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扒一扒“肖慕漪們”的總後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最近，網友又撕掉了一個所謂海外文化團體的面具。
以“懂王”欽點的“假新聞”大户《紐約時報》視覺調查組記者肖慕漪為首的一批中國出生、在中國接受教育、在中國媒體工作並最終投向外媒的職業媒體人，在海外搞了個一個名為“紐約文化沙龍”的組織——或者説“團團夥夥”，專司捏造有關中國的負面假新聞，諸如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熱點事件背後都有他們的身影，搞些刀刺在背、蠅營狗苟的小動作。在這個團伙內部，也有一些人員曾為CNN等同樣被“懂王”點名的“假新聞”大户工作過。
肖慕漪及其“作品”
那麼，為不同美媒效力的這些人，又是如何組織在一起的呢？他們通過一個名為“馬格南基金會”NGO，建立社會聯繫，然後相互串聯，開展工作，比如“馬格南基金會”的項目經理曹夢雯也是“紐約文化沙龍”的成員之一。
根據現有資料顯示，“馬格南基金會”本身是由著名金融大鱷索羅斯於1979在紐約成立的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所資助的，用馬格南基金會官網的話説，“正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慷慨，讓馬格南基金會的工作成為可能”。
肖慕漪也好，曹夢雯也罷，説難聽點，這類人不過是恰兩個爛錢的“文娼”而已，屬於外圍人員，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未免有撿芝麻丟西瓜之嫌，還是把目光放在她們的總後台——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身上，更妥當一些。
索羅斯在中國的名聲算是挺大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這個猶太投機商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但實際上他想把中國市場納入自己事業版圖的計劃，遠遠早於亞洲金融危機。在開放社會基金會成立不久後的1984年，索羅斯在匈牙利成立基金會分部，便打算進軍中國。
1986年，他試圖仿效匈牙利模式，不過未能成功。當時他在美國成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拋出“橄欖枝”稱，願意按照匈牙利基金會模式，每年出資100萬美元以上，資助中國進行制度改革研究活動，其實説白了就是“銀彈開路”，插手中國內政。
之後，又持續向國內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各改制研究機構提供大筆資助，截至1989年，索羅斯已向中國各相關機構提供超過250萬美元的捐款，這在當時外匯稀缺的中國是一筆天文數字。
由於中國政府始終拒絕他插手中國的改革事務，他對中國頗有怨言，對中國社會風氣大發牢騷，甚至公開聲稱，“中國人的倫理觀與開放社會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馳”。
當然，後來發生了什麼，我們也都知道了。索羅斯在匈牙利搞的那些鬼把戲，鬧得天怒人怨，以至於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只需靠嚴打索羅斯資助下的各路勢力就足以穩住政權。這也證明了中國當時把索羅斯擋在門外是非常正確的。
2018年5月，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官網公告，關閉在布達佩斯的分支機構。
除了用這些純粹商業性投資做掩護外，索羅斯試圖獲得在中國合法開展政治活動的努力未曾中斷，但中國社會對索羅斯欲蓋彌彰的政治圖謀始終嚴加提防，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更勝以往，從而使得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中國的活動總體比較謹慎且隱蔽。
索羅斯為了降低中國社會對其政治圖謀的敵意，削弱其旗下各路組織在中國開展工作所面臨的阻力，有時候也會做點好事以示遮掩，比如搞環保。環保是一種難以駁斥的政治正確，而且當年相對還是比較邊緣化的領域，既不引人注目，也可以給公眾留下好印象，並通過環保議題投石問路，鋪設人際關係網絡，建立宣傳推廣渠道。這些為環保而建立的體系並不是只能用於環保，環保只是開路先鋒，目的往往是為後續開展活動打下基礎。
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官網截圖
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中國參與度最高的業務就是環保，2005年基金會旗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為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提供了37.5萬美元的贊助，這在當年的環保領域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2006年，開放社會研究所又與國內各路紙媒、特別是雜誌刊物以及彼時方興未艾的互聯網自媒體平台的負責人、編輯、撰稿人等召開集中座談會，由開放社會研究所提供資金，讓這些媒體持續跟進報道各類與環境問題相關的社會議題，建立中國公眾的環保意識。同時，與部分地方政府、院校和學者合作建立環保教育和實踐項目，建立了相當一批具有一定官方背景和學術專業性的專業環保機構，在此就不一一點名了。這些環保機構隨着大部制改革後，基本已被逐步清退；失去官方背景後，只能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維持存在，做些邊緣化工作，不復往日聲勢。
到了2007年之後，開放社會研究所還資助、主持並推動了一系列環保公益訴訟，在當時一些與環境污染相關的法律事件的起訴人背後都能看到開放社會研究所的影子。它通過多種間接關係和一層層的白手套為這些案件僱傭律師，鼓動當事人起訴，支付訴訟費用，協助收集證據，提供專業諮詢，聯絡學術權威，串聯媒體跟進報道。
姑且不論其用心如，但就事論事而言，至少部分個案還算是言之有物，所訴也事出有因，案件通常事實清晰、證據確鑿的，所以姑且還算做了點正事。
除了環保之外，另一個領域就是社會公益，主要涉及醫療衞生、社會福利、消除貧困、婦女權益、少年兒童等。這些地方，一般人往往也看不出太大毛病，比如2003年開始對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大規模注資，2004年為該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提供10萬美元開展社會公益活動，同年協助地方公安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打拐行動。再比如，2006年基金會直接出面建立培訓中心，提供艾滋病預防項目，主要針對吸毒羣體重複使用針頭和計生用品普及不足所導致的艾滋病傳播問題，為中國疾控中心提供技術援助以阻止艾滋病傳播；也同樣是在這一年，基金會組織了一個由衞生部和多個城市政府部門組成的聯合考察團，前往紐約觀摩考察針對艾滋病的美沙酮臨牀治療項目。
當然，還是那句話，這些為公益建立的體系並非只能用於公益，它同樣可以用於實現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那些不加掩飾的政治目的。
還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叫做“愛知行”的NGO，除了其創始人接受10萬美元資助用於艾滋病防治外，該組織還接受超過30萬美元的資助，用於“建立開放、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再例如，索羅斯本人一直非常上心的所謂“在中國培養獨立媒體”的工作，2007年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合作，對開放社會基金會旗下的非法出版物《中國發展簡報》的經營和編輯團隊進行中國化，主要就是從中國媒體從業者羣體中挖人，建立由中國人組成的、但聽命於基金會的出版宣發團隊，該出版物的目的是“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和非政府組織問題”。福特基金會也在北京資助建立了公旻匯諮詢中心，負責將《中國發展簡報》的中英文版進行合併，讓採編團隊中國化，然後出版發行。
《中國發展簡報》官網截圖
另外，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長期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人權、教育、西藏、台灣、新疆等問題保持“密切而誠摯的關注”。各位熟悉國際政治的朋友看到這個列表就應該明白這個基金會做的事都是些什麼成色了，實際上他們對此並不忌諱，公開聲稱“建立開放社會是我們致力於在中國推進的事業的根本動力”，一開口就是“老顏革”了。
同時，他們也對司法領域“上下其手”。例如給一家名為“國際正義橋樑”的組織提供上百萬美元資助，讓其在中國推廣刑事司法辯護方面的培訓，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中國“徹底並全面廢除死刑”。再如，給類似“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這樣的NGO提供數十萬美元資助，讓其在中國“加強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就環保問題和公共利益問題發起集體訴訟的能力，增加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
再比如，前些年在所謂香港“佔中”事件中，索羅斯也曾向處於風暴中心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秘密捐款，“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皆涉嫌違規獲取其秘密資助。而據港大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所述，包括港大在內的香港多所院校近年來廣泛接受外國資金，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大家可以看到，顛來倒去就這麼幾招，説實話都有點審美疲勞了。
2017年，香港大公報發文起底戴耀廷與索羅斯基金會的關係。圖自大公報
中國如此，其它國家也是一樣，開放社會基金會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僱員逾上千人，而且大多數都是熱點地區，比如巴爾幹地區的科索沃基金會和黑山基金會，統管非洲地區的南非開放社會倡議和西非開放社會倡議，更別説顏色革命“大户”東歐地區了。
當年，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時，開放社會基金會駐格魯吉亞分部就是時任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的直接幕後金主。“玫瑰革命”結束後，在新政府中任職的政府官員中，有1/5的人都曾在基金會里面工作過，每月都能從索羅斯那裏拿到補貼。
而在另一個幺蛾子頻出的地區烏克蘭，開放社會基金會則乾脆設置了大約25個分支機構，累計投入過億美元。在烏克蘭顏色革命中大出風頭的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就是開放社會基金會下屬機構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的董事會成員，而另一個充任顏色革命急先鋒的極端女權組織“費曼”，同樣也接受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資助。
再比如，被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在2019年一次演講中公開直接點名的《網絡公民》和《新敍事》這兩家新加坡網絡媒體，幾乎是半公開地接受來自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資金援助，其政治評論和文章也接受海外學者的“指導”，當其面臨來自新加坡政府的司法調查時，則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還有西方顏色革命久攻不下的堅挺堡壘俄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專門設置了對俄工作專門項目，針對性地對俄實施逐步滲透，在俄羅斯學界和傳媒界進行策反，向俄羅斯內部各種非政府組織及學術院校提供援助，專門研究人權、教育、經濟改革老三樣。
至於中亞那堆“斯坦”國就更不勝枚舉。比如小小一個烏茲別克斯坦，開放社會基金會已累計投入超過4000萬美元。烏茲別克斯坦一直是中亞最主要的棉花生產國，蘇聯時期其棉花產量佔到了蘇聯總產量的70%以上。2005年西方國家就圖通過當年5月的安集延騷亂髮起顏色革命，失敗後又於2007年再度拿棉花問題做文章，以BBC為首的西方媒體經過一系列串聯，大規模捏造所謂烏茲別克斯坦棉花產業存在強制童工奴隸勞動，並聲稱這種強制勞動是在政府地直接管理下實施的，是一種“有意為之的國家政策”。隨後，歐洲和美國的諸多產業標準制定機構、跨國企業和供應商應聲而起，羣起抵制烏茲別克斯坦棉花，其中自然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H&M和阿迪達斯等企業，以及最近廣為公眾知曉的瑞士良好棉花協會。
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對了。這就是中國新疆棉花事件的翻版。或者説，2007年西方國家在烏茲別克斯坦搞出來的棉花風波，就是這兩年新疆棉花風波的預演，他們在烏茲別克斯坦小試牛刀，這些年開始在新疆搞“試點推廣”，還是熟悉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
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類似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這種以社會公益為敲門磚，用鉅額金融資本為鋪路石，拉攏西方國家把持下的世界傳媒體系為外援，以顏色革命為己任的組織，在西方國家實在是多如牛毛，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全國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會、自由之家、國際共和學院、國際開放商業結構委員會、良好與可持續金融環境研究所，包括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下屬的開放社會學院等等，數量多到念得快了容易咬到舌頭的地步。
直説了吧，冷戰從未真正結束過。這些冷戰期間就培養起來的“百萬漕工”，沒有哪怕一天真正消停過。
最後用索羅斯本人的一句話作為文章的結束語吧——
“我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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