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127期：國際社會關注六中全會-張維為、鄭若麟
“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第三次歷史決議，引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產生世界範圍內的影響。”
“法國輿論存在着‘兩個中國’，一個是法國媒體‘虛構的中國’，另一個才是真正的、現實中的中國。而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改變這一現實。”
“我們黨在和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中，為什麼總是能夠引領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東方衞視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27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共同解讀國際社會對《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高度關注。
張維為：
不久前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引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我初步歸納了一下外部世界的一些主要關注，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和國內媒體一樣，國際媒體都注意到，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以來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用美聯社的話，這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對這項歷史決議賦予多麼重要的意義。
外媒幾乎都提到中共之前的兩個“歷史決議”：一個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個是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們都指出這兩個決議都是在中國重要的歷史關頭完成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也指出，第一個決議實際上是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第二個決議排除了“左”“右”思想的干擾，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鋪平了道路，而今天第三個歷史決議則確定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
路透社報道説，這個《決議》概述了中國從“飽受屈辱”的國家到現在“強起來”的歷史，而且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這一歷史進程的驅動力。不少外媒也注意到這份《決議》顯示了中共“謹慎對待歷史”的態度，因為《決議》重申了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定性，如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這份《決議》重申“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和“災難”，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衞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
外媒也注意到在這個《決議》中，關於“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論述佔總篇幅一半以上，這本身就凸顯了《決議》重點所在。德國電視一台認為，隨着歷史性《決議》的出台和六中全會的閉幕，中共開啓了為2022年二十大做準備的進程。埃菲社11月18日發文指出：這個《決議》發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二個“百年”的動員令。
幾乎所有的外國媒體都轉述了這個《決議》中提到的中共百年曆程中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使將近8億人脱貧，實現全面小康。在經濟增長方面，《決議》再次表明將不拘泥於增長率的指標，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決議》還要求“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這是考慮到與美國的科技主導權之爭可能會成為一場持久戰。
不少西方媒體也注意到《決議》的表述，“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還提到“十八大以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我想這也是我們節目中多次講過的，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西方模式走下神壇，多數中國人獲得了一種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心勝”。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於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中央政治局主持會議。新華社記者 燕 雁攝
不少外媒也特別注意到，這份文件發佈的時間節點。比如日本共同社指出，文件發佈前幾個小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拜登任職後的首次視頻會晤。《紐約時報》説，《決議》沒有認可任何外國政客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因為其中是這樣寫的，“一味退讓只能換來得寸進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為屈辱的境況。”彭博社則注意到這份《決議》發表在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COP26）結束不久之時，中國不再“簡單以GDP增長論英雄”，而是頻繁使用“創新”“綠色”等概念。
此外，特別是港台媒體則高度關注《決議》中關於港台政策的論述。比如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1月17日報道，中共強調必須落實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決議》還提出，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在台灣問題上，《決議》指出，國家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有學者分析認為，“有關香港和台灣問題的長篇內容表明，北京絕對不會放棄它的強硬立場，因為這些措施是有效的”。
對於其中提到的，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位學者則指出：“這個《決議》的措辭表明，在習近平對香港局勢的堅決處理贏得黨內外支持後，其解決台灣問題的路線也得到了黨內的支持。”
當然，外媒還普遍聚焦這個《決議》對習近平總書記工作的高度的肯定。《紐約時報》11日專門報道《決議》中的這段話：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的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外媒普遍提到，這個《決議》要求“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他們分析稱，主要目的之一是讓中國人民在面對外部壓力的時候，更加地團結一致。
路透社相當詳細地報道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同志在六中全會結束後對中外記者所講的這番話：堅定擁護和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中華“復興號”巨輪就有掌舵者，面對驚濤駭浪我們就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英國資深學者羅思義也撰文寫道：習近平不僅捍衞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且挫敗了美國削弱中國的計劃。美國花了數十年時間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指望這種“又傻又天真”的領導人來破壞社會主義，削弱中國，聽任美國給中國帶來蘇聯解體似的毀滅性的打擊。結果，美國人發現，習近平是一個既有遠見又有能力的領導人，致力於中國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令美國削弱中國的意圖落空了。
哈佛大學阿什民主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賽奇表示，十九屆六中全會關注中共過去百年的成就，但實際上它更關注的是中共未來。
香港《亞洲時報》網站11月1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從根本上説，這份《決議》提出了三個問題：我們怎麼走到今天的？我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們從中學到什麼從而讓這些成功能夠持續下去？文章還指出，不應該低估這份《決議》的重要性，它印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中國回來了，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衰落的霸主——我想它這裏指的是美國——再多的恐懼和憎恨，也無法改變中國人選擇的這條道路。
智利的紀事數字網站11月16日刊文稱，這個《決議》將對21世紀產生重要的影響。如今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準備好走上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道路，為人類文明創造新的形式。
德國特里爾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學教授韓博天認為：“新的歷史決議旨在正式開啓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這一新階段與西方秩序和模式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認為這些評論或多或少地捕捉到了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這不禁使我想起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在中華民族走向解放的關鍵時刻，從戰略層面提出了“兩種中國之命運”，後來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戰略判斷和抉擇是極富遠見的。我想，某種意義上，隨着中國走向世界政治和經濟舞台的中央，我們正面臨“兩種世界之命運”。
這個《決議》特別指出， 進入新時代，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威脅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我們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我想，這裏講的其實就是“兩種世界之命運”，一種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威脅世界和平與發展，將導致世界無窮無盡的動盪、戰亂，是一種暗淡的世界，另一種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倡的“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光明的世界。
我們各行各業的工作者都應該具備更多的全球意識，以中國今天的體量，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產生世界範圍內的影響。所以，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第三世界和西方社會內部的所有積極力量，為抵制黑暗的未來，為爭取光明的世界而奮鬥不已。
我們中國人今天的思考、我們的抉擇、我們的行動，必將深刻地影響整個人類和整個世界的未來。
謝謝大家！
鄭若麟：
今年法國主流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關注度是非常高的，絕大多數媒體都發了報道和評論。從《世界報》、《費加羅報》到《十字架報》、《回聲報》等紙質媒體，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各大電台和私營的電視一台、國家的電視二、三、五等大電視台都廣泛報道了六中全會。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西方政黨的概念、政治會議的含義，以及對國家和歷史的影響，與中國政黨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千萬不要掉進他們的概念陷阱而產生誤解，更要避免用西方的政治概念來詮釋中共歷史和中共中央全會。
西方民眾理解的“政黨”，一方面是擁有某種共同意識形態的人羣聯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他們只是代表了社會一部分階層的利益。贏得選舉就執政，失敗了就在野做反對派。
問題恰恰在於，有的政黨永遠不可能贏得選舉。最近在法國議會發言反對法國政府追隨美國干涉台灣問題、堅定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不屈黨”領袖讓-呂克·梅朗雄就代表着法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但問題是他的得票率永遠在10%左右徘徊。換句話説，在法國現行的選舉體制下，他永遠不可能當選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他所代表的工人階級利益，也就永遠不可能真正被反映到執政行為中去。
西方的政黨會議，則幾乎永遠都是圍繞着選舉而展開。政黨會議核心永遠是誰來參與總統大選？誰將作為本黨總統候選人最有當選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包括黨的政綱、黨的行動、黨的經費、黨與民眾的關係，選民們毫不關心，媒體也基本不報道。
因此，西方政黨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政黨的壽命非常短，只要無法贏得選舉，就解散重組。明年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大多數參選的政黨都只有不到十年的“黨齡”。
為什麼我要先介紹一下西方政黨的情況？因為西方媒體往往會以己度人：用他們觀察自家政黨會議的心態，來關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他們無法理解中共這樣一個代表着全體中國人民利益、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正在做出巨大貢獻的政黨的歷史使命。這是認識和解讀法國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報道的一個前提條件。
法國總統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在接受法媒節目採訪時稱，他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它不被聯合國承認”。
今年法國媒體報道六中全會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兩個方面相對比較客觀，一個是中國從百年前倍受西方欺辱的國家，到今天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中共在這一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無可否認；比如法國《十字架報》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轉述六中全會對中共歷史，是“中共和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的努力在中國千年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章”等論述。
另一個相對客觀的地方，則是對六中全會所描述的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所做出的樂觀預測。比如《回聲報》駐華記者就認為中國今後的“無比輝煌的”發展方向，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強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少法國媒體認為，這次全會對中共歷史做出的第三個決議，與前兩個決議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前兩個都是在“危機中”做出的，而這次《決議》的背景就是中國經濟雖然有一點“黯淡”，但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要好得多，因此對中國未來構勒出一個更為美好、輝煌，甚至是“史詩般”的前景，無可厚非。
但我們千萬不要因此以為法國媒體對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做了一個正面報道，恰恰相反，總體而言，除了上述兩方面法國媒體不得不相對客觀地説了幾句實在話以外，對六中全會本身，法國媒體依然一如既往——負面報道和評論佔據主導地位。通過法國媒體來了解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法國民眾大致處於一種“誤解”的狀態之中。
一是認為中共在總結歷史時迴避了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這些事件都是不利於中共形象的，都是導致了嚴重後果的，比如“大躍進”“文革”以及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等等。
第二，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非常主觀地認為中國正在走向“專制、獨裁”。
第三，中國正在向世界經濟霸權方向在發展。法國輿論對中國已經大致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中國將無可爭議地在2050年前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不僅將是世界新經濟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也將是主導者。這使得法國學術界和媒體對中國幾乎一致懷有某種恐懼心態，認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新的經濟霸權國家，而六中全會則被視為一個標誌性的過渡期。
這正是我參加法國新書《開眼看中國》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存在着“兩個中國”，一個法國媒體“虛構的中國”，另一個才是真實的、現實中的中國；而西方民眾認識的，到目前為止，一直是那個“虛構的中國”，令人不勝遺憾之至。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改變這一現實，將一個真正的中國帶給世界！
謝謝大家。
《開眼看中國》一書作者、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新華社發（受訪者供圖）
圓桌討論：
**主持人：**謝謝兩位的演講。剛才張老師給我們綜述了從國際社會方方面面來看十九屆六中全會以及《決議》。像CNN，它説中國曆來注重總結歷史，總結過去，説明它也看到了咱們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總書記一直説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過去能找到未來的答案。
**張維為：**實際上中國人關注歷史，很多外國人都注意到了，只要稍微關注一下中國，讀一點中國經典著作，就會了解這一點。比方基辛格的這本影響比較大的《論中國》，他開始就説了，毛澤東決定要向印度開打自衞反擊戰，招來些老將，然後就討論，唐朝時跟印度打了一仗，結果反而中印關係好了幾百年，然後元朝又打了一仗。中國會把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提起來，好像就昨天發生的一樣。其它國家沒有這個，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個傳統。
另外你提到CNN，很多美國學者或政治人物，往往有歐洲背景，最容易注意到中國的歷史觀，因為歐洲相對比美國更有歷史。有點歷史觀的，比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保羅·肯尼迪，基辛格是猶太人，布熱津斯基是波蘭人，保羅·肯尼迪是英國人。所以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讀書時就説，在美國學者中講英語帶點德語口音的往往是學問比較深的，美國自己學政治學出來的一套很不靠譜，背後是有沒有歷史感。所以我覺得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好的。
**主持人：**您剛説這個歷史感的重要性，有悠久歷史的人能夠讀懂悠久歷史。確實，我們還是要看到國際媒體它有一些些的客觀觀點，但就像鄭老師説的，你也要注意到，在它們的客觀觀點背後經常也會拖很多酸溜溜的東西，或者就是對中國產生極嚴重誤解的部分。
**鄭若麟：**總體上，主流媒體應該説越來越負面，但是它的自媒體、輿論場在變，為什麼？比方説《開眼看中國》這本書就是法國的總工會的前負責人和維瓦斯聯合了17個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一起寫。他就説摘掉“眼罩”來看中國，他們意識到西方主流媒體看中國一直有偏見。很多中國發生的東西，他們就是看不見。而他們“看見”的往往是中國沒有發生的事，比如什麼新疆“種族滅絕”，這明擺着是沒有發生的事，但他們會“看見”。
這個世界從西方文藝復興開始，對中國的觀點發生了多次變化，開始把中國想象得非常美好，像伏爾泰把中國想象成天堂一般；然後到了19世紀，從孟德斯鳩開始把中國想象成最專制、最獨裁、最封建的國度；但後來又變了，二戰以後曾經一度在戴高樂的領導下，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是到了最近這一二十年又發生了一些變化，歐洲、法國對中國的觀點，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對中國的負面的看法又在增多。
這次對六中全會的報道基本上還是沿着這條路線在走。但就像我在剛才在演講裏説的，有些正面的東西他們不得不説，因為西方的老百姓自己都看到了。
**張維為：**就是我講的，你要説中國做得好，中國非常成功，我們有大量的數據支撐，而且大量是西方學者或民調機構做的民調，我可以列出PEW（皮尤研究中心）、Ipsos(民調機構益普索)的、Asian Barometer（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都説明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遠遠高於他們對自己的認可度。
以法國為例，2019年Ipsos民調顯示，91%的中國人認為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英國21%，法國20%。所以我在12月2日“中外學者談民主”高端對話會上，我就問在場的英國和法國記者，我説你們國家這麼差的數據記錄，一定有很多人權問題，80%的人認為國家在錯誤道路上，但這些東西他們的主流媒體不會報道。
**主持人：**一些國際學者、思路比較清醒的媒體，他們在看十九屆六中全會時，你還是可以從當中，讀出非常多豐富的內容。比如説著名學者馬丁雅克先生，他就説“中國的治理進入了成熟期”。張老師您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什麼？
**張維為：**馬丁雅克我非常熟悉，我們經常通電話，總體上我覺得他是對中國真的比較瞭解的一個外國學者。他説中國的治理模式已經相當之成熟，是非常周密的考慮。過去西方説我們經過啓蒙運動，你們中國沒有啓蒙運動。啓蒙運動是什麼？科學、理性，再上升到所謂的現代性，而這次疫情防控看得出來，誰更講科學，誰更有理性，誰更具有現代性；不光是在領導人決策的水平，乃至民間老百姓的水平，誰更理性、誰更科學，誰更具有現代性。我把這個問題也拋給了現場外國記者，他們沒回答我的問題。
**主持人：**回答不了。
**鄭若麟：**西方這個體制，我認為永遠不會像中國這樣走向一個成熟期。為什麼？非常簡單，就是它的選舉體制所決定的。第一，它的一切就為了選舉，選上了我就執政，選不上怎麼辦？政黨解散。因為選民不喜歡，我要重新拿出一套能夠讓選民喜歡的東西；而選民喜歡什麼？各個階層有各個階層不同喜好，他們不能代表大多數選民的利益，所以他們不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代表着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而他們的各個黨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你説它怎麼能夠達到一個成熟的治理經驗，不可能的。
**主持人：**就好像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一些詞彙，發展、長期、規劃、目標，這對我們來説，可能每個人個人生活當中都用，更不要説一個國家。但在西方，可能這些全都是短期的，沒有長期的奮鬥目標的指引，談不上成熟。
**鄭若麟：**對。
**張維為：**再看看整個西方世界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政客，就是為了選舉而選舉的，很少能有長期計劃做事情的。某種意義上是它這個選舉制度使然，因為它選舉的假設是人是理性的，你可以投出理性的一票。但實際上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金錢的捲入。上次我們討論到，一家公司，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可以決定英國脱歐了。
**鄭若麟：**對，選舉的可控制性，西方説它是民主國家，我認為不是民主國家，是民選體制，而不是民主體制。什麼叫民選體制？民主應該是……
**張維為：**人民是主人。
**鄭若麟：**對，而他們把它簡化成選舉。
**主持人：**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國際社會對十九屆六中全會的觀察，其實各種各樣的聲音裏面，西方的只是一部分。我們還要看到大量的聲音，在認真學習，認真觀察，包括國際政界的，來自於非洲的、東南亞等國家的領導，他們都説要借鑑中國的發展經驗。所以我們在看國際社會的解讀時，要注意到這種全面性和豐富性。
**張維為：**實際上現在非西方世界十分關注中國，我就在11月這段時間裏面參加了好幾個活動，一個是南非最高行政學院，我給他們做了一個視頻講座，他們的問題問得很具體，比如“你們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怎麼做的，我們很困擾”，他們希望借鑑這方面經驗，但確實很難。
我還參加一個“南南人權論壇”，也是通過視頻參加的，就是講人權。我説人權一定要是每個國家有權利確定自己的優先順序，這個順序不能讓其它國家、西方國家主導，因為每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比方説你有一億美元，是用在改善學校宿舍，還是修一條公路，還是給兒童發食物補貼？每個國家要根據自己情況來決定，不是西方説了算；西方強調政治公民權利放在優先地位，比如選舉什麼的。我説，這是大錯特錯，每個國家一定要根據自己的優先順序來決定，中國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把“扶貧”放在第一位，我們就這麼做。這在非洲國家很受鼓舞。
問答環節
觀眾一：各位老師好，我叫劉海峯，是教育行業的從業者。六中全會的《決議》，我通讀了一遍，三萬多字，原本我以為很難懂、很官方的一份文件，但是我讀完之後發現很生動，很有韻味，它裏邊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話語，而不是一些官方術語，我想問的是，這是不是意味着我們的官方話語體系也正在改變，謝謝。
**張維為：**文風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你看到有很多比較朗朗上口的金句，“我們辦成了想辦而辦不到的大事”等等，讀起來就是蠻令人鼓舞的。我想這也是我們的文風也在與時俱進，我們希望這個文風不僅是接地氣，而且是代表時代的方向，有一種大氣感，我覺得這是好事。
**鄭若麟：**我也覺得非常好，這樣不僅接近了老百姓，也充分展現了中國文字的魅力。我覺得以後還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美好的。
觀眾二：各位老師好，我是來自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一名研究生。我的問題是，我們黨在這次歷史決議中深刻總結了百年奮鬥以來的歷史經驗和對未來的一些規劃，那麼這次《決議》對於國際上其它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説越南、老撾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或者説什麼樣的影響？謝謝。
**張維為：**越南我還比較熟悉，因為我跟越南黨校的學者交流過，他們私下跟我説，我們真的是跟在你們後邊，一般比你們晚半年，覺得你們這半年下來不錯的話，我們也提個類似口號，詞不一樣，但內容差不多。
但我想現在恐怕對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是如此，人家非常關心我們，巴西、印度都有，真的關心中國的成果。因為這些國家嘗試了這麼多年西方模式，最後是一地雞毛，真的沒有搞好。現在中國的成功給它們帶來巨大希望。
遺憾的是，有時候我們中國故事還沒有講好，特別是我們的一些表述，人家看不懂，我們自己也在做，包括學術溝通，就是少一點套話，少一點官話，有針對性地跟人家講故事；你跟巴西講，你就瞭解點巴西的情況，跟印度講就瞭解點印度的情況，人家的問題非常具體。有時候我經常説，有些發展中國家眼睛裏發着光，真的，就期望你給他一個答案，我們怎麼就做不到，連你們十分之一也做不到，怎麼回事？但實際上我們也知道，我們可以講，可以介紹，但要它做到是非常難的。
比方説我上次跟非洲講基層組織講，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革命、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把基層農民組織起來，這就等於把社會重構了。通過農民協會，把每一個農民都加入農會之後，可以實現現代化，或者叫數字化管理。即使在二十年前，黨中央的聲音第二天就可以傳到基層農民了。這一點很多國家都做不到的，但這是一種基礎性的努力，所以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覺得作為軟實力的部分，你該講還是要講，人家有個方向，有個參考。
**鄭若麟：**實際上中國的經驗也在影響着民主的發源地法國。法國説起來是最早提出民主理論的國家，比方説法國雖然現在左翼政黨很弱、極右翼強勢，最近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説，我們左翼來一個黨內選舉吧，所有左翼都聯合起來，推出一個候選人來，但是不行，左翼全部加起來不到20%，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過去的那些左翼，比如法共，首先就放棄所有中國現在堅持的一切，黨的領導。
但是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理論往往先行。最近法國的一個理論學家，就是《新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他説了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能救法國。他也看到了，按照目前法國的市場經濟、法國的政黨輪流執政，法國沒有前途可言了。
下一張圖托馬斯·皮凱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專欄文章；上一張圖為觀網的編譯報道。
觀眾三：三位老師好，我叫周開富，來自中鐵大橋局集團。我的問題是，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中提到了我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轉變，我們黨在和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中，為什麼總是能夠引領主流的意識形態，謝謝。
**張維為：**這個判斷是我們可以感受到的，十年前的輿論生態，你如果回憶一下2011年“723動車事故”，您正好是做鐵路系統的，那時候網上全是罵自己制度的。那時，西方話語佔了主導，政府是壞的，國企是壞的，那麼國企生產的高鐵、動車肯定也是壞的，就這麼個邏輯下來的。而且當時我們的主流媒體也不堅定，很多跟着社交媒體跑，所以我們那時都感覺到這是非常危險的。
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一個禮拜，我在倫敦，BBC採訪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您認為中共會有十九大嗎”？當時他們真的可能被我們國內的“公知”給忽悠了，覺得“顏色革命”就要成功。
所以，十八大以後發生的意識形態的變化，西方真的沒有料到。而且西方感到最恐懼的是，他們原來以為互聯網這一代年輕人是站在西方一邊的，但沒想到互聯網這一代年輕人——“90後”“95後”乃至“00後”，三觀超級正。因為這一代人更瞭解外部世界，是移動互聯網一代，也是中國最自信的一代。當然這和十八大以來“四個自信”的教育也有關係，也和我們真的實實在在的成績有關。
大家看到，特別這次疫情防控，今天你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免於死於新冠肺炎的自由是美國的606倍，免於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或者安全感是美國1600多倍。我引用的是鍾南山的數據，這是到11月23日的數據。這就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制度自信，而這是意識形態比較根本性的一個轉折，我覺得非常之重要。
**鄭若麟：**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一個法國著名漢學家瓦蕾裏•尼凱(Valérie Niquet)，她在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擔任中國部主任。她曾經連續七年在這個學會的年刊上預測“中國明年將崩潰”。但那時候他們這麼説，很多人相信的。但為什麼他們最終崩潰了呢？就是我們發展太快了。
張教授有一句名言，“一出國就愛國”。要知道，像過去1980年代我剛出國的時候，有些人一出國就放棄自己的國家了，就留在外面。我1985年到法國的時候，一路從機場到巴黎市，一路看到日本的廣告，我説日本產品真厲害。到了市內，我説我去找找有沒有中國商品，我找遍了巴黎春天、Lafayette（老佛爺百貨）各大商場，只找到一個上海產的玩具鋼琴，40多法郎，正好我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這是當時我在法國找到的唯一一件中國生產的東西。今天你看看，我2013年回來的時候，想給朋友們帶點東西，我當然想帶一些法國造的東西，但很困難，連奢侈品都只有兩個品牌不是中國造的，別的實際上都是中國製造。這就是變化，中國的發展太快了。
主持人：變化會給大家一種自信，變化也會給大家更好地認識我們國家的文化、制度，我非常建議大家去認真地讀一讀這份《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真的蕩氣迴腸。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再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不懈奮鬥。回顧這麼多年黨的歷史，我們國家的發展歷史，真的就是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應該感到驕傲。再次感謝兩位，也謝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謝謝大家！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