殷墟四期的年代範圍約為公元前1090—前1040年，大致相當於帝乙、帝辛的在位年數（公元前1101年—前1046年）［36］。8個器物坑的年代上限如限於殷墟文化第四期，則其上限似可進一步下拉。

問題最大的是三星堆遺址中早於這8個器物坑的所謂“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約當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大體上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晚期至二里崗文化時期［37］，依二里頭文化最新的測年數據［38］，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約為公元前1600—前1500年前後。其文化面貌呈現出較大的不同，能否與8個器物坑所代表的三星堆青銅文明同屬一個考古學文化，值得探究。

而將這兩大期劃歸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最大依據即它們都屬於“四川盆地青銅文化第一期”［39］，這成為學界的主流意見。在既往研究中，學者多將成都平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上推到僅出現零星銅牌飾與小件銅器的原三星堆文化的早期，或以中原文化為標尺，認為只要進入相當於夏商的階段就屬於青銅時代。這從學理和研究實踐上都有深入探討的餘地［40］。

正如施勁松在三星堆遺址最新發現的6個器物坑的材料公佈之前指出的那樣，“成都平原進入青銅時代的證據目前只有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出土的青銅器，……在三星堆遺址還發現過幾件銅牌飾，它們很可能是由外地傳入，既與三星堆兩個坑的銅器羣無關，也未對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會構成影響，因而不能以它們的傳入作為當地青銅時代的開端”［41］。許傑也指出，“少數幾件別處發現的銅牌飾可能從二里頭進口而來，或者是在三星堆製作的仿品。它們不構成當地鑄造青銅器的起始年代早於公元前13世紀的證據”［42］。

施勁松進一步指出，“若三星堆文化開始於二里頭文化時期，……那麼三星堆文化就跨越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當社會由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甚至出現早期國家後，考古學文化恐怕不會維持不變”，而“‘三星堆—金沙文化’作為一種青銅文化應當與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相區別”［43］。考諸中國考古學界對考古學文化的辨識命名，的確罕有考古學文化的早、晚期階段分屬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眾所周知，進入社會複雜化階段的考古學文化具有延續時間短，變化劇烈的特點。從現今流行的進步論視角看，那些時段超長、演化緩慢的考古學文化多見於新石器時代偏早階段或偏遠區域，通常認為是該人羣相對原始落後的表現。另一方面，這也可能與該區域考古學文化分期和譜系研究尚不深入有關係。三星堆被認為“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兩千年時間的延續從未間斷過”［44］，“是中國唯一延續了兩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遺址”［45］，如是表述，恐怕就不太符合社會複雜化階段“先進的”考古學文化的特徵。與對三星堆文化的認知相近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該考古學文化被認為綿延數百甚至近千年，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而對齊家文化的系統發掘和研究，學界認為還是稍有滯後的。這可以作為思考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過渡期考古學文化命名問題的鏡鑑。

（二）“月亮灣文化”提出的合理性

綜上，三星堆文化早期除了具有外來因素的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銅牌飾等小件器物外，青銅器乏善可陳。彼時，已進入青銅時代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高精尖的青銅冶鑄技術還未被引進，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尚處於新石器時代，未進入青銅時代，也即青銅用品在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中還沒有發揮重要的作用。王毅等早在1990年代即指出，“在三星堆遺址曾先後發現過四個玉石坑，這些坑中除1986年玉石坑出土少量青銅器殘片外，其餘的坑皆只出玉石器，……並且1929年燕家院子玉石坑和1988年玉石坑中器物都是成套出土，‘疊置如簡’。這似乎説明了三星堆文化是以玉石器進行祭祀，而不是以青銅禮器進行祭祀”［46］。

如是，前文所引玉器專家鄧淑蘋關於“月亮灣文化”的提案，是否就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呢？考古學者提出以三星堆器物坑為先導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或從遺址第三期的某個時段開始”［47］，那麼，將介於寶墩文化和“三星堆—金沙文化”之間的文化遺存（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晚期至二里崗文化時期），獨立命名為“月亮灣文化”，是否能更確切地反映出這支處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尚未進入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的樣貌呢？

關於月亮灣玉石器的年代問題，前引鄧淑蘋的研究表明月亮灣玉石器顯現出二里頭文化晚期的風格，這給出了其年代上限，即不早於二里頭文化晚期，但應重視遠距離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時空差。考古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銅牌飾和單扉銅鈴等，進入成都平原的時間或已晚至二里崗文化後期或更晚的二里崗文化向殷墟文化的過渡期［48］。前述最新研究表明作為“三星堆—金沙文化”先導的8個坑的上限僅可上溯至殷墟早期，都可作為“月亮灣文化”下限或可晚於二里頭時代的旁證。

1998年清理的三星堆西牆外的仁壽村墓葬羣，“年代上限應相當於三星堆遺址一期後段，下限在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前段，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的年代範圍”。其中早於三星堆一期之末、屬於寶墩文化的21號墓（M21），“出土蝸旋狀玉器與二里頭文化第二期的斗笠狀白陶器、成都南郊十街坊寶墩文化晚期遺址M6出土的圓形骨器近似”［49］。二里頭文化二期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680—前1610年［50］，與二里頭文化早期遺物近似的玉器出土於寶墩文化晚期的墓葬，表明寶墩文化的下限不早於上述時段，同時也昭示了晚於寶墩文化的月亮灣玉石器的實際年代應更晚的可能性。

鑑於此，將原三星堆文化早期析分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的建議應是合理的。除玉器風格上的差異外，陶器演變序列上的差異，聚落形態上從月亮灣小城和三星堆小城並立到大城的圍合［51］，尤其是從新石器時代跨入青銅時代的社會鉅變，都可作為重新界定三星堆青銅文明的重要參照系。

（三）三星堆器物坑下歸的合理性

據研究，三星堆文化所見青銅器呈現出高度集中的特點，基本上僅見於兩個器物坑。此外，這些青銅器也僅被用於宗教或祭祀活動，而不見於社會生產生活等領域。這都顯示出三星堆文化青銅器所代表的成都平原最早批量生產的青銅製品突然出現，是在較短時間內被集中製造出來，而不是在本地逐漸發展起來的［52］。這表明以三星堆幾個器物坑為代表的這批成都平原最早青銅文明的出現具有相當的突兀性，而缺乏本土起源的確切線索，呈現出典型的非本土起源青銅文明的特徵。

與此同時，“（以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青銅文化，除了各類物質遺存所表現出來的獨特面貌外，更在於它們所藴含的獨特觀念”。“在寶墩文化中並沒有發現三星堆文化這類信仰的跡象。三星堆文化的這套信仰和觀念更像是伴隨着青銅器的大規模生產和使用而形成的。既然青銅製品被集中用於宗教活動，技術和觀念相統一，那麼兩者更可能有相同的來源。”［53］需指出的是，不唯寶墩文化，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也“沒有發現（以這批器物坑為代表的——引者注）三星堆文化這類信仰的跡象”，三星堆祭祀區器物坑遺存，無論在青銅鑄造技術還是觀念信仰上都與此前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之間有較大的斷裂。而如下所述，與後續的以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卻有較多共性。

早在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發現之初，就有學者認為兩個坑的掩埋時間已不屬於三星堆文化的範疇，可向下歸為十二橋文化，或處於上述兩大文化更替之際。前已述及孫華在1990年代將三星堆遺址所見先秦時代遺存劃分為三大期，認為這“三期遺存，實際上應當視為同一文化系統下的三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其中第三期遺存，屬於十二橋文化，包括三星堆的兩座器物坑［54］。他後來將這一論斷訂正為兩個器物坑“應該屬於三星堆遺址第二大期末的埋藏，將其置於第二、三大期之間更為恰當”［55］。類似觀點認為，“器物坑的年代與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時間大致吻合，……器物坑的形成，有可能反映了戰爭或改朝換代之類的重大歷史事件，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結束，另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崛起的標誌。因此，不宜將器物坑劃入三星堆文化”［56］。王毅等也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十二橋文化在替代三星堆文化之時，把代表三星堆文化的這些貴重器物也掩埋了起來，因此，兩個器物坑的下埋年代就是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下限和十二橋文化的上限”，“進行祭祀的主人已不是三星堆文化的人們，而是十二橋文化的主人”［57］。三星堆幾個器物坑的屬性問題尚待探究，但無論如何，上述推斷顯現出三星堆器物坑與後續十二橋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金沙遺址發現後被考古學界歸為十二橋文化。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包括青銅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不僅與三星堆文化的同類遺物風格近同，而且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知識系統和價值系統。“從這個角度看，二者或許同為三星堆文化。而如果將三星堆的兩個坑及青銅器羣歸為十二橋文化，那麼三星堆文化便很難被視為是一種發達的青銅文化了。”［58］這是迄今為止對內涵含混不清的三星堆文化最明確的解構意見。是的，從這兩個考古學文化的祭祀遺存看，即便其若干具體的祭祀行為因時代差異有所不同，但信仰和觀念層面卻基本沒有改變。“神權居主導地位，社會財富可能為整個統治集團而非個人佔有，全社會將貴重物品集中用於宗教活動而不是個人的喪葬活動。沒有厚葬習俗，不以貴重物品來體現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從墓葬中也看不出社會的分化，這種情況完全不同於同時期的商周文化。”［59］當然也不同於東周時期的巴蜀文化。鑑於此，可以認為施勁松提出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實為一個考古學文化”的論斷［60］是切中肯綮的，將三星堆祭祀區器物坑和金沙祭祀區所代表的青銅文明一體視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向上滑動閲讀註釋

［1］夏鼐：《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考古》1959年第4期。

［2］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4).

［3］鄭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第31～42頁，華西大學博物館，1946年。

［4］同［1］。

［5］陳顯丹：《略談廣漢文化有關問題——兼論廣漢文化與夏文化的關係》，《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

［7］陳德安、陳顯丹：《廣漢縣三星堆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第235～236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

［8］a.同［6］；

b.同［5］；

c.陳顯丹：《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性質》，《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d.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概況、初步分期——兼論“早蜀文化”的特徵及其發展》，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第213～232頁，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

［9］陳顯丹、劉家勝：《論三星堆文化與寶墩文化之關係》，《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10］高大倫、郭明：《三星堆遺址古文明的長度寬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11］萬嬌著：《從三星堆遺址看成都平原文明進程》，科學出版社，2020年。

［12］趙殿增：《巴蜀文化幾個問題的探討》，《文物》1987年第10期。

［13］宋治民：《論三星堆遺址及相關問題》，李紹明等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第150頁，巴蜀書社，1993年。

［14］李伯謙：《對三星堆文化若干問題的認識》，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三）》，第85頁，科學出版社，1997年。

［15］李維明：《試析三星堆遺址》，《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16］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第10～24頁，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

［17］江章華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羣——寶墩文化初論》，《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第4期。

［18］趙殿增：《從古城址特徵看寶墩文化來源——兼談“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的關係》，《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19］沈仲常、黃家祥：《從新繁水觀音遺址談早期蜀文化的有關問題》，《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20］趙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綜述》，《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

［21］林向：《論古蜀文化區——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李紹明等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第2～3頁。

［22］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第10～24頁。

［23］a.王毅、張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b.江章華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論》，《考古學報》2002年第1期；

c.孫華：《三星堆遺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博物館等編：《南方民族考古》第15輯，第131～170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24］許傑：《四川廣漢月亮灣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25］鄧淑蘋：《萬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藴》，許宏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商都邑與文化（二）：“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46～24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金沙——21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第19頁，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

［27］江章華：《金沙遺址的初步分析》，《文物》2010年第2期。

［28］施勁松：《論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5期。

［29］a.羅二虎：《論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屬》，李紹明等主編：《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第44～60頁，巴蜀書社，1991年；

b.李伯謙：《對三星堆文化若干問題的認識》，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三）》，第84～94頁；

c.同［15］。

［30］同［23］b。

［31］徐學書：《論“三星堆—金沙文化”及其與先秦蜀國的關係》，何力編：《考古學民族學的探索與實踐》，第17～26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32］同［28］。

［33］孫華：《三星堆遺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博物館等編：《南方民族考古》第15輯，第137頁。

［34］江章華：《成都平原先秦聚落變遷分析》，《考古》2015年第4期。

［35］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工作隊：《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2022年第7期。

［36］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第196頁，科學出版社，2022年。

［37］陳德安、楊劍：《三星堆遺址商代城址的調查與認識》，王震中等主編：《夏商周方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中國廣漢）》，第139～156頁，科學出版社，2015年。

［38］仇士華著：《14C測年與中國考古年代學研究》，第89～10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39］孫華：《四川盆地青銅文化初論》，《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第2～46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40］許宏：《論“青銅時代”概念的時空適用性——以中國東北地區為例》，肖小勇主編：《聚才攬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華誕頌壽文集》，第20～31頁，科學出版社，2019年。

［41］同［28］。

［42］許傑：《三星堆文明的青銅鑄造技術》，國家文物出境鑑定四川站、四川大學博物館編：《四川文物精品·青銅器》，第267頁，巴蜀書社，2021年。

［43］同［28］。

［44］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概況、初步分期——兼論“早蜀文化”的特徵及其發展》，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第217頁。

［45］同［10］。

［46］同［23］a。

［47］同［28］。

［48］a.敖天照、王有鵬：《四川廣漢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

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廣漢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四川考古報告集》，第78～90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

c.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的幾件商代青銅器》，《文物》2008年第7期；

d.孫華、蘇榮譽著：《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第75～76頁，巴蜀書社，2003年。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50］仇士華著：《14C測年與中國考古年代學研究》，第101頁。

［51］孫華：《三星堆遺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博物館等編：《南方民族考古》第15輯，第131～170頁。

［52］施勁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53］同［52］。

［54］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第10～24頁。

［55］孫華：《三星堆遺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博物館等編：《南方民族考古》第15輯，第137頁。

［56］何志國：《三星堆文化與巴蜀文化的關係》，《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

［57］同［23］a。

［58］同［52］。

［59］同［52］。

［60］同［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