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的中東：“去亂求治”新氣象_風聞

2022年，隨着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持續下降，中東國家政治自主性明顯增強；“緩和與發展”成為中東地區新主題；中阿合作迎來歷史新機遇。展望未來，中東國家仍面臨政治轉型塵埃未定、經濟結構性與週期性問題疊加等困擾。

政治自主性明顯增強

美國一直是塑造中東政治的最大外部力量。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將中東作為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試驗田，戰略重心長期駐足中東。

然而，近些年來，隨着美國反恐戰爭陷入困境，以及中國崛起進程加快，美國急於從中東脱身，將戰略重心轉向應對中國崛起。因此，自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美國就明顯加大了在中東的戰略收縮步伐。

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看似處處與奧巴馬唱反調，實則繼續推動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中東問題上看似與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但其政策主調仍是戰略收縮。這集中體現在美國最終在2021年先後完成從伊拉克、阿富汗的撤軍。

另外，拜登政府熱衷於恢復伊朗核談判進程，同樣是為了避免伊朗核問題束縛美國手腳，以便其放心大膽地將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

8月29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救護車駛入“綠區”。當天在伊首都巴格達“綠區”舉行的抗議活動中出現流血衝突，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2022年7月，美國總統拜登曾出訪沙特、以色列等中東國家，顯示美國對中東地區的重視程度。

但總體看，戰略收縮仍是美國中東外交的主基調。拜登政府在中東持續加緊戰略收縮，加之其熱衷“價值觀外交”，使其與中東傳統盟友離心離德。尤其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暴露出美國大中東政策全面潰敗的本質，並使地區盟友深感美國“靠不住”。

在此背景下，中東國家政治自主性明顯增強，越來越敢於對美國説“不”。

2022年這種趨向主要體現在對兩個重大國際事件的態度上：第一，中東國家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拒絕聽從美國譴責和制裁俄羅斯的號令；第二，沙特為首的歐佩克國家繼續石油減產，拒絕美國要求增加石油產量的請求。

這種做法在過去十分罕見，它從側面説明，美國在中東一言九鼎、頤指氣使的時代正在過去，中東正進入中東國家當家做主的“後美國時代”。

“緩和與發展”成為新主題

長期以來，中東一直是世界上最動盪的地區。尤其2011年中東劇變後，中東原有地緣格局被徹底打碎，“權力真空”無處不在，地區大國一度競相爭奪地區霸主，由此導致中東國家間關係空前緊張，熱點問題驟然增多。

然而，這些中東國家畢竟國力有限，稱霸擴張非但沒有帶來相應好處，反而出現實力透支、發展滯後等諸多後遺症。

在此背景下，中東地區大國改弦易轍，使中東出現了罕見的“緩和潮”。

如土耳其對埃及主動示好，對沙特主動宣佈停止審理卡舒吉案件，與以色列恢復外交關係等。以色列作為中東的“異類”，過去長期被阿拉伯世界排斥和敵視。

但2020年以來，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4個阿拉伯國家相繼與以色列建交，以色列與沙特關係正常化也呼之欲出。2022年3月，以色列在境內舉辦包括四個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外長峯會，這種場景在以色列外交史上從未有過。

中東地區“緩和潮”最典型的還是沙特對外政策的調整。2011年中東劇變後，沙特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新的“領頭羊”，沙特地區政策一度非常咄咄逼人：與伊朗進行全方位對抗，謀求顛覆敍利亞政權，出兵也門打擊胡塞武裝，與卡塔爾斷交，等等。

但這種政策效果不彰，反而使沙特國力透支，因此沙特開始主動緩和與卡塔爾等鄰國關係，最令人矚目的就是沙特主動謀求與伊朗改善關係。

2021年4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主動喊話伊朗示好，要建立“良好而積極的關係”。伊朗也積極回應。從2021年4月至今，雙方在伊拉克斡旋下已進行多輪會談，“接近”結束長期緊張關係。

在沙特與伊朗關係緩和的帶動下，伊朗與其他海灣國家的關係也日趨正常化。2022年八九月份，科威特和阿聯酋相繼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此外，在地區大國緩和潮的帶動下，中東主要熱點（如敍利亞危機、利比亞內戰、也門戰爭等）降温趨勢明顯。

12月21日，工人在中國企業投資建設的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司的酵母包裝車間工作。

與此同時，“拼經濟”成為中東國家新共識。中東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長期處於中低端位置，發展滯後已成為中東國家政局不穩的最大隱患和瓶頸。2011年中東劇變的爆發既是中東發展滯後的結果，同時也加劇了中東經濟的發展困境。

這些年來，中東國家日益認識到，國內建設搞不好，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影響力就成了空話。在美國中東影響力下降，中東地緣爭奪烈度下降的背景下，中東國家的政策重點日趨從“求安全”轉向“謀發展”。

沙特早在2016年就推出“2030願景”和“2020國家轉型規劃”，致力於實現經濟多元化。2022年10月18日，沙特王儲發佈了國家工業戰略。其他阿拉伯國家也紛紛提出自己的中長期發展規劃。

埃及2016年5月出台“2030願景”，計劃到2030年將埃及經濟總量提升12%，財政赤字降低到2.28%。卡塔爾出台“2030國家願景”。阿聯酋2019年12月提出“面向未來50年國家發展戰略”。科威特2010年提出“2035國家願景”。

此外，阿拉伯國家之間橫向經濟合作機制也日趨增多。2019年以來，伊拉克、埃及和約旦三國定期舉行領導人會晤，重點就是加強三國間經貿合作。

中阿合作迎來歷史最好時期

中東國家從“求安全”轉向“謀發展”，同時也伴隨着從“向西看”轉向“向東看”，由此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深化合作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數百年來，中東地區始終處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下，中東國家也主動或被動地效仿乃至照搬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照搬西式現代化道路，給中東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遠多於正面影響：

從地緣政治看，西式主權國家體系的建立，導致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和中東各國間的相互對抗；從經濟角度看，中東國家融入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導致中東國家日趨貧困化和邊緣化；從政治角度看，西方國家大力推銷的西式民主制度，非但沒有給中東國家帶來繁榮穩定，反而導致中東國家動盪加劇、中央政府行動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東國家日漸從“向西看”轉向“向東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日益受到中東國家的關注。

7月9日，在沙特阿拉伯麥加，乘坐輕軌列車的朝覲者稱讚列車快捷舒適。中國輕軌順利完成今年麥加朝覲運送服務。

中國與中東國家合作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期。進入2022年，中國與中東國家互動頻繁。2022年1月，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伊朗等中東國家外長及海合會秘書長“扎推”訪華，為中國與中東國家深化合作營造了良好氛圍。

2022年12月7日至10日，習近平主席應邀赴利雅得出席首屆中阿峯會、中海峯會並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面向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外交行動，也是阿盟首次集體同域外國家舉行元首峯會。雙方發表《利雅得宣言》等成果文件，並一致同意全力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中阿合作已提升至歷史新高度。

大變局藴含多重挑戰

中東地區出現由亂到治跡象固然是好事，但中東國家要想將這種勢頭保持下去，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世俗化抑或伊斯蘭化”的方向之爭仍無定論。

中東地區深受伊斯蘭教影響，政教合一傳統根深蒂固。近代以來受西方政教分離和世俗化思潮影響，實行世俗化和政教分離成為中東地區的大勢所趨。但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始終如影隨形，隨時準備接管政權並實現“伊斯蘭化”政策。

2011年中東劇變後，埃及、突尼斯一度出現政治伊斯蘭勢力掌權局面。但政治伊斯蘭勢力掌權並未使國家擺脱政治和經濟困境，由此使埃及等國再度出現世俗化力量上台景象。甚至連沙特這種深受瓦哈比派影響的傳統君主制國家，也出現了淡化宗教氛圍、放鬆宗教管制的傾向。

但與此同時，長期奉行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卻出現“伊斯蘭化”傾向；長期奉行政教合一政體的伊朗也因2022年9月發生的“頭巾事件”出現要求放鬆宗教管制呼聲。中東國家在“世俗化抑或伊斯蘭化”問題上舉棋不定，各行其是，從側面説明，中東國家仍未找到適合自身的治理模式。

1月18日，在也門首都薩那，一名男子站在空襲過後的廢墟中。

二是在“集權化抑或分權化”的轉型方向上舉棋不定。

中東地區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後，多數國家實行了中央集權政體，但由此也導致家族世襲、權力腐敗等諸多問題。2011年中東劇變後，中東部分國家轉而從中央集權轉向西式民主政體，但“民主化”轉型又導致權力內耗、政局不穩等多重新弊端。

在此背景下，埃及、突尼斯乃至沙特、土耳其等國家都在不同程度出現“再集權化”趨勢。中東國家在集權與分權問題上態度遊移，從側面説明中東國家仍面臨“制度迷茫”。而中東政治轉型“塵埃未定”，導致中東國家聚焦發展問題道阻且長。

三是經濟發展同時面臨結構性問題與週期性問題困擾。

一方面，困擾中東發展的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中東經濟發展滯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相關國家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戰略，導致相關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處於附庸地位。2011年中東劇變後，這種過度依賴外部世界的經濟路線一度愈演愈烈。

以埃及為例。2011年，劇變後埃及為緩解資本短期問題，不得不頻頻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申請貸款援助（埃及已7次向IMF借債）。

但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向埃及等發展中國家貸款，條件就是該國要繼續推行市場化、私有化、減少補貼等“結構調整方案”。但事實早已表明，當年埃及正是因為推行這種經濟路線才使經濟每況愈下。因此，只要中東國家繼續奉行新自由主義藥方，其經濟很難有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中東國家深受週期性危機的衝擊和影響。中東處在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和外圍，經濟發展深受外因影響。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東國家也深受影響，尤其是作為經濟支柱的旅遊業更是面臨滅頂之災。

進入2022年後，俄烏衝突的爆發導致國際糧價和能源價格持續飆升，中東國家出現糧食短缺和食品價格上漲趨勢。2008年國際糧價飆升曾導致48個國家發生騷亂，2022年糧價飆升同樣可能威脅中東國家政局穩定。

此外，俄烏衝突導致國際能源價格飆升。以沙特為代表的中東產油國因此賺得盆滿缽滿，財政狀況明顯好轉。海灣國家2022年GDP增速預計可達6.5%，較2021年增長近一倍。而中東非產油國則面臨燃料短缺和價格上漲問題，中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

政治轉型“塵埃未定”，可持續發展面臨隱患，如何找到適合自身的道路模式，仍然考驗着諸多中東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