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貿易換和平—— 北宋用“貨幣戰爭”剋制了強大的遼朝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第25期原創文章，轉載請後台留言，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全文共3574字 | 閲讀需7分鐘

　　引言

　　作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高峯的北宋王朝，雖然無力依靠軍事手段有效壓制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但是卻善於利用自身繁榮的經濟和發達的文化對周邊民族施加巨大的影響力，將文化經貿活動作為調節民族關係的重要工具和輔助 手段。從宋遼之間持續近百年的互市情況來看，與武力壓制相比，經濟力量的影響無疑程度更深，影響面更大，影響力更持久。

　　

　　“澶淵之盟”前後的宋遼互市貿易概況

　　宋王朝建立之初，北宋與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朝軍事對抗不斷，長期的戰爭狀態給宋遼兩地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遼正式簽訂了“澶淵之盟”。盟書規定 : 宋“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貢遼，雙方“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澶淵之盟”的簽訂給雙方斷斷續續長達四十三年的戰爭，畫上了休止符，開啓了宋遼之間近百年相對和平的局面。這種和平局面，對於保障宋遼人民安定的生活，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通過雙方邊境的經貿活動更是給宋朝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為宋朝賺回了更多的財富，獲得了遼朝在經濟上的“供養”。

　　

　　宋真宗趙恆畫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與遼之間的官方貿易關係在北宋初年並未正式確立，雙方的商貿交往多為邊民自發性質。在宋遼簽訂“澶淵之盟”前後，隨着雙方關係的逐漸趨於穩定，雙方在沿邊各地設置多處“榷場”等進行邊貿交易活動。“榷場”税收也成為各自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尤其是宋方在榷場貿易中“歲獲四十餘萬”。這項利潤實際上完全可以彌補歲幣的損失。在北宋末年徽宗時期的朝臣上疏 中就提到：“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浸壞，遂耗內帑。”這就是説，北宋早中期榷場貿易的利潤完全可以彌補歲幣帶來的損失，只是在北宋晚期徽宗年間以後，由於榷場法壞，才出現歲幣要從內帑中支付的情形。

　　除“榷場”貿易外，宋遼人民為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兩地之間還存在着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民間貿易活動。

　　內蒙古赤峯市阿魯科爾沁旗東沙布日台鄉寶山村 2 號遼墓壁畫《寄錦圖》

　　隨着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商品的跨地域流通，宋遼之間經濟結合程度也越來越高。由於遼朝的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後於北宋。

　　在經貿往來中多半輸出的是牲畜和畜牧業產品等原材料和半成品，北宋則以輸出瓷器、加工後的成品為主，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決定了雙方貿易的不對等性。貿易順差導致宋遼兩地之間的商品供需關係逐漸發展為在北宋主導下進行。

　　

　　內蒙古赤峯市巴林左旗查干哈達蘇木阿魯召嘎查滴水壺遼墓壁畫《敬食圖》摹本

　　此外，因宋遼兩地在經濟類型上也存在一定的互補性，雙方的交往不僅滿足了各自經濟生活所必需，同時也使遼朝經濟部分地融入到宋朝的經濟體系內，宋遼“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增加。

　　北宋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出發點是應對軍事壓力，解決財政危機。由於北宋初年的長期戰爭，導致大規模的財政支出，北宋政府力圖通過擴大貨幣的鑄造、投放和回收，調節貨幣發行量的途徑來宏觀控制經濟、解決政府財政赤字，由此造成了鑄幣量空前龐大。一方面大量新 幣的投放流通，使通貨膨脹的風險不斷加劇。但另一方面，擴大貨幣供應量在客觀上也提高了北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充足的貨幣供應推動和促進了北宋社會商品經濟的繁榮。全漢升先生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對北宋的貨幣政  策給予高度的評價：“北宋因鑄造額高而供給量增加的錢幣，在商品交換因生產及消費增大而特別發達的情形下，只會便利這些商品的交換，而不會怎樣刺激物價的上漲。換句話説，當日較前增多的貨幣，其主要任務在適應空前發展的商業，和便利在生產過程中資金的週轉，故數量增加以後，不獨沒有發生通貨膨脹的現象，而且能令到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都較為普遍地受到貨幣經濟的洗禮。”

　　由於在經濟文化上北宋處於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水平，北宋鑄幣技術高、成色足，故而成為國際貿易中幣值最為 穩定的通用貨幣，諸國“得中國錢，分庫貯藏，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遼朝立國二百年間，通過貿易和戰爭，唐宋貨幣大量流入遼境，尤其在“澶淵之盟”之後，坐收“歲幣”。鉅額財富的流入大大刺激了遼朝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同時，由於鑄幣技術、原料成本等諸多條件所限，遼朝自鑄貨幣數量稀少、流通有限，故而遼對宋在經濟上，特別是在貨幣流通領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賴。遼朝境內流通的貨幣大多為宋幣，而數量極為稀少的遼朝自鑄幣，其政治外宣的作用，明顯大於其經濟屬性。從宋遼時期錢幣的傳世和出土情況看，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唐宋錢幣，遼朝錢幣百不足一，也印證了這一點。

　　遼金窖藏“錢山”(遼陽市博物館藏 王成科 / 攝)

　　“宋錢北流” 一方面緩解了北宋內部的通脹壓力，另一方面由於遼朝基本放棄了貨幣的發行權，在經濟活動中幾乎完全使用宋幣結算。這使得遼地的原材料商品通過自由貿易與宋錢一起源源不斷地迴流宋境。

　　存世量稀少的遼代錢幣

　　“宋錢北流”對宋遼雙方的經濟影響

　　縱觀北宋時期的貨幣發行，可見積極擴大銅錢、鐵錢的鑄造，甚至發行紙幣,增加貨幣供應量始終是北宋各個時期財政貨幣政策的主流。宋初大量鑄幣基本上是迎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北宋中期以後卻不再依據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是取決於國家的財政狀況、立足於解決軍費不足或增加財政收入，總體上表現為鑄幣量逐漸攀升的趨勢，至北宋晚期則蜕變為通過擴大貨幣發行量以及行政 法律手段干預貨幣經濟的自由發展，解決政府財政困難、彌補財政赤字。至北宋末年，累計發行的宋錢總量已達到26204萬貫。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量宋錢繼續留在北宋境內，勢必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因此將宋錢輸出去，便意味着稀釋通脹，緩解壓力，雖有經濟損失，但從整體上看卻促進了貨幣流通，增加了商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宋的通脹壓力，而且很大一部分宋幣輸入遼後還可以“還入漢邊相貿易”，通過雙邊貿易迴流宋境。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一些北宋的士大夫階層卻把由政府無限制地發行貨幣，貨幣投放的過量所引起的通貨膨脹，進而引發的“錢荒”歸咎於“宋錢外流”。如蘇轍描述自己在元祐四年(1089)使遼的情況：“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沈括也提出“京師百官之饔䬣，他日取羊牛於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而牛羊之來於外國(遼)，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泄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

　　遼朝方面的情況是：“得中國錢，分庫貯藏，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遼國境內流通的大量宋錢和每年收入的大量“歲幣”，使其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幅，遠超經濟總量的增幅，造成了遼朝出現類似現代社會“貨幣超發”的情況。以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貨幣的發行權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遼地畜牧業產品和其他原材料，通過雙邊經貿活動源源不斷地輸入宋境，換回貴族和民間所需的各類宋朝商品。在經濟上對北宋的依賴程度日益加劇，使遼朝上下在享受着豐富的宋朝產品的同時也慢慢消磨了鬥志。遼朝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的一部分利潤，“無私”地交還 給宋朝這部強大的生產貿易機器，又轉化為滋 養宋朝經濟的養分。北宋利用自身先進的科技文化和發達的商品經濟，藉助經貿交流，成功剋制了強大的遼朝，取得了軍事手段無法獲得的利益。遼宋邊境的貿易不僅導致遼國財富大量流失，北宋獲得巨大的財富，更是深刻地影響了兩地的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雙方都樂此不疲，卻忽視了在和平發展的同時更需要強軍強國的戰略，雙方都因武備廢弛，為日後的亡國埋下了伏筆。

　　內蒙古赤峯市巴林左旗哈拉海場遼墓壁畫《備行圖》

　　貨幣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遼朝因經濟上受到北宋極大影響，實際上已經在無意中將本國的貨幣發行權交給了宋朝，以現代經濟學視角審視“宋錢北流”影響下的遼朝經濟，無疑是一場“貨幣戰爭”，對於我們當前在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下保持穩健的貨幣財政政策，抑制“通脹”、防止“流動性過剩”，維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亦有可資借鑑的啓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