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莫費·博爾達切夫：最後的帝國及其鄰居——俄羅斯周邊安全與地區秩序
【文/季莫費·博爾達切夫，譯/華東師範大學俄語系教師 班婕】
蘇聯解體三十年後，可以確認的一點是，俄羅斯相對順利地渡過了對於任何一個瓦解之帝國來説的危機時期。
在這一時期內，俄羅斯這個舊有共同體中最為強大的一塊碎片，不止一次剋制了恢復已被破壞大廈的誘惑。類似舉動（不計後果）的目的，無外乎是在過去統一國家空間內，建立新的安全共同體。俄羅斯在過去幾百年的帝國對外政策中，已經具備了對此類問題的經驗和教訓，使得俄羅斯在今天至少會認真思考相關行動的合理性問題。
俄羅斯成功避免了恢復蘇聯的企圖和誘惑，即便沒有蘇聯這個國家，也不意味着俄羅斯的實力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俄羅斯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19世紀歐洲各帝國中，它是唯一一個幾乎以不變的形式保留下主要潛能（物質資源和力量儲備）的國家，同時俄羅斯過去所有的“同僚們”早已被排除在世界強國之外。
1991年的地緣政治災難，儘管減少了俄羅斯帝國的領土面積，但並沒有像20世紀上半葉的大英帝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失去最重要的特徵和原有的資本。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Lieven）在1995年指出的那樣，解體更多的是去除了蘇聯的外部負擔，並沒有觸及力量基礎——資源儲備與軍事力量。這一特性是俄羅斯制定對外政策的決定因素。俄羅斯像以往一樣，對國際秩序的需求和依賴程度極低，但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對於其直接管理的地區，並且只對這樣的地區，承擔維護安全的責任。
多米尼克·列文：《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它的敵人》（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豐富的自然資源、遼闊的西伯利亞、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的人口、強大的軍隊、有核武器作為保障的戰略自主權——這些都是俄羅斯在任何一種國際秩序中足以要求其他各方尊重其利益和價值觀的充分條件。這些條件可以使俄羅斯保證自身的發展與安全，並不依賴於國際秩序的支持，而貿易大國美國和中國則非常需要這種支持。
帝國規模與權力的結合，以及本着“又想吃東西，又想減肥，什麼都想要”的原則，容易導致政策的搖擺，造成帝國周邊的無序。而如果在周邊和國際舞台有建立穩定合作機制的真誠願望，反對其他大國強加遊戲條件，這樣做就既能有效地保障自身生存，又不至於去控制其他的國家。因此，俄羅斯沒有建立那種人們所熟知的、在自由主義理論框架內被稱為“國際治理”的機制。
在就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討論中，有專家認為俄羅斯有這樣一個需求：建立周邊“朋友圈”，理由是俄羅斯“沒有盟友”。但這種需求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原因是，即便有潛在的朋友及盟友，他們在事關俄羅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上，也不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對外政策至今仍受亞歷山大一世的影響，他在維也納會議上令與會者折服的是，能將空泛地討論建立世界道德體系與他提出的繼續保留對波蘭領土直接控制的嚴格要求結合起來。這首先體現了要求世界聽取俄羅斯合乎道義的論據，其次也展現了俄羅斯有能力擔負起對已經是俄羅斯一個組成部分的責任。
維也納秩序以及現在歐盟內部機制所依賴的力量平衡，俄羅斯並不需要。雖然在鼎盛時期——打敗拿破崙和希特勒之後，俄羅斯已經具備了對國際秩序施加直接影響的能力，但俄羅斯從未充當過國際秩序變遷中革命性力量的角色。俄羅斯不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看作是其力量的源泉，而這恰恰是中國現在以及美國在一百年前所做的事情。
唯一例外的是“世界革命”理論，但斯大林實質上已於20世紀30年代將之推翻，轉而關注自身內部的問題。當力量受限的時候，國家只會在本國層面上考慮秩序問題，並且如多米尼克·列文所認為的那樣，任何一個帝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對自身內部多民族的管理。
2020年在俄羅斯周邊地區發生了許多大事，如白俄羅斯的內部動盪，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軍事衝突，吉爾吉斯斯坦的政府更迭，這都使得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研究要基於周邊角度。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也即將來臨，2021年12月——正如俄羅斯總統所説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蘇聯解體30週年。在蘇聯解體後新獨立國家的歷史中，其所藴含的內部變化與曲折的對外政策，雖然對地區國際政治有影響，但是關鍵在於俄羅斯的行為變遷，因為俄羅斯是影響這一世界組成部分（後蘇聯空間）發展的決定因素。
2020年10月5日，中國鄰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因不滿議會選舉而爆發反對黨“國家政變”。視頻截圖
一、重要的與次要的
俄羅斯的周邊是一個全新的環境，這就使俄羅斯被迫、但也展示出一種全新的外交政策與外交實踐。21世紀上半葉國際環境的不斷變化，促使莫斯科參與到世界秩序的演變進程中來，但莫斯科並沒有給自己設立摧毀和改變世界秩序的目標。俄羅斯加入到決定自然能源價格的各種協議中，影響着距其相對較遠的敍利亞、委內瑞拉或者是中非共和國。俄羅斯公開反對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的規則和標準。
俄羅斯周邊的形勢發生了完全的改變。原因之一，是俄羅斯沒有直接與許多世界大國接壤，俄羅斯對其周邊國際安全的影響力具有決定意義。一戰前俄羅斯在西部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接壤，在南部接壤的是奧斯曼帝國和大英帝國，東部是中國。現在直接接壤的多民族國家只在東部有，雖然這裏還有一個主權國家蒙古。俄羅斯西面的歐盟屬於一種國際秩序，建於冷戰後，俄羅斯沒有參與其中，因其違逆俄羅斯的利益。歐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管控能力有限，烏克蘭和摩爾多瓦雖然對歐盟信誓旦旦，但看一下這兩個國家的表現，就可以明瞭歐盟對其影響有限。
俄羅斯沒有在周邊建立帝國秩序，俄羅斯周邊存在很多中小國家，其行為或多或少受到大國的影響——美國或者中國，很多時候也包括歐盟。這就使俄羅斯經常去思考其對周邊發生的事務承擔責任的尺度問題。這樣的思考必然觸及的一個矛盾是——俄羅斯有在這個區域建立國際秩序的能力，但是沒有建立的必要性。我們所注意到的俄羅斯周邊政策的演變，完全反映了這種矛盾性以及解決這一矛盾的嘗試。莫斯科在2020年關鍵性事件中的表現，為分析俄羅斯周邊政策的發展走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政策依然非常穩定。在此基礎上曾有一種假設，即，在蘇聯廢墟之上建立的一批新國家，是與外部世界相對隔離的一個整體，在可以將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聯合在一起的理由中，地理空間是最有説服力、最合適的因素。但逐漸由基本的假設轉向對具體問題的關注。並且俄羅斯覺得可以自給自足，這種思維的影響在不斷增長。決定莫斯科行動反應的，不是周邊的形勢對俄羅斯治下的體系產生了怎樣的挑戰，而是形勢在多大程度上威脅着俄羅斯自身的國家安全。莫斯科由於擁有獨一無二的軍事力量，因此對通過盟友解決此類問題的興趣不大。作為一個核大國，在面對與其他大國衝突時，俄羅斯無法把一些軍事能力微弱的國家，視為國家間衝突時的補充力量。與除了“核五國”以外的世界各國的關係中，俄羅斯自身就擁有足夠充分的軍事力量。
2020年秋冬時期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事件，對該國的國內發展非常重要。然而，在分析俄羅斯對原蘇聯空間政策的語境中，該事件只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為這並不具有鮮明的、能夠影響歐亞地區國際政治的特點。而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不僅是莫斯科在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框架內的正式盟友，而且還是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這兩個國家在具有鮮明國際意義的事件中居於中心地位。蘇聯解體至今，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都曾是俄羅斯的軍事盟友，並且從來沒給莫斯科惹過大麻煩。現在這兩個國家的內部穩定和國際地位都成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期形成的對莫斯科有利的狀態正在改變。
因此，亞美尼亞和白俄羅斯局勢的任何變化，都不可避免地被觀察家們從俄羅斯立場產生影響的角度來解讀。並且整體上，是從俄羅斯保證對周邊國家控制的角度來理解。這指的是莫斯科對帝國經典行為的偏好——要在鄰國事務中起決定作用，目的是保證本國的安全，而本國的安全可能會受到敵對大國的滲透或者由於不可控的無序狀態而遭遇威脅。但白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情況，對俄羅斯的重要性又不相同。如果説俄羅斯官方明確表達對白俄羅斯合法政府的支持，那麼在南高加索地區的舉動則有較大的差別。這讓觀察家們推斷出，莫斯科不準備在南高加索參與到嚴重的衝突中去，並會因外界的壓力而讓步。
在白俄羅斯和亞美尼亞事件中，扮演敵對國家角色、干預俄羅斯周邊事務的，不是處於世界第一梯隊的大國，而是第二梯隊的波蘭和土耳其。兩國綜合實力大大遜色於俄羅斯，這一事實使這場辯論更具感情色彩。俄羅斯周邊的國際局勢似乎迴歸到17-18世紀的地緣政治現實，那時烏克蘭已經分裂，實力還不足夠強大的俄羅斯與波蘭和奧斯曼帝國對抗。但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這兩個大國中的一個被俄羅斯消滅，另一個被貶到俄羅斯對外政策中無關緊要的地位。如今，面對這兩個鄰國的欺詐行為，俄羅斯的反應不可避免地被看成是示弱的表現。並且這種軟弱性，與俄羅斯領導人對莫斯科在全球舞台以及歐亞周邊事務中起到決定作用的信心，截然相反。
俄羅斯對白俄羅斯事件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的差別反應，明顯體現了兩個地區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不同重要性。莫斯科絕不允許北約在西線進行滲透，並且為此做好了採取堅決行動的準備。盧卡申科總統的聲明和舉動，曾不止一次讓人懷疑他對俄羅斯的忠心。雖然白俄羅斯在他的治下從未對俄羅斯的利益進行過挑戰，但其對西方國家的諂媚（多面性）難免引起俄方注意。
但這些因素並不能使俄羅斯不顧盧卡申科，讓他獨自承擔來自西方鄰國和本國反對派的壓力。原因在於，俄羅斯很清楚，一旦盧卡申科的對手上台，非常可能會有怎樣的外交政策傾向。波蘭與立陶宛一道，都是白俄羅斯反對派的主要贊助人，是北約國家、是美國在該地區的重要盟國。華沙在此問題上的積極外交行動，不僅僅出於其自身的選擇，而是體現和藉助了西方多年來在原蘇聯空間內對俄羅斯施加的外力。白俄羅斯反對派的表現，是西方兩個重要體系——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延續。現在這兩個體系是俄羅斯主要的對手，北約和歐盟對俄羅斯採取經濟打壓措施，還在俄羅斯周邊進行軍事演習。在白俄羅斯領土上發生軍事衝突，將會使俄羅斯與歐洲陷入那種不可避免的狀態——如果事態繼續升級，就可能導致全面的戰爭。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對莫斯科而言具有原則性的意義。
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衝突，形勢則不夠明朗。這兩個彼此敵對的民族都對俄羅斯態度友好，在俄境內有大量的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移民。但是亞美尼亞領導人最近兩年做出的一系列決定，引起了莫斯科的困惑和不滿。納卡問題的國際語境與白俄羅斯的案例完全不同。阿塞拜疆的軍事進攻，在外交層面上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雖然是北約成員國，但從其行為標準、雄心和訴求來説，已經不被美國列入其在歐洲的“正常盟友圈”。安卡拉與歐洲大多數國家的關係無關緊要，而與西方核實力緊隨美國之後的法國間的關係，坦率而言是相當糟糕。俄羅斯與土耳其的軍事衝突在可控的範圍內，不會急劇升級而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在敍利亞，俄土偶爾會發生衝突，但總能通過外交途徑得到解決。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卡拉巴赫事件對俄羅斯而言，並不是生存大事，而是外交互動的問題。互動的結果，或許是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工作的終結。這一國際小組的形式出現在1992年，在歐安組織的框架內，美、法及其他國家參與其中——參與國除了俄羅斯、白俄羅斯和衝突的直接對象國以外，其他國家現在都是北約或者歐盟的成員國。假如明斯克小組不復存在，莫斯科未必有理由為此感到遺憾——它是在俄羅斯極度虛弱時代的一個外交產物。這種局面也將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該國對莫斯科來説是個合適的夥伴。
2020年9月27日，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爆發軍事衝突。圖自AP
由此可以看出，在這兩種情況下，決定俄羅斯行動的直接因素，是事態的發展將對俄歐關係的力量平衡產生怎樣的影響。俄羅斯縮減了的綜合能力決定着對外部挑戰的排序策略，因此，俄羅斯會將其中的一些挑戰看為事關生存的大事，而另一些則是外交博弈。由某一個歐洲大國對白俄羅斯危機進行管控，不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因為緊隨其後的，是對俄羅斯而言在總體平衡上的不利變化。與土耳其合作是可以接受的，不會引起類似的情況，還能關閉美歐影響原蘇聯空間的一個渠道。俄羅斯卸下了對周邊國家事務負完全責任的義務，逐漸適應着周邊地區日益明顯的無序狀態，但卻保留着掌控周邊的帝國勢能。
而且，在當今時代條件下，我們不能仍然抱着以前的那種心態來認定，即帝國的實力應當以直接控制獨立國家的方式來得到加強。國際政治的無政府和競爭狀態依然是不變的，但對採取決策的具體要求是可以改變的。這些要求越來越多地與不斷加強的技術因素相關聯。以前從首都到邊境的距離，意味着調動部隊需要一定的時間，而現在則完全不是這種情況了。
一些歐洲大國與美國還力求保留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帝國式管控。但是除了極個別的情況，這種管控只能通過操縱國際經濟制度來實現。美國的全球影響當然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它在世界很多地區還有駐軍，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準備充當相關國家的守衞者角色。常有這樣的討論——即便是為了關係最緊密的盟友，美國可以承擔多大的軍事風險？在歐洲各國中，只有法國在非洲的一些前殖民地還有些駐軍。以馬裏事件為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力量可以在局部地區成功緩解戰術上的威脅因素。但在很多情況下，美、法兩個大國只能調控本國的周邊事務——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規制，法國則是在歐洲一體化的框架內發揮影響。對於較遠地區影響力的發揮，要麼需憑藉先進的技術力量和軍事部署（美國），要麼只能設定有限的目標和任務（法國和英國）。
國際環境波動性的不斷增強，使得大國也需要執行更為謹慎和剋制的政策，特別是在本國對外的義務承諾方面。俄羅斯也不例外。未必能夠去期待，俄羅斯在當今條件下會保留在遙遠歷史時期的帝國行為特點。俄羅斯與奧地利、英國、土耳其或法國不同，俄羅斯守住了領土擴張時期獲得的土地——從烏拉爾到太平洋，這些領土是帝國時期保留下來唯一能帶給俄羅斯益處而不是損失的遺產，從波羅的海到帕米爾所獲得的土地也有同樣的價值。只有當週邊相關國家或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對於俄羅斯的地緣安全關係重大時，俄羅斯才真正願意履行其維護安全的義務。在原蘇聯空間內，這就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
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示意圖
二、結盟是非必要的奢侈品
大國拒絕履行必需範圍以外的義務，這是對世界秩序概念本身的新挑戰。國際關係學上的大國霸權，是克服國際體系無序狀態的一種途徑。現在極為迫切的問題是，當理論上可以覬覦霸權的大國已經不需要秩序來保障自身的安全與發展時，秩序是否還有可能存在？國際秩序處於深刻的危機之中。由於有自身明確的優先事務，大國越來越多地節約力量，就像俄羅斯現在所做的一切一樣，那麼對以某種形式的“大國協調”，來緩解不斷增強的無序狀態之希望，則越來越渺茫。
不管是否令人滿意，事實是，一個參與全球核俱樂部的大國，不可能有盟友。聯合國安理會五大擁核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由五國的軍事實力所決定。按照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觀點，五大國的軍事優勢地位，促成了另一種永遠的“冷戰”態勢——在五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這場“戰爭”可以以各種方式進行，有時的表現形式甚至是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即便如此，沒有一個大國會真正把夥伴的利益與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捆綁。
因此，當俄羅斯的安全利益與美國正式盟友的主權有矛盾時，美國對其盟友利益的保護舉措並不是非常明顯，抑或俄羅斯沒有將自己盟友的利益視為外交政策的優先，我們都不必表示驚訝。特別是，當事態不是關於盟友的生存問題，而是其能力的變化消長時，大國的選擇更會如此。在國際關係中，較強的國家不會為較弱國家的利益而鬥爭。例外的情況是，當較強國家的生存問題直接取決於其小夥伴的利益受到怎樣的保護，這個時候強國會出手加以保護。正如我們所見，此種情況只能由地理位置來決定，比如大國在鄰國有重要的戰略部署。除此之外，即便較弱國家對臨近大國保持忠誠，他們也很難證明自身對於大國的價值。
特別是談到與核大國的關係時，考慮到五國中實力最弱的英國和法國都可以獨立解決生存問題，要想讓一流核大國相信盟友的利益對其而言具有原則性的意義，是不容易的。俄羅斯正是處於這種狀態，在評判俄羅斯當前周邊局勢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一點。
國際關係史中鮮有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稱之為盟友關係。特別是在談到實力大不相同的國家間關係的時候。可以將英國、蘇聯、美國在二戰時期的合作視為盟友關係的理想案例：擁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實力，擁有共同的目標，即消滅執行侵略性政策的德國，這些保證了同盟關係在數年內的穩定。美國核武器的製造，終結了這一聯盟，迅速地、不可逆地造成了力量失衡，並且已經戰勝了共同的敵人。1813年打敗法國的大國聯盟也沒有存在很長時間，到18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俄羅斯、普魯士、英國和奧地利之間的分歧如此之大，因此不得不將法國重新歸入到大國之列，以求達到力量平衡。
“俄、中、英、美、法稱沒有人能贏得核戰爭”，英國路透社對聯合聲明的報道截圖
美國、英國以及北約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盟友關係，建立在華盛頓軍事絕對優勢的基礎之上。正因如此，北大西洋聯盟從建立之日起的中心問題就是，美國會在多大程度上為了保護盟友的利益來承擔風險。英國和法國在1956年、法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中、英國在與阿根廷爭奪馬爾維納斯羣島的衝突中，都充分體會到，其盟主（美國）只會在觸及自身直接利益的地方施以援手。
只有在對於保障自身利益必不可少的時候，大國才會創建正式的同盟關係機制。例如在出現軍事衝突時，盟國關係有助於軍事力量的部署和資源的分配。但是隨着威脅降低或者自身技術能力提升，盟友的價值就變得多餘。這樣，小夥伴是否有權在原則上對盟友關係有所期許呢？是的，是有權的，如果國際環境對其有利，並且大國由於自身利益而需要其所在地區的話。例如，俄羅斯在外高加索地區的駐軍，在五年期滿（為了完成人道主義使命而需要的時間）後的前景，將完全取決於俄羅斯與阿塞拜疆的關係。俄羅斯在該地區內參與兩國事務，具有道義上的、而不是自私的特點，關於這一點，俄羅斯總統在2020年瓦爾代會議期間同與會者見面，提及不能重複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時，有清晰的闡釋。
有人從理論上簡單地認為，俄羅斯和原蘇聯空間內其他國家共同建立的多邊合作關係，主要是俄羅斯國際政策軟弱性或者強大的外在因素作用的產物。雖然毫無疑問的是，在歐亞經濟聯盟和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框架內，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體現的正是這種邏輯，但是需要注意，歐亞經濟聯盟的建立（2015年），是在莫斯科已經擁有了重回大國政治所必需的條件之後。
有些人贊同，制度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是有利的。他們的論證，在這裏有令人信服的支撐。在歐亞經濟聯盟框架內，俄羅斯在決議的通過機制上，與其他實力無法與之相匹配的國家分享着同樣的權利；俄羅斯的開支大大減少，因為在這裏一系列重要問題都是共同解決的。
認為俄羅斯對保留境外義務有十分的興趣，這種觀點荒謬至極。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投入並不比其他大國更高，並且在各地有着越來越明顯減弱的趨勢。我們不能説，與哪個第三國結盟，對俄羅斯、中國或美國的生存問題具有現實意義。而且，世界和平越來越多地不是維繫於複雜的制度體系，而是取決於各國對關鍵軍事決策的理性認識。
在國際機構中通過決議時，美國或歐洲動員盟友的能力，在現實中意義不大。如果這些決議是反對國際社會弱小成員的話，那麼最壞的情況是這些弱小國家依舊像原來一樣處於劣勢。而如果是反對強國，比如中國或俄羅斯，結果就不會順利，也沒有決定性意義，這改變不了中俄。莫斯科和北京沒有美國含義上之盟友的事實，在國際政治各種力量的相互關係中，並不會因此缺失什麼。但如果中俄之間建立正式的聯盟，國際體系就會處於革命的邊緣，因為這種實力相當的國家建立聯盟，勢必需要確定共同的目標和敵人。
談及大國與力量不匹配國家間結盟的現象，從概念上講有兩個複雜問題。一是，這種關係是不需要的；二是，也不可能有這種關係。但如果我們在談結盟時，實際上指的是不平等的關係狀態，則有必要使用其他術語，而不是“盟友”。就像一位備受尊敬的亞美尼亞同事在2020年10月初指出的，“認為俄羅斯應當替亞美尼亞的利益而戰，這是一種錯覺，事實是亞美尼亞應當為俄羅斯的利益而爭”。也就是説，一個基於理性評估的國家，應該有的行為方式和思考邏輯是，其自身在大國利益體系中的位置，不僅是主觀自我評價的結果，而且要力求反映客觀事實。
三、剋制的美德
大國正在失去履行多餘義務的興趣，個別歐洲強國是最後的例外，但其有限的能力本身，也説明規避義務的必要性，如果不能這麼明説的話，也該實際這麼做。這一過程是客觀的，並且沒有根據認為是可逆的。
最近幾年我們多次討論過（有充分的根據），現今條件下中小國家可以採取多維度的政策。原蘇聯地域空間內的大多數國家，還有例如東南亞國家，非常正式地聲明，存在大國賦予其的可能性，使其可以合理、自由地選擇外交政策，而不必選邊站。與此同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大國對外政策的靈活性不斷提升，大國對結盟的需求日益降低，也越來越少地願意為建立全球或區域層面的國際秩序而投入，不願意在不觸及自身利益的地方冒險。大國無論採取怎樣的行為，其底氣和物質基礎都要比其他國家堅實得多。
蘇聯安全共同體於1991年解體，隨後各個加盟共和國的表現，對於新獨立國家來説是非常自然的，這都使俄羅斯比歐美國家可以更好地適應這個世界——國家對創建這個國家的公民所承擔的義務，與任何一種道德理念相比，都佔有優先地位。2020年，技術能力以及靈活吸引特定條件下的盟友，都使得俄羅斯在履行國家安全責任時，並不依賴於國際機制。但這並不意味着俄羅斯對周邊國家情況的關注度降低，相反，注意力會更集中。這樣做的目的，是推動周邊國家在安全與發展問題上，慎重地採取自身的行動，同時要考慮到俄羅斯的利益。
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向新政策的過渡，並非一蹴而就。2014-2015年的烏克蘭危機，並沒有成為蘇聯復興的開端，雖然那時俄羅斯有這樣的軍事實力。當時莫斯科多次提過的“俄羅斯世界”概念，引發了這樣的擔憂——俄羅斯有意在周邊進行國際政治變革。但克里米亞的迴歸、對烏克蘭東部地區的同情，都僅僅是維護俄羅斯自身安全的措施，而不是建立新安全空間的鋪墊。
假如俄羅斯在2014年考慮的是烏克蘭民眾的未來，那麼可以通過軍事途徑，在幾周內解決基輔二月政變的問題。儘管俄羅斯現在仍與烏克蘭有着相當緊密的經濟和人文聯繫，但這些關係的結構功能，已經不再是支持共同的發展空間，而是為了現實利益。在烏克蘭問題上，如果莫斯科未來必須採取更堅決的行動，其目標也未必是利他的。
大約也就是在那時（烏克蘭危機之際），俄羅斯意識到，對其而言，中國對中亞的關注並不是大問題。那些在2014年期待莫斯科與北京在中亞地區發生碰撞和競爭的人，他們的根據是，繼續保持周邊地區與世界隔絕，依然是俄羅斯主要的政策手段。或許那時就值得考慮的是，對“一帶一路”倡議友好的回應，説明俄羅斯的行為邏輯悄然發生了變化。
俄羅斯對中國倡議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莫斯科在與西方關係嚴重惡化的背景下，要在中亞建立“和平之家”的意願。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俄羅斯很輕易地就對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想法表示歡迎。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七年裏中國沒能克服自身限制因素以及地區特點，沒有在那裏創造出足夠多的就業崗位。
2020年土耳其在外高加索地區力量平衡的變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周邊的衝突，是蘇聯解體以後最古老、規模較大的民族衝突。在土耳其新對外政策的語境之下，顯然其動機是使衝突的解決朝着有利於阿塞拜疆發展，這也使莫斯科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並使整體局勢的走向明朗化。此處新的國際環境對俄羅斯來説，相當舒適和有利，俄羅斯在卡拉巴赫地區駐紮了維和部隊。因此，在現今國際政治中，沒有一個政治家像埃爾多安那樣好地為俄羅斯的利益而服務。土耳其仍然是北約成員國（也是俄羅斯的近鄰），但被納入到俄羅斯權力政治的軌道上來了。
俄羅斯的這一系列決定讓人們看到，在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中，其關注的並不是鄰國本身，而是在更廣泛的全球背景下，評估鄰國問題對自身的威脅和機會。俄羅斯的鄰國因為實力有限，並且還受外部力量的影響，無法參與解決俄羅斯的外交任務。但白俄羅斯依然是俄方關注的焦點，因為其一旦從屬於北約和歐盟，將會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以及歐洲和平。
南高加索地區是一個廣泛的國際合作區域，哪些國家能夠參與進來，就看其對俄羅斯利益的態度。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只是因為羅馬尼亞在北約戰略計劃中的地位才具有一定意義，沒有自身的原因。中亞是與中國進行合作的地區，目的是要在那裏避免西方國家和激進伊斯蘭的存在。這兩項任務，就像是從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向俄羅斯輸出勞動力一樣，北京完全贊同。非常不確定的是歐亞經濟一體化的命運。歐亞經濟一體化未來最重要的功能，是不重蹈歐洲的覆轍（用經濟手段建立區域安全共同體），而是要通過技術合作來促進跨境貿易。
當然，前面已經提到的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在俄羅斯的優先地圖中佔有特別的地位，僅僅是因為這兩國從地理上看，緊鄰俄羅斯領土上的主要“權力中心”。但完成維護俄羅斯免受西方突然襲擊、保障俄羅斯歐洲部分與遠東地區自由交流的任務，不受莫斯科與這些空間內政治實體之間關係的限制。在極端的情況下，比如俄羅斯在軍事政治領域內採取最堅決的戰術行動，那麼其目的是快速實現和平，而不是為了引發大規模戰爭。
對於俄羅斯而言，關鍵的不是周邊國家政治制度的性質或者是與俄羅斯的關係模式，而是其實際行動。對此，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政治進程的參與者們心知肚明。在那裏的每一次政治動盪之後，新政府都會確認並善意表達對俄羅斯的優先關注。但同時，在新的情況下，俄羅斯未必會拒絕向一些吉國人士採取庇護或發展“特別關係”，一旦形勢發展對俄羅斯利益造成影響，莫斯科未必會保證不加以干涉。