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丁琪：中國人青睞的“女人味”，深受西方影響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丁琪】
近日，有網友曬出三隻松鼠2019年10月份的產品宣傳海報。因海報中模特形似“眯眯眼”的妝容，一些人認為這是醜化國人、故意“辱華”。這已經是“眯眯眼”在今年引發的第三場輿論風波。
之所以很多網民一看到“眯眯眼”就如此憤怒，是因為美國在20世紀初塑造出的超級反派“傅滿洲”，就以“眯眯眼”“下垂鬍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從此之後，“眯眯眼”成為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如果有西方人在公共場合做出“眯眯眼”的動作，毫無疑問是一種刻意辱華的行為。
很多網民把三隻松鼠的系列海報，上升到了“辱華”的高度而加以批判，但是作為一家以盈利為目的的中國企業，“三隻松鼠”及其廣告的主創人員很難説有“辱華”的動機和惡意。也有一些人認為，主創人員即使沒有主觀故意，在其潛意識中也是受到了東方主義文化的影響，存在着刻意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嫌疑和傾向。
作為一個經歷了百年苦難史的民族，民眾時刻保持着對東方主義刻板印象的警惕，這是一個好的社會現象。但是，在批判這種形式的西方文化霸權的同時，我們是否陷入了另外一種形式的西方文化霸權陷阱？
一
東方主義是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W.Said)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是指西方基於對東方的主觀偏見而創造出來、甚至從西方傳遞到東方自身意識中的一種特定想象。
在東方主義想象和修辭中，東方是一個“無法代表自身”，而“必須被別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不論是在西方學術著作還是文藝作品中，東方世界都被嚴重扭曲了。一方面，歐美人眼中“非我族類”的東方世界，經常被醜化、野蠻化，以欠缺理性、道德淪喪、荒誕無稽、懶惰愚昧的面貌出現；但另一方面，東方又常常充滿着某種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滿足了西方人對於前現代社會的異域想象。
毫無疑問，東方主義是一種東西方之間失衡的權力關係的產物。在西方社會的主導性文化體系佔據強勢地位的情況下，東方主義所塑造的刻板印象不僅流行於西方社會，而且常常被東方自己所內化，形成一種“自我東方化”的現象，即東方通過西方想象東方的方式來想象和表徵自身。
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新生的第五代導演羣體為了能夠走向世界、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影壇的認同，刻意在電影中凸顯出一種神秘、落後、感性、充滿情慾的東方形象特徵，一定程度上以一種逢迎的姿態去迎合西方對於中國女性的想象。這些在《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電影作品中都有體現。
《大紅燈籠高高掛》劇照
這次三隻松鼠事件中的“眯眯眼”，也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刻板印象。“眯眯眼”在英文中的詞彙為“chink eyes”或“slanty eyes”，一般指細長的眼睛，也有人直接稱之為“中國眼”。
在美國語境中，“眯眯眼”是典型的亞裔面部特徵。這種面部特徵在崇尚大眼睛、深眼窩的西方中心主義審美下，通常被認為是不夠美的，甚至是滑稽的，因此，眯起眼睛這一簡單動作也就變成了一種種族歧視行為。
所以，“眯眯眼”成為一種東方主義的文化歧視，內在包含着兩個環節。一是把“眯眯眼”設定為東方人的面部特徵，二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審美之下，把這種面部特徵定義為醜。這兩者是缺一不可的。這也就衍生出一個問題，我們在批評“眯眯眼”所包含的審美歧視的同時，所依據的審美標準是什麼？
二
美並不是一種亙古不變的永恆之物。從古至今，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過程和文化語境中，美的標準一直在發生變化。決定審美標準變化的要素，可以概括為兩方面：
一方面是社會階級的因素，一個社會形態中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必然會按照自身的利益與趣味來塑造整個社會的審美。另一方面則是種族特點與民族文化的要素。不同種族的人都會按照自身的特點，來塑造出相應的審美標準。
比如唐僧在西行取經途中，遇見其他人種時就毫不掩飾他的鄙夷之情。在今天看來深目高鼻、大眼睛、面龐立體的白人帥哥美女，在玄奘看來就是“風俗剛烈，容貌鄙陋”，“人貌粗鄙，既癭且尰”。因為那時候大唐國力強盛，比較有文化自信，就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審美標準來評判其他種族。
秦漢以前，中國人的長相以單眼皮塌鼻子為主，天生扁平，屬於典型蒙古人種，從全部是單眼皮、細長眼的秦兵馬俑就可見端倪。自魏晉南北朝以後，隨着各種民族人種的不斷流動、融合，雙眼皮、大眼睛的人才在中國社會多了起來。
因為這樣的緣故，今天在主流審美語境中被設定為“醜”的長眉細目，在中國古代的很多藝術作品中都作為“美”而呈現過，甚至在唐宋以前是一種標準的“美”。在流傳至今的一些唐朝宮廷仕女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面相。
《簪花仕女圖》局部
當然，這種對於長眉細目面相的喜愛，與封建社會中對於女性的定位也是有關係的。李漁在《閒情偶寄》中寫道：“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粗而大者，居心必悍。”
封建男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定位就是相夫教子，“無才便是德”，評判女性的標準也主要不是“顏值”，而是是否温良賢惠。長眉毛、小眼睛的女性，看起來比大眼睛的女性更温柔一些，所以就更容易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可。
《甄嬛傳》劇照
當然，封建社會還有其他的一些審美標準。比如膚色白皙、體態輕盈、嬌弱瘦小以及“三寸金蓮”等，這些都反映了脱離生產勞動的地主階級的審美趣味。
直到清末民初，我們在一些藝術作品中所看到的美女形象，和我們今天的審美標準依然不一樣。在20世紀上半葉，上海等地曾廣為流行一種叫做月份牌的廣告畫，是一種使用了西畫技法的仕女圖廣告畫。早期月份牌中所畫的美女展現的依然是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即細目長眉、櫻桃小嘴，體態較為纖弱。
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後，月份牌上的美女體態就發生了明顯變化，出現了一大波大眼高鼻、膚白豐腴、輪廓分明的美人形象。這些形象與我們今天所認定的“美女”形象，已經基本沒有區別。這種變化背後，隱藏的正是審美標準的變化。
西方通過堅船利炮操控中國政局、奴役中國人民的同時，也悄然改變了中國人的審美。相比面相扁平的黃種人，西方人的面貌相對立體。雙眼皮、高鼻樑等西方人的特點，就逐漸內化為中國人的審美標準。
西方的審美霸權不僅體現在容貌的評價標準上，也表現在女性的氣質、身材、衣着服飾等方面。在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之下所塑造出的嫵媚、性感的女性氣質，替代了傳統社會的女性形象。
當然，在民國時期，由於中國現代化程度的低下，這種審美文化的影響力只侷限於上海等殖民主義大都市。在新中國成立後，伴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這種帶有一定物化女性色彩的審美標準，被一種陽光、健碩的勞動婦女形象代替了。
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再次將西方式的審美方式重新帶回了中國。在西方社會思潮的影響下，一些學者批評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壓制了女性的性別特質，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無性化的鐵姑娘”現象，並刻意強調了女性在從事體力勞動過程中的身體傷痛。
但是，在這些學者批評所謂“無性化的鐵姑娘”給女性帶來的身體傷痛的同時，在西方大量存在的、從事艱苦勞動的工人階級婦女並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們事實上把西方中產階級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別特質，本質主義化為女性的一般本質，“女性話語始終潛在地以中產階級女性作為女性主體想象的基礎”。這種對所謂“女性氣質”的強調，在90年代後迅速被新生的消費主義文化所吸納。
年輕、貌美、會消費的中產女性形象，成為主流的審美標準。這種充滿着所謂“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視和審美標準來塑造自己的身體和氣質，女性重新成為被性化、物化的他者。
與此同時，傳統的中式審美也已經逐漸從民族記憶中被清除了。在主流西方審美語境中，亞裔羣體較為常見的細長眼型、面部扁平等容貌特徵，經常附着有負面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也通過資本主導的全球性文化工業，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國人的主流審美。當下很多大紅大紫的熒幕女星，大多有着高鼻樑、雙眼皮和輪廓分明的臉龐，而這些特質其實在歐美人的容貌中更為常見。
因此，當下所謂的“中國人喜歡的長相”，與其説是某種“本真”中國美的體現，毋寧説是受西方消費主義審美文化影響的產物。這種在全球文化工業主導下生產出的同一性的審美標準，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對女性的無形宰制。
在各類影視藝術作品及公共文化空間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具有小眼睛、黑皮膚、身材胖等特徵的女性形象。這種同一性的審美標準，催生了龐大的醫美工業，出現了千篇一律的“網紅臉”“整容臉”。
三
西方國家通過其全球性的文化工業和文化霸權，將全球各個角落都納入了同一性的文化和審美體系之中。但與此同時，在西方社會中也產生了一股質疑同一性文化工業的潮流。他們主張要“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異性，試圖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異質性的美。
但是，這種在西方以“進步”面貌出現的多元文化主義現象，卻包含着一種隱蔽的歧視。這一點在時尚界表現得比較明顯。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時尚一方面試圖提供某種普遍規則，另一方面又試圖滿足“對差異性、變化、個性化的要求”。因此，西方的時尚設計經常與主流審美之間存在着一些距離，甚至常常反主流而行之，以此重申差異和邊緣之美的正當性。
在時尚界流行的東方模特形象，就代表了一種西方想象中的東方形象。他們用一種符合西方“異域想象”的差異性東方之美，代替了西方文化工業生產出的同一性東方之美。但是，這種以“尊重”東方特色名義出現的對於東方的視覺再現，卻有意無意地與既有的認知偏見和刻板印象相接合，“這些被篩選、塑造和‘典型化’的亞裔女性形象的一再出現，意味着時尚領域的文化生產邏輯不是打破、而是最終服務於對他者偏見的固定和結構化。”
西方的這種文化偏見也在其文化霸權的作用下，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些國內的文藝工作者。對於“三隻松鼠”廣告的主創人員，我們很難説他們有什麼刻意“辱華”的動機，但他們很可能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在廣告創作的過程中，他們想打破千篇一律的審美形象和廣告風格，卻又無意識地落入了西方的審美偏見。
當然，即使是批評“眯眯眼”的廣大網民，也很難説徹底掙脱了西方審美霸權的影響。他們批評“眯眯眼”所內含的東方主義文化偏見，卻沒有掙脱西方文化工業所塑造出來的同一性審美陷阱——我們已經喪失了想象另外一種審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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