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韓國出現“打倒仇男者”的新政治呼聲

（觀察者網訊）近些年來席捲多國的新一波女權主義浪潮，似乎正在韓國遭到越來越大的阻力。

1月1日，《紐約時報》首爾分社社長崔相勳（音）發表了一篇題為《韓國出現的新政治呼聲：“打倒仇男者”》的文章，稱在韓國“女性權利逐漸提升”之後，一些不滿女權主義者的韓國年輕男性正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正確”，並稱對方“破壞了機遇”。

《紐約時報》文章標題：《韓國出現新政治呼聲：“跟仇男者一起滾”》

文中提到，近年來，每當有女性在韓國發起“反對性別暴力與偏見”的集會時，總會有數十名年輕男性身穿黑衣出現在集會現場嘲諷集會者，並高喊：“仇男者滾出去！女權主義是種精神病！”等口號。在街頭，這種舉動很容易被認為是“邊緣團體的極端言論”，但反女權主義情緒正在互聯網上得到放大，擁有越來越多的受眾，並開始影響韓國的社會與政治。

這些男性活動人士將目標設為“任何帶有女權主義色彩的東西”，包括向一所大學施壓，迫使其取消一名被指控“散播惡習”的女性的講座，或是因留短髮和使用在韓國網絡文化有厭男含義的用語而嘲弄韓國著名女子射箭運動員、東京奧運會三枚金牌獲得者安山等。同樣，他們也用抵制行動來迫使企業取消包含“捏手指”動作（該動作被部分韓國女權主義者用於侮辱男性）的廣告，乃至將矛頭對準促進女權主義議程的政府，迫使有關總統候選人承諾改革韓國已設立20年的性別平等與家庭事務部等。

安山（右）為韓國女子射箭運動員，她在東京奧運會獲得了三枚金牌，但因留着短髮而成為韓國性別對立的目標。（圖自韓聯社）

文章稱，韓國正出現一種由憤怒的年輕男性推動的新型“政治正確”，後者對任何被他們認為是“破壞機遇”的力量感到不滿——而在他們看來，女權主義者正是頭號敵人，不平等是韓國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文章指出，房價失控、就業率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等正影響着韓國“微妙”的社會不平等局面，並加深該國的經濟不確定性。

“我們不仇視女性，也不反對提升她們的權利——但女權主義者是一種社會層面的邪惡。”韓國最活躍的反女權主義團體“男性團結”（Man on Solidarity）負責人裴仁圭（音）表示。該組織是韓國率先發起街頭集會的反女權組織之一，目前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擁有超過45萬名訂閲者。文章稱，該組織以“直到所有女權主義者都被消滅的那一天”為座右銘，其成員普遍相信“女權等於仇男”。

2021年12月，裴仁圭在首爾發起反女權主義集會。（圖自紐約時報）

與其他許多相對富裕的經濟體相似，所謂“第四波女權主義”在21世紀10年代的韓國社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韓國女權主義者在這波浪潮中出現激進化傾向，甚至出現了諸如“Megalia”和“Womad”等鼓吹乃至實施對男性的性別暴力的極端化社區，嚴重影響了韓國普通民眾對於“女權主義”的觀感。《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並未提及上述情況，而是提到“韓國對女權主義的強烈反對似乎令人困惑”，並指出韓國在“富裕國家”中的工資性別差距是最大的，而韓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女性佔比僅有5.2%，遠低於美國的28%。

韓國極端女權主義社區“Megalia”的標誌，同時也是韓國男性對這一手勢的怒火的起源。

不過文章也承認，這種強烈的反女權主義情緒反映了韓國代際之間的分裂。

年長的韓國男性承認自己從“將女性邊緣化”的“父權文化”中受益。具體而言，當韓國在數十年前仍處於貧困中時，兒子比女兒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同時，韓國傳統文化中也存在諸如“女性不能與男性同桌吃飯”、給女嬰取有“最後一個女兒”含義的名字，或是出於性別的選擇性墮胎等陋習。

但隨着韓國逐漸變得富裕起來，類似的做法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許多韓國家庭如今溺愛家中的女兒，而上大學的的女性也比男性更多。此外，儘管存在“玻璃天花板”，但韓國女性在政府和其他地方都擁有更多的機遇。

韓國大多數年輕男性認為，被邊緣化感的是韓國男性，而不是女性。據今年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韓國20多歲的男性中，有近79%的人稱自己是嚴重性別歧視的受害者。

韓國京畿道研究所研究員吳載灝（音）説：“20多歲的韓國男性非常憤怒，並認為自己是反向歧視的受害者，因為他們需要給老一輩人的性別歧視買單。”

崔相勳稱，如果年長的男性認為女性“需要保護”，那麼在年輕一代男性便認為對方僅僅是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對手而已。

年輕世代中的“性別戰爭”已經影響到了本屆韓國總統大選。現任總統文在寅在上屆競選時曾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而本屆總統大選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名主要候選人為女性權利發聲。韓國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悦更是乾脆站在了反女權主義者一邊，他指責韓國的性別平等部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罪犯”，並做出了要讓對男性做出性犯罪誣告的人受到“更嚴厲懲罰”的承諾。

同時，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也試圖吸引年輕男性選民，並做出了“正如女性不應因其性別而遭受歧視，男性同樣不應因其性別而遭受歧視”的表態。李在明稱，性別對立“很大程度上來自就業機會的減少”。他將韓國的年輕一代比作“努力不被擠出巢去的雛鳥”，並表示要通過恢復經濟增長來擴大這個“鳥巢”。

韓國女權主義者在國民力量黨辦公室附近集會，抗議該黨領導人的反女權傾向。（圖自紐約時報）

在韓國，女權主義者正擔心反女權主義思潮的興起將會阻礙甚至逆轉韓國在擴大女性權利方面來之不易的進展。29歲的李孝林（音）説，如今“女權主義者”在韓國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貶義詞，以至於剪短頭髮或是攜帶女權主義作者小説的女性會面臨“被排斥的風險”。她還表示，當自己還是一名K-POP女團成員時，男同事經常調侃她的身材，甚至在她體重增加後嘲諷她“放棄了做女人”。

而在另一邊，由男性主導的韓國論壇同樣充斥着對性別議題的牢騷，其中“性騷擾誣告”的話題受到格外關注。2018年，一名時年29歲的男性二手傢俱商被其前女友指控“強姦”和“綁架”，並因此蹲了八個月的監獄，直到他的母親發現了閉路電視錄像的證據，證明女方的指控完全不存在為止。在此期間，“網絡巨魔”（蓄意滋事者）們曾鼓吹要閹割此人。

“女權主義的影響使制度對男性如此偏見，以至於警方僅以一名女性的證詞和一滴眼淚為證據，將一名無辜男子投入了監獄。”這名男子稱，“我認為這個國家已經瘋了。”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男性的反女權思潮並非孤立現象。在女性解放與女性權利運動於20世紀風起雲湧，並在全球多數國家成為主流政治議題的同時，關於男性解放與男性權利的思潮也在多國出現。該思潮關注的議題與女權主義相似，但其視角則從男性出發。目前西方的“男權”思潮分化為兩個主要流派，一支贊同女權主義，並認為“男性應當獲得與女性相同的解放”。而另一支則認為“女權運動已經激進化，其本身就是對男性的迫害”，這一支在西方主流輿論中通常被描述為“厭女”或是“男性至上”的“仇恨意識形態”，並且在現實活動中也常與其他“右翼民粹運動”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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