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後西方時代”已經到來？我們要抓住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

進入“後西方時代”是新時代的特徵

觀察者網：2021年我們又在不斷反覆的全球疫情中度過了一年，根據您的觀察，相比新冠元年，在疫情第二年，我們是否已經適應了這種“疫情新常態”，應對的心態上有什麼變化？

**張維為：**從2020年到現在，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但我認為已經形成一個抗疫的中國模式。我在2020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時説過，如果中國模式應對不了疫情的話，那麼其他模式恐怕都應對不了，現在證明這個判斷還是對的。

現在所謂的“新常態”，就是我們適應中國模式下的疫情防控。相比之下，其他模式確實不如中國模式，特別是最近又出現“奧密克戎”變異株，大家更加感覺到中國動態清零的政策還是比較靠譜的。西方自認為經歷過啓蒙運動，而啓蒙運動的核心是科學、理性和所謂的“現代性”，通過這次疫情防控，我們反倒可以看清楚誰更加理性、更加科學、更加具有現代性。

我認為整個外部世界會越來越多地看到中國模式的好處，很多地方是值得他們借鑑的。

中國專家參加世衞組織新冠肺炎信息通報會分享防控經驗。來源：中國政府網

**觀察者網：**隨着疫情影響的深入，經濟上的衝擊越來越大，包括這個冬天以來，歐美紛紛陷入通脹和供應鏈危機。您認為問題出在哪裏？該如何避免疫情將世界經濟拖入漩渦之中？

**張維為：**如果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是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換句話説，我們的訂單是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條條大路通中國，如果世界經濟要恢復的話，那就離不開中國。供應鏈危機也説明了這一點，其他選擇幾乎沒有，中國在經濟方面更加深入地嵌入全球經濟鏈中。

如果新的一年疫情還是那麼嚴重，各國經濟還是起不來，那麼中國將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可以內循環的經濟體，而且國際上對中國的需求還會繼續增加，我們可以淡定一點，其他國家不知比我們擔心多少倍。

中國2020年GDP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觀察者網：但令人失望的是，和上一年一樣，疫情似乎並沒有促進全球合作，而是繼續走向對抗和撕裂，甚至政治操弄疫情。相比之下，中國一直強調國際合作，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從對待疫情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出中西政治文化有哪些不同？

**張維為：**當初疫情爆發之後，我們《這就中國》連着做了8期節目，後來我把主要內容進一步整合，專門出了一本書就叫《中國戰疫》，目的就是要對全世界把中國的事情説清楚，我們的國際傳播不能還是侷限於個別中國元素，如綠茶、旗袍、功夫、熊貓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講價值觀。

我們價值觀的第一條就是“人的生命至上”，而在美國特朗普執政期間，很明顯，他們的價值觀是商業利益（至上）。但最終，他們既沒有保護商業利益，又損失這麼多的生命，其結果是愚蠢的。而中國是生命至上，留得青山在，既保住了生命，又保住了商業利益。中國人的價值觀是權利義務之間的平衡，而西方只講權利，很少講義務，這種價值觀已經不能適應21世紀了。

另外，中國的新技術革命包括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的應用，西方媒體一開始認為這些是違反人權的，現在他們自己也不得不開始使用。中國幾乎每一步都走在西方前面，這背後就是是否能在正確的價值觀指導下自信地做自己的事情。現代新技術的使用，最終要服務於絕大多數人，要以人民為中心，中國這些價值觀的背後是我們的文化及其現代性，這將對外部世界產生很大的影響。

觀察者網：西方掀起針對中國的制裁和抹黑並沒有減少，我們面臨的國際輿論壓力也在不斷提升。但去年底的奧密克戎，也讓一些歐美媒體開始扭扭捏捏承認中國做得對。西方媒體的這種轉變，可以看做是他們對自身抗疫和政治政策的反思嗎？為什麼會鬆口承認中國？

**張維為：**我相信西方還是有很多明白人的，但因為西方的政治正確，他們不敢大聲地説出來。我有很多西方的朋友（私下）都承認，在疫情防控方面，以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西方連中國的1%都做不到。

現如今，西方對中國進行話語圍剿和誣陷，很大程度上是真的開始害怕中國的實力。硬實力上，他們知道中國遲早有一天會超過西方的，但西方有軟實力紅利，如果軟實力也開始崩塌，那他們真的是非常害怕的。

觀察者網：西方糟糕的抗疫表現和經濟衰退，也讓其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的影響力開始下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開始反思美式民主和自由主義道路的弊端。我們目前也還看不到美國重新振作的跡象，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終結”開始顯現？隨着歐美實力和影響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又會發生什麼變化？發展中國家會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嗎？

**張維為：**我從十年前就開始公開使用“後西方時代”的概念，這是有爭議的，一些非常認同中國道路的學者也認為這個概念恐怕還為時過早。

有人認為，有些方面已經進入“後西方時代”，而有些方面還沒有進入“後西方時代”，這是兩種情況並存的時代等等。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有精準的判斷。當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前，我們的判斷是“戰爭與和平”，後來明確是“和平與發展”，這並不是説沒有戰爭了，而是一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徵被抓住了，抓住之後才敢進行改革開放。

進入“後西方時代”是新時代的特徵。我們過去三年中做了不少正確的判斷，比如中美貿易戰，當時我們的判斷是美國必輸，世界不再是由美國主導的。還有孟晚舟事件、疫情爆發等等，我們多做了比較正確的判斷，這離不開我們對“後西方時代”的定性。

孟晚舟回國。來源：新華網

在某些方面，來自西方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中國已經有底氣和定力來面對這些事情，西方的虛張聲勢沒有任何用處。

隨着歐美實力和影響力的式微，全球秩序必然不同於以往。如果是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的表態非常明確，我們予以支持和合作，但如果是以西方世界特別以美國為主所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將會產生很多問題，説的輕一點需要改革，説的重一點，很多方面要發生巨大的變化才行，因為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比方説，阿富汗戰爭花費2.3萬億美元，最後的結果是生靈塗炭、人民流離失所，財產損失不可計量。習近平總書記執政以來，政府對扶貧的投入大約等於2500億美元，就讓中國消除了最後的極端貧困，而這筆錢只有美國阿富汗戰爭軍費的十分之一。

12月初，我和BBC、CNN的記者説，如果採用中國模式的扶貧方法，理論上2.3萬億美能夠消除全世界的貧困，而美國只給阿富汗帶來了災難，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還要亂，這説明背後的美國製度和國際秩序出現了大問題，而西方國家沒有一個敢承認，這場戰爭是個巨大的錯誤，這種國際秩序是不合理的。

西方要調整心態，承認錯誤

觀察者網：今年對於中國來説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們迎來了建黨百年，發佈了黨的歷史上第三份決議，這份決議對於推動全黨建設和發展有哪些指導作用？

**張維為：**六中全會的精神和決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歷史自信。

通過總結百年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回顧一下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歷史經驗將指導未來。這三份決議都很重要，第一個決議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黨內的正確性，這非常之重要，因為當時主要是清算蘇聯教條主義影響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破壞。

第二個決議是1981年鄧小平主政時期發佈的，主要涉及如何評估文革以及對毛澤東主席的評估。鄧小平同志認為，儘管文革有很多問題，但是堅決不能否定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也確定了鄧小平後來對改革開放的思想主導，所以它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7月1日，建黨60週年之際，人民日報刊登了《決議》全文。來源：人民日報

如果説第一個決議上是我們決定建立新中國，第二個決議決定了改革開放和中國崛起的命運，雖然我們要摒棄過去一些激進的、不成熟的做法，但同時不能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旗幟。

而最新的第三決議，是涉及到中國崛起之後面對整個外部、內部世界怎麼樹立新旗幟的問題。有點像是兩個世界之命運，因為中國已經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全世界都看着我們。

現如今，中國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全球的意義，在很多方面，我們是領先全球的，即使有些地方還不如西方，但中國有很多做法也是創新的。我們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歷史實踐的角度，在總書記思想指導下進一步向前邁進。

觀察者網：從去年開始的，西方就開始刻意抹黑中國，把中共等同於中國，歷史上第三份決議又特別強調了黨的領導作用，該如何理解這個“黨的領導”？

**張維為：**西方真的感到害怕了，因為他們原來就覺得中國模式不可能成功，十八大是個轉折點。因為那段時間是公知、帶路黨橫行的時期，西方很多政客和媒體真的認為公知就代表真正的中國，他們覺得顏色革命就要成功了。

在十八大開會前一個星期，BBC採訪了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還會有十九大嗎？但他們沒想到，十八大之後我們強勢出擊，使得中國全面地更上了一層樓，我想西方有很多明白人都清楚。

以這次疫情防控為例，我們所提出的阻擊戰、總體戰、人民戰爭，在西方模式下都不可能做到的，像共產黨宣言説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是一箇中國模式幽靈在西方徘徊。

互聯網時代，讓更多西方民眾看到了中國的真實情況。西方一開始都不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後來發現中國的防疫做得很好啊，我們怎麼連中國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他們是真的害怕。所以西方心比較亂，中國心很定，核心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

這一點一定要説清楚，不能老是用套話或者是官話，要用學術研究的語言。中國是一個不同性質的國家，是一個歷史上由成百上千的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文明型國家。中國的歷史傳統就是一個統一的執政集團，辛亥革命時我們嘗試美國模式，國家就解體了，變成軍閥混戰。

廈門大學的比爾·布朗教授談論西方必須看到遏制中國是不可能的。來源：China Matters

古人都知道治理這樣超大型的國家，一定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我們可以有“民主”，但是一定要注意“集中”，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進一步延伸，現在的關鍵是什麼？我們又有一整套新理念，包括建黨百年奮鬥史的經驗總結，我把中國共產黨表述為“使命擔當黨”。

一般國家沒有這樣的政黨，能夠規劃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對文明的延續和繁榮負責的政黨。一般西方政黨都是部分利益黨，他們只管三四年後，其他就不管了。法文有個詞説：“Après moi，le déluge”，意思是“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這是不負責任的體現，而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所以中國是為數不多能夠進行改革的國家。

我死之後，哪怕洪水滔天 (Après nous, le déluge)。來源：Livre-Fnac

21世紀所有國家都要進行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太多了，不改革就沒法應對挑戰，但改革最大的問題在於各種各樣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但如果政黨代表人民整體力量的話，那就可以改革，可以逐步把阻礙給消滅掉。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為什麼中國在互聯網應用方面走在世界前沿？中國的手機支付已經遍佈全國，而西方國家卻做不到，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要克服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比方説，信用卡集團和銀行不願意接受手機支付，而中國是協商民主，政府能夠和方方面面的利益有關方以及互聯網企業坐下來一起商量。

人民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們也有技術手段，那就可以試一試，各方利益不要賺的太多，大家各退一步，所以我們的互聯網支付的費用非常低。像美國PayPal的在線支付和信用卡的利率都很高，雙邊都收錢，所以費用高昂。

在此過程當中，互聯網公司有自身的問題，我們需要逐步去完善，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所以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名列前茅，但這隻能夠由一個整體利益黨來做，部分利益黨不可能做得到。

觀察者網：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這些帶有鮮明中國智慧的發展理念，將對我們正身處其中的“百年未有大變局”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維為：**中國模式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每到一個歷史階段，我們都要對大趨勢做出判斷。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光是一面旗幟、一個口號，也是對整個時代發展大勢的一個判斷。在人類發展到這個階段之後，大家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疫情防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由於種種原因，西方不願意合作，結果導致四分五裂，疫情傳播越來越廣，如果大家能夠合作，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當初和美國人解釋，如果特朗普總統接受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不需要全部接受，接受10%、20%、30%都可以，那麼美國防疫情防控會比現在好很多，也不會退出世界衞生組織，不會甩鍋中國。美國也可以向中國借鑑防疫經驗，同時利用世界衞生組織的一些資源等等。

阿拉伯之春。來源：BBC

所以這些發展理念，不僅僅是對宏觀趨勢的判斷，同時也有非常實際的意義。很多人會覺得“和平與發展”是套話，但實際上有很大的智慧，既是對時代的判斷，同時也是對眾多問題的真知灼見。美歐為何當時支持阿拉伯之春？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民主化的時代，結果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帶來了歐洲最大的難民問題，把歐洲政壇整個給顛覆了。

現在，歐洲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外來移民，移民中大多數來自於非洲，為什麼？因為阿拉伯之春的失敗，再加上非洲還尚未發展起來。而“一帶一路”的一個重點，是幫助非洲發展起來，所以中歐之間應該一起幫助非洲發展。

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地方，如果發展問題解決不了，以後湧到歐洲的非洲移民還會越來越多，這些問題要靠“和平與發展”來解決。

觀察者網：在話語權方面，我們也變得越來越主動，比如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來和西方的民主相區別，在人權、環保這些西方傳統上佔據優勢的話語上都提出了挑戰。但也有外界將此解讀為是“新的中國威脅”。在您看來，面對複雜的國際輿論形勢，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讓更多人理解中國發展模式？

**張維為：**很多西方的軟實力是不利於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西方要調整心態，承認錯誤。比方説，西方只把人權僅僅侷限於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但是還有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這些為什麼不能多講講？

美國以反恐的名義發動阿富汗戰爭，侵犯了成千上萬阿富汗人的人權，死了這麼多人，現在的阿富汗比20年前還要窮，有更多人死亡、無家可歸，還有更多的疾病，一半的兒童營養不足，這會極大影響阿富汗民族未來的發展。

美國芝加哥街頭的流浪漢。來源：紐約時報

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軍工集團的利益，軍工集團的股票在這20年大漲，軍火商發了橫財，所以説，這個制度和國際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像我剛才説的，如果2.3萬億美元的軍費，都用到扶貧上，能夠消除全美國的貧困，甚至是全世界的貧困。現在的美國還有將近五六十萬的無家可歸者，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這些大城市都還有將近千萬人，生活水平低於國際貧困標準。中國要一直把這個道理和西方講清楚，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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