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盧金:當代中國創造了新的文明嗎?
【文/亞歷山大·盧金 譯/劉思雨】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從很多原因上來講是有趣的,關於它的資料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這次會議闡明瞭中國這個世界最大強國的發展戰略。但我想請大家注意的是,在這些文件中,中國聲稱自己創造了一種超越其他文明的新文明。
全會結束時的總結公報中簡要陳述了這個不尋常的的想法,其內容如下:“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
幾天後,《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這一思想作了更詳細的闡述:
“一百年來,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自強不息的奮鬥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因此,中國共產黨將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作為其主要貢獻之一,不僅是對於中國人民,也是對於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更有效加速現代化的方式。
中國的文明發展途徑有什麼重要意義呢?實際上,它表明中國領導人接受了多元文明理論,在整個歷史中出現的每種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發展,並呈現出對在啓蒙範式下的歐洲中心發展模式的批判。
2021年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這是升國旗儀式。新華社記者 龐興雷 攝
“文明”一詞很年輕,18世紀下半葉才出現在歐洲語言中。它被用來表示有文化和教養的社會或人的概念,自盛行“温和的道德”的古希臘時代這種概念就存在,與之相對的是原始的、野蠻的和沒有文化的社會。在啓蒙運動期間出現的社會進步思想將文明置於比野蠻更高的水平,因此文明被認為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更高的階段。
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啓蒙理論,儘管也許是最發達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論之一,它的創始人是啓蒙的歐洲中心主義者。他們相信世界是基本統一的,所有社會都會經歷相同的發展階段,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跳過某些階段(例如,卡爾·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認為俄羅斯即如此)。所以,他們用“文明”這個詞在傳統意義上表示一個更發達的社會。因此,馬克思最親密的夥伴恩格斯在其1947年的著作《共產主義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所有文明國家同時發生——也就是説,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這裏“文明”顯然意味着“更發達”。
在19世紀才出現了把文明作為一種精神和文化特徵的某種實體的理論,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心的這些特徵可能彼此不同,但不一定代表一個特定的發展層次,也就是説,不處於較高或較低的發展水平,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它是在試圖證明各大國曆史經驗的價值、獨特性的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及保守主義興起之後出現的。傳統上,“文明”與“野蠻”是對立的,而現在,文明開始相互對立。
並非巧合的是,這一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俄羅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萊夫斯基是第一個確定10種單獨的“文化和歷史”類型或文明的人,他的一部作品叫做《俄羅斯和歐洲》,主要是致力於批評歐洲文明,相對於尚未出現的斯拉夫文明。
對他來説,單一、統一的人性是空洞的抽象。這一理論由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和阿諾德·湯因比提出,並且最近由塞繆爾·亨廷頓進行了簡化。
中國本身也有文明論的支持者,這一理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傳播尤為廣泛。當時特別著名的是哲學家和公眾人物梁漱溟的作品,根據他的理論,世界分為三種文化類型——歐洲、中國和印度的——是人類三大需求發展的典型:物質需求、社會需求和精神需求。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這些理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毛澤東親自批評梁漱溟,這位哲學家曾因為長期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不承認階級鬥爭思想而被批判。
因此,中國當局採用了文明之間的差異理論,也就是沿襲了丹尼萊夫斯基、斯賓格勒、梁漱溟和湯因比的理論傳統,疏遠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他們相信單一的人類文明和線性進步,其共同目標是建立一個理想的、統一的世界共產主義社會。
坦白説來,中國的方法論確實保留了某些馬克思主義,或者至少是啓蒙主義的特徵。全會文件提出,文明不僅有不同的形態,還有一種單一的人類文明發展方式,也就是“中華民族這個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創造了“具有五千多年曆史的燦爛文明”。此外,“文明”一詞有時也代表“發展水平”的原意。例如,該決議讚揚共產黨“吸收了人類創造的一切最優秀的文明成果”。按照官方的説法,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中國輝煌的傳統文明“蒙塵”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在於復興了人類文明,延續了中國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新人類文明”,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按照中國人的觀點,這種新形態是目前構成人類共同文明的幾種甚至是多種文明之一。
儘管如此,中華文明思想是獨一無二的。第一,在丹尼萊夫斯基和他的追隨者的傳統中,它是複雜而多面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本人也對此表示過類似意見,2021年7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局面。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老中國煥發文明新貌。(來源:人民日報)
在中國領導人提到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式之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就開始發展這一想法。其中一位解釋説,物質文明決定着人與事物的關係,實現了在“生產力大幅度增長”的基礎上,各國人民共同運用物質成果的目標。政治文明決定了黨與人民的關係,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和“最廣泛地代表本國人民利益”。
精神文明決定了人與自身的關係。要嚴格遵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遵守禮節原則,也就是做到言行一致,遵循仁愛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包含着寬容他人的精神,體現了“和而不同”的原則和其他價值觀念。
社會文明決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強調和平共處、和諧共存,保障和增進民族福祉,促進社會正義原則。
生態文明決定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維護和完善了生態文明的體系和模式,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創造了條件。
從總體上看,中國現代化的新道路不是一條單線,而是一條文明全面發展的道路,為世界上正在努力尋找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自己的方法論和建議。
與其他文明理論一樣,新中國文明的獨特特徵也是以它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來定義的。正如一位中國理論家所總結的那樣:
人類文明的新形式是中國人民的新創造,它是在共產黨——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説的領導下——在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發展、延續和發展中國文化、借鑑和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它既不同於向惡習敞開懷抱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式,也不同於基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形式。它符合世界文明普遍規律的要求,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同化。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諸多缺陷,擺脱了資本主義異化的惡習,打破了西方對所謂“普世價值”的壟斷。這種文明形式在吸收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基礎上延續了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豐富了人類對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
從理論上講,中國共產黨人採用文明理論,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行不是通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相混合,而是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思想相結合,而中國思想已經基本吸收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西方理論。這種融合可以從上面引用的全會決議的措辭中看出。這裏的“大同”(Great unity)一詞來自中國古典哲學,它的意思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哲學家和改革家康有為才將其含義從古代轉移到了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比如蔣介石,才開始使用它。“現代化”的概念源自當代西方社會學和政治學,其結果是,只有關於黨和人民的話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於列寧主義視角下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不考慮術語上的差異,我們會發現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路線與梁漱溟的理論差別不大,順便説一句,梁漱溟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開始將中國的文明模式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唯一不同的是,梁漱溟仍然認為最高文明應該建立在印度教的精神原則之上。當然,北京的理論家們可以宣稱,他們發明的新文明形式就是共產主義,即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其他文明最終都會到達這個階段。這將使他們的理論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然而,他們不太可能這樣做,因為這將迫使他們完全放棄其他文明具有巨大價值的想法——而這正是他們反對的西方特殊論所依據的論點。
從實際情況來看,新的文明意識形態顯然反映了中國領導層因國家巨大的經濟成就而日益增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無獨有偶,在許多國家——德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和非洲國家,當民族主義的發展使得他們有必要將自己的傳統和文化與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和文化相對立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意識形態。

中華文明在新時代里正煥發新的生機。圖為小朋友體驗活字印刷術(中新網)
當然,與美國或蘇聯不同,中國還沒有將其政治制度或經濟模式強加於他人。在2021年11月16日與拜登總統的談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不打算將其方法推廣到整個世界。相反,我們總是鼓勵其他國家尋找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然而,有這樣一種觀點:中華文明新形式更卓越,在各個方面都超越了其他一切文明。這種觀點自然會引發人們將中華文明推廣開來的願望,至少是要通過更有力的宣傳來推廣它。畢竟,如果你的文明樣板是當今世界最好的,那麼不接受它的人要麼是愚昧無知,要麼是中了敵人的詭計。而愚昧可以通過再教育來消除,例如,教育那些不瞭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的中國公民。另一方面,必須與敵人作鬥爭。
在中國,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也是導致現狀原因所在。因此,用西方政治學的術語來表達,中國的官方宣傳正試圖摧毀美國及其盟國的意識形態基礎——正如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表達的那樣:一方面,只有採用西方的經濟模式才能實現繁榮發展,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民主化並採用西方政治模式。
縱觀歷史,不同的國家都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但沒有一個國家真的根據方案成功做到了現代化。在這方面,蘇聯的解體對中國來説尤其有説服力、影響深遠。正因為如此,中國表示,中國模式不僅糾正了西方的錯誤,也糾正了蘇聯的錯誤。當然,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可能會反駁説,中國民主化的時代遲早會到來,但中國顯然不這麼認為。中國認為,它終於找到了另一條可以引起他人效仿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認為中華文明無可挑剔這一論點,與其説讓人想起蘇聯關於“社會主義的優勢”(蘇聯從未聲稱擁有特殊的文明)的思想,不如説是讓人想起以中國為中心的古典世界秩序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世界被分為一部分是文化上屬於中國的一部分(“華”)和屬於蠻族的一部分(“夷”)——儘管中國皇帝的職責並不是要征服野蠻人,但中國皇帝卻要讓野蠻人相信“輝煌”的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他的勸説方式有:給予蠻族貿易和其他方面的特權、對親華勢力的軍事支持等等。這往往導致中國的鄰國和相鄰的部族陷入對中國附庸般的依賴,即使中國沒有直接征服他們,他們也要向天朝上國年年進貢、歲歲稱臣。與此同時,中國真誠地相信,它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他們的利益着想。世界各地的中國外交官都言辭變得強硬,在他們看來,許多人不瞭解中國對這些國家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態度。這有時會促使這些國家改變其立場,甚至對中國道歉。中國人真的不理解,為什麼自己做的有利於這些國家的最大利益的事情,會讓這些國家的人生氣。
宣揚中華文明的新路線可能會給中國領導層帶來兩個問題。首先,中華文明優越的判斷可能讓許多國家感到威脅,特別是那些古代是中國屬國的鄰國(越南,朝鮮,日本,緬甸等)。中國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咄咄逼人的新外交風格,已經導致中國在許多國家的名聲受到影響。如果受歡迎度繼續下降,中國在其他國家的貿易發展將會受到限制——而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
其次,大多數文明理論家,如斯賓格勒和湯因比,認為文明和人類一樣,是會產生、成熟和消亡的——也就是説,它會自然而然地終結。然而,這樣的中國的理論家可能不大滿意這樣的觀念,他們將需要提出論據,論證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新文明形式將永遠存續下去。
(本文發表於2021年12月18日美國《國家利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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