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河北人來説，安祿山才是天降猛男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2-12-30 09:20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永遠沒有十全十美的時代，
盛世的紅利也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到，
那些沒有享受到盛世的人，
只有一個想法：
“你的盛世，與我何干。”
1
從“商鞅變法”到“陳橋兵變”，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中國歷史有一條主線，那就是關東和關西的地域之爭，或者説，是關東的核心河北，與關西的核心關中之爭。
公元前260年的長平之戰，便是定都關中的秦國，和定都邯鄲的趙國爭奪亂世霸權，獲得戰爭勝利的秦國，很快開始攻滅六國的進程。
秦始皇死後天下大亂，劉邦和豐沛故舊們完整繼承了秦國的基礎，和定都彭城的項羽在滎陽對峙。
而韓信率偏師橫掃河北，不僅完成關中對河北的壓制，還和劉邦一起集兩大板塊之力，在垓下合圍項羽。
只用了短短四年時間，劉邦便一統天下。
所以在秦漢年間，關中完勝河北以及其他地區，背後的原因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説的：
“關中膏壤千里，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關中經濟佔天下經濟總量的60%，就是定都關中的秦始皇、劉邦建功立業的經濟基礎。
但是到了西漢末年，關中開始沒落，河北逐漸崛起。
漢光武帝劉秀“單車巡河北”，得到河北豪強的支持，並收服百萬銅馬軍，憑藉地利、財富和人口，建立起定都洛陽的東漢王朝。
從此以後，河北成為決定天下歸屬的地理、經濟單元。
東漢末年，曹操擊敗袁紹奪取河北，便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資本。西晉末年，羯胡出身的石勒攻佔襄國（邢台）橫掃河北，就可以自稱趙王，和定都關中的劉曜分庭抗禮。鮮卑慕容部從幽州南下，擊敗冉閔佔據河北，就建立起稱雄五十年的慕容燕國。
長達五百年的時間裏，關中唯一一次反超河北，是氐族出身的苻堅建立前秦，不過肥水之戰時苻堅一敗塗地，統治中原的生態位很快讓給拓跋鮮卑。
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定都大同，隨後孝文帝遷都洛陽，從地理上來説，北魏是典型的關東王朝。北魏重用清河崔浩等關東士族，那麼從政治光譜上來説，北魏也是關東王朝。
直到北魏末年分裂，高歡和宇文泰分別佔據太原和長安，關中才在數百年亂世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
把持西魏朝政的宇文泰創立府兵制、改革均田制、團結漢人豪族，成功把胡漢力量擰成一股繩，為日後的北周滅北齊、唐定關東打下深厚的軍事基礎、人口基礎、經濟基礎。
所以北周武帝宇文邕滅北齊、大唐秦王李世民滅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本質上是關中經過六百年的落寞後，憑藉突然爆發出的強大力量，對河北地區的復仇，對關東勢力的清算。
而在漢光武帝劉秀到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的數百年裏，河北和關中結下的深仇大恨，以及兩個地理經濟單元的隔閡，遠遠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
這點在李世民身上體現的非常明顯。
627年，剛登基的李世民和大臣們聊天，説起人口的地域差異，就本能的抬高關中、貶低關東/河北，“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
李世民是雄才大略的天降猛男，更是以寬容納諫著稱的千古一帝，就這，還有嚴重的地域歧視觀念。
可能李世民是無心之過，但無心之過恰恰説明，關中和河北的地域隔閡，是那個時代的人骨子裏的東西。
那大唐統一之後，東西的地域之爭消失了嗎？
當然沒有。
唐太宗李世民發動“玄武門政變”，尉遲敬德、温大雅、秦叔寶等關東豪傑出了大力氣，可以説，正是這批關東歸附功臣要兑現戰爭紅利，才把李世民推到逼父弒兄的處境上。
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要奪回朝廷大權，便借“廢王立武”事件，拉攏李績、許敬宗等關東大臣，清算以長孫無忌為首的關中權臣。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時代，大唐都已經成立一百多年，以詩人王勃為代表的關東人士，依然借“二王三恪”之爭，和關中人爭奪大唐朝政話語權。
可以説，東西****地域之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家主導權之爭，貫穿了秦到北宋的千年歷史，更是大唐前期的主旋律。
那為什麼河北能和關中爭鋒呢？
主要是因為河北的實力太強了。
關中勢力的優勢在於，關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做為富庶地區，可以提供征服天下的經濟基礎，河西走廊和陝北草原只能養活遊牧部族、小型割據勢力，不可能誕生出爭奪天下的競爭對手。
所以秦漢隋唐都是開函谷關迎敵，以一隅抗天下。
而從漢朝開始，河北便成為“土地肥沃人口繁盛”的地區，如果河北勢力兼併了河南，那就更不得了，唐太宗李世民親自評價過：“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
安史之亂爆發前，顏杲卿説的更明白：“今河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
可能一兩句話不夠直觀，那我們再來看數據。
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年間，全國屯田共有1039屯，僅河北道就有208屯，僅次於關內道的258屯。以糧食產量來算，全國屯田年產稻穀192萬石，其中河北道屯田產量就有40萬石，佔比超過20%。
大唐各地都有儲糧的倉庫，其中河北道有2100萬石左右的存糧，遠超關內道的814萬石。
這就是河北的經濟實力。
而從地理條件來看，河北西部是太行山，南部是黃河，東部是大海，北部是小型遊牧部族，境內還有超大型鐵礦、繁榮的馬匹貿易，可以輕鬆武裝起一支強大的軍隊。
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寶年間，范陽節度使管轄9.14萬兵馬，是天寶十節度使中兵力最雄厚的，再加上東北部的平盧節度使，河北兵馬將近13萬人，佔大唐總兵力的26%。
這就是河北的軍事實力。
實力這麼強勁，歷史上佔據河北的梟雄要是沒有野心，那才是見鬼了。在劉秀、曹操、石勒、高歡憑藉河北崛起以後，大唐忠臣安祿山又一次站在這個風口浪尖上。
而安祿山掀起的安史之亂，不僅是對關中征服河北的反撲，更是關東人對關西人的新一輪清算。
2
要弄明白“安史之亂”的性質，我們必須弄明白，盛唐時期河北和關中的矛盾是什麼。
我們在前面説，大唐的歷次政治地震都有東西地域之爭的影子。
但問題是，尉遲敬德、房玄齡、李績、許敬宗等人幫助李世民、武則天奪權的時候，代表着關東人的身份。一旦奪權成功，在大唐“崇樹今朝冠冕”的政治風氣下，這些人加官進爵，正式進入士族的行列。
此時，他們便脱離關東或河北的地域身份，而是和關中士族合流，成為大唐真正的統治階級。
於是，東西人士的地域之爭，逐漸轉變成整個大唐士族對底層人民的階級壓迫。
所以關東和河北人士的政治鬥爭勝利，並不能給底層人民謀福利，反而隨着大唐士族越來越龐大，關東尤其是河北地區的底層人民，經濟負擔越來越重。
貞觀末年，大唐的核心功臣家族共有25家，食邑24900户，這個數字，對國家和底層人民的負擔並不重。
但到了開元、天寶年間，核心功臣家族已經膨脹到140家，除了法律規定的食邑以外，隨着政治紀律的鬆懈，他們還到河北等地購買土地兼併人口。
而且很多人除了食邑和兼併土地以外，還有數量龐大的祖業，比如北周八柱國之一於瑾的曾孫于志寧，就和唐高宗李治説過：“臣自周魏以來，世居關中，資業不墜。”
所謂“資業不墜”，意思是不論西魏、北周、隋、唐如何改朝換代，他們於家的資產都沒有任何損傷，並且在穩步增長。
這樣的結果便是“國家租賦，大半入於私門。”
河北原本就是大唐的賦税重地，史書上説“河北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再加上功臣、士族、官吏的剝削兼併，結果就是河北底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紛紛拋棄土地逃亡山林。
一句話，國家和士族對河北剝削的太狠了。
河北底層人民的負擔重也就罷了，而在大唐士族的階級壓迫下，門第不高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出路。
因為大唐科舉是不糊名的，答卷人是誰、出自哪裏、和朝廷大員的關係如何，主考官們一看便知。
這樣的科舉考試，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鯰魚，逼着士族子弟們上進，並且在統治階級內部篩選人才，**根本做不到在全國公平選才。
於是不能通過科舉進步的寒門知識分子，就只能到邊塞混軍功，希望通過軍功打開仕途的大門，而這種社會和政治風氣，體現在文學上，便是大唐層出不窮的邊塞詩。
例如邊塞詩人的典型代表高適是滄州人，在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工作過，岑參是荊州人，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工作過。
他們不是不喜歡長安的繁花錦秀，實在是蹲在長安沒出路，才到邊塞謀前程的。
這些邊塞詩人是有名的，其他沒名氣的更多。
滄州人嚴莊，在大唐的官職體系下沒有出頭之日，就去幽州投奔安祿山，三四年時間便出任主簿，成為安祿山的親信謀士。
幽州人高尚，年輕時窮困潦倒，為了出人頭地也投奔安祿山，數年時間便成為安祿山的掌書記，隨時可以出入安祿山的卧室，親信程度可見一斑。
總的來説，**凡是不被士族接納的寒門知識分子，都到邊塞節度使幕府混軍功，提拔都很快。**而那些追隨安祿山的河北寒門知識分子，為了改變命運，不惜鼓動安祿山造反，希望打爛那個士族統治的大唐。
這就讓河北在經濟、軍事、地理優勢的基礎上，增加了人才優勢，不論從哪個維度來看，河北都可以和關中抗衡了。
而在關中和河北對立嚴重的時刻，民族問題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就是學界一直在説的河北胡化。
漢末三國以來，匈奴、鮮卑和各種雜胡在中原不停的打仗，打着打着就定居下來不走了。到唐朝建立初期，河北地區依然有濃重的胡人風氣。
大唐滅東突厥以後，唐太宗李世民聽從温彥博的建議，把大量突厥人安置在河北。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年間，又有大量的契丹、粟特、奚等外東北部族歸附大唐，並且遷徙到河北地區。
數百年間胡人不斷遷到河北，導致河北成為胡漢雜居的地方。
注意，**胡人不是以零散個體的身份遷徙河北，而是以部族為單位遷徙的，**這意味着定居河北的胡人是完整的部族，他們有朝廷授予的土地、有龐大的人口基數、有成建制的軍隊。
這樣的局面，和西晉末年的五胡特別像。
而河北成為胡漢雜居的地方，勢必要求治理河北的軍政長官，必須是通曉胡漢事務的人才，為了應付東北邊境的戰爭，這個軍政長官還必須能征善戰。
於是在李林甫的建議下，唐玄宗李隆基選中了胡人出身、兼通漢家習俗的安祿山，並且大力提拔胡人將領，取代漢人將領。
這麼做的目的，當然不是李林甫為了排除異己，而是相比民族屬性單一的漢人軍政官員來説，**民族屬性複雜的胡人軍政官員，能妥善處理胡漢事務，而且通過提拔胡人將領，可以把胡人部族納入大唐的軍事體系，**增強河北的軍事防禦力量。
我常説唐玄宗李隆基的選擇空間很小，原因就在這裏。
所以關中和河北的地域矛盾、士族和寒門的階級矛盾、河北的胡漢合流，就是大唐最大的一個火藥桶。
這也是安祿山趕上的歷史進程。
在這個歷史進程的推動下，安史之亂這種造反戰爭是必然發生的。
因為在河北人看來，你的大唐不是我的大唐，你的大唐盛世與我何干？
即便安祿山死了，河北人跟着安慶緒繼續幹，安慶緒死了，史思明和史朝義父子接着打。
説到底，做為大唐統一戰爭的失敗者、大唐盛世的被剝削者，經濟繁榮且軍事實力強勁的河北人，不願意和大唐一起過日子了。
3
7世紀初，李世民平定河北給大唐奠定根基，但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大唐“強枝弱幹”的歷史慣性，以及朝廷指揮西北藩鎮平叛不順利，導致大唐錯過平定安史之亂的窗口期。
從此以後，大唐再也沒能徹底平定河北，河北也沒能真正獨立建國，而是大唐冊封安史降將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三鎮節度使表面上臣服於大唐。
這就是河朔三鎮。
可以説，以安史之亂為核心的東西之爭，雙方沒有分出勝負，打成一個平手。
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利益。
馬春華老師在《淺論唐代河朔三鎮長期割據的財政原因》裏做過估算，失去河北税收的大唐朝廷，依賴江淮的賦税為生，每年的財政收入是3000萬貫左右，除去官員工資、神策軍的軍餉、賞賜和消費以外，户部平均盈餘200萬貫，皇帝內庫平均盈餘300萬貫，總計500萬貫。
每年500萬貫盈餘，看起來不少，但打仗是特別燒錢的活動，幾千萬貫也只夠戰場幾個月的消耗，而要得到這幾千萬貫，大唐朝廷得積累十幾年。
以大唐的財政水平，武力平叛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
大唐直轄河北的時候，各種苛捐雜税多如牛毛，河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而河朔三鎮建立以後，雖然也徵收重税招兵買馬，但因為税收不用上交長安了，也沒有士族和官僚剝削了，所以河北底層人民的負擔減輕不少，河朔三鎮也有相當充裕的財政盈餘。
魏博鎮的年財政收入是171萬貫，盈餘42—95萬貫，成德鎮的年財政收入是153萬貫，盈餘9—68萬貫，幽州鎮的年財政收入是112萬貫，盈餘在4—50萬貫之間。
河朔三鎮的盈餘不定，是因為三鎮的兵馬數量不定，而且資料銷燬，只能估算個大概數字。
不管怎麼説吧，沒有大唐朝廷和士族官僚的剝削，河朔三鎮或多或少有一些財政盈餘，這些錢可以用來賞賜士兵、修繕城池、打造裝備。
所以魏博鎮在田承嗣的治理下，“不出十年、既庶且富”，成德鎮在李寶臣的治理下，“士馴業、農力穡、工就務、商通貨”，幽州鎮也差不多，士馬精強，睥睨四方。
這樣強勁的藩鎮，又豈是大唐幾個月可以打下來的？
既然河朔三鎮的實力強勁，為什麼不繼續反大唐呢？
答案是，河北人民不想打仗，節度使不能打仗。
因為河朔三鎮建立以後，河北人民已經得到滿意的經濟利益，他們害怕的只有兩件事：
其一是大唐朝廷重回河北，繼續和以前一樣剝削河北人民，這會破壞“安史之亂”帶給他們的既得利益。
其二是河朔三鎮節度使反攻大唐，必然要加税和擴軍，這同樣會破壞“割據河北”帶給他們的既得利益。
於是，安史之亂後河北人民的訴求就是，實現河北和平自治。
河北人民不願意打仗，河朔三鎮節度使便不能獨立建國，為了維持世襲地位，他們便要一邊向大唐稱臣，表面上服從大唐的管理，一邊向士兵們發錢，用利益維護士兵的忠心。
結果便是，長安朝廷冊封河朔三鎮節度使，河朔三鎮節度使收買士兵，關中和河北、朝廷和藩鎮，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
安史之亂，也成為一場永遠沒有結束的戰爭。
可以説，經濟問題決定了晚唐的歷史進程。
4
關中和河北的新型對立格局，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響。
安史之亂和河北割據自治，讓大唐朝廷感受到河北的雄厚實力，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唐初年歧視河北的地域觀念，積極吸納趙郡李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的子弟入仕。
於是初唐不顯赫的“五姓七家”，到了晚唐紛紛出任宰相，他們和關中士族合流，成為大唐新的統治階級。
而河朔三鎮割據自治，大唐朝廷為了防止他們再次反叛，便圍繞河朔三鎮建立了一系列的防禦型藩鎮，後來為了防止這些新藩鎮反叛，又建立了一系列藩鎮，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也就是9世紀初，已經有了48個藩鎮。
結果就是大唐徹底碎片化，中央集權的盛唐景象一去不復返，全靠藩鎮互相制衡，維持着大唐相對太平的局面。
藩鎮林立的局面，必然需要大量的工作崗位，對於沒有上升通道的寒門知識分子來説，其實是個利好消息。
他們不需要和前輩一樣，圍繞在安祿山的周圍，以反唐為終生事業，只要有真才實學，他們就能在藩鎮謀一份差事。
這些寒門知識分子在藩鎮工作，尤其是在河朔三鎮工作，把中原的仁義教化帶到河朔，經過長達百年的耳濡目染，河朔三鎮以及其他北方藩鎮的胡人節度使們，逐漸漢化。
到晚唐的時候，基本扭轉了河北胡化的環境。
在這種重新漢化的環境下，才有成德、魏博兩鎮節度使認同中國文化的行為，才有沙陀出身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隻手扶唐社稷”的壯舉。
唯一例外的是幽州鎮。
幽州是河北離邊塞最近的地區，原本就是胡人進入河北的第一道大門，所以割據自治以後，幽州沒有和成德、魏博一樣逐漸漢化，反而胡化更嚴重了。
例如有個留在范陽的盧氏子弟，都20多歲了，還能説出“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的話。
名門士族的子弟都這樣，更不用説普通人家的子弟了。
幽州鎮不認同中原文化，意味着幽州社會性死亡，被開除中國籍了。
五代十國時期，石敬瑭向契丹割讓的“幽雲十六州”，河北部分和晚唐的幽州節度使轄區完全重合。
這不能説是巧合。
唯一的解釋是，幽州嚴重胡化，導致中原漢人、漢化胡人都不認可幽州是中國的領土，留在中國和割給遼國，沒有任何區別。
所以安史之亂打開了寒門知識分子的上升通道，重新漢化了河北地區，但也埋下“幽雲十六州”離開中國四百年的隱患。
而節度使們不能獨立建國、卻又希望得到世襲的地位，就必須大力賞賜藩鎮士兵，以求得到藩鎮士兵的擁護。
這樣長達百年的賞賜過程，導致藩鎮士兵的胃口越來越大，動不動就要求節度使發賞錢，一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驅逐甚至殺死節度使，猶如家常便飯。
這就是晚唐的驕兵風氣。
這種驕兵風氣，從河朔三鎮蔓延到江淮，從淄青蔓延到鳳翔，整個大唐都出現了軍權從皇帝下移到節度使、再下移到藩鎮士兵的過程。
為了得到驕兵的擁護，藩鎮節度使們都養成“與士卒均寒暑”的習慣，也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不敢和朝廷士族一樣搞官僚主義作風。
這是安史之亂送給士兵的時代紅利，也是五代十國兵變無常的起點，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本質上也是晚唐驕兵風氣的延續。
隨着歷史週期律的演進，大唐朝廷不可避免的衰落，官場腐敗、土地兼併、苛捐雜税激起黃巢起義。
880年，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朝廷用重金打造的神策軍一敗塗地，至此，大唐的遮羞布被徹底撕開，再也沒有威懾天下的力量，不能控制遍地藩鎮了。
曾經傲視天下的河朔三鎮，早已成為安史之亂的既得利益集團，節度使、士兵、農民沉浸在“河北和平自治”的既得利益中不可自拔，徹底喪失了亂世爭霸的資格。
也就是説，關中和河北同時跌落下巔峯狀態。
亂世的舞台，將由大唐和河朔三鎮共同培養的驕兵、悍將、藩鎮共同演繹。
唱主角的，是脱胎於黃巢起義軍的宣武節度使朱温，以及出身於沙陀部族的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而河東和宣武的爭霸，也預示着在此後的千年裏，東西對抗將轉變為南北博弈。
5
所以，到底該如何評價安史之亂呢？
我覺得應該是——
安史之亂是大唐版的“五胡亂華”，但因為大唐實在太過耀眼，不論士族和節度使造成多大的破壞，大唐兩個字始終是凝聚人心的一面旗幟，於是戰後的各方勢力，在大唐的旗幟下展開一系列博弈。
當朝廷、士族、寒門、節度使、胡人都得到相對滿意的利益時，便形成了各方勢力的動態平衡，給大唐續命150年。
但也正是中國歷史進程中必然爆發的安史之亂，給上一個千年東西對抗的鐵騎嘶鳴，劃上圓滿的句號，給下一個千年南北博弈的刀光劍影，寫下第一筆油彩。
參考資料：
資治通鑑 司馬光
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 李碧妍
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 仇鹿鳴
唐代門閥政治初探 鄭偉鵬
試論唐代河北屯田 馮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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